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与《长生殿》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生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5)05-0047-07 清代是一个寒士诗大盛的时代，明遗民诗毋庸论，即查慎行、黄景仁诸大家，即足以改变“朝”、“野”诗坛盟权转移的格局。慎行生前身后牵入三场狱案：《长生殿》案、查嗣庭案、《忆鸣诗集》案。此外，他还亲睹族伯查继佐受牵连的明史案、好友姜宸英受累瘐毙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科场案。虽说顺、康、雍、乾四朝狱案酷密，但慎行牵入三案，自非偶然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尝试就慎行所涉三案分撰《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查慎行与查嗣庭案》《查慎行与〈长生殿〉案》三文。未尽刊出，即见张兵、张毓洲《清代案狱与查慎行的心路历程》一文，[1](P56-63)多有发明。今《查慎行与〈长生殿〉案》仍其旧题，汰其重复，略述不同之见，冀庶几有助于《长生殿》案的发覆与康熙朝士人心态及诗歌风气的探讨。 一、查慎行并非《长生殿》案的小角色 康熙二十八年(1689)，《长生殿》案发。其严酷性相较明史案、查嗣庭案，自是微不足道，但对查慎行人生的影响则不下于二者。《长生殿》案的一些基本史实，学界已有所揭示，然仍存在不少有待澄清之处。兹仅就与慎行相关的几个问题略作辨析。 (一)关于“同被吏议” 周劭先生《敬业堂诗集·前言》谈及查慎行与《长生殿》案说： 翌年，再度入都，就遭到了《长生殿》国丧演剧一案的牵连。据说原来被参奏预会的名单中并未列入慎行名字，而是洪昇因同舍生关系口供扳及的，因此同遭革斥，所以在《敬业堂诗集》中也找不到他和洪昇唱和往来的痕迹。当时朋党之风甚炽，有所谓南党、北党之争，《长生殿》一案，即是两党倾轧的产物。所谓北党的领袖，便是明珠和余国柱等人，南党则是徐乾学和高士奇等人。按理说慎行即在满族北党领袖明珠家里处馆，应该说是依附北党了；但是他和南党领袖徐乾学、高士奇辈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2](P5-6) 认为《长生殿》案与当时南党、北党之争关联密切，慎行牵入案事恐亦然，而从其交游来看又颇多矛盾之处。周氏的困惑并非没有来历。所谓《长生殿》案必与党争有关，大抵沿袭章培恒先生《洪昇年谱》的说法。此说流行数十年，少有质疑者。今人陈汝洁在《从〈康熙起居注〉看“〈长生殿〉案件”》中提出案事起因是黄六鸿挟嫌报复赵执信，与南北党争关系不大。张中宇先生撰《“〈长生殿〉案件”新论》一文，更为详细地探究案事的原委和实质，指出此案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赵执信，不必深求高士奇、徐乾学等人，案件中受处分的官员只有赵执信一人，康熙帝的处理态度是从轻从宽的。[3](P59-63)诸如此类辩说无疑更合于历史真实。 《长生殿》案基本史实已明，问题是学者谈说此案仍常陷于一种逻辑，即据官职身份重其显者而疏其微者，由此不免轻视查慎行这类国子生身份的“小人物”，造成对案事认识的一些局限。 查慎行《送赵秋谷宫坊罢官归益都四首》自注云：“时秋谷与余同被吏议。”[4](P287)查为仁以查氏后进从慎行游，《莲坡诗话》亦载： 洪昉思以诗名长安，交游燕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无不心折。作《长生殿传奇》，尽删太真秽事，深得风人之旨。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好事者借事生风，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诸君皆挂吏议。此康熙己巳秋事也。[5](P505) 清人戴璐曾亲见黄六鸿原奏，其中无慎行之名。《藤阴杂记》卷二云： 赵秋谷(执信)去官，查他山(慎行)被议，人皆知于国忌日同观洪昉思(昇)新填《长生殿》。……近于吏科见黄六鸿原奏，尚有侍读学士朱典、侍讲李澄中、台湾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无查名，不知何以牵及。[6](P22) 关于戴璐所疑，章培恒先生推测说洪昇下狱所供，大抵可信。国子生陈奕培同时受累，其弟陈奕禧《得子厚兄京师近闻志感》自注谓奕培等人“不列弹章，为昉思所供，故同时被斥焉”。尽管黄六鸿奏章非针对洪昇、查慎行、陈奕培，但吏议定罪重在惩治赵执信与洪、查、陈诸子。毛奇龄《长生殿院本序》因云：“言官谓遏密读曲，大不敬。赖圣明宽之，第褫其四门之员，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诸官则从此有罢去者。”[7](P526)“四门之员”即慎行等国子生。所以，不应轻视“同被吏议”，片面强调《长生殿》案是针对赵执信的一场案事。换言之，案事始则由黄六鸿报复赵执信，而具体内容远大于此。 (二)关于“南查北赵” 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四《赵秋谷事》云： 黄给事本以知县行取，其政迹必有可观。初白当被议时，不过一监生，竹垞集中称查上舍，可见不大为所属目，故其后仍得改名应举，入为词臣也。[8](P33) 意谓慎行其时身份不过一国子生，声闻远逊于赵执信，黄六鸿未必放在眼里。此说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笔者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以贵贱度人轻重的误解。案发时慎行声名确不如执信，但也相差不远。慎行出身于浙西著名的查氏文学世家，早年师事查继佐、陆嘉淑、范骧、黄宗羲诸遗民大家，工诗词。范骧将慎行、嗣瑮兄弟比于“二苏”，黄宗羲也说“以夏重之明敏，再加以沉笃数年之功，莫之与京也”(《送查夏重游燕京序》)[9](P567)。康熙十八年(1679)，慎行入杨雍建贵州巡抚幕府，深得器重。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游学国子监，与洪昇、赵执信并列名王士禛门下。士慎《慎旃集序》赞其黄叔度一流人物，诗歌“滂葩奡兀，奔发卓荦，蛟龙翔而虎凤跃，今之诗人或未之能先也”[10](P1753)。慎行中表兄朱彝尊及朝内大臣朱之弼皆为之延誉。康熙二十五年(1686)冬，大学士明珠延聘为西席，接替已亡的吴兆骞教授其子揆叙。执信来访定交即在此际，慎行《赵秋谷编修见示并门集，辄题其后》云：“余时怀一刺，欲往还趦趄。从来负盛名，相见长恐虚。何期就馆舍，先枉君子舆。”[11](P211)去岁执信以翰林编修充山西乡试正考官，有《并门集》，至此持赠。执信科场早达，才华轶群，性喜自负，但观其主动来定交，即可知非出于偶然。 人品、才华、学问是衡量士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竿。离开这一尺度而斤斤于显晦穷达，往往失其度矣。慎行当时身份不过一青年寒士，但在京师文坛已属新锐，一时名士如王又旦、王源、姜宸英、刘中柱、乔莱、颜文敏、顾贞观等数十人乐与交游唱和。周寿昌臆测黄六鸿未必将慎行放在眼里，事实恐不然。查、赵名入“国朝六家”。“国朝六家”得名于清人刘执玉《国朝六家诗钞》。然“南查北赵”相齐名却非刘执玉的发明。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长生殿传奇》说“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12](P224)，查为仁《莲坡诗话》并列查、赵，非无凭据。 (三)关于“酒徒作计” 《长生殿》案的罪状不复杂，即国恤间“观剧饮酒”。《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十日”条载： 吏部题覆，给事中黄六鸿所参赞善赵执信、候补知府翁世庸等，值皇后之丧未满百日，即在候选县丞洪昇寓所，与书办同席观剧饮酒，大玷官箴，俱应革职。其所参候补侍讲学士朱典常斗马吊，并无实据，应毋庸议。[13](P1906) 黄六鸿字子正，新昌人。顺治八年举人，官礼科给事中，改工科。著有《福惠全书》三十二卷。尽管罪状不算复杂，但黄六鸿报复赵执信的具体原因仍有未明。张士宇先生据阮葵生《茶余客话》“时方与同馆为马吊之戏，适家人持黄刺至，秋谷戏曰：‘土物拜登，大稿璧谢。’家人不悟，遂书简以复”，推测黄六鸿弹章连及马吊，“确有挟嫌报复的动机”[14](P63)。“土物拜登，大稿璧谢”故事载记甚多，又见于《两般秋雨庵随笔》《藤阴杂记》《浪迹续谈》，虽也能解释执信因傲睨时辈招祸，然毕竟出于传闻，难称坚实的凭据。邓之诚怀疑“璧谢之说”。章培恒先生亦谓传闻之辞不足信，而推证案事与“南北党争”有关。张中宇先生倾向于肯定“璧谢之说”或真，论定案事为“意气之争”。章说求之过深而悖于史实，张说是否确然无疑?笔者略有不同之见，这里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以作补充。 慎行《送赵秋谷宫坊罢官归益都四首》其一云：“竿木逢场一笑成，酒徒作计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见，摇手休呼旧姓名。”其四“欲逃世网无多语，莫遣诗名万口传”二句自注：“秋谷赠余诗，有‘与君南北马牛风，一笑同逃世网中’之句。”[15](P287-288)查为仁《莲坡诗话》载查、赵“同被吏议”，引此论之。“竿木”本百戏家道具，慎行又取以名集，《竿木集》自题云： 饮酒得罪，古亦有之。好事生风，旁加指斥，其击而去之者，意虽不在苏子美，而子美亦能免焉。禅家有云，竿木随身，逢场作戏。聊用自解云尔，非以解客嘲也。[16](P287) “饮酒得罪”，指黄六鸿攻击“观剧饮酒”。细味慎行诗句，已含蓄指出案发的具体背景原因。康熙初京师诗坛酒会日兴，主盟者为龚鼎孳、魏裔介等人，王士禛、汪琬、梁熙、刘体仁为重要人物。至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诗酒雅会臻盛。其时文坛也进入新老更替阶段，新生代士人崛起，大都恃才傲物，名士风气甚浓，“南查北赵”堪为表率。他们欲为“荆高酒徒”，放歌纵酒，裁量品度，颇不拘于礼法。风气既成，士大夫乐与其事，不能入者或持怨望。《长生殿》案发生在这一历史语境中，“酒徒作计太憨生”、“莫遣诗名万口传”正说明赵、黄过节由“名士”、“诗酒”而起。执信后来诗中曾用“黄犬”暗斥黄六鸿，其实慎行先已隐用“黄犬”骂之，此即“荆高市上重相见”寓含之意。 黄六鸿作为言官确有纠察士风之责，攻击赵执信等人“观剧饮酒”、朱典等人“常斗马吊”，盖这两种风气一雅一俗，皆为名流所好。查为仁《莲坡诗话》云：“朱垞赠洪诗云：‘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亦实录也。”[17](P505)朱彝尊用“偶然”一词评说案事，大抵可信。不过偶然中也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康熙间京师新旧、满汉官僚排挤争斗，官场风气不正，故慎行诗云“风波人海知多少”、“欲逃世网无多语”。 基于此，我们认为探讨《长生殿》案史实，不必深文求于南北党争，亦不必简化为纯粹的个人意气之争。案发与京师名士放纵习气密不可分，黄六鸿弹劾主要对象是赵执信、朱典等官员，而吏议惩治“士风”，查慎行、洪昇、陈奕培等人同时遭黜。四门之员亦非“小角色”，以官位贵贱衡量人物轻重容易造成误解，实不可取。 二、《长生殿》案与查慎行科举心态 历来学者认为在《长生殿》案中，查慎行受到的冲击与赵执信、洪昇相比要小得多。如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六《长生殿》：“后查以改名登第，而赵竟废置终身矣。”[18](P356)戴璐《藤阴杂记》卷二：“昉思颠蹶终身，他山改名应举，秋谷一蹶不振。”[19](P22)这其实也不免于误解。慎行无官可罢，但内心的动荡不下于执信。康熙二十八年十月送别执信罢归后，展拜朱之弼墓，《初冬拜朱大司空墓感赋》云：“余生削迹谁知己，往事伤心我负公。肯信九原还有路，人间何处不途穷。”[20](P288)慎行曾深得朱之弼爱重，为花庄座上贵客，至此回首高会，不禁恸哭“途穷”。随后他一度谢绝诗会，偶有小集赋诗，多借萧冷之笔传写凄凉之情。其与洪昇的关系也变得很糟。由于地域的关联，洪昇与海宁朱尔迈、汤右曾、陈六谦交往密迩。康熙诗坛，浙西与山左诗人为盛。浙西诗人活跃于京华，以朱彝尊为中心，查慎行、嗣瑮、查昇、龚翔麟、汤右曾等人为后进，此唱彼和，声势壮观。洪昇也是其中的一员，共同参与诗酒之会。案发后，查、洪绝交，慎行诗集尽删洪昇之名，洪昇亦颇自负，集中削尽交往之迹。 探寻慎行悲痛自悔之因，我们不得不强调“四门之员”之于慎行的意义。他未尝进学，国子生身份靠援例捐纳而来。自清中叶以来，学界误传慎行曾补诸生，迄今为学者沿用，未见提出疑异者。慎行未进学之事与其士人心态、文学创作及《长生殿》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此亦稍作辩说。 《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文苑传二》： 方为诸生，游览牂牁、夜郎，以及齐鲁、燕赵、梁宋，过洞庭，涉彭蠡，登匡庐峰，访武夷九曲之胜，所得一托于吟咏，故篇什最富。[21](P5810) 这段文字采自清人李元度《查初白先生事略》：“少受诗法于钱田间，为诸生，从黔抚杨公雍建出入牂牁、夜郎，及齐鲁、燕赵、梁宋间，又尝渡彭蠡，过洞庭，登匡庐五老峰，探武夷九曲，寻无诸尉佗遗迹，其诗益富而奇。”[22](P10)所谓慎行“少受诗法于钱田间”乃误说，此不待辩，“为诸生”之说也有其来源。前此郑方坤已有类似说法，《敬业堂诗钞小传》云：“少日为诸生，即杖策从军。”[23](P325-328) 慎行“为诸生”说是否可信?慎行外曾孙陈敬璋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仅述及康熙十年(1671)慎行初应童子试，受知于杭州知府嵇宗孟，以母疾“遂辍笔砚，专心侍奉”[24](P15)。检慎行与友人赠答唱和诗文千余篇，未见“秀才”、“茂才”、“文学”一类可辨明其进学的称呼。雍正五年(1727)八月慎行卒于家，子克念持行状乞铭于父挚方苞。方苞惧于查嗣庭案，未即应诺，直到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始应查昇外孙沈廷芳之请撰志铭，命家人检故状不可得，而就所知为《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方苞所载大抵无误，中无“为诸生”之事。全祖望初应乡举，曾拜访慎行，应沈廷芳之请撰《翰林院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并只字不提“为诸生”。康熙《海宁县志》、道光《海宁州志》亦未见慎行进学载记。乾隆《海宁县志》卷八《选举志上》载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查慎行，监，《诗》，顺天中式，癸未进士”[25](P1042)。未详注是选拔入监，还是援例纳捐，故难作为慎行进学的凭据。 慎行入监为不争的事实，我们只需厘清是贡监、还是例监，即可知是否进学。三藩兵兴，清廷开例捐纳。康熙十八年，慎行入杨雍建幕府，三年未归。黔中家书尺牍，今传《敬业堂文集》一篇未存。清人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卷二收录《查嗣琏行书二通》为集外佚文，据笔者考证，皆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作于贵州。前书云： 辱谕援例二生。黔例已于去冬停止，目下藩司汇册已成，概不收纳，惟竢镇远府册报到日，即当达部。来教乃出后时，不能奉行矣，奈何，奈何!即右朝见托加纳事，亦坐是无可复商，近亦寄书报之。执事试问之子颖、豹臣两公，知愚言之不谬耳。[26](P814) 所寄乡友姓字未详。王世琦字子颖，康熙十一年举人。祝翼恒字豹臣，祝渊次子，康熙十七年举人。王右朝为世琦弟，卒于康熙二十一年重阳日。三人俱慎行同邑好友。慎行作书起由是乡友托为料理贵州纳捐。康熙二十年，清廷以收复云南，停止开捐。故尺牍提及黔例已停。后书寄三弟嗣庭，末云：“所托纳盟三姓，因来人到迟，贵州事例已停，不及代为料理。有来问者，可以此复之。”[27](P815)盖嗣庭家书亦代为恳托。康熙二十一年九月，慎行返里，明年未参加科试，当因已在贵州援例。十月入族伯查培继江西幕府。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闻部审已毕，三月急从江西归，四月即北上。 综上所考，慎行未尝进学，入监属援例捐纳。方苞、全祖望熟知这段故事，故不载曾为诸生，道光《海宁州志》亦不误。郑方坤、李元度等人臆测慎行必曾进学，杜撰出“为诸生”之事，《清史列传》承讹袭谬，后世多误信之。 关于慎行未能进学的原因，亦略述之。顺治二年(1645)，慎行祖大纬、父崧继参加鲁监国抗清斗争，翌年江上兵败归里，俱以遗民终。崧继为慎行立不事科举干禄的家训，直到慎行十九岁，始有所改变，允许稍习帖括而不以之为业。慎行《东亭、查浦两弟七十寿序》忆云：“稍长，同受业于慈溪叶伯寅师。已而同赴场屋，屡见斥于有司。”[28](卷中P22)童试屡不中，其制举文字究竟如何?康熙十八年春，黄百家在《送查夏重游燕京序》中谈到： 夏重少时制举文已超越时辈，既弃而学诗，直逼遗山缶鸣之阃。数年来，更思务为实学，闭门扫轨，兀坐一编城市中，或至数月不出。[29](P567) 这则文字提供了两则重要信息：一是慎行习制艺虽晚，但很快超越时辈。二是未骛神于场屋，兴趣仍在诗歌、学问。制举文超越时辈，却屡试不中，其中玄机还在“超越”二字上，盖不拘于场屋程式，遂屡见斥。在父辈影响下，慎行早年不以科举为意，[30](P138-143)沉耽诗歌，流连酒会，喜好经史之学。后以生计所迫，且不甘老死户牖，始从军幕府，寄弟嗣庭家书说“功名一途，正当读书俟命，时至事起，徐相机宜”，“急而强为之，徒费心力”(《查嗣琏行书二通》其二)[31](P814-815)。康熙二十三年急入都门，盖以为“时至”矣。 从不事科举干禄到援例捐纳，慎行心态已变。他的国子生资格来之不易，大抵消耗了三年幕府所得养家之资。黜国子生，不仅彻底破碎了科场梦，而且还将他打回未曾进学的原地，至此退不能承父祖遗民之志，进不能仕效新朝，沦落已甚。观剧风波后，京师有诗咏其事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32](P357)执信“断送功名”固不待言，慎行受到的冲击亦自不小。 康熙三十二年(1693)，朝廷不复深究前事。处于逆境中的慎行再次入都，改嗣琏之名为“慎行”，应顺天乡试。抵京即闻朝议有国学生回本籍乡试的说法，抑郁不乐。友人唐孙华《赠夏重》劝慰云：“名士今几人，世方以为戒。良玉溷武夫，嘉禾杂粃稗”，“如君得数人，制科诚一快。吏议闻逐客，斯举亦已隘。”[33](P111)慎行《次韵答实君》云：“似闻逐客议，枨触动机械。世或指鹰鹯，吾其避蜂虿”，“劳筋应自息，倦羽非人铩。得丧心已空，须弥堪纳芥。”[34](P455)愤然表白若令回原籍，即放弃以示抗议。“逐客议”未果行，得留京师。对于犹存名心一念，不能自拔，他亦自觉滑稽可笑。《送唐实君游江西》云：“我留辇下大可笑，妄觊微名上乡贡。初闻逐客姑逡巡，旋悔为儒被嘲弄。吹竽鼓瑟两难强，贯虱屠龙等无用。”[35](P465-466)综观慎行一生，从无意举业到捐纳入监，出入科场，屡踬屡战，频失故步。他以“竿木随身，逢场作戏”解嘲“酒徒作计”的人生，这何尝不是其科举心态的写照。论者或据慎行复入科场论较“南查北赵”人格高下，恐未尽当。 三、《长生殿》案与查慎行江湖寒士之调 《长生殿》案重塑了慎行的人生与心态，并对其江湖寒士之诗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慎行承其家学，早工于诗，所作沿袭遗民之调，以沉雄为胜。出游黔中幕府，效法杜甫，以诗为史，复多清奇之致。黄宗羲《绿萝庵诗序》评价说：“查夏重自黔返，吐词清拔。”[36](P95)入都后沾染京师诗坛习气，跌宕放歌，斗韵争奇。“我从雾谷拟潜形”，突如其来的观剧风波将他推向江湖之路，也促成了一代江湖寒士诗的成熟。 其一，抒写“途穷”之悲，诗境趋于苍凉寒瘦。如《奉送玉峰尚书徐公南归五十韵》所云：“饥朔行自嘲，寒郊语尤硬。”[37](P295) 慎行每用苍寒之笔抒写江湖野逸、寒士酸辛、时代不平。《疁城孙恺似编修欲行善于其乡，竟遭吏议，今方罢官，就讯吴中，相遇感愤成诗》云：“苍狗如云极可哀，危机翻自诏恩来”，“乾坤直似蜗庐窄，怀抱除非醉始开。”[38](P358)不仅为友人鸣不平，亦是自我心声的流露。韩愈《送孟东野诗序》说“物不平则鸣”。慎行自编其诗为《秋鸣集》，题云：“余非善鸣者也，特假虫之鸣以自文其诗，若云其志弛以肆，则吾岂敢?”[39](P493)自入中年，他意绪凄凉，诗笔入幽冷清隽之境，用语亦近孟郊，下字多用“冷”、“残”、“幽”、“凉”、“清”、“惊”、“恨”、“悔”、“怆”、“损”、“贫”、“寒”、“空”、“饥”。虽非雕章琢句之流，但这些寒士诗人的偏嗜还是反映了他的心迹。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游中州道中所作《上谷城南旅宿见可亭侄题壁》大有郊岛之气，诗云：“客路逢连雨，秋原洗郁蒸。人投曾宿店，鼠瞰未吹灯。一榻夜凉入，二更残月升。忽看题壁在，为尔扫秋蝇。”[40](P551)又如《晚渡滹沱》：“凉风萧萧响白荻，老鹳衔鱼作人立。小船争渡晚尤喧，浊浪兼泥秋更急。”[41](P552)王士禛神韵派以清雅之音点缀“盛世”，爱用清冷字眼，以取其清韵。慎行不然，清冷字句以写照康熙朝寒士心迹，燕赵、中州山水古迹遂蒙上一层幽冷荒寒之色。 其二，性情移易，格调由激宕趋于低沉。据黄宗羲《查逸远墓志铭》，慎行父崧继慷慨有侠士风。[42](P366-368)慎行初亦非牵拘胆懦之辈，但观他在三藩之乱中从军幕府即可觇知。迨入都门，俨然一“荆高酒徒”。被议后痛悔，欲“慎言慎行”，尽管名士狂放习气未尽翦除，性情还是发生了显著的改易。唐孙华目睹其变，《赠夏重》云：“君性本冲和，三缄夙自诫。”[43](P112)慎行诗亦因之，由放纵跌宕转入低沉回曲，偶有狂歌，亦异于昔日张扬之态。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客寓京华，《方拱枢、徐学人招集竹林僧房，用昌黎短檠歌韵，各赋一首》：“我今已是无家客，芒鞋一只轻策策”，“长安龌龊胡可居，直恋知交未能弃。”[44](P740)用韩愈诗韵，取不平则鸣之意，略具纵恣之态。随后所作《吴西斋农部次前韵见贻，结语云有才如此长沦弃，再叠韵答之》：“感君置我卢杨间，世与君平方互弃。”[45](P741)《三叠前韵酬刘若千侍御》：“眼中衮衮见诸公，不碍江湖有沦弃。”[46](P471)《四叠前韵答钱亮功》：“铁枪半段试相当，我用何妨时所弃。”[47](P742)以“弃”字为韵，抒写寒士失路之悲，可谓低沉幽回。 其三，江湖载酒，体写野逸之性。观剧风波后十余年间，慎行漫游江湖，踪迹远至九江、中州、闽中等地，行程逾数万里。萍浮江海养成其“山野之性”。《三月十七夜与恒斋月下论诗》：“我挟山野性，寻君到衙斋。”[48](P387)《宋中丞牧仲自江西移抚江苏，邀余入幕，投诗辞之》：“敢谓山林便野性，倦飞无分借秋风。”[49](P403)“山野之性”又结成其江湖寒士诗的神理。《敝裘集》之诗可为例。康熙三十三年(1694)冬第四次北游京师，《敝裘集》自题云：“一羊裘已十五年，裘则敝矣，而行役尚不知止，可叹也。”[50](P508)《敝裘二首》其一云： 中道谁能便弃捐，蒙茸虽敝省装绵。曾随南北东西路，独结冰霜雨雪缘。布褐不妨为替代，绨袍何取受哀怜。敢援齐相狐裘例，尚可随身十五年。[51](P508-509) 从康熙十八年辞乡游幕至今已十五年，慎行自嘲“敢援齐相狐裘例，尚可随身十五年”，这也就是说已做好终老江湖的打算。既为世“弃捐”，除保持遗世独立外，又能如何?这是慎行的痛苦，也是自我清醒。《敝裘二首》流传一时，揆叙、姜宸英、唐孙华、惠周惕皆有和诗。慎行对漂泊江湖、因人远游也有自释：“诗从炼后锋芒出，正要旁人摘小疵。”(《立春日同恺功侍讲作，即用敝裘二首韵》)[52](P518)在他看来，若无江湖载酒万里路，就没有一卷新诗冰雪气，故飘零南北，每珍重所作，精心编排成集。慎行的江湖行吟正体现了康熙朝寒士诗人微妙的心理与性气。 “偶然鸿爪留还去”(《再叠前韵示恺功》其一)[53](P518)，慎行化用苏轼“到处鸿爪一留泥”，表白江湖诗人独特的心迹。《长生殿》风波将他推向江湖，养成“山野之性”。其江湖行吟抒写心迹，出语清新，峻寒为骨，充满野逸之气，绝去肥饫富贵之态，自具一格。清人沈寿榕《检诸家诗集，信笔各题短句一首》其九云：“吾乡初白庵诗稿，独写心言字字真。刊尽皮毛清到骨，寒潭秋月总无尘。”[54](P333)可谓有得之言，解得慎行诗三昧。 综上，《长生殿》案起于黄六鸿攻击赵执信等官员，但四门之员查慎行、洪昇、陈奕培同遭“吏议”，已决定这场案事非专对赵执信而发。将其比连于“南北党争”，属深文罗纳而悖于史实；将其归于纯粹的“个人意气之争”，揭示出事件的偶然性，但不免将问题简单化。《长生殿》案与康熙中叶士风关联密切。慎行受案事牵累，科举人生、诗歌创作都发生明显的变化。“诗社幸见收，名场应见斥。鱼熊古难兼，较若辨黑白。”(《偕荆州兄过一茎庵，饮香林亭下，次韵四首》其四)[55](P736)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慎行更愿留住诗人之名。作为康熙朝江湖寒士诗第一家，其诗自成一体，迥别于神韵诗，也异于明遗民诗。清初一大批浙西诗人江湖载酒，同调相和，奠定了清代浙诗的基调。从这一意义上说，慎行不愧继黄宗羲、朱彝尊之后一代浙诗风气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