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农业机械论文,中国人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8)04-0018-10
中国的传统农机具，自唐代曲辕犁问世后，一直未有太大改观。而中国农机具的近代化，是在西方技术的影响下开始的。中国人首次接触西方近代化农机具是在明末。徐光启、王徵等人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一些水利工具，但这只是小规模、小范围的接触，未能对中国农业生产产生实质性影响。后来，明王朝灭亡，这次传入旋告湮灭。直到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后，中国人才开始逐步认识和引进西方近代农机具。而这个认识和引进的过程，又是自发、缓慢、曲折和艰难的。
关于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国内一些论著多有涉及，主要有宋树友主编的《中华农器图谱》（农业出版社，2002年）、白鹤文等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曹幸穗的《从启蒙到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载于《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衣保中和刘洁的《中西交融与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的演变》（载于《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陈勇勤的《晚清时期农业近代化思路与实践》（载于《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赵泉民的《论晚清重农思潮》（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张蓝水的《谁是中国倡导农业使用机器的第一人》（载于《福建农机》2002年第1期）、张晓丽的《论张之洞的农业近代化思想与实践》（载于《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展示了认识的许多片断，但限于篇幅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仍给后人留下不少研究的空间。为了更全面地揭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历程，我们选择了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思考这一研究课题。
一、关于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及认识特点
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西方的接触进一步深入、频繁。而此时的欧美，正是其农业革命刚完成不久。诚如特雷弗·I·威谦斯所言，“这个新的农业革命像历史学家所钟爱的其他大多数革命一样，实际上是缓慢发展的，一般认为它始于1600年，结束于1850年”。[1](P190)其中，“英国农业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逐步实施机械化的”。[2](P8)
在农业革命中，农业机械化是其重要的内容和关键环节，因此，那些正在西方田野和展馆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型、新颖农机，极大吸引了出洋的中国人的眼球。于1847年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容闳(1828-1912)应是目睹西方先进农业机械的最早者之一，他1856年返国，1863年向曾国藩提出建立“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的制造机器之机器工厂，①而这建议的提出当是其在美国目睹农业机械之高效的深刻印象的产物。
19世纪60至80年代，不少清朝外交官等登陆西方，使更多中国人能近距离接触和直接感受西方的社会和科技。他们中一些人留心国外农业。尤其看到西方农业的强项——农业机械后，颇为惊讶，便把这些新奇的东西记录下来并加以评论。当时，他们接触西方农业机械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各类展览会，特别是农机展馆；二是农机制造厂；三是在国外农田或农产品加工厂处。而这些记载无疑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人对西方农机最初认识和感受的重要窗口和渠道。
（一）耕耙机具
耕耙机具主要是耕犁，出洋的外交官似乎很少记述，同治七年(1868)，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受同治帝钦派，率使团出访欧美。志刚也在其中。他在纽约州见到诸多畜力农机具，如犁、收割机、脱粒机、碾等，应有尽有，但对犁的描写只有区区数个字，“如犁，则半锐角”。②看来，犁未让他上眼。
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1876-1879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光绪三年(1877)五月，郭嵩焘在伦敦，应邀观看位于伦敦东北二百里、倭尔维尔江口的“安生机器厂”。他在日记中写道：“犁田机器三种：用机轮者二，用马力者一。用机轮者为轮车二具，前后各一。开田为长丘，约百步，设犁车其中，两端各系以绳。前机轮舒绳而后轮收之，则犁之后端俯至地而前端仰；后机轮舒绳而前轮收之，则犁之前端俯至地而后端仰。前后相与迎送，唯移行左右而已。浅犁前后各九齿，深犁前后各三齿：浅犁掀土使起（即中国之初犁），深犁始成畦。马犁亦三齿，一马则一齿。”③他的副手刘锡鸿也简略记载“有六钢刀以起土者，两头置火轮机，系绳牵之，以自为进退。此第一人司之，可代六马之力者也”。④其中对1858年由英国人福勒(John Fowler)发明并开始展示的蒸汽犁地法着笔稍多，因为其新颖、独特。
为何使臣们很少记载犁机，笔者蠡测：可能在火犁（拖拉机）出现前，当时欧美在耕地农具上并不比中国先进多少。不管是在耕具，还是整地的耙。这样自然引不起记载者的兴趣。
（二）割草机具
割草机具当时也有目睹，如光绪三年(1877)，任驻英副使的刘锡鸿在参观中就见到了国内未有的芟草机，“机器有刀与耙齿转侧迭相为用者，刀以芟草苗，耙以起草根，有分缀晒之，有屈铁为24巨钩者，钩密排如人肋骨，所以拢已晒之草而聚之。有单刀、双刀、三刀起土者，入土浅深，各异其式。此皆驾之以马，可代十数人之力者也。有六钢刀以起土者，两头置火轮机，系绳牵之，以自为进退。此第一人司之，可代六马之力者也。”⑤
同年五月，郭嵩焘在伦敦的“安生机器厂”，也见到“刈草机器：凡三具，皆用两马力。其一刈草而堆之地；其一数十长齿斜曲，掀草上腾，摊而晒之；其一数十长齿曲兜，聚草成束。”⑥同年，外交官张德彝在英国看到各式农业机械图纸，其中芟草机与刘锡鸿所见的几乎一模一样。其日记道，“二十日壬寅，早雾，未初晴。有英国制造耕田机器人郎弗娄来拜，据云‘中国田多，宜用此器，以省人力。’并呈图一纸与看，见有刀与耙齿转侧迭相为用者，刀芟草苗，耙起草根，用以分而晒之。有屈铁为二十四巨钩者，钩密排如人之肋骨，所以约已晒之草而聚之。又有单刀、双刀或三刀以起土者，入土浅深，各异其式。诸具虽各有铁轮关键，而皆驾之以马，可代十数人之力。有用六钢刀以起土者，两端置火轮气机。系绳牵之，以自为进退；一人司之，可代六马之力”。⑦
另出使西班牙的使臣也有见到，“又有翻草器、卷草器，无一而非减省人力。”⑧说明这一农机具在西方已较为普及。有研究指出，仅法国“在1862年到1892年期间……割草机的数量从18800台上升到了52000台”。[3](P10)
（三）播种机具
光绪六年(1880)，以参赞身份随陈兰彬出使欧洲的黎庶昌，在西班牙见到，“又一播种器，前如犁，后有横骨，直竖小筒尺余，而侈其口，以盛籽种。中有小机窍，为之管约，行动时漏下极少而匀。筒之下节，用麻布缝筒套之。马行子落，筒尖即耙泥掩盖之。”⑨
（四）灌溉机具
同治五年(1866)，清朝廷为了解“夷人情形”，组团赴欧洲考察，毕业于同文馆的张德彝，得以随团出游。他在荷兰看到机械化抽水设备在围海造田中显示出的力量，“又乘马车十五六里至一处，系400年前之陆地，因海水涌激堤岸，莫当其势，竞成大海。20年前，有智者作火机铁激筒三架，高六丈许，置于新海三角，令所溢之水仍归大海。每日运水六千万斗，廿年来，复得肥田数万顷。沧桑之变，在天耶，抑在人耶？”⑩光绪二年(1876)，被派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也留意博览会中“机械院”、“耕作院”上的吸水机器，并作了中外比较。“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西北高原，种植每艰灌溉。讲水利者，尤以此为亟务。”(11)
次年，张德彝在英国观看农业机械图纸，引水器又吸引住他的眼球，“有引水器，机旁皮筒相续，沉入水中，机动则可行水至数里外至高之处。有轮机不烧煤而烧草者，轮自转，草投火不须人为推送。其轮机较轻者，单气筒可代六马之力，双气筒可代二十马之力。无论单筒双筒，量地势之大小，用以起土引水，极省人力。可谓巧夺天工矣。”(12)无独有偶，担任驻英正副使臣的郭嵩焘、刘锡鸿同年也在英国观看了抽水机，前者写道，“乃回至厂，行江次，观吸水机器：一用木梘，一用皮条，略似上海所购水龙车，而机器较大。”(13)后者记曰，“有用以引水者，皮筒相续沉水中，可行水至数里外绝高之处。又有轮机不烧煤而烧草者，轮自转草投火中，不假人为推送。又有轮机较轻者，单气筒可代六马之力，双气筒可代十马至二十马之力。”(14)
光绪四年(1878)的一天，香港商人罗氏脱里引厂主氐脱里取来见驻德公使李凤苞。该厂主向李介绍了自己的产品：“其引水机尤为新奇适用。本为同治八年美国总监工所创，屡经修改，今始妥善。以整块铸铁为之。下侈上锐，形如蒜白，内有两房联以开合之户，上接通水管以蒸汽入，其上口压，令右房之水达于外管，汽凝而缩，外水复入。其气即压左房之水达于外管。及右房水满而左房又缩。一虚一实、一出一纳，迭相为用，与双鞲鞴之抽水器相同，且有其利而无其弊。因呼吸甚速，整铁为之，不易损坏。今所新制，其力倍蓰，用之更耐久，且任何安置俱属相宜。用于救火、开矿，灌田尤为便利，曾在巴黎大会中得奖金牌。”(15)这是几经革新改造的性能优良的新产品。获得金奖牌一事，让他们了解西方有鼓励发明创造的机制。
（五）收割机具
传统中国一直是靠镰刀收割的，故设计精巧的各类近代化收割器具颇让外交官们感叹，因此，他们的记述也最为集中和细致。
同治七年(1868)，志刚在美国看到“收割之器，两马驾车，车仅坐一人为御，车右俯地为扁横夹木，夹锐角刀六，相离如其陇，是一割六陇也。刀钉于夹木，而活其轴。刀尖向前，对陇中之禾。刀后为环，贯于铁条，附于夹木而左右之。夹木与铁条，牵于车后之机轮。一转而铁条左牵，则刀右割；右牵，则刀左割。御轮三周，则敷一束。旁有偏扇，所割之禾，俾之倒于扇。敷一束，则扇后掀，随者因而束之。是两马、两人而作六人收割之役，而且速也”。(16)他所看到的当是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
同年，张德彝在美国见到了另一种形制的马拉收割机。“船行十里过金江，登轮车行66里，至地名‘黑窝’。一路树林阴翳，田园茂盛，有聚米仓房百余间，宽大整洁。内有收田机器，形若梳篦，暗藏镰刀，左有铁轮关键。以马曳之，马驰轮转，其器自能割刈，并能束捆成排，委积田畔，人坐车旁领路而已”。(17)“十八日乙丑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与众乘马车三十六辆，行十余里往看农器。有割谷器如车，以二马曳之，左坐一人执鞭。马走轮转，自有关键将右边齿镰运动，来往割切。车随行，则所割者自然成束而遗于地”。(18)
光绪三年(1877)五月，郭嵩焘在伦敦“安生机器厂”，“观农田机器数种。一、刈麦机器，铁剪廿余齿，就地刈之。上设四耙，飞转若轮。每一剪，则耙压至后板上而推之地。用两马曳之以行，每一点钟刈麦四亩”。(19)
光绪六年(1880)，出使西班牙的黎庶昌在马德里农务学堂内看到若干件“割麦器”：“一为英国新式，设巨铁筒为转轮，贯以轴。轴上直竖一柄，向后如荷叶形，为人坐处。前有活机，可以驾马。左边支木板，宽可四尺，亦用木板钉边为栏，高四五寸，而空其前。一面着铁锥十余，锥长二寸，每锥亦相离二寸。两锥之间，平安刀口为人字形。右边有动轴，约高于左板四尺。轴之下、筒之上为连环齿轮，近木板处亦有小转轴，以麻布卷接之，斜上属于动轴。而又斜下尺许，别有小转轴联之，再平拖二尺而止。紧逼小轴处横安一机，如缝衣之器。又另一不动之轴，高于动轴三寸许，亦以麻布从右边木板处结之，斜上属于此轴，再斜下近尺而止，亦有轴钳之。又于不动轴之外，悬一铁丝卷，令可转圈。将铁丝牵属于缝器，然后驾马驰行于麦垄中，其麦梗从右边之铁锥经过，即触刀而自断，铺于木板上，如手割者然。离刀口寸许有一活板，时时约束之，麦即陆续上移，从两布间转出于动轴之右，铁丝即卷而束之成为巨綑。而铁丝自行剪断，随割随束，迅速异常，可谓尽人巧之能事矣！总办云：‘此器太大，路仄处尚不能用。今改制小者，更为灵便’。”(20)该记录显示当时欧洲大陆相对落后的地方也投入到农业机械化的潮流中去了。
外交官描述较多，还跟欧美田野已较普遍使用收割机有关，如“1834年设计的麦考密克(Mc-Cormick)的收割机在1850年一年内大约就卖出了1000台”；[3](P2-3)即使以小农经济著称的法国，“在1862年—1892年期间……收割机的数量从8900台上升到了51000台”。[3](P10)光绪三十二年(1906)，受慈禧派遣，赴欧美、日本考察君主立宪的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在美国，“参观农器制造厂(MC 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只记“有割禾马车、束草马车、掘地马车、救火机及种种农用铁器，又有试验农器适用与否之机器焉。”(21)不再具体描述，说明到20世纪初，国人对洋农器已没有了新鲜感了。
（六）脱粒机具
外交官们对脱粒机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留下不少描述。同治七年(1868)，张德彝在美国见到“打麦器，形若巨箱，内含齿轮皮带，前以六马转磨，右坐一人送麦颗，左立一人收麦粒。磨动，则皮带随齿轮而转，自然粒出于左，而流于仓矣。梃净壳飞，备有所在，精巧之至”。(22)
同年，志刚在美国也参观了脱粒机工作场面，并作了更细致的观察，“至场圃，则搓粒、碾秕、簸糠、出草，统办于一器。将收割曝干连穗之禾束于场。器如轈车。去车数十武，场外立柱为盘。车下亦有盘。两盘之间，长链环之。车下之盘，中心有立轴，上管诸机。其场外之盘，附地盖板。四马绕柱旋行如拽磨，则场外盘之链，牵连下盘随之而转。轴随盘转，则车中有送者、揉者、碾者、扇者，诸机毕举矣。用之者，手束禾麦入于前口。口如斗张，口内能咽，则有刺滚木向内转以送之者也。咽下能分，则有夹齿木以揉搓之。搓下之米，有扇轮以出糠秕。则米落于下，糠吹于旁，而草接连吐于后矣。数事而以一器办之”。(23)这架脱粒机集脱粒、扬场、碾米于一身，可谓是个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的农用机器。
在英国，光绪三年(1877)五月，郭嵩焘在伦敦“安生机器厂”的参观中也见到了脱粒机，“出麦机器：用火轮一坐（用草为薪，不用煤），转皮条以运机器。前置机器箱如木柜，后出麦，前出麦杆。一人坐后端，取麦束从中轮压下。旁有风轮（亦中国风车式），后悬麻袋三。中袋皆完善者，其压碎者出左袋，土石及麦壳出右袋。其草壳轻者皆由风轮扬使旁出，其麦杆则压入轮下，即从前板推转而出，堆于柜前。此机器尤佳”。(24)可以看出，该厂生产的脱粒是以蒸汽为动力，比使臣们在美国见到的马力脱粒机又先进了一步。刘锡鸿也有记载，但过于简略，“有用以打稻者，布稻于上，其谷自落，碾去粗皮，复碾细皮，筒各储之，并其糠灰簸扬使尽”。(25)
光绪六年(1880)，黎庶昌在西班牙亦见到为小麦、玉米脱粒的脱粒机，“又一巨器，将麦穗装入方斗内，由上而下，逐层出细，自打粒、去草，以至簸扬粗秽，而麦颗净洁，皆一气呵成。此用火机为之，亦英国之制。又有剥玉米之器，圆铁板一块，安转柄中央，而于里面悉着铁锥，与靴钉相类，外用铁壳双合之，如蚌蛤形。左边有筒，高近一尺，右开一缺口，下安小筒。总办取壁间包芦试之，从左筒贯入，以手转动，须臾米粒皆从小筒漏下，其骨自从缺口向上送出，一皆剥剔净尽。此器了无奇处，而运用之妙，乃能如此”。(26)其中对“运用之妙”的玉米脱粒机则是首次记载。
（七）加工机具
目前已知最早介绍西方粮食加工机具的是湖北潜江的一位20多岁的知识分子郭连城，咸丰九年(1859)春天，他随意大利传教士徐伯达(Luclovicus-Cel.Spelta)等人赴罗马述职并游历意大利各地，在途经埃及时，他除参观凸伯夷石柱外，还考察了埃及从西方引进的先进的加工面粉的机械装置，看到“火轮”的力量大大超过“水轮”，心中暗暗感觉不可思议。“后又引余至一面坊。内有大仓数十口，有麦面自仓口出。仓下有长筛以机轮自转而筛之。及登楼时，则见有无数铁磨自旋如飞。又上至第三层楼，则见从前筛逼之面自然而上，聚于一处。以便取携。会士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余曰‘可’。及至上面，城池河海，俱在望中。上有小麦堆积，而以引水机轮淘洗之。只须二三工人，将小麦置于穴内，顷刻，则细面出焉。会士曰：‘此火轮面坊也。半日所磨之面，足供满城之人。不知贵国亦有此制乎？’余曰：‘吾乡多有以水轮代者，而火轮之制，余则未之见也’。会士曰：‘从前太西之人亦尚水轮。然未若是法之神速也。’言毕盘旋而下，但见处处有铁轮飞舞。稍焉，踏月归院。余心窃异之，因录”。(27)
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在英国看到了在当时来说自动化程度很高的食品加工厂：“各种小洋饼皆机器为之，每种皆至数厂。其运送灰面及运饼上下皆机器为之，不烦人力。如面厂装面一石，用布袋盛之，系之机器转运皮条之上，可以过街入楼门，曲折送达和面处。其和面及揉力、压力，并用机器。其各种小饼，同一机器而形制各异。其面厚薄推转，如布帛在机，或转印模就面，或推面使就印模。下用洋铁盘盛之，或一行，或一行并分。一分工夫压饼至数千。其小长饼为螺纹及若纠绳者，机器又小异。唯小薄饼则用机器压面使平，而用人力以模压之。中有小厚饼松脆，则用机器压成，送入开水大桶中。饼熟浮水面，用撩箕漉取之，然后加烘。烘饼窑深约丈许，用洋铁盘盛饼百数十，从窑口送入。上下皆用薄铁板密排铁梁，推洋铁盘转运其中，上下用火逼之。至后窑口出，即成熟饼。火力微有猛弱，用玻璃管测之，而推运机器使之转动洋铁盘，自分迟延以应火力。凡机器一厂，必有窑炉二三座。”(28)同年，刘锡鸿对粮食加工机械也有记载，“有用以磨粉者，单磨、双磨不同，既磨而筛之，粗细亦各为类”。(29)
光绪六年，陈兰彬在西班牙见到一种手工操作的果汁压榨机，“（榨葡萄器具）器分两式，一为横榨，面置一木方斗，外侈内束。斗门下紧安巨铁轴二，轴上铸指粗方棱，使阴阳相间。再下为转轮，轮之旁有柄，为手持以转动处。再下承以铜槽，一接汁，一接渣，渣汁悉穿指大圆孔。倾葡萄入方斗内，转两轴轧之，酒出渣下，各归其处，此一法也。一为直榨，其器与石磨相仿，特有数重铁笼护之。将葡萄置入，螺旋直压，汁皆从下磨盘流出，此又一法也。是器，种葡萄者家家有之，人人能做”。(30)
光绪14年(1888)，作为清政府同时派遣的12名游历使之一的缪祐孙在俄国见到了英国制造的先进的磨面机：“（5月）二十四日乙亥，晴，有巴劳乌作甫之友喀罗梯，希腊人也，约观所设机器磨麦场。其器皆从英国定制，每日出麦粉50普特。所用工役才70余人，每日工资由80戈比至20卢布止。极洁之粉5普托甫值11卢布75戈比，合中国钱不过20余文，一斤至下者四卢布五戈比。其门外一面接火车路，一面接轮船码头，转运于各城甚便”。(31)
近代化食品加工必然以粮食运输的机械化为基础，因此，同治七年(1868)，张德彝在美国的一个叫“柏费娄”的城市感受了那里的粮食储藏、运输的机械化，认为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便于管理、减少贪污盗窃行为的发生。“城周约三十里，居民十二万，旁临益湖，商贾云集。湖通运河，河边建积谷仓，高十五丈，周八十丈，前一双筒，伸出如象鼻。内作连斗，插入米内。轮机动，则连斗齐转，将米运上倾于楼顶斛中。随斛有称，只需一人记数而已。称过则米流入各廒，颗粒皆归官府，绝无偷盗之虞，勾稽不爽丝毫，永鲜侵吞之弊。出仓时亦用此法，一时能运米一万六千石。仓房纯系铁建，上下铁梯六百级。沿河有挖泥船，亦用轮机连斗，与运米大同小异”。(32)
概括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
(1)小范围。当时能够接触到西方农业机械的人十分有限，主要是出洋的使臣和因各种原因到过海外的政治人物，如王韬、冯桂芬、孙中山等。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西方先进农机具为何物。
(2)零碎性。由于当时接触者多无专业知识且与西方农业机械的接触多是走马观花，因而，他们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基本停留在直观、感性上，呈零碎性。与甲午战争后，《农学报》、《农学丛书》等大量、系统、专业、全面地介绍西方农业机械有着明显的差距。
(3)同步性。当时正是西方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期，不断有新型农业机械面世，出洋的中国人可以无阻碍地与当时西方人同时见识这些新型农业机械。也就是说中外对农业机械发展的认识是同步的。
二、面对西方农业机械的震惊及引进思考
面对诸多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想象过的农业机械，19世纪90年代之前出洋的中国人，无疑心灵深处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们惊叹欧美先进的农业机械设计的精巧和劳动效率的高效，如黎庶昌评论割麦机“随割随束，迅速异常，可谓尽人巧之能事矣！”，“无一而非减省人力”；(33)玉米脱粒机“皆剥剔净尽。此器了无奇处，而运用之妙，乃能如此”；(34)志刚赞叹收割机“是两马、两人而作六人收割之役，而且速也”，脱粒机“数事而以一器办之”；(35)又“观农器。其器甚夥，要皆用力少而见功多，是大有益于生民者也”，(36)他甚至嫌时间安排太紧，未能细看，感到很有点遗憾：“至农事之末，器具作用之次第尚多，惜不能久待而通观之也。”；(37)张德彝惊叹打麦器“精巧之至”，(38)抽水机“用以起土引水，极省人力。可谓巧夺天工矣”，(39)甚至有点不敢相信其在荷兰围海造田中所起作用，“沧桑之变，在天耶，抑在人耶？”；(40)李圭称颂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的农业“器具便巧”；(41)郭连城对食品加工机械“余心窃异之，因录”；(42)郭嵩焘称颂英国意伯斯威叱工厂新颖农田机器，“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43)即使未曾出洋的魏源，早在19世纪50年代，亦通过搜集到资料指出，英国“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44)
惊叹之余，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中西方农业的巨大差异，并思考中国农业的出路。当时，这些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基本上都倡导引进和制造近代先进农机具，进行机器化农业生产，以实现农业的近代化。在他们看来，“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45)是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即使百年后，天翻地覆的中国仍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仍是这一认识的沿袭。当时，购买被视为引进的主要渠道。如1860年代，启蒙主义思想家王韬认为“西国田具，如犁耙播刈诸器，力省工倍，可以之教农，以尽地力”。(46)建议清政府购买西洋机器，“以兴织紝，以便工作，以利耕播”。(47)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将传统农业改造为近代农业，带来农业的大发展。稍后，熟悉“夷人情形”的郑观应亦提议“参仿西法”，并“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48)编为专书，传播给农民。其次，仿制。如前面提到的容闳，据其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早在同治二年(1863)，于安庆晋见曾国藩时，他就提出建设包含生产农机具的机械厂。当然，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上所谓制造只能是仿制。二年后，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李鸿章甚至预料正在兴起军工技术将会转为民用，仿造农业机器是不可阻挡的。他说：“制造机器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器于在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耕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49)洋务运动另一代表人物张之洞也主张发展近代农业生产，“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50)1890年，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在介绍英国“伊里岛田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土脉遂肥”等事例后，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51)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在给李鸿章上书中提出了他的先购买后仿制的近代中国农机化发展道路，即“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褥，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褥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52)
甲午战争前，尽管赞同引进西方先进农业机械已成为时代新潮流，呼声不断。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一些守旧的官僚士绅借口华夷之辨、滋生淫逸和易生恶心等理由拒绝西方科技。在西方先进农业机械引进上，也有激烈的争论：引进还是拒绝；是全盘引进还是选择引进。如何将引进工作与中国国情相符而不至于出现水土不服，当时不少清代官员和士绅对此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辩驳。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广大农村地少人多，农民普遍贫困，国家工业弱，国民科学意识薄弱。因此，甲午战争前中国引进先进农业机械不仅存在资金匮乏、科技水平低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成为流民，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当时人们的疑虑和争辩焦点就在这个就业与效率的二难问题上。为此，产生几种不同的看法：
(1)不赞成立即在中国推行。如驻英大使刘锡鸿，他在参观众多先进农机具和了解英国社会后，认为英国采用农业机械的原因是“英国田亩皆归富户，而雇人佃耕。人之工食费重，故辄以机器代之”。(53)的确，西方发明农业机械的动因就是节省劳力、提高生产率。同时，他还看到采用后出现的新问题，“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省雇工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也。人逸则多欲而易为恶，失衣食亦易为恶；而忧时者，独以义塾救之。塾多贼少之言，殆深明治道者所必韪矣。”(54)担心机器抢了人的就业机会，造成社会混乱，因而虽感到农业机械是奇妙的东西，但思想上还是不赞成推广。与他有相同看法的还有不少人。如湖南巡抚王文韶，同治十三年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工厂以制造耕织机器的提议，说：“至兼造耕织机器之说，臣窃有所未安。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机器行之，彼兼并之家，富连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诚美利也。此外别无恒产，全赖雇值以自赡者，往往十居八九，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推之工匠，亦莫不然。……故臣谓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形中所以固本之一端也。”(55)另朱一新亦反对以机器耕作，“西国地广人稀，故耕种亦用机器。……中国风俗与之绝殊，生齿至繁，民多失业。苟夺贫民之衣食，嗷然不可终日是，一二黠者乘之，则变刮生矣。”(56)
(2)选择性引进和采用。有的知识分子主张在劳动力匮乏时采用农业机械，当时东南地区因太平天国战争，人口大量死亡。为此，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冯桂芬在1860年所写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倡农业使用机器以解一时之急，“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孑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细，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佣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论之，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57)显而易见，他对使用先进耕具并不是完全赞同。还有的提出对西方农业机械进行选择性引进，张之洞的观点就具有代表性。他说：“臣等闲尝考校中西家学，互有短长。泰西农家新法多从格致化学出，有与中法同者，有与中法异者，有可学行之中国者，有不可行之中国者。徐光启《农政全书》教民用龙尾车以汲江河之水，恒升车以汲井泉之水，此泰西水法，与中国同者也。察土性有十四原质之殊资，浇壅有磷养鸟粪之别，此与中法异者也。……欧洲人少工贵，易牛耕而用机轮，耘锄收割之具，多用汽机，肥田之物，或用硫强水，此则成本太巨，获不偿费，不可行于中国者也。”[4](P3912)
(3)坚决引进。这些学者看到了引进农业机械的带来的问题，但更认识到如果为保障就业而牺牲农业机械化的危险。薛福成说的这段话就颇有见地：“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然使行是说也，则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处处让人以独步，故不待言；且以一人所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价，则其物之为人所争购，必不能与西人之物之价减二三减十百者相敌也，明矣。自是而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自是而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徒用力之无益。”(58)的确，实现机械化以后会出现富余劳动力，造成失业。但是，如果为了充分就业而拒绝机械化，也不是明智之举。保护落后，最终落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实际更损民。他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性，为此，光绪十八年，他驳斥机器夺贫民生计之说，指出：“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說者，皆饥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59)他的这种认识，相对前面短视的观点，可以说是比较远大并与时俱进。
以上这些中国官员和士绅的疑虑和思考，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同时昭显出人多地少的近代中国发展农业机械化遇到的困境和艰难。而这种困境一直困扰着中国许久时间，直至今日。而要解决机械化与百姓饭碗这个两难问题，农业机械化单兵突进是不行的，必须与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等同步进行，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将农业机械化不断地推进。
三、结语
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思考，是近代“师夷长技以制夷”、“采西学”、“制洋器”等学习西方新潮流和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和具体化。它生动记录了近代睁眼看世界者为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法而艰难跋涉的历程，是志士仁人对中国前途和命运不断思考的记录，它饱蘸着无限的忧国忧民之情。可以说这次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思考，既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汇的过程，同时又成为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先导和必要的舆论、心理准备。
［收稿日期］2008-01-12
注释：
①［清］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111页。
②［清］志刚：《初使泰西记》卷1，岳麓书社，1985年，第277页。
③［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8，岳麓书社，1984年，第239～240页。
④［清］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160页。
⑤［清］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159～160页。
⑥［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8，岳麓书社，1984年，第239页。
⑦［清］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457～458页。
⑧［清］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466页。
⑨［清］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466页。
⑩［清］张德彝：《航海述奇·荷酣丹瑞俄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538页。
(11)［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224页。
(12)［清］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458页。
(13)［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8，岳麓书社，1984年，第240页。
(14)［清］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160页。
(15)［清］李凤苞：《使德日记》，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辑·第155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152～153页。
(16)［清］志刚：《初使泰西记》卷1，岳麓书社，1985年，第277页。
(17)［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合众国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643页。
(18)［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合众国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679页。
(19)［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8，岳麓书社，1984年，第239页。
(20)［清］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465页。
(21)［清］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卷3，岳麓书社，1986年，第347页。
(22)［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合众国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679页。
(23)［清］志刚：《初使泰西记》卷1，岳麓书社，1985年，第277～278页。
(24)［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8，岳麓书社，1984年，第240页。
(25)［清］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159页。
(26)［清］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465～466页。
(27)［清］郭连城：《西游笔略》，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9辑·第888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28)［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13，岳麓书社，1984年，第372～373页。
(29)［清］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160页。
(30)［清］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464页。
(31)［清］缪祐孙：《游俄汇编》卷11，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9辑·第889册【二】），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629～640页。
(32)［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合众国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684～685页。
(33)［清］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465～466页。
(34)［清］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466页。
(35)［清］志刚：《初使泰西记》卷1，岳麓书社，1985年，第277～278页。
(36)［清］志刚：《初使泰西记》卷1，岳麓书社，1985年，第277页。
(37)［清］志刚：《初使泰西记》卷1，岳麓书社，1985年，第278页。
(38)［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合众国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679页。
(39)［清］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458页。
(40)［清］张德彝：《航海述奇·荷酣丹瑞俄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538页。
(41)［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233页。
(42)［清］郭连城：《西游笔略》，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9辑·第888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43)［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13，岳麓书社，1984年，第340页。
(44)［清］魏源：《海国图志·英吉利国广述（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2页。
(45)［清］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于《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
(46)［清］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载于《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第78页。
(47)［清］王韬：《理财》，载于《弢园文录外编》卷1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48)［清］郑观应：《工政·农事》，载于《盛世危言》卷8，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25页。
(49)《同治四年八月一日李鸿章折》，载于《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4页。
(50)转引自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5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52)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载于《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
(53)［清］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159页。
(54)［清］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160～161页。
(55)《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湖南巡抚王文韶奏》，载于《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94页。
(56)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中华书局，2000年，第170页。
(57)［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筹国用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58)［清］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10，岳麓书社，1985年，第927～928页。
(59)［清］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载于陈忠倚（淞南香隐）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4,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