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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15年工业增长速度问题将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1978年以来，我国工业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94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增长了5.038倍，平均每年递增11.89%，其中1990～1994年，平均每年递增18.6%。1978～1994年的16年，中国工业增长11.89%，其中速度达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时的水平。预计1996～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9%，2001～2010年平均每年增长7%，其中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1996～20-00年可以达到10%，2001～2010年可以达到8%。预计未来15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虽然低于1991～1995年的平均增长水平，但仍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其理由是：
第一，今后我国仍将能够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局面，从而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二，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我们找到了一条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发展道路，积累了驾驭和经济运行过程的经验，增强了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自觉性，减少了盲目性。
第三，我国正在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转变已经并将继续解放生产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经济潜力得到释放，并使经济更加具有活力。
第四，我国虽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目前仍处在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工业较快增长的过程，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投资品工业的增长。
第五，从总体上看，全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消费层次差异较大，特别是大多数农民的消费要达到小康水平，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消费需求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它将继续拉动工业的增长。
第六，80年代，我国的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2%左右，1991～1994年的积累率高达34%。高积累率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种高积累率在今后15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预计最低可以保持在30～32%的水平上。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积累模式由传统体制下单一的政府积累模式向政府—社会积累模式转换，出现了积累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扩大了积累基金的源泉。另一方面，随着金融资产多元化的形成及各类证券市场的发展，为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创造了市场条件。超过30%的高积累率将是实现我国工业快速增长的重要保证。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后15年我国经济仍将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增长速度问题不是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更突出的矛盾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和高效益的增长。
二、今后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必须放在提高工业增长质量上
所谓提高工业增长质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1）增长的过程具有可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而不是时续时断、大起大落；（2）必须是协调的增长，即工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相互协调，工业内部各个产业和环节之间相互协调，工业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相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相互协调；（3）工业增长的方式是以内涵性扩大再生产为主导，即主要通过加强对现有工业企业的改造，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来实现工业的快速增长；（4）既要保持较快的工业增长速度，又能避免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在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的情况下，物价上涨的幅度不超过6%；（5）工业的高速增长不以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恶化环境质量为代价，而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有限的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和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6）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人民都能从工业增长中普遍受益。从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看，工业的增长不会导致地区之间、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是促进逐步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过去16年，由于经济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我国工业增长质量有了一定的改善，主要表现在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水平、产品的品种和档次、出口产品结构等方面，逐年都有所改进。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同表现在：工业的增长主要靠以外延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来支撑；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严重，从而导致过度竞争、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生产能力的闲置；高速增长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攀升、相互拖欠问题加剧；技术进步缓慢，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低；在一些地区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部分城市和乡镇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要使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增长，顺利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转变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第一，提高工业增长质量是解决资源供求矛盾的唯一选择。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自然资源，从总量上考察是丰富的，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有些资源的供求矛盾已十分突出。例如耕地资源，1994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到2010年在耕地总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2亩。但是，1992年以来，许多地区盲目兴建开发区，大量圈占耕地。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我国开发区总数为1176个，1993年猛增到8000多个，总面积达1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1992年以前我国城市市区面积的总和。耕地面积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发展。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通过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兴办新的工业项目，追求工业的增长和发展，必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再如水资源，不仅是发展农业所必须的重要资源，也是发展工业和城市化所必须的重要资源。但我国是个水资源短缺而且分布严重不均的国家，在600多个城市中，水资源供给不足的有140多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大中城市有40多个。在华北和西北的一些省区，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严重缺水，使这些地区利用煤炭资源优势发展电力工业受到限制。水和土地是难以进口替代的资源，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必须走节水和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的道路。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价格体系和价格机制并不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而是通过行政定价的方式压低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使加工工业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体制抑制了基础产业的发展，助长了加工业的盲目发展和不重视节约能源原材料，加剧了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能源和其他矿产开采成本上升，以及价格体系的改革，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1994年与1985年相比，煤炭价格上涨了3倍，原油价格上涨了2.8倍，钢材价格上涨了3.6倍。在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加工工业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生产技术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因此难以消化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加工工业的生产成本相应大幅度上升，利润率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要摆脱这种困境，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不能指望大幅度提高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来转嫁投入品价格上升的损失，而应当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努力降低单位产品（产值）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
第二，提高工业增长质量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础。从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1988～1989年、1993～1994年两次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的局面，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导致总需求明显超过总供给；二是由于生产成本上升推动了物价上涨；三是由于结构失调，重要的基础产业的产品供给不足，价格上涨并引起连锁反应。80年代末，为了抑制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抑制社会总需求。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1988年下降8%，实际完成的工作量下降了25%。这一措施对抑制物价上涨起到了积极作用，1990年和1991年物价上涨率分别回落到2.1%和2.9%，但同时也出现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这两年我国国民生产值比上年分别只增长了4.4%和4.1%，工业增长率分别为5.1%和3.4%，又一次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局面。
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了新的高涨，1992～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达到13.6%、13.5%和11.8%。但由于基础产业的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工业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升，1993年和1994年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两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分别达到13.2%和22%。1993年6月，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实行了紧缩的金融政策，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生产资料供求矛盾明显缓解，但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的幅度仍然较高，1995年年初以来，一直在15～20%之间波动，说明实行两年多的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消除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
实践表明，单靠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在主要依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以及投入产出效益低下的情况下，紧缩往往导致滞胀和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当放松紧缩政策以后，又会出现新的一轮投资扩张冲动和物价上涨，如此循环往复。近年来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既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经营的效率问题。因此，要想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增长过程的大起大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各类投资主体切实关心投资效益，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者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而不是通过涨价转嫁成本上升的损失。
第三，提高工业增长质量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由于8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1980年的3.8倍，预计到1995年底，就可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但是要使12亿多中国人民到2000年普遍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任务还十分艰巨。
首先，我国目前还有8000万农民尚未摆脱贫困。要使他们脱贫，最主要的是依靠贫困地区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同时也需要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扶持贫困地区。政府对贫困地区扶持能力的大小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及其纳税能力。
其次，已经摆脱贫困的几亿农民，还必须继续提高收入水平，才能逐步达到小康。由于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接近国际市场价格，继续提高农产品价格将会导致城镇居民生活费用的大幅度上升和工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因此在现阶段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余地较小，而风险较大。要提高农民收入，也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道路，一是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二是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效农业；三是控制由工业提供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经营成本和价格，减轻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提高农民从事种植业的收益。
今后五年，城镇居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重点需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减少企业亏损，使这一部分企业职工的收入逐步增加，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对严重亏损而破产的企业职工实行社会失业救济只是事后的补救措施，最根本的出路是要通过市场竞争的压力，促使大多数企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减少和避免亏损。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是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城镇住宅建设的竣工面积约20000万平方米，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近3000亿元，但城镇居民住宅的供求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在住房分配制度尚未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城镇住宅建设投资的主要渠道是各级政府的财政和企业的职工福利基金。无论是财政拨款还是企业自筹，都取决于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即利润和税收状况。因此，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财政增收、企业积累能力增强的基础，也是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前提。
第四，提高工业增长质量是防治工业污染、改善环境的迫切要求。首先应当肯定，在80年代以来工业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环境质量相对稳定，而没有出现明显恶化。1993年与1981年相比，工业废水排放量下降了3.5%，工业废水中重金属排放量下降73.3%，工业粉尘排放量下降59.5%；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废水排放量下降55.8%，废气排放量下降52.6%，废渣产生量下降41.4%。这说明我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处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由于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生产技术水平和工业结构又相对落后，工业污染的总量还没有明显下降，工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环境质量也还没有显著的改善。1993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355.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占62%，但工业废水未达到排放标准的占45%；根据环保部门对500多个城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降尘等四项污染物的监测，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只有很少数的城市。城市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也比较严重，全国约有30%的职工在有噪声污染的环境中工作。另外，由于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使一些有污染的工业向农村扩散，使一部分地区的农村生态环境恶化。据有关专家估算，1991～1995年，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350亿元。因此，环境问题成为今后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去追求工业的高速增长。
第五，提高工业增长质量，是增强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依靠大量的投入来获得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阶段，实行了一种别无选择的赶超战略。目前，中国多数工业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工业经济的总体实力显著增强。1994年中国原煤产量为12亿吨，水泥产量4.2亿吨，布211.25亿米，电视机3283.3万台，均居世界第一位；钢产量9-261万吨，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2位；发电量9281亿千瓦小时，也上升到世界第2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5位。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工业产品占有量仍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多数工业产品产量还需要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突出的是表现在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产品档次和生产效率上的差距。在国际贸易中，中国进出口的基本特征是以数量对质量，即以大量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附加价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相交换。在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最新统计资料表明，1994年我国排名前500家大型工业企业销售总额为12986.1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564.6亿美元，还低于日本几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年销售额。这表明我国目前大型企业的生产规模仍然偏小，同时也表明这些大型企业产品大多是一些附加价值低的产品。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居世界第2位的钢铁生产大国，但钢铁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10大钢铁企业人均钢产量仅40吨，相当于国外9大钢铁公司年人均钢产量的十分之一，相当于新日铁公司人均钢产量的十七分之一。再如机械工业，中国的机床产量居世界第1位，但中低档产品的占90%，高档的精密、高效和数控机床产品所占的比重不到10%；1991年以来高档数控机床和锻压机床进口的数量和金额超过了国产数控机床的产量和产值，两者的比例约为6:4。1992年中国机械产品进口额为27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机械产品销售额的45%。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只要具有比较优势，例如资源禀赋条件好，有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分工与交换的过程中就能够获益。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作用则逐步减弱，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产业组织方式和科学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水平。如前所述，中国并不具有资源优势，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正在发生变化。由于中国种植业不具有规模经营的优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供给不足，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使工业部门职工的必要劳动费用—工资也相应上升，增加了工业成本，再加上企业冗员多，劳动生产率低，从而抵消了劳动力工资水平低的优势。例如，中国大型钢铁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只相当日本钢铁公司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但由于中国钢铁工业实物劳动生产率低，吨钢工资成本则相当于新日铁公司吨钢工资成本的68%。
上述情况说明，提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应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而应转向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改进产业组织结构，提高生产效率。
三、提高工业增长质量的途径
提高工业增长质量，也可以说是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实际上在80年代初就曾提过类似的方针，但一直未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工业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是：
（1）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造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微观经济主体及其运行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企业，特别是使国有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改革和完善宏观管理与宏观调控职能，特别是进一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要调动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的积极性，又要克服各个地区盲目攀比工业增长速度、追求数量扩张的弊端。
（3）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投资决策和运作机制，无论是政府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投资，还是企业进行盈利性投资，都必须硬化约束机制，出资者、决策者、资本经营者都应承担经济责任和投资风险。
（4）重建信用基础，严肃信用法制，改变目前许多企业滥用他人资金、借债不还、赖帐有恃无恐，银行也无可奈何和无动于衷的局面，增强资金运行的安全性，提高资金利用效益。
（5）产业政策必须突出重点，并有相配套的经济手段。政府投资的重点一是补充市场不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产品；二是扶持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既要提出行业和重要产品的起始规模标准，对达不到起始规模标准的投资项目进行限制，更主要的是依靠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淘汰落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
（6）解决好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途径。首先必须形成企业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机制；其次是选择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方式，科技开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主要不是依靠技术市场以及科技人员“下海”，而应当主要依靠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建立技术开发中心，聚集科技人才，依托企业的试制和生产手段实现科技开发与生产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