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学说”对“人本学”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人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7－0010－07
学术界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界定中，有一种观点相当流行，即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思想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强烈影响，异化劳动学说打上了抽象人本主义深刻的烙印，表明这时马克思的思想还处于“费尔巴哈阶段”。如果回到《手稿》的具体文本中，按照马克思撰写的顺序认真研读，进而结合相关文献梳理和分析他完整的思路、方式和逻辑，就会知道，异化劳动学说不仅蕴涵着而且实现了对抽象“人本学”的超越。本文根据这一文本次第展开的内容，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异化劳动学说”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
费尔巴哈“人本学”在实现了由过去将人的本质交由“神（上帝）”或“观念”来规定向从“自然”中寻求说明的转变后，并没有继续往前走，而是抽象地把“人”作为一种自然演化的存在物，以此来统摄和规约古今中外的所有人。然而《手稿》中所讨论的人，却不是超历史、超社会的人，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
《手稿》中的笔记本Ⅰ分了三个栏目，标题分别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三种收入形式。通过对它们的剖析和比较，马克思揭示了这三种收入形式的所有者，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境遇和现实生存状况。这已经完全超出了费尔巴哈所关注的视界。
首先看以工资为其收入形式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不是人，而是商品。工人首要的属性就是他们的商品属性，他们作为商品的存在“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① 也就是说，工人存在的理由只能是被资本家购买去从事其他商品的生产。这时，一方面，社会生产由于工人的劳动而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工人由于“幸运”地获得了劳动的机会，凭着劳动所得的工资，他也就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否则，找不到买主的那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饿死。
生存着的工人的收入形式是工资，那么，怎么界定它的额度呢？“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②，即斯密所说的与“普通人” （simple man）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收入③。工资的社会职能就在于，“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而“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④ 就是说，工资所能带给工人的只有绝对的贫困。
马克思特别分三种情形具体分析了工人的生活境况。（1）当社会处在衰落状态时，工人遭受特别沉重的压迫，其痛苦必然是社会中最大的。（2）在社会财富增长的状态时，工人的贫困则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财富的增长即意味着国家的资本和收入增加，这时可能出现的情形：一是工人工资相应提高，这种情况下工人为了多挣几个钱而自动延长劳动时间，劳动的过度使其寿命缩短；二是资本家增加投资，在生产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机器，使得工人日益依赖于机器，进行着极其片面的劳动，最终自己也沦为机器；三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一部分先前的小资本家会因竞争而破产从而沦为工人阶级，致使作为商品的工人供过于求，因此，必然有一部分沦为乞丐或陷入饿死的境地。（3）社会财富达到顶点即完满状态时，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因为那时工资和资本利息都会很低，社会对工人的需求减缩，竞争难免，工人只能在贫苦中勉强维持生命。
其次分析追求“资本的利润”的资本家。马克思把“资本”看做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认为资本家利用资本来行使这种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家本身生存状况的展现过程。
通常把资本与资金联系起来看待，但两者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只有当资本家手中的资金能够给他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能称之为资本。因此，资本家的使命就是一定要让他手中的资本按照与此资本相当的比例获取利润。这个利润的大小仅仅取决于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而与资本家所付出的监督和管理的劳动没有关系，哪怕有时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为零也是如此。
必须看到，确定资本的利润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通常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而且与资本家所经营的商品的价格、同行竞争的多少、顾客的实际需要以及商品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各种损耗都有关系。因此，资本家会尽可能保住最低利率，而尽力获取最高的利润率。比如，在投入一定资金的情况下，不付地租，同时把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通过利用商业秘密、制造业秘密、限定生产的特殊地点和垄断等手段，“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把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⑤
这样，资本的使命决定了资本家的使命：
一方面，资本家会无视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利益，欺骗和压迫公众。由于受利率的驱使，资本家在考虑把资金投入哪个部门的时候，就从来不会考虑“资本的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多少价值”，而且，诚如斯密所说，“利润率很自然地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走向没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绝不会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质量普遍低了，伪造、假冒，无毒不有。”⑥
另一方面，资本以竞争的方式积聚在大资本家手里，中小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或者陷于破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利润总是同资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大资本要比小资本积累得快；另一方面，产品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市场价格的降低，同时工资提高、利润下降，以至于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资本家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实业或商业，在为占领市场而进行的激烈的竞争中，大资本家由于可以贱买也贱卖而不亏损、可以用大量的资本来补偿较少的利润、甚至可以容忍暂时的亏损而最终把小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在自己手里，小资本家则完全被压垮。
马克思还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资本家阶级内部不同的生存状况。小资本家由于竞争很可能破产而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从而开始和工人一样的奴隶生活；而在竞争中由于掌握大量的资本占尽积累优势的大资本家，则成了“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他的生命就是资本，产品是一切”，而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在他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从而他自己作为人，也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探讨土地所有者的变迁。如果说工人是通过出卖自己以及自己的劳动来获得工资的，而资本家则通过对工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来获得利润，那么“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花劳力也不用劳心，可说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而且用不着任何洞察力和计划。”⑦
从根本上讲，“土地所有者的权力来源于掠夺。”⑧ 土地所有者在拥有了土地之后，就自然而然地来获取地租。一般地说，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在把土地租给农场主使用的情况下，扣除或抵消了一切可以看做人的劳动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产物。但实际上，无论是对未经改良的土地，还是对用租地农场主的资金改良了的土地，抑或是对根本不能用人力来改良的土地，他都会按照同租地农场主遭不亏损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额相应的比例来收取地租。正如斯密所讲，土地所有者“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有所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⑨
具体来说，“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决定的”⑩。当决定租约条款时，土地所有者尽量使租地农场主所得的份额，仅够补偿他用于置备种子，支付劳动报酬，购买、维持耕畜和其他生产工具的资本，此外，还使他取得该地区农场的普通利润。这样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额。在这种垄断价格之下，土地所有者便有可能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首先，地租会随一国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其次，地租会随交通工具的改善、日益安全和多样化而增加。还有，社会状况的任何改善，包括“每一项新的发明，工业对于过去从未利用或很少利用的原料的每一次新的采用，都提高地租”。(11) 另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方法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
尽管土地所有者从社会那里获得了尽可能多的利益，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不一致，并且同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敌对，同时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另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绝不会一致。在不断加剧的竞争中，大地产利用其资金上的优势以及对工人和劳动工具的有效使用、生产费用的节约和巧妙的分工等手段增加资本积累，并通过对家畜之类食物的生产的垄断来调节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并把它降到最低限度，其中最富有的人依靠地租生活。对小土地所有者而言，地租完全消失了，有的被大地产吞并，有的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这样，资本家同时也成为土地所有者，“正如较小的土地所有者一般来说现在已经仅仅是资本家一样。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12)“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13)
我们看到，虽然处于同一时代，面对相同的社会问题，但较之于费尔巴哈，已经真正实现了对社会由“副本”批判向“正本”批判的转变，即由单纯的哲学分析向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变的马克思的分析要多么具体、细致和深入！我们在费尔巴哈同时发表的那些著作中能看到这样的内容和分析吗？能看到资本的扩张、社会的畸变和大多数人的苦难吗？
二、“异化劳动学说”中的“异化”不是抽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四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及其逻辑关系。
究其实，“异化劳动学说”并不是马克思灵感一现突兀生发出来的，也不像把这一阶段视为其思想发展“不成熟”时期的论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对黑格尔“观念异化论”和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论”的推广和应用，而是在上述社会现实分析的基础上自然推演的结果。尽管如此，在这里，马克思仍然没有停留于抽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而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具体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一般都要提及这些表现，但没有分析它们各自的现实容量和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我们仍有必要根据文本重新进行一番梳理。
首先是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即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4) 以至于他生产的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就越低贱；他的产品越完美，他自己越畸形；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最终的结果是，工人通过劳动不仅生产一般的商品，而且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自身。因此，无论是要获得工作机会还是要获得生存资料，他都不得不沦为他的劳动产品的奴隶。“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15)
其次是劳动活动同劳动者的异化。产品是劳动、生产的总结，劳动产品的异化必须放归于生产产品的实际的生产行为本身的异化当中来理解。产品的异化，不仅意味着工人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1）“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2）他的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工人只能借此手段来满足他的除劳动以外的诸如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动物机能。（3）“对工人来说，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16)
特别是马克思以生动的语言陈述了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的现代社会中劳动与工人的分离、富人与穷人的对立：“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能，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7) 这是整部《手稿》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再次是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同劳动者异化导致了异化的第三种表现形式——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类本质是对不同个体之间共同性的抽象，类生活是人作为人应该过的生活；就人来说，他不像动物那样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是类存在物。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从而“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8) 因而在这种仅仅作为手段的生产活动中，人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不再是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成了没有意识的存在物，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变成了非自由的活动。“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19)
最后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20) 这是一个全面异化的世界，人丧失了正常的人的机能，“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1)
这样，马克思一方面以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事实和现象为依据，另一方面又根据逻辑对这些事实和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和推导，使对劳动的异化的描述和分析达到了实证与逻辑、经验与思辨、揭露与透视相得益彰、水乳交融的地步。
三、劳动的异化不是超历史的普遍现象，其根源在于现实的私有制社会。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上述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还更进一步探讨了异化的来源问题，指出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马克思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劳动产品对我说来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22) 这时，马克思把人对自身的关系这个抽象的命题现实地转换成了他对他人的关系。“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23)
这就是说，通过异化劳动，人生产出与他对立的、异己的生产产品，生产出他同生产行为本身的敌对关系，同时也生产出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相悖关系以及人同他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四种异化形式又是同一的。那么，如果工人不是他的劳动产品的主人，就一定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自身的活动是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就必须看做是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如果人的生命活动被迫成为他维持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他自主意识选择的产物，那么，必然有另外的人的意识迫使他做出了这种选择。
因此，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在异化的劳动过程中，工人不仅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与他对立的存在，同时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产品的支配；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同时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换言之，透过异化劳动过程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而私有财产不仅是这种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而且在私有制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又成为这种关系得以实现的手段、途径和根本原因。
正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得以被阐明清楚了：
第一，私有制使人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做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第二，私有财产和雇用制度是同一的。马克思在这里使用广义的“工资”指代“雇佣劳动”，意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由于私有财产和劳动的雇佣性质导致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成为工资的奴仆。其结果无非是用工资来偿付劳动本身。因此，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
第三，社会的解放和工人的解放是同一的。工资、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互为因果，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工人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使得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他从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与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与他人的异化当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的解放也就不仅仅是他作为工人的解放，而是他作为普遍的人的解放。随着异化的衰亡，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也必然衰亡，整个社会也便从私有制财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四、扬弃异化劳动的出路和途径不是理论的演绎和推导，而在于作为“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
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关系，共同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对立。要解决社会矛盾，让工人脱离异化的困境，使社会跳出普遍奴役的藩篱，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这样，马克思在阐明了异化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之后，又为私有制社会寻找到一条现实的变革之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4)
马克思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它的最初形式是关于“完全平等”的社会以及在排挤私人经济的“国民公社”的基础上的空想主义观点，这种形态的共产主义具有原始的、粗陋的平均主义性质。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以物质的直接占有为唯一目的，因此它要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方面都消灭掉，比如要把才能等强制抛弃；整个实物世界被当做私有财产，而所有人的共同体则担当起工人的角色，于是，私有财产关系就转化为共同体同实物世界的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是以动物的形式对于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如公妻制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抽象否定。因此说，这种扬弃绝不是真正的占有。此外，还有一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政治共产主义，它妄言民主或专制，有时也提出废除国家，但它不知道这些要在什么基础之上进行和实现，“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这显然也不可能达到真正扬弃异化的现代共产主义的水准。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真正扬弃异化的合理而又现实的途径呢？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即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历史之谜的解答”。因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5)
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期许：“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6) 具体讲，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
首先，共产主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私有制使得一个对象只有在被人当做资本而拥有和被人直接占有、使用的时候才成为人的。因此，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归结为拥有的感觉——感觉的单纯异化。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应该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等，都应该是各个个体器官通过对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这时，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无论是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因此，这样的扬弃就是对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这种解放对人的意义在于：第一，这种扬弃形成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不再是异己的存在，而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也就是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他自身；与此同时不同的感觉器官以不同的方式把握不同的对象又构成了他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7) 第二，这种对人的独特的、现实的肯定方式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还不足以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还不能称之为人的感觉。包括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在内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能诉诸人的感觉器官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感觉对象的不断认识和实践，诉诸迄今为止的全部世界历史。
其次，共产主义是每个人的需要的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在私有制条件下，不仅产生了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他人关系的异化，就人作为人的需要而言，也处于异化的状态。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的需要的丰富性以及得到满足的程度都多有缺失，人作为人更加贫穷。资本家的需要总是淹没在贪财欲之中，对他来讲，总是力图扩大产品和需要的范围，从而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在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这种需要是“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是粗陋的需要，在这其中，资本家成为精打细算的奴隶；与资本家无限追逐利益相对应的是工人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当工业作为资本家的需求和工人的需求之间的牵线人的时候，工人的需求就被归结为维持最必要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和最抽象的机械运动。被文明的毒气污染的穴居、肮脏、“最次的一种马铃薯”、简单化的劳动和最节约的生活构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工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他变成了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
再次，共产主义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复归。异化一般发生在现实生活的领域和意识领域。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那么，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对劳动异化的扬弃必然诉诸现实和实效。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条件下，人通过劳动，不仅生产出属于他的产品——他的对象化存在，从而因对这个对象的占有而生产出他自己，同时这个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又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也就是这个别人的存在，和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因此，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运用劳动资料进行劳动生产的过程以及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的劳动产品的被消费的过程，其循环往复就完全具有社会的性质。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最后，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只是“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因此，不管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复归，还是人的感觉与特性的彻底解放，甚至于人作为人的需要的丰富与满足，都能而且只能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找到答案。“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8) 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以及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都在这本书中展示出来。因而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共产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29)
长期以来，《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被很多论者认定是抽象言说的。如果与之后马克思漫长革命生涯中参加工人运动的具体活动相比，这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必须指出，那些零散的社会事件和现实运动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建构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后者必须在对整个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丰富和推进，这是一个艰辛的探索和创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中，《手稿》的写作及其讨论的问题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而是一种深刻建构的开始，它可能在一些方面带有旧的先驱者的些许痕迹，但实质上已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已经超越了这些先驱的思路、方式和意旨。而这是最重要的。
注释：
①②④⑤⑧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7页；第7页；第7页；第23页；第35页；第37页；第40页；第44页；第44页；第52页；第53页；第54页；第55页；第54页；第58页；第58页；第59页；第87页；第59页；第60页；第81页；第81页；第81页；第88页；第92－93页。
③⑥⑦⑨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第59页；第80页；第139页；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