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与西学东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丁韪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华最重要的新教长老会传教士之一，从1850年来华后直到1916年去世的66年间只有4年不在中国，1869年，他开始在清政府办的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1898年，光绪授予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首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对丁韪良在华的所作所为，国内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最激进的一种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说他是帝国主义分子，主要依据是他积极参与并迫使中国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①，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参加抢劫等等②，是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帮凶。本文不想对丁韪良作全面的评价，仅从四个方面对他在西学东渐中的作为补充些客观的介绍，以求正于方家。
一、为中国翻译了第一本法学著作——惠顿（H.Wheaton）的《万国公法》
丁韪良虽然是位传教士，但他与利玛窦十分相似，博学多才。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多数都有这个特点。正如丁韪良所说：“也许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大多数教会都注意挑选受到过良好教育，有能力的人到中国来。那些被授予重任的人在京师组建的传教使团水平都很高。”③ 这些传教士来华后自觉不自觉地都起到了将西学传到中国的作用，丁韪良、傅兰雅等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丁韪良在西学东渐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也许要数《万国公法》的翻译工作了。
丁韪良来华后曾在宁波传教十年，19世纪60年代初因妻子得疟疾一度返回美国。1862年他从美国返华后，希望能去北京传教。他先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开始着手翻译《万国公法》。他之所以译这本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认为这部作品可以对我自己的事业，以及中英这两个帝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实，局势对这种书的需求早已引起我的注意”。④ 在选择翻译哪一本国际法书时，丁韪良也曾考虑再三。最初，他想选瑞士国际法专家瓦岱尔的书，后觉得此书有点过时，最后听取了华若翰的建议选定了惠顿的书，因为此书“不仅吸收了最新科学成果，而且被公认为一部全面公正的著作，因此风行于整个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它是外交官考试的教科书”。⑤ 第二年，即1863年春， 丁韪良写信给当时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希望清政府能采用此书。蒲答应尽力帮助。同年6月， 丁韪良抵达北京继续从事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于清政府也认识到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例如派遣公使等都需要了解国际法，所以对丁韪良的这本译作十分支持，恭亲王还指派了四名高官协助丁进行修订工作。
事实证明此书在清政府与列强交往中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智冈在《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⑥ 一文中提到，1864年《万国公法》译完不久，由于普鲁士与丹麦交战，普新任驻华公使在大沽口扣留丹麦船只，总理衙门便援引此书内容，拒绝卷入两国的纷争中，据此与普公使交涉，使之释放被扣的丹麦船只，并赔款1500英镑。由于清政府认识到此书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恭亲王专门拨银500两，予以颁行，初印300本。经当时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建议，将此书分送给清政府中央、各省及五口涉外人员，作为对外交涉办案的依据，同时也作为总理衙门处理与西方外交事务的指导书。
此译著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某些法律用语的基础。据北京大学法律系李贵连教授的研究⑦，近代中国法律上使用的“权利”一词起源于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与此相关的或派生的“权”、“自主之权”、“公权”和“私权”均出于此书。实际上此译著不仅对中国法学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日本及韩国均有很深刻的影响。日本人现今所使用的“权利”一词也是根据《万国公法》的汉译本。
今天中国法学界对《万国公法》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在《万国公法》中，丁韪良通过翻译，将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引进了中国。……丁韪良在翻译中，将惠顿使用的‘自然法’（Natural law）一词，译成‘性法’（取‘自然界及人类的本性之法则’的含义）”⑧。还有学者认为：“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翻译、美国人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的《万国公法》……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国际法的传入，使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普遍通行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外交惯例有了初步了解，并开始在外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这也引起了其外交观念的转变，‘万邦宗主’、‘万国来朝’的虚幻理念渐渐淡化，中国外交由传统逐步步入了近代化历程。”⑨ 还有人认为这一国际法对洋务派思想家有着很深的影响：“洋务思想家对国际公法（即《万国公法》）也极为重视。郭嵩焘在使英期间，曾在其日记中介绍了万国公法产生的历史，并认为其‘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郑观应也指出：‘各国之借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并将其视为‘万国之大和约’。郭嵩焘、马建忠、薛福成在办理对外交涉时，常常以国际公法作为辩论的依据”⑩。
《万国公法》译成之后，因为总理衙门迫切需要了解条约、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外交等更多的有关国际法原则，所以丁韪良及其助手又陆续译出一批相关的国际法书籍。如伍尔西（T.D.Woolsey）的《公法便览》（Introduction to the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Bluntschli的《公法会通》（Das Moderne Volkerrecht der Civilisieten Staten als Rechtsbuch dargestellt，这本书是从拉迪（Lardy）的法译本转译的），W.E.Hall的《国际法研究》（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此外还有德·玛登的《星轺指掌》（Guide Diplomatique）以及《公法千章》（A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公法新编》（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新加坡律例》。此外， 丁韪良还用英文书写了《中国古代万国公法》（International Law Ancient China）。由此， 同文馆成为当时中国法学类译书中心。这些书对于刚涉足国际政治圈子不久的清政府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汇集了当时通行于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准则、规则和范例。这些译著和著述大部分很快被日本翻印。它们对中、日、韩三国都产生了影响。
关于这些国际法译著是如何在清政府外交中发挥作用的，夏泉在其论文中有一段很好的阐述：
1877年，郭嵩焘发现西洋公法规定：“遣派公使驻扎各国”，应“以国书为凭”，为此，奏请朝廷补颁充当驻英公使的国书。1879年，曾纪泽提出了外交人员在国外的外交豁免权问题。他根据公法所载：“公使所寓，如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中人役，亦不受主国管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询属本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讯治，主国不侵其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公使应享之权利也。”次年，崇厚因与俄国擅定条约，受到清廷严惩。郭嵩焘援引国际惯例，指出不宜诛杀签约使臣，为了不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奏请清廷不要“加罪使臣”，而应按国际法妥善处理此事。到了1891年，薛福成依据丁韪良翻译的《星轺指掌》明确厘定署理公使的地位和职权。而且，他还提出，依据国际法，清廷有权拒绝接受煽动排华与迫害华工的美国议员布雷尔为驻华公使。结果，清廷通知美国，拒其来华，布雷尔虽已行至旧金山，但美国国务院仍电令其速返华盛顿。随着外交实践的增多，公使们逐渐意识到国际法更多的外交效用。郭嵩焘认为，国际法“规定严谨，诸大国互相维持，其规模气象实远出列国纷争之上。”曾纪泽亦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持，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薛福成对万国公法评价更高，他认为：公法可以“弭有形之衅”，“齐大小强弱之国”，“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他还主张在亚洲诸国“宜以公法相待，俾弱小之邦足以自主，则强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他进而主张中国“凡遇交涉西洋之事”，应“常征诸公法以立言”，从而改变中国“与公法有格格不相入之势”的现状。(11)
上述这段论述，充分说明了国际法对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重要作用，难怪当丁韪良译完《万国公法》后遭到某些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例如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Cecile Kleczkowski）听说有人在译此书时说：“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12) 这说明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意识到此书一旦被中国人掌握，会对他们肆无忌惮的侵华活动有部分箝制作用。
二、为中国人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等著作
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以介绍自然科学哲学为主的教科书是丁韪良编著的。1863年丁韪良到达北京，其目的是想在北京办学校，进行教育传教。在赫德的帮助下，该学校（崇实馆）勉强维持了几年，主要是“很难从士绅中招收子弟入学。”(13) 但丁韪良却利用这两年时间编写了一套格物学方面的教材——《格物入门》。这套教材主要集中在科学教育和格物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数理化教材，可以视为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教材。丁韪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看到中国急需此类书籍：中国的科举考试仅限于美文、伦理和政治范围，缺少的恰恰是自然科学知识；再者虽然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有格物学方面的介绍，但主要侧重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而物理学方面却很少涉及，因为当年西方的物理学也尚在萌芽中。丁韪良的这套教科书则较为全面地引进了西方科学，全套书共分“薄薄的七册”。据丁韪良介绍，最后一册，他给出了“化学的基本定义”，因为“当时中文里还没有化学这个名称”(14)。从这句话可以推出中文“化学”一词最早的发明者是丁韪良。丁韪良后来还专门编写了一本物理学中的数学应用。这套《格物入门》深得清政府的重视，由政府出资印刷，一直沿用了几十年。按丁韪良的说法是“过了三十年之后，这套书还在广泛使用。最近则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15) 不仅如此，此书还印刷了专供皇帝阅读的御版，摆放在皇帝的案头。由此可见此书对晚清的影响之深。此外，丁韪良的这套教科书不仅在当时中国深受欢迎，还传到日本，在那里不仅重印，还加上注释。丁韪良在编写教科书上的名望，使他在1877年全国传教大会上新设立的教科书委员会中当选为主席一职，此后他与傅兰雅等人更加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除了编写教科书外，丁韪良在1869年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席职位后，还组织了一班译员，“其中有教席，也有冒尖的学生”，译出了大量的书籍，内容涉及“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格物学、自然地理、历史、法国和英国的法典、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外交领事指南等题材，以及许多其他题材”。(16)
丁韪良的《西学考略》一书在华的影响也很大，被视为晚清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学著作之一。有研究者说：“晚清时期，西教士所撰写或翻译的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学著作，除了丁韪良的《西学考略》之外，（还有）《德国学校论略》、《教化议》、《七国新学备要》（《新学》）、《文学兴国策》等”(17)，从这一论述中也可见此书的重要性。
实际上，我想强调的是，正是丁韪良通过《西学考略》一书最早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的。李珍的论文中提到：“比较详细地向中国介绍进化论的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年）。同治八年（1869年），他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荐，应聘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光绪八年（1882年），他写了《西学考略》，介绍了拉马克的物种变异说和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说，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做了介绍。”(18)
此外，丁韪良所译的《富国策》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经济学著述。有学者认为是丁韪良于1867年在同文馆开课时根据英国经济学家H ·福西特所著《政治经济学指南》一书所写的讲稿，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将该讲稿出版，取名《富国策》，(19) 也有学者认为此书是由丁韪良和汪凤藻翻译的福塞特（H.Fawcett）（福西特）的书，该译本首次印行是在1880年。(20) 不管哪种说法， 该书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第一本经济学著述是确凿无疑的。而且该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特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正如朱国宏文中所言：“该书作者福塞特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颇为推崇，书中多处提及其学说，是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首次亮相”。“1880年面世，即引起轰动，接连再版，并于1890年重译，连载于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上，流播甚广。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引发了一场以‘人满之患’为焦点的人口问题大论争。”(21) 这些都表明此书对当时中国知识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除了上述的译著或著述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以丁韪良为主创办的期刊《中西闻见录》（简称《闻见录》）。该刊创办于1872年，最初是由丁韪良和英国伦敦会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发起，以在华推进介绍“近代科学和自由思想”为目的。该刊每月一期，每期一千份，发行范围主要是北京地区，且多数赠送。后因艾约瑟等人离京，主要工作就由丁韪良负责。他既是《闻见录》最主要的编辑又是主要撰稿人。他的文章主要是讲述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矿物学和有关制造玻璃、炼钢炼铁及其他技术的基本常识性知识。丁韪良将它办成了以宣扬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即便是新闻报道，也要保持这一特色。据张剑研究，该刊物“对西方电报电话的新发明及线路的铺设、铁路和修筑、运河的开通、探险家对北冰洋的探测、冒险家进行的热气球高空探测等进行了及时的报导，并有分析和评述。对发生于1874年12月9日的金星过日天文现象， 《闻见录》提前报导了西方诸国天文学家兴师动众远赴中国、印度、日本、非洲等地准备观察的行动；早在前一年第15号就以《金星过日》为题，专文对金星过日原理、西方天文学家测定地日距离的历史〔从哥白尼的600地径（地球直径），到现在的11000—12000地径〕， 测定地日距离的方法和原理等进行介绍。这里介绍的是据地面三角测法发展而来的，现通称视差法，是当时技术条件下最先进的方法”，“〈闻见录〉零星地给中国传来了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地震地质学、矿物学、解剖学、法医学，防疫学、药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农学等西方近代基础科学的基本常识，也零碎地带来了高空探测、铁路修筑、钢铁冶炼、玻璃制造、火车、汽车、轮船、起重机、新式枪炮、最新天文望远镜及其他机械制造、最新电报电话发明等多方面的常识性基础技术知识，而且还有关于度量衡的‘国际标准化’、经济管理方面发行新货币和债券、成立保险公司等知识的介绍。”(22) 总之， 这份刊物几乎包括了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1877年，丁韪良将期刊中的内容“删其轻浮，撮其体要”，汇为《中西闻见录选编》，其中所选的文章基本上全是丁韪良自己的作品。这份刊物在推动西学东渐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引进西学，改造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对丁韪良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丁韪良在将西学介绍给中国最有作为的时期就是他在同文馆工作的30年（1865—1894），尤其是在他任同文馆总教习的25年间（1869—1894）。
同文馆创建于1862年，清政府最初建立同文馆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外语人才。最先是开设了一个英文馆，总教习为包尔腾。1863年4月，俄罗斯文馆被合并进来。不久，法文馆也同时开办，而后又增加了德文馆和天文算学馆。据刘作奎的《外国人帮中国办洋务》(23) 介绍：“由于同文馆沿袭旧的教学方法，学生程度太差，使同文馆底气不足。1870年以后情况逐渐改观，各地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美国人丁韪良担任该馆总教习后，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添设了德文馆，并正式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这一变革使同文馆由先前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以外语为主，兼学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至1877年，馆中已有学生101名。后又设置东方馆学习日文。这一时期，同文馆规模扩大，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了分馆。”可以看出，同文馆之所以能从一个纯学习外语的学校变成一个兼学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主要是丁韪良的功劳。有趣的是丁韪良对中国科举制持十分肯定的态度，他认为“科举考试在维持中国统一和将中国的文明保持在一个像样的水平上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任何其他一种事务”，(24) 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借鉴了中华帝国的经验。他提出，这种制度“是中国政体的民主性所在。它在理论上为所有人提供了平等机会，对发展教育、维护忠诚起着重大作用”。(25) 今天中国学者中有人认为丁韪良是最肯定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的西方人士。(26) 但他也看到了它的弊端，特别是它重文轻理，使中国的官员不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他曾在《花甲忆记》中提到这些高官“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却仍然是孩子”(27)，因为当丁向他们显示发报机时他们毫无兴趣，而给他们看一些玩具时，却显得兴致盎然。应该说，正因为看到了科举制所造成的弊端，才更增强了丁韪良改造同文馆、在同文馆中引进西学的决心。他不仅自己编写自然科学教材，组织翻译大量的西方科学书籍，还在同文馆中直接引入西方科技。
丁韪良如何对同文馆实施改造的，王维俭(28) 和孙邦华等人的文章对此均有较好的阐述。现引证孙邦华的一段话：
丁韪良升任总教习后，着手对同文馆进行了“逐步但是彻底的改造”，他在1871年添设了化学馆，1878年添设天文馆，1888年添设格致馆，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经过他7年的努力，即到1877年2月，丁韪良认为同文馆已进入“相对繁荣的阶段”。及至1879年，同文馆已建立起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教育体制，成为有别于中国传统旧式学堂而具有近代学校特点的新式学堂。这是与总教习丁韪良的努力分不开的，首先从丁韪良拟定的新的课程表来看，无论是八年制还是五年制计划，都要学习数学、天文、格物（物理）、化学、地理、医学、制造、史地、国际法、富国策（政治经济学）等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实际上，丁韪良任总教习后，同文馆除了先前开设外语、国际法、数学物理课外，又逐渐增开了化学、生理学、医学、天文学等西学课程。丁韪良还先后亲自担任过英文、国际法、富国策、格物等教习。为准备新开课程，他曾于1868年6月返美入耶鲁大学， 在校长亲自指导下专修国际法。其次是丁韪良组织同文馆外国教习、优秀学生编译西学教科书，达20余种，内容涉及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历史、化学、物理、天文、数学、医学、生理学等诸多西学知识。他亲自翻译了《万国公法》、《富国策》、《格物入门》等10余部西书。这些西书既满足了同文馆西学教育需要，也使相当部分助译学生广泛接受了西学知识薰陶。有些译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或作为其他学校教科书，有的书还流传到日本。由此奠定了同文馆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重要地位。丁韪良所译西书影响最大者，首推《万国公法》。再则，在西学教学过程中注意学、用结合，采取实验方法。在丁的策划和主持下，同文馆于1876年建成化学实验室和科学博物馆，1888年兴建物理实验室和天文台，作为课堂教学的实验场所。譬如天文台，“上设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丁韪良还数次向总理衙门大臣力陈医学班学生去教会医院临床实习，惜未获准。由此看来，同文馆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已具有近代西方学校的教学特点，就此而言，丁韪良功不可没。(29)
以上的这些论述在丁韪良自己撰写的《花甲忆记》中基本都己提及。可以说丁韪良在将西方的实验方法引入同文馆的同时，也就开创了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例如为教授学生如何使用和管理电报的课程，丁韪良自费在费城购买了两套发报机带到中国，这也是中国最早引入的发报机。再如，同文馆开设的新观象台为中国近现代的天文事业起了开创作用，因为它的建立是对当时旧有的观象台的一个冲击：旧观象台实际上仍停留在与占星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中古时代，不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而新观象台即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台，完全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上。在丁韪良的主持下，同文馆的天文部还节译了一部被丁视为“部中的最佳科研成果之一”的航海历，它对原来中国钦定的旧标准历书构成了冲击。正因如此，当钦天监得知此书译出后“便急切地要走了这本书，以便将它跟他们自己的日历加以比较……”(30)。这些都表明，丁韪良在改造同文馆的同时，也使我国现代天文事业跃上了新台阶。
在引进西方科技和西学的同时，丁韪良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为保证教学质量，同文馆实行严格的考核淘汰制，例如规定；新生在学习三个月后，便由教习进行“第一次甄别”，一年期满再进行“第二次甄别”以定去留。学生的淘汰率较高，如1867年天文算学馆共有考生72名，而只录取了其中的30名，第二年又从中淘汰了20名，最后毕业的只剩下5名。考试也十分频繁，有月课、季考、岁试， 每三年由总理衙门大考。通过考试，分别等第，优等生奏请授予七至九品官，劣等生分别给予降级或留学处分，并咨行吏部注册。上述教育方式及考试制度均是借鉴西方学校的做法。因此也是西学东渐的成果。由于同文馆是第一个官办的新式学堂，其章程往往为其他学堂所仿效，由此逐步推动了西式教育制度在中国的逐步形成。
丁韪良的这些做法，使同文馆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现代化人材。1889年，主管该馆事务的曾纪泽对学生的水平作过一次统计：该届100多名学生中， 学习优秀者约占20％；不堪造就、应予淘汰者10余人，约占10％。京师同文馆在这一时期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外语人才和28名高级外交官，包括汪凤藻、庆常、杨枢、吴宗濂、陆征祥、张德彝、杨晟、刘式训、刘镜人等一批中国近代通晓西学的外交官和翻译官。
丁韪良在同文馆除了开展上述西学工作外，还设法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早在1843年底麦都思已将西方活字印刷术引入上海，较之中国以往的铜块雕刻要实用的多，但这些铅活字字模当时主要是由传教士制作，丁韪良则是第一个将传教团印刷师姜别利（William Gamble）制作的中文铅活字转赠给清政府官员，由此产生了同文馆印刷厂。《花甲忆记》描写：(31) 丁韪良看到大学士文祥对于活字印刷的精美和工序的简便赞不绝口时，便将姜别利制作的活铅字赠送给文祥，并建议文祥在同文馆内建立一个印刷厂。文祥很快便给丁派来工匠为他们建起了印刷厂。有关该印刷厂设备和印书情况，《中华印刷通史》一书的有关章节有如下描述：
1873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印书处，备有中文、罗马文铅字四套和七套手摇印刷机，承担着本馆翻译图书和总理事务衙门的印件印制任务。丁韪良曾任宁波华花书房经理，任职同文馆教习后，姜别利又从上海送给他一批中文铅活字。使得京师同文馆成为较早采用西方近代印刷术的官办翻译、印刷出版机构。据丁韪良《同文馆记》中记载：“在短短的几年内，同文馆师生共编译书籍20余种，而且还在馆内设立了专门的印刷机构，以聚珍版刊行于世”。京师同文馆印书处翻译印刷出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语文等图书多种。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32)
以上这段话很能说明丁韪良对中国印刷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丁韪良在同文馆的出色工作博得了清廷官员的信赖和赞赏，1898年，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授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丁韪良上任后，又以他办同文馆的精神去办京师大学堂。为符合时代的要求，他在原同文馆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学科，使京师大学堂共设有12馆之多，包括天文算学馆、格致馆、工程馆、农功馆、医学馆、律学馆、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本文馆等。但就在学堂成立不久，便遭受戊戌政变及义和团的打击，丁的西学教育计划夭折。尽管如此，他的办学理念对后人不无借鉴意义。
四、为汉字引入罗马字母拼音
丁韪良来华的早年是在宁波，当时因语言不通，无法开展传教工作。为了尽快掌握宁波地方语，丁韪良自己编了一套罗马字母的拼音系统。正如他自己所言，“宁波话只是口语，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而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语音的音值很不确定，所以我们不得不尽力而为，用无所不包的罗马字母来加以表达。由于没有任何课本或词汇来指引我的学习——当时在宁波的传教使团还没有任何此类出版物——我只好自己创建一套拼音系统。我把德语中的，或者说是欧洲语言中的元音作为基础，加上其他一些变音符号，很快就编出了一套音标，使我能够复制从老师嘴唇里说出来的话语”，(33) 不仅如此，丁韪良还将这套拼音方法教会了他的汉语老师，使这位中国老师很快掌握了这套拼音系统，并转而用这一系统教授丁韪良，使其很快学会了宁波话。丁韪良又将这一套拼音向其他传教士，如郭保德（R.H.Cobbold）、陆赐（W.A.S.Russell）、高富（F.F.Gough）等人展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于1851年初组成了一个学社，宗旨是“为了确定一个用以把‘宁波口语’写下来的拼音系统”(34)。此后，其他传教士也参加到这一运动中。丁韪良不仅向传教士推广这套拼音，还在华人中，特别是在信徒中推广这套拼音系统。他专门请人刻了一副罗马字母活字，编印了用此注音的识字课本，采用了这种识字课本，孩子们只用几天时间便能阅读，不识字的成年人也能在较短时间内阅读。丁韪良又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教授信徒读圣经上，使一些文盲信徒很快便能阅读圣经。19世纪60年代，戴德生创建内地会在宁波地区开展传教工作时，着力推行宁波方言圣经，“用罗马字教他们宁波白话圣经。聪明的不到一个月就能读全部圣经”。(35) 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也正是丁韪良首创的。
这一套拼音系统后经圣公会传教士郭保德（R.H.Cobbold）、陆赐（W.A.S.Russell）等人改进，参考了康熙字典的一些粗略的注音方法，形成了更为简化易行的拼音字母表，表中声母和韵母总共不到50个，(36) 使读者很容易掌握。虽然当时这一套拼音系统只是以宁波话为标准，与我们今天以普通话为标准的拼音法有很大的不同，但将罗马字母的拼音方法引入到汉语口语中的尝试这确实是丁韪良首创的，而且这种方法以后在厦门和上海加以推广时也获得了成功。丁韪良本人非常希望这一拼音系统能为官方所接受，并在官话中加以推广，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事实上将罗马字母引进汉语的尝试并非从丁韪良开始，元朝忽必烈早就做过这一尝试，但未获成功。康熙虽然受梵文启发，在字典上用了罗马字母作注音，但从未试用在口语上，因为当时汉语书写体是文言，士绅们对口语是没有兴趣的。只有丁韪良这些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才会想到将罗马拼音用于白话口语中。如果对今天汉语拼音追根溯源的话，丁韪良的作用是不应该抹煞的。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丁韪良的布道集《天道溯源》也可以视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即西方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产物，对今天中国基督教会的传教学不无借鉴意义。丁在《花甲忆记》中谈到此书的形成过程：
由于感到需要有一本为基督教教义辩护或提供证据的论著，我就决心自己动手写一部。……我一边在心里考虑该书的主题和提纲，一边把它们作为晚上讲道的话题——不仅是表达我的观点，而且是跟听众一起来进行讨论。每天早上我就将前一天晚上已经加热和锻造过的内容整理成形。我没有遵循任何权威，没有从教科书里翻译过任何内容，而且在我的讲演中也很少提及那些教科书。由于内容和形式都是来自偶尔的场景，其结果就是一部鲜活的、适合于中国人趣味和需求的书。(37)
正因此书是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写成的，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印出后大受中国信徒欢迎，在中国多次再版，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有研究者对该书作了如下的介绍：
自一八五四年至一九一二年间，该书再版达三、四十次之多，并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该书并成为新到中国的宣教士语言教材的一部分，不但长老会，其他教会也使用。《天道溯原》也被训练传道人的神学院当作教材之一。1907年，在基督教传华百周年纪念会之前，基督教文字机构举行调查的结果，该书被列为中文书籍中“最好的单行本”。(38)
不仅如此，此书还成为“当时能对几千个高级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介绍福音的唯一书本。”因此“丁韪良担任美国代表团译员，前往天津和北京（一八五八至一八六○）期间，以及后来他在同文馆工作时，他都尽量把该书赠送给高级政府官员。”(39) 据说，今天，在台湾和香港的古籍书店内还可以买到此书，足见其影响之深。
五、结语
通过上述史实，笔者认为在对丁韪良作综合评价时，是不应该忽视他在西学东渐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实际上，丁韪良不仅在西学东渐中有其积极作用，而且在东学西渐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丁韪良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尽管他为中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但他首先是个美国人和传教士，在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初的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他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举一动都必然考虑到自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传教士的义务，因此也做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事，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谴责。
注释：
① 见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1—52页。
② 同前书，第119—120页。
③ 同上，第163页。
④ 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⑤ 丁韪良：《万国公法》，译者序，第3页。
⑥ 见《法律图书馆》网站。
⑦ 李贵连：《〈万国公法〉：近代“权利”之源》，《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
⑧ 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⑨ 柳宾：《国际法的输入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起步》，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⑩ 蔡永明：《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载于《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1) 见夏泉：《试论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国际法意识》，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10期。
(12) 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13) 同上，第160页。
(14) 同上，第161页。
(15) 同上。
(16) 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
(17) 孙邦华：《“万国公报”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植入》，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8) 李珍：《“天演论”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影响》， 中华文史网，admin＠qinghistory.cn。
(19) 朱乐尧：《经济学成为中国之科学的必要性及其方向》，载于《财经问题研究》1996年10期。
(20) 见朱国宏：《中国人口质量研究的定向历程》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4月。
(21) 同上。
(22) 张剑：《〈中西闻见录〉述略：兼评其对西方科技研究的影响》，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4期。
(23) 《环球时报》，2003年6月2日第11版。
(24) 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25) 同上，第223页。
(26) 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7) 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28) 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见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9) 孙邦华：《简论丁韪良》，载于《史林》，1999年第4期。
(30) 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31) 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8—209页。
(32) 见《中华印刷通史》电子版，第十四章“中华民族近代印刷业的崛起”，www.cgan.net。
(33) 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29页。
(34) 同上书，第29页。
(35) 戴存义（戴德生之子）及其夫人著：《戴德生传》上卷，胡宣明节译，内地会出版，1950年，第125页。
(36) 丁韪良：《花甲忆记》，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37) 《花甲忆记》，第41页。
(38) 柯饶福：《丁韪良——基督教的利玛窦？》，见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3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