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的超越：从庄子到海德格尔
闫 伟
(安徽大学 哲学系，合肥 230039)
摘 要： 庄子与海德格尔分别以“死生昼夜”与“向死而生”作为生死超越的具体形态，是存在个体在有限的时间内追求精神自由的体现。逍遥、本真的境界与形上之 “道”与“存在”构成了生死哲学的终极真实，是现实中的人超越生死困苦的终极依据。庄子在取消分别的基础上，主张万物一体、生死齐同，海德格尔则致力于此在由日常沉沦向本真存在的转化，本质上也是一种心灵层面的内在体验。探寻死亡的价值是庄子与海德格尔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是超越生死的关键，同时也对现代人如何积极乐观地生活、创造美好人生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关键词： 庄子；海德格尔；生死超越；道；本真
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的核心，关系到个体生存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实质上就是人在精神领域内超越生死、追求永恒的价值渴望。因此，生死的超越是个体最本己的生命意义。庄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都以具体的“人”为中心，生死观构成其思想内容的重要部分。所以本文欲从终极关怀的三个层面即终极真实、终极目标、终极承诺对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生死智慧进行理论剖析，以期深入探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一、体道逍遥与本真存在
人的生命是一种时间上的有限性存在，生死也就成了人生的必然。如何超越生死，突破有限、追求无限是人之精神生活的最高慰藉，究其根本就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傅伟勋曾经定义终极关怀为：积极面对生死问题，经由高度精神性的探索，获得生死智慧，从而“安身立命”[1]60。个体是理性的存在，其生活是精神性的，所以生死的必然往往会引发人的终极性思考。张岱年先生归纳古今中外的终极关怀思想为三个类型：归依上帝；返归本原；发扬人生之道[2]。不过，这三种类型仅是立足于终极真实的单一层面。实存主体的终极关怀，依傅伟勋来说可以分为终极真实、终极目标与终极承诺三个部分。简言之，三者即真理所依据的形上本体与所达境界、生死的超越内涵、实践倾向的信念与愿力。
1.形上的“道”与“存在”
生死的超越在于个体生存有限性之外，追求一个终极无限的精神性本质。人类在自我超越的途中，所能依傍的只有形而上学[3]14。庄子与海德格尔所追求的人生终极境界是无待的逍遥与此在的本真状态，而两者所依据的形上本体是由“无”贯通的“道”与“存在”。
“道”是庄子哲学的重要理念，继承于老子。在庄子看来，“道”乃生命之本质，为生命之存在、发展提供形上的根据，是生命的最终根据[4]207。“道”的内化为“德”，与形而下的“气”共同塑造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道”是生命的源头，也是最后的归宿，还是个体超越生死的凭借与境界。《天下》云：“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5]320《渔夫》曰：“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5]875此外，《大宗师》通篇详述“道”之于生命的意义以及真人体道的过程与境界。“道通为一”与“不生不死”是人得道后的表现，也是圣人超越世俗生死的结果。
海德格尔在克服(重构)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将“存在(是)”界定为哲学中对存在意义问题的探寻，是存在之于存在者的超越，是此在本真性存在的形上依据。普遍的“存在”在时间境遇内的存在被海德格尔名为“此在”，其本质就是个体在现实世界的有限存在。正如《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所说：“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6]9“存在”与存在者不同，“存在”是形上的本体，而此在作为存在者是个体从生到死的实际者。此在的存在方式由“沉沦”向本真状态的转化就是超越(去存在)，也就是由操劳世界中逃避死亡变为本真世界中直面死亡并成为自己存在的过程。因此，此在的本真存在是“存在”在个体有限性存在上的体现。
庄子的“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都是形而上学的概念，是个体超越生死后于精神上的自由逍遥、本真存在的终极依据，也是终极真实的形上本体层面。“道”与“存在”皆无形、无名、无声，不可言状、不可定义，二者相通于“无”的性质和特征是它们之所以成为生命存在的源头与归宿的缘由。“无”有两重意义：一是指空间的虚、空；二是指抽象的“无”[4]177。两重含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形上的“无”是“道”的别称，意在阐发“道”之无限生机的内在规定性；空间上的虚、空是经验世界的“有”的前提，是形上之“无”下落于世间的变现。《刻意》篇云：“故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5]426《知北游》曰：“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矣。”[5]622庄子以“无无”会通“有”“无”，于时空上统一了“道”的形上性，也揭橥了万物生命的始终问题。海德格尔同样在宇宙(时空)的层面阐释“无”的作用。他在《物》中说：“器皿(壶)的物性因素绝不在于它由以构成的材料，而在于有容纳作用的虚空。”[7]1169甚至他在就职演讲时就以确定性的形上的“无”论析“存在”是“有”与“无”的统一，是存在者之于存在的依据。在海德格尔那里，“无”是“有”的界限和此在的界限，即存在者整体的脱落和无意义性[3]79。
由“无”联系的“道”与“存在”是个体在时间性存在的形上根由，是超越生死、永恒常在的精神归依，也是终极真实的本体因素。
2.自由的本然性原则
庄子的生死一体观念也是基于生命的自然与“道”“气”的本根性来说的，经由“物化”的过程实现。《德充符》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5]169《知北游》曰：“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5]624“有待”即是相互依存，生依赖死，死依赖生，生死以此而结成一体[12]168。 “死生为一条”即生与死的一体性，消解了世俗悦生恶死的思想基础。至于生与死如何为一体，庄子提出了“物化”的理念。《齐物论》中，庄子与蝴蝶的变化即是“物化”的开端，《天道》篇明确生死为“天行”与“物化”。其实“物化”的实质就是“气化”，“通天下一气耳”本就是“万物一府，死生同状”的前提。此外，《至乐》中庄子面对亡妻的“鼓盆而歌”、与骷髅的夜间对话似乎给人一种生苦死乐的感觉。其实庄子的用意并非如此，之所以“乐死”是为了表达死生的随机性，目的在于破除世人对生的过分偏执。从总体来看，庄子反对悦生恶死，强调生死一体无非是为了教人通达生死之理，对生死能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将其置之度外，追求一种安于自然造化的精神境界[12]171。
《庄子》开篇以“逍遥”示现于人，逍遥的境界就是超越有待的自由境界。所谓“有待”，依庄子来看是由个体“成心”所致的错误认知，是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名利、是非，是现实人生的无奈与困苦。世人所“待”者有祸福、穷达、得失、贵贱，其中最重的当属生死。正如冯友兰所说：“死是最能使人动情底，如对于死不动情，则对于别事，自亦可不动情。”[8]458庄子以“道”观生死，视生死为自然，从而超越生死的束缚，达到自由的境遇。《齐物论》言：“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5]90《人间世》曰：“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5]129以齐物之心来看，生死只是生命过程的自然循环，是“气”的变化而已，无须恐惧与担忧。这样，庄子运用相对主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实现了对生死之困的观念性突破，具有巨大的精神解放意义[9]53。“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天地》)是庄子超越生死的写照，是实现自由境界的前提与条件。
(1)低成本。问卷数据显示47.13%的人觉得网约车在价格方面更加实惠。因为打车软件通过利用闲置的出租车或者私家车为广大市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以共享经济的方式用较低的成本，为广大市民提供打车服务。
“昆南”阳平声字“无”的唱调（《昭君》【山坡羊】（二段）“道昭君要见无由见”，804），该单字唱调的过腔是。虽然这个过腔的音乐材料都相同，都来自于剧种主调，但由此组成的乐汇或句型却可以分作两节，其中的是第一节主调性过腔，是第二节主调性过腔。这个过腔即是由同一种音乐材料组成的“主调+主调”两节型过腔①由于主调的不同，“昆唱”过腔的这种构式还可以继续细分为不同主调构成的多种构式，囿于篇幅，本文恕不展开。。
无论是德国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还是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若要制度性、系统性地进行构建，都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但对于构建调解制度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当下时代立法背景予以明确回应。
可见，无待的自由与向死的自由都意味着心灵的自我转化，精神的自我解放。就超越生死的角度上看，庄子倾向于视生死为自然流化的阶段，无所谓悦生恶死；而海德格尔是把此在看作向终结的存在者，直面死亡的确定性，以此理解并开展自我的价值人生。
在企业和科研机构聘请具有一定工程实践经历的高水平技术人员担任企业导师，定期邀请企业导师观摩学生的课程答辩、技能竞赛、设计成果展示等活动，学校导师与企业导师结合学生特点和社会需求共同进行指导，各课业结束共同进行评价。
英国政府在财政开支极为紧张和“脱欧”可能导致获得欧盟科研经费锐减的情况下，承诺2016—2020年政府科学投入总额将达263亿英镑，并加强与产业界及社会各界的合作，推行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力争未来10年内使英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增加800亿英镑，到2027年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2.4%（2015年为1.68%），最终实现3%的长期目标[5]。自2015年4月1日起，英国将企业研发支出税收抵扣率由10%提高到11%，2018年1月1日起又进一步提升至12%。
二、死生昼夜与向死而生
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反思，对生死之苦的反思构成了庄子与海德格尔生死观的理论基础。人的出生与死亡是经验性的，是现实世界中的客观规律，是人生的必然结果，这是庄子与海德格尔都认可的一点。人之生命的有限，对世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悲苦。生死一体与本真的向死而在是两位哲人追求的理想的自由境界，并非常人所能够理解和体会。反观庄子与海德格尔，正是尝尽了世间生死之苦的滋味，才会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思考，试图超越生死以达恒常的解脱之境。
1.个体生存的有限性
人作为具体的生命存在，与其它物种一样有生有死，有始有终。个体的生存是有限的，这种有限主要体现在时间性上的有限。生死的超越是需要突破人之生存的有限性，追求无限以达永恒的精神渴望。所以生死哲学无不以时间作为理解存在的视域：人有限地存在着，却总期望超越时间，向无时间性靠拢。
庄子论生死是基于他的“道”“气”理论，“道”与“气”的永存决定了“气”之形变的人可以超越死生，进入不生不死的境遇。诚如孙以楷先生所言：“庄子对人生问题的回答一依他对由道与元气构成的自然界的认识”[11]71。《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5]597《天道》云：“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5]367此外，《大宗师》也言：“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5]202其一，万物的本质皆由“气”构成，生死也就是“气”的交替运动，无限循环，没有穷尽。其二，真人体道后，不再受到世俗生死观念的牵绊，精神上自然可以永生。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庄子那里不生不死的境界虽然也是以时间为标准，但是却具有强烈的无(非)时间性。与庄子类似，海德格尔也有此种超越时间、超越生死的观念。海德格尔明确此在的存在是时间性和整体性的，时间是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野。此在存在的整体结构是“操心”，由“投射”“被抛”“寓于存在者存在”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在此在的存在之意义的时间性上也是由三个时间段来构成——将来、曾在和当前。常识中的时间具有一维性与流转性，而海德格尔却将三个时间段作为一个相互交叉、三位一体的存在。他说：“时间性并非先是一存在者，而后才从自身中走出来；而是：时间性的本质即是在诸中绽出的统一中到时。”[6]375这种统一是此在三种存在状态的统一，在时间性上的统一，也是三种时间段的统一。时间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前中后相互贯穿的。此在在这种时间性上的存在，既是有限性(实际)的存在，也是与终极时时并存(观念)的存在。
2.生死超越的具体形态
生死的自然性与向死而在的本真性是庄子和海德格尔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超越生死有限性之后的观念形态。然而，此种境遇需要生存个体意识上的转化，具体是指由悦生恶死到生死一体、由此在的沉沦到本真的向死而在。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生存是“向死而在”，本真的向死而在即是向死的自由。死亡是确知而又不确定的问题，其确知在于必死的事实，不确定在于死亡的方式与时间。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又是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提出本真的向死而在与日常的向死而在(沉沦)，区别在于是否以必死的确定性闪避死亡方式、时间的不确定性。他说：“本真的向死而在不能闪避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不能在这一逃遁中遮蔽这种可能性和为迁就常人的知性而歪曲地解释这种可能性。”[6]299显然，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存在方式中的实际性(被抛)与“投射”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此种可能性，所以在此在的“去存在”即超越的过程中不仅包含“存在”真理的敞开，还确保了此在(人)生存的自由。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说：“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操劳操持而是去作为此在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却就在热情的、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向死的自由之中。”[6]267本真的向死而在与向死的自由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此在将死亡承担下来，凭借自我的“良心”选择自己、筹划自己，将最本己的可能性(死)开展出来。
“道”与“存在”分别是庄子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形上依据，而体道逍遥与本真存在是个体超越生死之后的精神境界，两者构成了人生哲学的终极真实。庄子与海德格尔对生死的超越方式固然不同，但所追求的价值取向都具有自由的本然性。个体生存的自由原则是两个哲人共有的思想特质，其表现为超越有待的自由与向死的自由。
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是此在于面向死亡的存在中激发个体积极的、尽责的历史性作用。对海德格尔而言，存在主义就是活出个人的特色，凸显“此人所以成为‘此人’的意义与价值。”[15]137此在在死的威胁下能够开绽出人生的追求，这对存在者来说是积极乐观的。不过，海德格尔的死亡观中不可避免地隐匿着悲剧性的忧郁。“畏”的提出是海德格尔内心悲悯意识的写照。他说：“生畏作为现身情态是在世的一种方式；畏之所畏者是被抛的在世；畏之所为而畏者是能在世。”[6]221“畏”是此在本有的基本情绪，所畏者其实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死。换言之，畏死是人生的必然。尽管海德格尔指出“畏”不是“怕”，“畏”没有特定的对象，但是“畏”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它让此在具有莫名的恐惧与悲凉。海德格尔认为：“畏在此在中公开出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也就是说，公开出为了选择与掌握自己本身的自由而需的自由的存在。”[6]217超越是此在的能在向本真能在的转化，由“畏”开展。在海德格尔那里，向死的自由也与“畏”(畏死)相连着。与庄子一样，于悲悯意识的土壤中绽放出乐观积极的花朵。
海德格尔视本真的向死而在为生死超越的具体形态，而本真的向死而在与向死的自由是统一的。向死而在即是向着终结者的存在，是此在的生存方式。所谓“终结者”就是死亡，死亡被海德格尔名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与不可能的可能性。此在之“此”意味着个体的独立与自身，只有死亡才是体现“此”最为贴切的。按照海德格尔“存在先于本质”的理念，可能性要先于现实性，此“可能性”当属此在最本质的特征或规定性。“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6]263“只有当此在是由它自己来使它自身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此在才能够本真地作为它自己的而存在。”[6]302只有死亡才可以让沉沦(非本真)中的此在超拔出来，成为真实的自己，为自己本真地存在着。海德格尔看到了死亡的价值与意义，将此在的存在的实际也表达出来：在此在身上存在着一种持续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随着死亡告终，这是无可争辩的[6]279。悬欠或悬临是此在的必然，是一种完整的不可能性，只有此在的死亡才能到达完整性，所以死亡是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总之，死亡作为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其基本意涵在于此在的“向终结处存在”，亦即“向死而在”[13]243。在明确了“向死而在”后，本真的向死而在也就明朗了：不能闪避死亡、逃避死亡，应当直面死亡的确知性以及跳出日常的沉沦——以死亡的不确定遮掩死亡的确知性。
通过阐释庄子与海德格尔超越生死的具体形态，可以看出生与死的超越，重心在于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对于常人来说，死是一种悲哀，是一切的消失，但对于哲人来说，正是因为死的存在才可以让人理解生的意义，才可以使人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可能。正是源于此，庄子与海德格尔才如此凸显死亡的自然性与本真性，化解常人避死的心态，让人更好地生活。
3.乐观旷达与悲悯意识的同在
海德格尔的一生与他对人生存处境的描述一样，充满着悲剧的色彩。不管是他对此在的存在方式即向死而在的有限性理解，还是对现代技术统治下人类如何获得拯救的忧虑都是如此。他在纳粹革命时期的政治失误又一次见证了“哲学王”模式的失败，他最忧心的大地之根——精神的缺失也并没有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得到有效的变革。职场中的不顺，与师友胡塞尔、雅斯贝尔斯等的私人关系的破裂，这一系列的坎坷使海德格尔的哲学反思不得不向人生观靠近。战争的惨烈、技术的全面统治、社会精神力量的软弱、生命旅途的跌宕又促使他对“存在”进行正本清源。海德格尔曾说：“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的匮乏，而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3]250即使在区别“存在”与“存在者”时，海德格尔依旧视人(此在)生命的有限性为一种悲剧，并竭力强调探求有限生命内的价值创造。应当说海德格尔对生死的见解是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的，基于当时社会的精神贫困、心灵空虚，他致力于在向死亡迈进的过程中彰显个体的生存意义。
最后，道德作为一种核心文化整合不同阶层的文化冲突。道德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就是调整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德文化价值是维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共同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具有强大的文化整合力。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各阶层之间的文化冲突愈发明显。社会主义道德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标，应该发挥其协调各个阶层利益冲突的功能与作用。 在协调各个阶层利益冲突的同时，化解其文化冲突，将其整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先进文化之中，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三、生死齐同与修心救赎
终极关怀的三个层面是以终极真实为形上基础，以终极目标为核心内容，以终极承诺为个体生死解脱的信念与愿力。终极承诺含有主体超越生死、追求永恒的理性意向，是人之精神的观念转化，是具有实践倾向的思想解脱途径。
1.对生死之苦的现实性反思
终极目标是终极关怀的最高层次，是贯通终极真实与终极承诺的枢纽，是生死哲学的主要内容。所谓“终极目标”，是指基于“终极真实”而确立的人生的最终目标，它“关涉着死亡的精神超克和生死问题的彻底解决”[10]3。庄子遗文中多次提及人的生死犹如昼夜更替一般，纯任自然。海德格尔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中认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是死亡，死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也是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死生昼夜”与“向死而生”可看作庄子与海德格尔生死智慧的终极目标。
庄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处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周天子的共主地位逐渐丧失，诸侯争霸使得战争频繁发生，饿殍遍野成为常有现象。也是在这一时期，天命观的转变与人本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先秦诸子对生命价值和自我意识的关注。芸芸众生生活得异常艰难，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成为道家哲学注重自然、尊道贵德、向往永恒与自由的现实背景。庄子思想尤以关注个体为显著特征，所以人之生死自然成为他的关注焦点。《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5]608生死只在瞬间而已，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是庄子的深入思考。现实世界的情况是：自然生死之苦，社会人道之患，俗心情欲之困。现实的种种无奈与庄子所谓的“无何有之乡”“四海之外”等逍遥状态大相径庭，庄子只好将超越生死、是非、名利、祸福、物我的自由愿望赋予心灵深处，在精神上实现无待于物。从终极意义上看，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5]66是超越现实生死的，也是他对现实世界生死之苦在精神世界里的逆向的、颠倒的反映。
依庄子而论，超越生死的境界是体道的境界，是与道合一的境界，也是无待自由的境界。庄子将生死置于自然的流转，体现出一种旷达乐观的心境，甚至在《至乐》篇中展现乐死的心态。然而，在庄子通达之心的背后，仍然可以看到一种悲悯意识的存在。《徐无鬼》有言：“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原矣。”[5]690这里庄子的悲情是针对世人的自我迷失，忘道妄为。《人间世》全篇揭示人之生存的艰难，天下之大戒是无所逃离的，人之生死的无常使得庄子发出“不亦悲乎”的哀叹。徐复观曾说：“在庄子‘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里面，实含有无限的悲情，流露出一往苍凉的气息，才有‘不得已’三字的提出。”[14]376应当说徐先生的见解是十分恰当的，庄子自知现实生活的无奈与困苦是必然的，才在心灵上追求乐观旷达的、超越生死的自由之境。
2.精神层面的内在超越
(1) 超越分别，齐同生死 道家文化以“齐”示现平等，“齐”的认知是在“道”的基础之上的。《齐物论》中庄子即是站在“道”的角度肯定一切人与物的意义与价值，其主旨在于实现万物一体即精神的平等。万物在宇宙的视角下是齐一的，也就意味着取消了物我、是非、善恶、苦乐、生死等等的分别，在此种境界中，生与死没有了世俗的界限，被看作是犹如天地间日月交替、四季流转一般，尽是“道”“气”的循环往复。超越分别、齐同生死是庄子解脱生死的根本途径，与“道”内在于物一样，其超越也是内在的精神超越。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工程师就对负摩阻力进行试验和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利用线性协调[1]、力的平衡[2-3]、弹性理论[4-5]等方法计算摩阻力的分布；利用荷载传递法预测单桩负摩阻力分布；试验方面主要通过桩摩阻力现场试验[6-10]和室内模拟试验[11-12]两种方式测出中性点的位置和摩阻力的分布；利用有限元方法计算摩阻力的分布[13-14]。上述方法中现场原位试验法费工费时、耗资巨大。而有限元法需要确定很多的参数，计算起来不方便。
庄子在《齐物论》中以“吊诡”的形式破斥世人由于“成心”的束缚不明真理，才会出现种种分别。“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5]95梦中之梦有谁知其真也，所谓的是是非非、生生死死都不过是相对的，都是从特定的偏私立场进行评判罢了。宇宙之大“道”是没有界限的，是“未始有物者”，一旦有了物我的分别就是“道”之亏的境遇。《秋水》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5]452立足于“道”，分别泯灭，自然是与天地同在、与“道”同在，那么生死也就没有区别了。所以《知北游》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若死生为徒，吾有何患！”[5]597生死相续如昼夜一般，也就无所谓生，无所谓死，自然不需悦生恶死。不为生死所动，不为是非所扰，不为名利所困，是庄子向往的自由之境。
以“道”观生死，生死无别，是庄子超越生死的路径。如此，体道成为齐生死的必须。《大宗师》是《庄子》谈及“道”最多的一篇，其中详细论述了真人得道、超越生死的具体过程。《大宗师》言：“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5]202所谓“守之”即是守道，是体道的关键，经过守道，可以达到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的境界。无古今的境界是超越人之生存的时间性，追求精神的生命永恒。
(2) 自身体验，修心救赎 中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解脱工夫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注重心灵的自我体验、依傍形而上学、凸显善恶伦理的决定作用。由于生死的超越在现实经验世界是无法实现的，只能寻求于精神世界，所以中外生死学都普遍在“心”的层面上下功夫，尤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甚。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长期存在，致使哲学一度成为神学的婢女，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高扬，以人为本的思潮冲击了传统宗教信仰的权威，其表现之一就是神学家越来越多地注重神与人的“合作”。如克尔凯郭尔提出，生死解脱的终极问题必须指向人的内在，是实存主体自身内在的问题，生命不朽问题，究其实质而言并不是一个学问的问题，而是个内向性的问题[10]115。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在人生救赎的方法上一改传统基督教依靠他力(神)的形式，转向个体内在的自身体验。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与萨特在生死超越的途径中没有给上帝留下丝毫的余地，将生命的救赎完全赋予给了本然性的人心修炼。
海德格尔以时间作为理解任何一种存在的视野，此在的存在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其本真的可能性是他构建死亡哲学的意义所在。依海德格尔，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就是死亡，每一个个体都是向着死亡而存在着。根据个体对死亡的确知与不确定的理解，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存在划分为日常的向死而在与本真的向死而在，日常的向死而在向本真的向死而在的转化即是实现人生自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途径。“这种‘操持’帮着他更充分地掩藏他的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存在可能性，想通过这种办法把他带回此在。常人就以这种方式为提供对死亡的持续的安定而操劳。”[6]292常人在沉沦中以死亡的不确定遮掩死亡的确知，生活被迫进入“烦忙”的节奏中从而失去了对最本己的存在方式的认知。这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本真的向死而在是此在对终结(死亡)的直接体验，是在生死相接的瞬时，发自内心的本然性地面对。所以他说：“只有当此在是由它自己来使它自身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此在才能够本真地为它自己而存在。”[6]263由此，海德格尔以向死而在的方式把生命的救赎直指存在主体，于心中体尝死亡的意味，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责任，从而活出个人的特色。
海德格尔将“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筹划”描述为一个游移未决的问题，甚至是想入非非的奢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探知他对生死在有限时间上的超越是注重个体内心的真实体验。从这一点来说，庄子与海德格尔都是在对现实生死的反思之后，在个体内心中实现精神层面的生死解脱。
四、结 语
庄子感叹“死生亦大矣”(《德充符》)，又言“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他既深知生死对于人生的重要，又注重心灵层面的生死超越。海德格尔以“向死而生”追求有限生命中的无限价值，本真的存在即是直面死亡的理想生活。庄子与海德格尔处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其生死观固然具有差异，但也具有相通的一面。诚如王志红教授所言：差异性不仅是事物存在的基本特征，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立场和方法论原则，运用差异性原理和方法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共同目标就是一种“差异性共识”[16]47。古今中外哲学家的生死智慧也相应具有此种“差异性共识”，庄子与海德格尔于终极关怀的三个层面上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却都依傍形而上的终极本体，追求超越生死的自由境界；都承认生命的有限性存在，却向非时间性靠拢，并依托于个体意识上的观念转化；他们都对自身所经历的生死之苦进行了哲学反思，以“齐同生死”与“修心救赎”作为实践倾向的终极承诺。应当说庄子与海德格尔都认识到了死亡的价值和意义，其生死观的核心是对死亡的超越。此种超越无疑是精神超越，是人类特有的终极关怀。科技昌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谈死色变，应当看到死亡的价值与意义，正是由于死亡，我们才有动力在短暂的人生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永恒价值。
截至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公路总里程477.1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6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2317个；民航运输机场发展到229个。交通与物流融合发展，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基本成型。
参考文献：
[1]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哲学史)，1993(1):95-97.
[3] 孙冠臣.海德格尔形而上学问题简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杨爱琼.先秦儒道生死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5]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7] 海德格尔.物[M]//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8]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9] 刁生虎.庄子的生存哲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10] 张乃芳.傅伟勋生死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 孙以楷.道家哲学研究·附录三种[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12] 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15] 冯沪祥.中西生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6] 王志红.差异性社会共识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Beyond Life and Death： Zhuangzi and Martin Heidegger
YAN W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Zhuangzi and Martin Heidegger pursuit spiritual freedom of every person by means of taking “the concept that life and death is similar to day and night” and “being-toward-death” as the specific form of transcending life and death respectively.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death consists of free and true condition and Tao and Being. It is the ultimate basis for human beings in reality to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Zhuangzi thinks that all things are one and life and death are identical based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fferences, while Martin Heidegger aim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sein from daily sinking to true existence. It is an inner experience in essence. Exploring the value of death is a common concern of Zhuangzi and Martin Heidegger and it is the key to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It also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how modern people live in a pleasant way and create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Zhuangzi; Martin Heidegger； beyond life and death； Tao； authentic reality
收稿日期： 2018- 08- 31
作者简介： 闫 伟(1989-)，男，山东新泰人，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 B0； B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34(2019)02-0039-07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