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存困境与鲁迅的文化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困境论文,人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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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文化动物。动物没有文化，只有人类有文化，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周易》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十三经中，不见“动物”的概念，但儒家极重人禽之辨。从人类独有文化这一角度来观察，可以说，归根到底，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方法的一种规范。
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虽然还有待于科学的发现与研究，但人类起源于生物的进化，已成现代生物科学、人类学的定论。只是现在散居于地球五大洲的人类，起源于同一祖先还是起源于不同祖先，还有待人类学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人类有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他们的生存方式方法，有许多相同，有许多不同。但大抵有过相同的发展变化的历程。《周礼》所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竟好像是对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基本生活状况的历史发展概述。可见，全人类的生存方式方法有其共同性，有其随时间发展变化的时代性。自然，我们还看到许多不同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带有种族和民族的性质，也带有不同时期和时代的性质。这在家族家庭的关系及其变化和男女婚恋的关系及其变化上，表现特别鲜明。
可以说，一处生存方式方法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文化规范一种生存方式方法。从这一基本点来观察，说到底，文化的演进和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冲突，都是人类生存方式方法的演进融合和冲突，都是人类生存利害的抉择。文化为人而存在；人不为文化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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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生物进化链条上最高级的生命，这是人类一切问题的内在根源，也是人类之所以有文化的根源。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鲁迅说：“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都把握着问题的根源。
这是人类生存的困境。这困境来源于人类生命的内在欲求和人类生命的内在特性。
第一，生命是一个过程。有生必有死，死而不能复生。死亡给人以无奈，以痛苦；而迄今为止，人类多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最大的悲惨，最大的不公平。
第二，生命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首先必须饮食。饮食，一面关乎人的生死，一面关乎人的生活质量。于是在免于冻饿而死之外，又有贫穷与富裕，困苦与舒适的不平，还有奢侈的腐败与堕落。
第三，生命的存在是个人性的，个人免不了死亡，人类却必须继续。而人类生命的进化已经摆脱雌雄共体的状态，于是而有男女。性欲本是生物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本能，而人类的性欲却已经超出传种接代，成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必需，成为一种特殊的偷悦和特殊的亲昵。古人已经指出“食、色，性也”；鲁迅又进一步分析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但人类在性上所遇到的困难，激发的热情，使用的心力，付出的代价实在是不计其数了。
第四，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出现高级神经功能。人，不但有眼耳鼻舌身的感觉，而且有知觉、印象、感情、联想、想像、幻想、理想、记忆，而且有主观能动性等等高级的复杂的心理、精神活动，有相应的语言表达和交际的能力。尤其是还有老子所指出的“智慧出，有大伪”的现象。
第五，人的生命是个体的，而人类的生存却必须群居。群居而有群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天然的男女之分；有血缘的种族民族、家庭家族之分；有社会的农牧之分，工农商学兵之分，官民之分，阶级阶层之分，白饮煎饮之分，等等等等。每一群体有群体的共同生存利害。
生命的个体性和生存的群体性，使生死存亡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无比地错综复杂，难分难解。文化就是人类面对这一系列生存困境求生存求发展的努力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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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事大。人及其群体，怎样才能生存？怎样才不致于灭亡？这是根本。
着眼于这一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大抵可分三类四大系统。
一类一大系统，是入世治民，重视生命，重视群体的生存。如儒家，老子，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之类。
一类一大系统，是庄子。以生命为本位，长命不喜，短命不忧，精神专一，动合自在，在恬淡中享受生命，作个人的逍遥游：无所谓入世与出世。
一类两大系统。这一类是出世，求仙拜佛。一大系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方士，对生命持病态的留恋，于是求仙道，即长生不老。不是生命的解脱，而是永远享受世俗的生活。“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故事，十足地表现了这一大系统的文化精神。另一大系统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而后中国化的佛教。把人类生存的困境，人生的痛苦推到极端，以生就是苦，苦海无边，而逃避红尘，出家出世，寻求涅槃，寻求生命的或一种解脱。
这三类四大系统文化在中国影响最大，成为汉民族生存方式方法基本规范的是儒家。儒家抽象的思维特征姑且不论，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观，“亲亲”即“别亲疏”，“尊尊”即“序长幼”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及其可操作性很强的“三纲五常”的原则纲领，迄今几千年长盛不衰。虽然几千年来，不断有明智之士提出质疑，责难，批评与抗争，虽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性打击，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反对旧道德的同时，提倡过新道德，依旧根深柢固。“五四”新文化反而成为一些人公开攻击的目标，控诉“五四”使民族传统断裂，把今日中国的文化危机归罪于“五四”，痛斥鲁迅为中国文化的罪魁祸首，诬称鲁迅全是破坏，没有一句正面意见。而他们却又标榜“宽容”，“仁恕”，“费厄泼赖”，以自己为折中，公允，调和，平正的主义化身，不打倒鲁迅的“偏激”和“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中国文化将永远沉沦。这是怎样的心态和怎样的判断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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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固然写在书上，载于典籍，但其中却是已经死亡的，依然活着的，方死方生的，未来将获得生命的杂糅在一起。活着的文化体现在活人的身上，表现为活人的言论、行动、待人处事，表现为活人的思维特征。在一个大文化环境中，人类个体所信从的文化，往往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重的，复合的。如鲁迅所指出：“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泥，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就是今天的文化人，宏扬孔孟之道的，打发儿女“远游”，“乘桴浮于海”，拿绿卡，入他籍；言必英美法，下笔Yes No的，崇儒，谈禅，心底里相信宿命的，也并不稀奇。这是一种常态。至于群体，一种文化的精髓，则转化为风俗习惯，广泛而稳定地掌握着大众。此所以“礼失而求诸野”。“伤风败俗”，未必不含有除旧布新的种子；“移风易俗”实在是新文化自觉的成长。所以文化，既是人化，又是化人，鲁迅“几乎读过十三经”，又从新学堂毕业，还是“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东渡扶桑，向西方寻求新文化，在研究了“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之后，在研究了世界史之后，终于相信人间的一切，“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也就是寻求、选择和创造一种新文化来化育中国人。
人就是这样，文化也是这样，在实际上，在实践中，“全盘西化”既不可能，“全面反传统”也未尝出现，也决不可能。事实只能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恰如“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所以，对于旧文化的改革，新文化的创造的推行，鲁迅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正反两面充分证明了这一见解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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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鲁迅对于中国旧文化，包括它的载体的文言文，破坏之不遗余力。因为他坚信，“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但是鲁迅是清醒的，在破与立的关系上，鲁迅有自己的看法，他同时指出过：“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因此，鲁迅呼吁：“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那么，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有没有新建设呢？鲁迅笔下的新文化是怎样的呢？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都视而不见，闭口不谈，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倡导白话文，而今天白话文的通行；以及大陆的宏扬儒家的文章也使用白话文，并且不提宏扬文言文，使“子曰诗云”再度辉煌。这大概可以算作有破坏又有新建设的一个实绩吧。
依我看，针对人类生存的困境，鲁迅的确创造了一种文化。有两段话可以看作这种新文化的大纲。
第一段：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对于这段话，鲁迅随即有一个说明：“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第二段：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
这两段内容、精神相同而又互相补充的话，包含了解脱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本问题的要点、原则；而和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一类任何一大系统都有根本的区别。但又决非毫无相同、相通之处。比如与佛教，鲁迅不同意生全是苦，以出家逃出苦海，不同意“以佛法救中国”。但也认为“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因而主张“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也完全没有“归隐”，“独善其身”的思想。
真的，一部《鲁迅全集》，我以为就是这个新文化大纲的又丰富又深刻的阐述。
一要生存，但不是苟活。生而可能为奴隶，但决不做奴才。“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鲁迅强调“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在女性也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人各有己”。每个人有独立的人格，人与人有平等的人格。鲁迅痛感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鲁迅痛斥儒家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把人划为“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的礼教。
鲁迅劝青年不要“轻死”，不要“自杀”，即使“极小部分的自杀”如“断指”，“极暂时中的死亡”如“晕倒”也不要。鲁迅赞成孔子的“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观点，反对大学生“赴难”而同情他们“逃难”。鲁迅说，“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鲁迅劝青年的是“壕堑战”，面对文网，要懂得“‘钻网’的法子”。
鲁迅是从个体的生命免不了老衰和死亡而人类必须延续生命的常识来看待亲子关系、夫妇关系的。他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因此鲁迅反对儒家的“一味说‘恩’”，而主张亲子之爱；反对儒家的“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而主张“以幼者弱者为本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鲁迅指出儒家的“父父子子”“父为子纳”，“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同时，鲁迅反对儒家的“妇者服也”的“夫为妻纲”，主张男女“一律平等”，建立“自他两利”的性道德。总之，臣死忠，子死孝，妇死节的儒家的教条，都在扫荡之列。
生命第一，人我相同。鲁迅说，“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鲁迅反对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也反对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认为“威福，子女，玉帛”“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鲁迅赞成人我之间，自由平等，互助共存。
生命第一，还有一个个体和群体的生存问题，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利害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其实，在亲子关系上鲁迅主张的“以幼者弱者为本位”的“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精神，已经是一种社会意义。鲁迅肯定“个人”，肯定个体的“生命便是第一义”，同时一贯反对“害人利己”，主张“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认为“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所以鲁迅虽然提倡“壕堑战”，却同时指出“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鲁迅认为，“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
总上所述，可以看到，鲁迅是从生命的个体性和人类生存的群居性这一事实出发，在个人和群体的交汇点上来思考生命的价值，提出一种生存的文化规范的。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抹煞个人的独立人格，抹煞个人的生存权利而要求个人一级一级依附于他人，最终依附于一个人的文化规范，也不同于外国新兴的只强调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利而不顾群体不顾社会公益的绝对个人主义。
二要温饱，但不是奢侈。温饱问题，既是个人生死问题，又是社会公平、稳定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入世治民的一派，虽然也重视温饱问题，“所重民、食、丧、祭”，不忍看见“野有饿莩”，但更加重视的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盖均无贫”。孔子甚至推到极端，认为可以“去食”。“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类。’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就是站在治民的立场，为了保持政权，可以不顾百姓的死活。孔子也知道“贫而无怨难”，“好勇疾贫，乱也”，因此强调个人作出牺牲，以安贫乐道，“君子固穷”作为个人修养的典范，提倡“君子食无求饱”，“贫而乐”，“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谋道不谋食”。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于是满腔热忱赞美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中国人的安贫乐道，刻苦忍耐，“重死而不远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无疑很得力于这种国学。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清高，蔑视金钱以至于口不言钱，“阿堵”“阿堵”，传为美谈。“中国老百姓多好呀”的赞叹，是以不得温饱冻饿而死换来的。
鲁迅思想不是天生的。鲁迅七岁发蒙，十岁读完《论语》，十六岁读完“四书”“五经”，饱受儒学的教育。二十一岁时除夕作《祭书神文》，痛斥“钱神醉兮钱奴忙”，高唱“绝交阿堵兮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完全是纯正的孔夫子主义。
待到长大，接受了新学，懂得人生的意义，才从“中国之君子，明乎孔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传统中觉醒过来，站在“人”而不是“牧人”或被牧而不觉悟的立场，懂得温饱是这样重要，必须放在“一要生存”之后。
因此，鲁迅对于钱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他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鲁迅抨击“安贫乐道法”：“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鲁迅甚至用“唯饭史观”来分析社会问题；乃至于“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
鲁迅对于拜倒“在金钱下的人们”，对于资本家的唯利是图，也多有批评，尤其是对于“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就于黯淡”，作为时代的通弊以否定。这也是鲁迅反对奢侈的根本所在。
三要发展，但不是放纵。发展是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鲁迅信服现代生命科学的昭示：人类之所以能够诞生，就是生命发展、进化的结果。由此鲁迅产生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主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的信念和思想；并认为发展的动因在生命的“一种内的努力”，在“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
发展是人的发展。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归根结蒂，是人的发展，“根柢在人”。鲁迅是从这一思想基础上对儒家的“孝”提出批评。他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可惜人一旦成为人类，有了高级神经活动，有了主观能动性，发展也就产生了巨大的阻力。因为“人以群分”，出现了分裂尤其是出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分裂。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利害不同了。鲁迅所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实在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发展一有阻力，于是出现斗争。人们对于鲁迅倡导斗争，实行斗争的精神和行动，迄今多有微词，乃至于憎恶和攻击。可惜他们忽视了鲁迅之所以倡导斗争的思想根源。这就是鲁迅所说：“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一切被压迫的人，一切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人，你怎样谋求自己的生存呢？作为参考，请读读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吧！
其实，鲁迅深深懂得人。懂得人心，总是从事实出发。关于斗争，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今年，距离鲁迅发表这些意见的时间，整整七十年。当年听鲁迅发表这一讲演的学生，已有第三代即孙子乃至第四代人物了。不用斗争，“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的事业，怎么样了呢？
斗争最激烈的形式，就是革命了。鲁迅支持革命，也参加革命，甚至强调革命，也即“反抗挑战”，也即“叛”。但鲁迅对于革命，有他自己坚定不移的宗旨。在这一点上，鲁迅多次和同一营垒中的战友发生冲突。一次鲁迅说：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又一次鲁迅重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这也就是鲁迅说的，“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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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益于人的精神和智慧的，必将和我民族同在，并为他民族逐渐理解和吸收，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不过近几年老一辈学者着重宣扬的所谓“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所谓几千年来，全国各族“有共同尊奉的‘三纲五常’为最高准则”的儒学信条，无论有人多么喜欢，无论多么不遗余力，千方百计，恐怕决不能再写辉煌。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血统论，它的指导原则是绝对服从，本来就不利于人的生存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爱的关系，何况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末，人已经觉醒。“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这已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请读一读这部宪法吧，哪里还是什么“三纲五常”？这是国家的大法，全国公民的共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也决不会遵照“三纲五常”或“三纲六纪”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何论全世界！
“五四”运动前半年，鲁迅写道：“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事实就是这样，人不为文化而存在，文化却确实为人而存在。这是人的历史，也是文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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