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史中的简#183;奥斯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文学史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奥斯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74(2013)06-0050-07
在当今的文学评论界，简·奥斯丁(Jane Austen)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小说家。这位在两寸象牙上精雕细琢的女子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喜爱，也是国内研究者的批评热点。从晚清民国时期起，奥斯丁已经开始出现在国内编撰的英国文学史中，但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对奥斯丁的述介几乎为一片空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奥斯丁才开始受到重视，正如英国文学研究专家黄梅所说，奥斯丁“在文学大解禁浪潮中重新‘浮出水面””，一时间出现了诸多研究文献[1]。到了21世纪，随着奥斯丁小说译本的繁荣以及电影改编的兴盛，奥斯丁更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热点。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起，每年关于奥斯丁(又译奥斯汀)的研究论文多达千余篇，涉及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文学史虽不似期刊杂志有相当的即时性，但其呈现的却是一段时期内最为精华的研究成果，对学者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对于同一个作家来说，其在不同的文学史中所呈现的形象，也体现了不同时代研究者的关注点。本文将分别讨论1980——2000年、2000年至今两个阶段国内编撰的英国文学史对奥斯丁的述介，并以此分析奥斯丁在中国的接受和认知情况。
一、成为正典的奥斯丁(1980-2000年)
晚清民国时期，西风东渐日盛，国内出现了第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英国文学史，其中，在谢六逸、郑振铎、金东雷、曾虚白、徐伟等人的著作中，都简略地介绍了奥斯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文学研究出现了断层。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校教学秩序的恢复，国内重新涌现出一批文学史著作，比较重要的有陈嘉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提纲》、王佐良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侯维瑞的《英国文学通史》等著作。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奥斯丁不再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章节之间的小插曲，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作家。这一方面与国内对英国文学的整体研究不断深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杨绛、朱虹等前辈对奥斯丁的重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82年，杨绛发表在《文学评论》的文章《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2]和朱虹发表在《读书》的文章《对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3]都呼吁学界重视奥斯丁小说的价值。1985年，朱虹编选的《奥斯丁研究》[4]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汇集了国外重要的奥斯丁评论，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20世纪80年代起，奥斯丁的小说出现了刘重德、孙致礼、张经浩等多种译本，这也为奥斯丁研究提供了便利。
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范存忠教授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提纲》，这是一本双语文学史著作，也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尝试用英语编写英国文学史。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该书另附有中文翻译。该书对奥斯丁的介绍分为三部分：奥斯丁和奥斯丁的世界、《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和《埃玛》(Emma)、小说家奥斯丁。值得一提的是，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该书用阶级的眼光看待奥斯丁，因此认为“她对阶级社会——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而生活的社会——所持的全盘接受的态度限制了她的视野”[5]368-370。
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的陈嘉开始编写《英国文学史》，从1981年到1986年前后写作五年，共分四册[6]。这套书用英文写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国内第一套大规模以英语写作的英国文学通史，后成为各大高校英语专业教材，影响非常广泛。其中，第三册有关于奥斯丁的介绍，出版于1986年。陈嘉首先介绍了奥斯丁的生活环境、创作背景等，之后重点讨论《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和《爱玛》①(Emma)三部小说的人物、情节和艺术特色，并且指出奥斯丁的小说并不缺乏社会批评，在看似平静的爱情和婚姻背后，潜藏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较量。此外，陈嘉提到奥斯丁另有三部残篇，并且简要地介绍了他认为最重要的《桑迪顿》(Sanditon)。当时梁实秋先生的《英国文学史》在大陆尚未出版，因此这可以算是第一本提到奥斯丁残篇的文学史了。1996年，陈嘉、宋文林合著的两卷本出版，这是在原有四册的基础上整理的缩编本，其中对奥斯丁的介绍更为简略，此处不再赘述。
梁实秋晚年用七年时间完成四卷本《英国文学史》。该书于1985由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出版，但是大陆一直到2011年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梁实秋的文学史把奥斯丁单列一节，用九页的篇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7]963-972。他介绍了奥斯丁的家庭环境、几位兄弟姐妹的职业、奥斯丁几次举家搬迁的事件，并且都写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这些材料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接着，梁实秋把六部小说按写作年代一一概述，主要包括写作和出版时间、小说主要情节、人物形象、小说主题等，其中穿插介绍了奥斯丁的艺术创作观：“珍·奥斯汀说：‘我的写作是关于爱情与钱财，此外还有什么可写的呢’(I write about Love and Money；what else is there to write about)……她自己知道她的经验范围狭小，所以她谦逊地说她只是一个微细画家(miniaturist)，是在‘小小的方方的两寸象牙’(small，square，two inches of ivy)上面工作……”[7]966这两句话如今成为提到奥斯丁时“言必称”的名句了，这与梁实秋文学史中所作的介绍是分不开的。值得一提的是，梁实秋还将奥斯丁三部残篇《华孙一家》(The Watsons)、《苏珊夫人》(Lady Susan)和《三地顿》①(Sanditon)中的具体情节和主要人物介绍给读者。此外，梁实秋概述了当时国外对奥斯丁的批评，如妇女运动家Mona Wilson于1938年发表的《珍·奥斯汀与其同代作家》。奥斯丁留下不少书信，梁实秋在书中摘译了一封，也是极可贵的研究资料。
1997年，朱虹编著的《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1813-1873》出版。这本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卷本《英国小说研究》的第一卷，该项目由朱虹主持，文美惠、黄梅、陆建德等学者参与。这套《英国小说研究》是建国后第一套专论英国小说的研究集，著作收录了两篇关于奥斯丁的论文，分别是《简·奥斯丁和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和《婚嫁的“经济学”与“礼仪学”——再读〈傲慢与偏见〉》[8]。朱虹主要从《傲慢与偏见》中婚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奥斯丁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当时的批评大多认为奥斯丁的小说虽有精彩之处，但是对社会的关注度远远不够。朱虹指出：首先，奥斯丁在世时，英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狄更斯、萨克雷小说中的社会问题，因此不能把她小说中的内容与后世的小说混同；其次，奥斯丁小说中的爱情和婚姻看似轻松，其实背后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人物形象不是仙人仙子，他们的存在都扎根于现实，而且可以用精确的数字表现出来……”[8]19在《爱玛》中，庄园主小姐爱玛嫁给了地方治安法官奈特利先生，私生女哈利叶特嫁给了农民罗伯特·玛丁；《傲慢与偏见》中，每个人的收入和遗产都是精准的数字，甚至韦翰与丽迪雅私奔后，达西慷慨赠送了一万英镑才得以成婚。朱虹认为，从这一点上说，奥斯丁是比勃朗特高明的，“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就以藐视奥斯丁的夏绿蒂·勃朗特为例，她的《简·爱》中的女主人公在感情上的翻腾无非是因为发现罗契斯特已婚，她本人只能做罗契斯特的情妇而得不到合法妻子的地位”[8]32。此外，朱虹采用文本细读法，重点研究了“manners”这个词语在小说中所折射的文化意义。她指出，“manners”在《傲慢与偏见》中出现了113次，使达西和伊丽莎白消除偏见的，正是“manners”，“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8]37。因此，《傲慢与偏见》不是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而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8]37。这两篇论文采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包括奥斯丁亲属的回忆录、奥斯丁书信、国外最新的奥斯丁论文集等，论述翔实充分、有理有据，为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
1999年，侯维瑞主编的《英国文学通史》出版，这本文学史长达1102页，是一本“中等规模的英国文学通史”。该书以“世纪的晨星：简·奥斯丁”为题对奥斯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9]440-457。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文本。候维瑞大量引用奥斯丁小说原文以分析其写作主题和风格特征，例如在介绍《劝导》(Persuasion)时，他引用了该小说开头描写沃尔特·艾略特爵士的两句话，并从语言结构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该句子以平行结构清晰地显示出沃尔特·艾略特爵士在他容貌和社会地位两方面具有强烈的虚荣心……奥斯丁在运用主从结构时，运用主句与从句意义上的对比反衬，使句子在阐述一个意思时曲折跌宕，进两步退一步，从而取得了极为强烈的艺术效果”[9]450。这些论述都是对奥斯丁文本细读的成果，这也是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在奥斯丁研究中的体现。此外，该书在论述奥斯丁在国外的接受时，不仅介绍了司各特、麦考莱的赞誉之词，而且介绍了勃朗特和马克·吐温的批评态度，较为全面。该书另附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Cassandra)为其绘制的素描像，使读者对奥斯丁能够有直观的印象。
1980年以后，在外国文学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奥斯丁终于在国内编撰的英国文学史中有了稳定的位置，成为与莎士比亚、狄更斯比肩的经典作家。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英国文学史的介绍侧重于奥斯丁小说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对文本的关注稍显不足。此时国外新的批评流派已是风生水起，奥斯丁研究也出现了与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相形之下国内英国文学史的研究角度和成果仍较单一。当然，这是研究任何一位外国作家的必经之路，在新千年以后，国内的奥斯丁研究也出现了更多细致、新颖的成果。
二、奥斯丁研究的新气象(2000年至今)
从2000年起，国内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热潮，特别是由于西方文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国内文学史关于奥斯丁的介绍增加了诸多新颖的角度，对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问题、文化内涵以及叙事手法等方面都展开了讨论，在内容上也更有深度。
2005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侯维瑞、李维屏编著的《英国小说史》上下册，该书是国内第一套系统地讨论英国小说发展的通史。作为新世纪的一本文学史，书中对奥斯丁的讨论也展现了新的理论视角。以往的文学史对奥斯丁的介绍大都集中在奥斯丁的生活背景及写作内容等方面，但是这部著作在导引部分第一次提到了奥斯丁作为女性小说家的意义：“长期以来，女性被剥夺了智力和文化上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因此，世俗的偏见认为，女性无论在个人和家庭生活还是社会活动中都没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实现自由的意志。奥斯丁的小说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提出了疑问，发出了诘难。这一点也恰恰反映了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10]190。诚然，奥斯丁的小说反映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的生存状况，该书的评述何尝不是反映了新世纪中国读者的接受意识呢？奥斯丁在中国的“热”，与当下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亦是紧密相连的。在简述部分，该书按照奥斯丁的生平，介绍了奥斯丁的成长环境、家庭变故、写作时间、爱情事件，包括奥斯丁的病逝以及她的小说在英国的接受情况。在作品简介部分，该书对奥斯丁的六部小说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每一篇都堪称完美的小论文。该书犀利地指出：“《傲慢与偏见》还同样涵盖着这样一个主题：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困境。当时的社会是男人统治的，也是为男人运作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对女人来说，婚姻便显得举足轻重了……从这个角度讲，贝内特夫妇竭力要把女儿们嫁给有钱有势的单身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作者对社会所做出的一种间接的指控。”[10]198类似的评述书中还有不少，此处就不一一枚举了。这些评述说明，在新的语境下，奥斯丁的小说有了新的解读，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奥斯丁“热”的缘由。最后，该书指出奥斯丁在英国文学史中起承转合的重要意义。该部分引用了小说家乔治·莫尔和瓦尔特·艾伦的批评，前者认为奥斯丁“把洗衣盆变成了花瓶”[10]208，后者指出奥斯丁的小说是“菲尔丁小说的女性化代表”[10]208，这些批评皆独出心裁，极具启发意义。
2006年，王守仁、方杰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出版，该书隶属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国文学简史丛书》，供普通读者(而非研究者)阅读[11]。这本书关于奥斯丁的介绍虽只有短短四页，但涵盖了奥斯丁《诺桑觉寺》《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爱玛》四部小说的主要情节。这位英国才女的作品跳出了学术研究的小天地，已然“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了普通读者随手翻阅的文学读物。
1984年，王佐良和周珏良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大规模文学史编写项目，凝结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心血，其中，钱青主编的《英国19世纪文学史》出版于2006年[12]。与前人不同的是，钱青在编写时不仅仅将目光局限在奥斯丁的小说上，而是进一步讨论了奥斯丁写作的时代背景对其影响、奥斯丁的叙事技巧、奥斯丁的接受和译介等等。第一，钱青指出，“在当时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妇女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从18世纪起，女人数量比男人多，而且男性单身的数量有所增加。这给妇女婚姻问题带来很大困难。”12124因此，奥斯丁作为一个终身未婚的女子，她对婚姻问题的讨论并不狭窄，而是有着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此外，在讨论《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时钱青还讨论了旧时农业社会和新兴工业社会的道德冲突，这也是文化唯物批评的研究点。文中指出“奥斯丁本人保留着农业社会价值观，在社会急剧变化时，留恋着稳定的旧秩序……范妮本人也是一个文化象征……”[12]127第二，钱青引述了瓦特的评论，指出奥斯丁在叙述上对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师承与创新，“她把理查逊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优越性同菲尔丁现实主义评论的优越性、人物性格的内心表达和外部描写有机地结合为和谐的整体……”[12]125同时，钱青注意到了奥斯丁灵活的叙述视角，“她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时而进入女主角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了解她们而对她们充满同情，时而拉开距离以一位超然的旁观者对人物表现及道德品行加以客观评论”[12]125。这体现了当前叙述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三，钱青介绍了奥斯丁的接受和译介情况。在开头部分，她介绍了奥斯丁传记的编写情况，这方便了研究者寻找资料。在结尾部分，钱青介绍了奥斯丁小说的翻译情况和电影改编情况。钱青对奥斯丁译介的论述体现了奥斯丁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受欢迎的程度，也说明奥斯丁的接受情况本身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钱青长达九页的介绍，突破了以往对文学家本身的关注，引进了诸多批评视角，诸如文化唯物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叙述学批评、接受史批评等，这对后来的研究者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同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蒋承勇编著的《英国小说发展史》[13]，这部著作旨在“以60万字的篇幅，全面、系统地描述英国小说的发展轨迹”，在撰写思路上，着重论述小说审美变迁、小说叙事艺术等，综合各批评流派的研究成果，深入讨论小说艺术的流变。因此，在论述奥斯丁的这一节文字里，该书明确指出：“从女性文学角度研究奥斯丁一直是奥评的一个中心话题”[13]117，并且展开讨论了18世纪后期女性作为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社会现象，但是同时，该书并没有为女性主义研究所左右，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奥斯丁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13]117，她只是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女性的诉求。此外，该书还讨论了奥斯丁小说的艺术手法，一是她对悲剧事件的喜剧处理，而这种喜剧的精髓“在于弥漫全书的反讽的基调”[13]117；二是她“高超的叙事手法和活泼的语言”[13]119。同钱青一样，该书也论述了奥斯丁小说接受和阐释的状况，但该书按时间顺序的讨论更为系统。蒋承勇指出，奥斯丁同时代的司各特、维多利亚时期的刘易斯都是她的忠实读者；20世纪初期伍尔夫称她为“最完美的艺术家”；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奥斯丁的研究结合了心理学、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多种批评方法[13]120。蒋承勇对奥斯丁接受情况的论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当代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11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李维屏主编的《英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该丛书包括《英国文学思想史》《英国文学批评史》《英国女性小说史》《英国短篇小说史》和《英国传记发展史》五部著作，是国内第一套大规模讨论英国文学的史学研究系列专著。其中，《英国文学思想史》和《英国女性小说史》重点提到了奥斯丁[14-15]。在《英国文学思想史》中，作者将奥斯丁与萨克雷、狄更斯等作家一起列入“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一章，这与以往的文学史有所不同。当然，对奥斯丁的时代划分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此处的划分正体现了21世纪初文学研究者的解读。作为一部文学思想史，该书紧扣奥斯丁的时代，结合18世纪、19世纪文化环境，全面论述了社会变革对奥斯丁创作的影响，社会风俗小说、妇女小说和感伤小说的兴起，奥斯丁同时期和后世作家对她的批评。具体来说：第一，该书细致地阐述了奥斯丁写作的渊源。一方面，奥斯丁“欣赏吉尔平(William Gilpin)优美的风景游记、约翰逊(Samuel Johnson)典雅的散文、考柏(William Cowper)与克雷布(George Crabble)的道德性诗歌”[14]356；另一方面，奥斯丁摒弃了18世纪以勃尼(Fanny Bumey)为代表的感伤小说和拉德克利夫人(Ann Radcliffe)为代表的哥特小说，另辟蹊径，“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4]357。此外，该书介绍了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对奥斯丁的影响和评价。虽然奥斯丁与浪漫主义诗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很多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该书引述了柯勒律治对奥斯丁的评价：“奥斯丁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她崇尚整体感、对自然有率直的反应、拥有纯粹的情感”[14]357，这是以往的文学史中未曾出现的。第二，该书论述了奥斯丁在道德方面的成就：“奥斯丁用她的喜剧格调掩饰了对社会陈规陋习、个人怪癖和不足的批评，委婉地传达了她个人的道德准则，同时也昭示着一个批判时代的到来”[14]360。该书还介绍了当代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布拉德雷(A.C.Bradley)对奥斯丁的批评。第三，随着20世纪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奥斯丁研究也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写出《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1792)之时，正是奥斯丁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奥斯丁虽没有为女权主义摇旗呐喊，但是从她的作品中不难读出她对男权社会含蓄的批评。该书第一次介绍了奥斯丁16岁戏仿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作品，即四卷本《英国历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奥斯丁作为女性作家，自然对男性主权社会有自己的感受，因此写出了这一部滑稽模仿的作品，署名为“偏心眼、有成见且蒙昧无知的史家”[14]358。关于奥斯丁是否是女权主义者这一点，后世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该书一一作了评述。科克汉姆(Margaret Kirkham)在《简·奥斯丁和当代女权主义》中指出，“奥斯丁并不认为自己是位女权主义者，她关注中产阶级的平凡女性，但不认为这是特殊的女性关照，因为这是一种普遍人性的关照”[14]361。而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则指出，“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阶段即对主流传统流行模式的模仿以及对其艺术标准和社会角色观点的内化”[14]361。诚然，奥斯丁是否是女权主义者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但毋庸置疑，她跨的这一大步对后世女性作家有着极大的意义。最后，该书论述了奥斯丁的艺术观。与其他文学史不同的是，这里的论述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使用了奥斯丁书信中最直接的材料，如奥斯丁点评侄女安娜的信件等。总而言之，作为第一本专论英国文学思想的专著，该书对奥斯丁的介绍深入细致、不落窠臼，采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和最新批评，对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李维屏主编的《英国女性小说史》则是国内第一本专论英国女性小说渊源和发展的著作，时间跨度从17世纪早期到21世纪，是一部全面翔实的通史。该书对奥斯丁的论述长达30余页，注解90余条，是现阶段文学史中最详细的奥斯丁述介。该书的讨论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无与伦比与无人知晓的奥斯丁”“伟大的起点：斯蒂文顿小说”“完美的延续：乔顿小说”“散落的华章：其他作品”“奥斯丁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奥斯丁文化”，对奥斯丁的写作和影响作了详细的论述。该书首先概述了两百年来国内外的奥斯丁研究状况，其中谈到了奥斯丁的作家身份意识的问题。以往的文学史大多把奥斯丁看作是一位爱好写作、不慕名利的天才，该书则介绍了著名奥斯丁专家弗格斯(Jan Fergus)的研究：“奥斯丁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职业作家，把写作和出版视为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她希望成为优秀的作家，并使自己的写作得到相当的经济回报”[15]96。接下来，该书按照奥斯丁的写作时间介绍了其六部小说的内容及对作品颇有新意的批评，如布思(Wayne C.Booth)的女性伦理批评、韦特谢(John Wiltshire)对男性读者接受反应的批评、赛义德(Edward Said)的文化政治批评、怀特(Gabrielle White)对奥斯丁废奴思想的批评、詹姆斯(P.D.James)将《爱玛》视为侦探小说的解读等。在谈到奥斯丁的残篇时，该书介绍了泰尔斯库姆(Anne Telscombe)对《桑迪顿》的续写，这也是文学史中第一次提到对奥斯丁作品的续写。最后，“奥斯丁文化”一节介绍了奥斯丁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情况。一方面，奥斯丁逐渐走向大众，出现了很多“简迷”(The Janeites)；另一方面，奥斯丁研究机构也逐渐兴起。奥斯丁晚年居住的乔顿故居自1947年后设立为“奥斯丁纪念馆基金会”(Jane Austen Memorial Trust)，世界各地相继设立奥斯丁研究会，其中北美奥斯丁研究会(JASNA)较有影响。此外，该部分还介绍了2000年以后奥斯丁的著名批评专家、重要研究专著等，展现了最新的研究动向。
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奥斯丁成为了文学研究的“宠儿”。文学史对奥斯丁的介绍已经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作品讨论，而是有了更宽泛的视野和更具体的分析。特别是随着西方文论研究的兴起，奥斯丁研究也出现了新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不同视角的解读。这些新的理论为奥斯丁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促进了学界对奥斯丁小说的批评研究。
1980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发展，研究材料比以往更为丰富，对奥斯丁的述介也更为翔实，特别是朱虹、黄梅等学者对奥斯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奥斯丁的重视。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外交流愈加频繁，学者不仅能获得很多一手的研究材料，而且能与国外的奥斯丁研究专家进行直接对话，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奥斯丁在文学史中的形象也逐渐丰富起来，她时而是女权主义的捍卫者，时而又是阶级冲突的见证者，时而成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的记录者，时而又成为精雕细琢的语言大师。从1980年至今，奥斯丁由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成为备受中国读者喜爱的经典作家，这与文学史的介绍和评述是分不开的。2013年恰逢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出版两百周年纪念，国内的奥斯丁研究也掀起了新的浪潮，出现了意识形态批评、原型批评、电影改编批评、科学计量学批评、符号学批评等研究视角。此外，中国学者立足本国文化，对奥斯丁小说与中庸思想、奥斯丁小说与中国女性小说家进行对比研究，也产生了富有卓见的成果。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奥斯丁研究必定会产生更有新意、更有深度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必将会收录到新的英国文学史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①奥斯丁小说在译介入中国时，一些小说往往前后有多个译名，如Emma的译名，有《埃玛》《爱玛》等；Sanditon的译名，有《桑迪顿》《三地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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