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产业集群论文,规律论文,政策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未来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影响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是，能否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林毅夫，2012)。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否成功转型升级将直接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社会稳定。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基于产业集群形式的(Xu & Zhang,2008; Wang & Mei,2009; Long & Zhang,2012)，甚至西部的农业生产也遵循集群的模式(Zhang & Hu,2014)。因而，探讨中国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有必要从产业集群视角进行研究。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是否存在普遍性规律？对这一问题最深入的研究来自日本学者Otsuka和Sonobe(2011)，他们在对比了东亚、南亚和非洲多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后，总结出产业集群演化的一般规律，即产业集群一般会经历数量扩张期与质量提升期两个阶段。但是，Otsuka和Sonobe没有详细阐明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的内在机制，也没有进一步探讨在质量提升期之后，产业集群将如何进一步演进。 本文作者在对中国产业集群长期持续观察的基础上，结合Otsuka和Sonobe(2011)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和Humphtrey和Schmitz(2000)产业升级路径理论，提出了一个产业集群演化三阶段模型，即成功的产业集群一般会经历数量扩张期、质量提升期和研发与品牌创新期3个阶段，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的主要原因是内生质量危机，从质量提升期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的主要原因是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本文首先用两个案例故事描述了上述集群演化规律，进而应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了上述演进的内在机制，并利用大规模产业集群调研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间接验证，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结合产业升级理论修正并完善了Otsuka和Sonobe(2011)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本文不仅将Otsuka和Sonobe(2011)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从两阶段扩展到三阶段，而且解释了不同阶段之间演化的内在机制。此外，本文为学者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案例参考。最后，从本文得出的结论对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案例分析，第四部分阐述本文所提出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第五部分是经验证据，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可追溯到马歇尔。马歇尔将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在特定空间上大规模集聚的现象定义为“专业化产业区”。马歇尔(Marshall,1920)认为专业化产业区通过如下3种方式给集聚的企业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1)区域内技术、信息外溢。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新创意在企业之间的传播和应用。(2)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和市场服务。产业集群可以支持中间投入品的大规模生产，从而降低成本。靠近市场也大大降低了采购和销售成本。(3)提供区域专用性劳动力市场。产业区内集聚了大量潜在的劳动力需求和供应，既降低了工人的失业率，也保障了厂商的劳动力需求。 产业集群除了具有马歇尔所提出的3个优势外，还具有促进集体行动和降低进入壁垒的优势。集群内企业因为地理上的临近和业务上的频繁交往，非常容易形成有利于整个集群发展的集体行动(Schmitz & Nadvi,1999)。产业集群通过分工，降低资本进入壁垒和技术壁垒，给农村地区广大潜在企业家提供了进入市场的机会(Huang et al.,2008; Ruan & Zhang,2009; Long & Zhang,2011)；而且产业集群内的分工为企业家创造了成长的通道(阮建青等，2008，2011)。 正是因为这些优势，产业集群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性现象，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均广泛存在。基于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不仅在意大利取得了成功，在东亚的日本、印尼、中国台湾、中国东部沿海等国家和地区也获得了成功，近年来，在非洲地区也逐渐出现了这一模式(Sonobe & Otuska,2006; Zeng,2008; Otsuka & Sonobe,2011; Zhang et al.,2011; Ali et al.,2014)。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不仅适用于制造业，在农业领域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Zhang & Hu,2014)，联合国工业发展署因此倡议通过发展产业集群减少世界贫困(Nadvi & Barrientos,2004)。 虽然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是系统归纳总结产业集群演化规律的研究一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出现。日本学者Otsuka和Sonobe(2011)详细总结了亚洲和非洲19个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归纳出产业集群的演化规律。他们将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发展归纳为两阶段：首先是数量扩张阶段，这一阶段以斯密式增长为主；其次是质量提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熊彼特式增长。从数量扩张阶段到质量提升阶段的转变，就是产业集群的升级；从数量扩张阶段演进到质量提升阶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日益扩大；二是低质量产品竞争加剧，企业为寻求高额利润而选择进行产品升级。 Otsuka和Sonobe(2011)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是本文的基础，但是该模型仅仅将产业集群的演化界定为从低质量向高质量的演进，实际上，质量升级只是产业升级的一种途径。产业升级可以定义为企业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活动增加附加值的过程(Giuliani et al.,2005)，企业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如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新产品、采用新技术，或者调整其在价值链上的位置等。Humphrey和Schmitz(2000)总结了4种产业升级路径：(1)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企业通过重组生产流程或者引入新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投入产出效率；(2)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企业通过生产更高质量和更复杂的产品从而提高利润；(3)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企业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部分移动到高附加值部分，如从生产为主转向研发设计、品牌创新和市场开拓为主；(4)跨行业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企业从原行业转向相关的新行业。 实际上，Otsuka和Sonobe(2011)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与上述产业升级路径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在数量扩张阶段，企业的发展主要通过流程升级，因为此阶段集群内的企业主要进行的是数量竞争，而通过改造生产流程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在质量提升阶段，企业的升级主要体现为产品升级，即企业通过生产高质量或高复杂度的产品提升利润。当产业集群进一步演化，尤其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其要素禀赋随之发生变化，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相对价格会上涨，原有的产业集群生产方式可能会丧失比较优势，即使有高质量的产品也不一定能维持原来的比较优势。这其实正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部分成熟产业集群当前面临的问题。在区域间比较优势发生转变后，产业集群可能被迫升级到新阶段，在此阶段，企业通过提升研发水平、创建品牌、采用电子商务开拓市场等方式进行升级，即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演进，也就是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演进，逐渐重视设计研发与市场开拓，这一个过程正是Humphrey和Schmitz(2000)所提出的功能升级。 因而，有必要将Otsuka和Sonobe(2011)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与Humphrey和Schmitz(2000)的产业升级路径理论相结合，构建出一个更加具有解释力的产业集群动态演化模型，这正是本文所要努力的方向。 三、案例研究 (一)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化历程① 濮院镇位于浙江省北部，地处杭州和上海之间，是明清时期江南“五大镇”之一，有着悠久织造传统。濮院羊毛衫产业萌芽于1976年，当时一家集体企业开始生产羊毛衫，并迅速获得成功，许多个人，甚至一些国营与集体企业纷纷仿效。从1976年发展至今，该产业集群经历了下述3个阶段。 1.数量扩张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民收入快速提高，对服装的需求迅速增长。因为生产羊毛衫的机器机身小、成本低、易学易用，濮院周边的工人、农民纷纷加入到羊毛衫生产的行列。1985年，濮院镇羊毛衫产量达93万件，产值达2629.30万元。濮院镇政府顺应羊毛衫产业发展需要，于1988年建立第一批羊毛衫交易市场，这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发展。1988年濮院拥有羊毛衫企业373家，全镇拥有羊毛衫生产横机1540台，产量达270万件，产值近亿元。1992年地方政府建设了第二批羊毛衫市场。1995年，在地方政府协调下，濮院27家私有托运站联合成立股份制物流公司，共同经营109条货运线路，直达全国140多个大、中城市和各大市场。市场的扩建与物流中心的成立，使得濮院成为全国羊毛衫集散中心，市场年成交额超过20亿元。 2.质量提升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早期，濮院羊毛衫生产企业数量迅速增长，企业间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一些生产企业由于利益驱使，做出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一现象在1996年表现特别突出，濮院羊毛衫的市场声誉严重受损，整个市场陷入“柠檬市场”困境， 面对危机，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和企业家共同协商后，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1)加强检查监督。1997年起，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邀请桐乡市技术监督局在羊毛衫市场设立产品质量管理所，派专门人员负责产品质量方面的宣传、咨询、巡检、查处等服务与管理工作，并受理产品质量投诉。市场管委会还与质量监督部门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先后制订了《濮院羊毛衫市场管理办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制度》、《产品质量保证规定》、《信誉卡使用制度》。同时，管委会坚持日常巡检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如集中整治原料市场质量、引导园区内羊毛衫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加强对假冒商品的治理等。(2)树立精品一条街。濮院镇政府在加强监督检查的同时，通过树立优质守信典型引导生产者和销售商提升产品质量。2000年，市场管委会和桐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经过深入的调查摸底和严格的检查，对具备规定条件的街道，进行统一装修，建立精品一条街，实施精品经营。精品街设立达到了“多赢”目的，对市场经营户而言，提高了知名度，促进了销售；对消费者而言，起到了引导消费的作用；对政府主管部门而言，设立精品街，以点带面，对市场产品质量和产品档次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3)设立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在濮院羊毛衫市场管委会协助下，浙江经纬公证检验行有限公司于2004年8月组建了毛衫品检中心，从事第三方货物检验。 在提升质量的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进行集群品牌的宣传。1997年，濮院镇政府和毛衫商会创立了《濮院市场报》，为客商和经营户提供市场行情。1999年，濮院镇政府通过物流公司向通往全国各地的109条线路的经营者发送市场宣传画册150万册，并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宣传。从2003年开始每年组团参加“中国国际针织博览会”，打响“濮院毛衫”品牌，并从2004年开始，在濮院举办每年一届的“毛衫国际博览会”。 2000年，濮院镇政府建立了毛衫城工业园区，鼓励濮院原有企业迁入工业园区，并外出招商引资。镇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包括税收减免、协助办理银行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条件，这些优惠措施吸引了全国各地毛衫企业向濮院集聚。2006年，濮院有羊毛衫生产企业3200多家，有10个羊毛衫交易区，拥有门市部6000余间，另外还有毛纱市场、辅料市场、托运中心和客运中心，年销售量5亿件，市场成交额达15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与生产加工基地。 3.研发与品牌创新阶段 2006年以来，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面临的宏观环境有了明显变化。首先，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随着整个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转折期，劳动力短缺现象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基地表现得特别突出。从2006年开始，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内的工人工资进入快速增长期，濮院所在的桐乡市2005年工人年均工资是14675元，2006年上升到18336元，到2013年增长到38661元②。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使得羊毛衫企业的用工成本大幅上升，传统的生产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其次，市场竞争加剧。濮院羊毛衫以内销为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最初对濮院羊毛衫产业影响较小；但是国际市场的疲软使得广东大朗镇原来以外销为主的羊毛衫企业开始转向国内市场，这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再次，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对实体专业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濮院羊毛衫市场作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交易市场，发挥了集聚客户、传播信息的作用，但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商正在迅速改变这一状况，生产企业以及中间商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绕开实体市场直接面对消费者，这对实体市场造成了冲击。 新的形势迫使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必须进行产业升级。首先是品牌建设。从2006年开始，桐乡市由工商局牵头拟定了《桐乡市2006～2010年品牌工程实施五年规划》。工商局着手建立企业商标信息库，内容包括企业的登记信息、注册商标及使用状况、经济指标及信用记录等，并同步建立著名商标品牌培育库，对经过讨论选定的多家品牌培育企业作为著名商标培育对象。同时，桐乡市政府通过《桐乡市著名商标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鼓励企业争创省市著名商标和国家驰名商标，该办法规定对新获得国家驰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的企业，市政府分别给予一次性50万元、10万元的奖励。2006年，桐乡市有了第一家中国驰名商标，即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的“兔皇”商标；此后，不断有企业进行中国驰名商标的申请，2012年时，桐乡市有41家中国驰名商标，当年商标注册数量达到1565件。 其次是生产技术的升级。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迫使企业寻求用机器替换劳动力的方式。传统生产羊毛衫的手摇横机是劳动密集型的，电脑横机虽然在2005年之前就已出现，但是当时的电脑横机主要来自德国、瑞士与日本，每台机器价格接近100万元，在2006年之前使用电脑横机的羊毛衫生产企业很少。2006年开始，濮院当地一家制造手摇横机的企业“飞虎机械”准备进军电脑横机领域，他们与高校和软件公司合作，通过模仿、创新的方式，研发了自有品牌的电脑横机，生产效率接近国外产品，但机器价格只有10万元左右，这一技术突破促使电脑横机在濮院迅速普及，甚至小的家庭作坊也开始采用电脑横机。在手摇横机时代，一个工人只能照看一台机器，而采用电脑横机后，一个工人可以同时看5台机器，这极大地节约了劳动力。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2008年该公司被浙江省科技厅、财政厅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旗下品牌“华伦飞虎”先后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浙江名牌、浙江著名商标。2010年，地方政府协助飞虎机械获得了一块137亩的工业用地，帮助其扩大规模。 为进一步帮助企业从生产向研发设计与品牌创新上转型，地方政府的招商目标也从以往引进生产型企业转向引进产业链环节上的高科技企业，如染色后整理企业、新型面料开发企业等。同时，地方政府创建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320”创意广场，通过免租金的形式，吸引服装设计、品牌设计等公司进入濮院。为应对电子商务潮流，地方政府协助企业成立了电子商务行业协会。同时在“320”创意广场中专门吸引一批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如图片摄影公司、模特公司、网店装修、网店运营公司等，传统企业如要进入电子商务市场，可以在“320”创意广场中得到一条龙服务。2013年，濮院羊毛衫产业市场成交额接近300亿元，成交羊毛衫7亿件左右，其中电子商务成交额约20亿元。 (二)温州灯具产业集群演化历程 温州灯具产业集群是非常典型的曾经盛极一时，最终却日薄西山的产业集群。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数量扩张阶段 1981年，温州灯具厂开始生产现代灯具，这是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的起源。当时，一种名叫架子灯、叶片花灯的产品在温州问世，一下子就打破了照明市场球灯泡一统天下的局面(胡建军，2007)。随后不少小作坊相继诞生，生产企业增加到20余家，随着生产灯具的小企业和小作坊越来越多，灯具的款式也在不断变化。 1989年，温州三家灯具厂在温州一个叫矮凳桥的地方开始设立门市部。其他企业纷纷仿效，至1992年时，有近百家灯具生产企业在矮凳桥设立了门市部。全国各地采购灯具的商人接踵而至，陆续不断，一个全国灯具集散地在矮凳桥自发形成，并迅猛发展起来。市场的出现促进了企业发展，1990年时，温州市区有灯具厂44家，从业1052人，年产灯具295万只，并逐步形成专业分工网络(姚晓宏，2008)。1992年温州灯具产业有灯具及零配件生产厂家200多家，年产值超过亿元，形成了专业化生产网络(潘国强，2008)。 1993年，温州玻璃钢厂的总经理预见到这个新兴行业的潜力，将35万平方米的玻璃钢厂改建成灯具商铺，并命名为东方灯具大市场。东方灯具大市场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灯具卖场，并迅速成为全国的灯具批发中心。成立当年，市场交易额就达到了3亿元。1994年，温州灯具生产企业发展到400多家，进入东方灯具大市场的企业有260多家，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产品类型覆盖各个方面，工程照明、家用灯具、光源等均有企业生产。1996年，温州灯具生产厂家达700多家，年生产总额接近70亿元，产量占全国灯具市场份额的l/3。温州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灯具产业基地，东方灯具大市场则成为全国最大的灯具专业市场，时任中央政治局多位领导先后考察了温州灯具产业集群(胡建军，2007；潘国强，2008)。 2.产业衰落阶段 但是，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多久。从1997年开始，大批生产企业开始向广东古镇转移。实际上，来自广东古镇的竞争从1995年就开始了。当时，广东古镇也有一些灯具生产企业，他们看到温州灯具市场很红火，就把产品运到温州销售，在温州这些灯当时被称为“广东灯”。开始时，广东灯因价格高，几乎无人问津。但1997年之后，广东灯被越来越多的人青睐。因为广东接近香港，比较容易从香港获得国际灯具的流行款式，所以广东灯款式变化快，且质量好(潘国强，2008)。而与此同时，市场的兴旺使温州灯具企业并没有考虑进行质量与款式的升级，企业之间依然是以价格进行竞争，低质量商品在市场上泛滥。广东灯的高质量与新款式给客商传递了广东能产生高质量灯具的信息。因此，很多客商陆续开始直接去广东古镇进货，全国各地前往温州采购灯具的经销商逐年减少，市场经营开始滑坡。
图1 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化历程 雪上加霜的是，温州地方政府在灯具产业发展上不仅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反而制造了产业发展障碍。1996年前后，地方税务部门在温州大桥等3个关口设置了检查站，当发现灯具客商发票开不足时，一拦便罚款5万元。当时，一个客商每月一车货销售利润还不到5万元，所以很多灯具批发商不敢来温州，便直接到广东去了。客商的流失，使得当地灯具生产企业也萌发了转移生产基地的想法，而这正是广东古镇地方政府梦寐以求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广东古镇地方政府为灯具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努力，1997年古镇政府投入4000万元，举办第一届国际灯具博览会；同时，政府领导分几个小组带队跑全国各大市场做宣传，吸引灯具客商与灯具生产企业。在这样的形势下，从1997年开始，大批温州灯具生产企业开始千里迢迢转移到广东古镇。1998年之后，广东古镇的灯具工厂一下子猛增，大量温州灯具企业相继搬到广东古镇，并在古镇形成了“温州灯具一条街”(潘国强，2008)。 至2005年，温州已有600多家灯具生产企业在广东古镇落户，古镇灯具年产值近200亿元，产品占全球50％以上市场，古镇成为中国灯都(潘国强，2008)。而曾经辉煌的温州东方灯具市场在2005年时市场成交额还不到22亿元(陈又新，2006)。 (三)公共产品是否是促进集群演化的关键？③ 温州灯具产业集群演化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对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案例中，我们只是看到了单个成功者的发展轨迹，从逻辑上依然不能严密地推出下述结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促进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因素。要推出上述结论，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对比分析。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江苏和浙江两省出现过10多个大小不等的羊毛衫产业集群。它们从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延伸到苏北地区，比较著名的有江苏吴江的横扇、江苏张家港的妙桥、浙江桐乡的濮院以及浙江嘉兴的洪合。经过30年大浪淘沙，许多羊毛衫产业集群消亡了，部分生存了下来。在生存下来的集群中，濮院成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 江苏吴江的横扇镇在20世纪70年代末羊毛衫工业已经初显规模，集体羊毛衫工厂达到10多家。2002年，横扇镇羊毛衫专业户达到3000多户，横机5万多台，从业人数5万多人。但是，横扇没有建立羊毛衫交易市场，横扇生产的羊毛衫绝大部分需要到濮院羊毛衫市场销售，使得横扇羊毛衫大部分利润被批发商、零售商赚走，留给横扇的利润空间非常小。随着濮院工业园区的建立，濮院整合了市场和生产基地的优势，开始注重品牌，逐渐抢夺了横扇本来所具有的生产基地的优势。在江浙4个主要羊毛衫产业集群中，濮院、妙桥、洪合都在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建立了羊毛衫市场，而横扇却没有适时建立市场，这是导致横扇衰落的主要原因。
图2 温州灯具产业集群演化历程 江苏张家港的妙桥镇素有“针织之乡”美称。早在20世纪50年代妙桥就诞生了针织社，60年代起生产羊毛衫，改革开放初期，全镇已有24家集体针织厂、2000多台横机，年产上百万件羊毛衫和其他各类针织服装。20世纪90年代初，妙桥是张家港的骄傲，家家户户生产羊毛衫，绚丽多彩的各式羊毛衫风靡一时，八方客商如潮而至，妙桥因此有了“金妙桥”的美誉。但是在市场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层次的危机：企业生产只计数量不计质量。到1996年下半年，这种危机逐渐显露出来。市场销售出现大幅度滑坡。羊毛衫市场的第二轮招商中，3300个摊位只租出一半，客流量急剧下降，从以前的每天上万人直线下滑到数千人，有时甚至几百人都不到，羊毛衫生产作坊锐减，一些餐馆和娱乐厅也纷纷倒闭。张家港妙桥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失败在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没有及时行动起来度过质量危机。与此相对比，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度过了质量危机。 与濮院一河之隔的洪合羊毛衫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几名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洪合镇办起了第一家针织厂，洪合镇于1988年建起了第一批羊毛衫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濮院羊毛衫市场有一段时间因为政府管理过于严格，许多商户纷纷从濮院逃往洪合，洪合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1993年，洪合羊毛衫市场被评为“全国工业品百强市场”。2004年，洪合羊毛衫市场拥有营业用房近4000间，市场成交额23.88亿元。但是到了2012年，洪合羊毛衫市场成交额约80亿元，只有濮院羊毛衫市场190亿元成交额的40％，可见洪合已经远远落后于濮院。洪合落后于濮院是在2000年之后，在2000年濮院镇政府建立了毛衫城工业园区，一方面鼓励濮院原有企业迁入工业园区；另一方面外出招商引资，吸引其他地方的企业家来濮院投资；同时，在2004年国家对工业园区的清理整顿过程中，濮院镇政府及时把握时机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保留并扩大了工业园区的范围。与濮院一河之隔的洪合却未能及时建立工业园区，在2004年开始的全国工业园区整治行动中，洪合地方政府未能如濮院镇政府那样及时抓住机会扩大工业园区，从而使得洪合羊毛衫产业集群错失了发展机会。 上述案例表明即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所处的宏观环境也类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建设专业市场、提升质量、建设工业园区等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产业集群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走向不同的命运。 四、产业集群演化模型 从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化历程可以看出，一个持续生存下来的产业集群大概需要经历3个阶段，分别是数量扩张期、质量提升期以及研发与品牌创新期。这一周期规律并非仅仅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所特有，实际上，浙江许多产业集群也经历着类似的演化规律，如温州鞋业集群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迅速扩张，在1987年前后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质量危机，随后在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下，进行了一系列质量提升策略，集群演进到质量提升阶段。近年来，随着要素价格的上涨以及国际市场的反倾销行为，该产业集群许多企业走上品牌创新道路，涌现了一些国际品牌，产业集群正在向研发与品牌创新期演进。从温州灯具产业集群的演化历程可以看出，一个曾经辉煌的产业集群如果未能觉察形势的变化，未能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则将走向衰落。温州灯具产业集群并非特例，2006年《中国商报》的一则报道显示，包括温州灯具、桥头纽扣在内的温州多个曾经很辉煌的专业市场正在走向衰落(颜菊阳，2006)。 现实中，产业集群的演化会表现出各自的行业特性与区域特性，甚至一些偶然的历史因素也会影响产业集群的演化轨迹。但是，当我们从现实中总结普遍性规律时，可以忽略细节因素，把现实进行简化，从中得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模型。我们将产业集群的演化总结为如下一般规律：产业集群的演化一般会经历数量扩张期、质量提升期、研发与品牌创新期3个时期。这3个时期分别对应了产业升级路径中的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与功能升级。
图3 产业集群升级阶段与传统产业升级路径间的关系 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的主要动因是内生质量危机，从质量提升期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的主要动因是比较优势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实中每一个产业集群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一演进程序，有些产业集群可能质量提升期与品牌创新期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有些产业集群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内生质量危机。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我们模型的解释力。 我们以集群的企业数量与总产值作为衡量集群发展的指标，图4描述了本文构建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图4中，横轴表示集群演化时间，纵轴表示集群企业数量与集群总产值。在数量扩张期，产业集群内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产业集群的低门槛效应。当企业数量增长到高峰期时，企业间的竞争很可能会引发质量危机，下文将详细介绍这一内生质量危机的过程。如果产业集群不能度过质量危机，集群将趋向消亡，企业数量会日益减少；但是如果集群能够度过质量危机，则企业数量虽然相对于高峰时有所下降，但不会大幅减少，并且在长期内有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到了质量提升期末期，因为比较优势的变化，集群需要将利润空间从传统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微笑曲线两端，即需要进行技术研发与品牌创新。如企业无法进行有效地创新，那么集群在新的形势下，依然会趋向消亡；如果集群能够进行有效的研发与品牌创新，则集群企业数量将会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上。集群总产值的变化在数量扩张期与质量提升期与集群企业数量的变化类似，但是在研发与品牌创新期，虽然企业数量维持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但是因为产业升级到了微笑曲线两端，因而，单个企业的总产出会迅速增加，从而集群总产值也会较快增长。
图4 产业集群动态演化模型 上述模型的关键是如何解释从一个时期演进到另一个时期的内在机制。我们认为，内生的质量危机与外在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导致上述演化规律的关键。
图5 内生质量危机1：低进入门槛效应导致典型企业亏损 (一)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内生质量危机 在产业集群早期，生产低质量的产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Otsuka和Sonobe(2011)总结了东亚、南亚、非洲19个产业集群演化案例，从中发现了这一普遍性的规律，集群早期，生产低质量的商品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时的竞争是“竞次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这样的竞争会成为Akerlof(1970)所说的柠檬市场，也即最终会发生质量危机。当然现实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无法观察到明显的质量危机的现象，因为危机可能在较早的时候就被处理掉了。 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产业集群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且企业是同质的，即企业有着相同的成本曲线。进一步假定，产业集群有两个效应：一个是马歇尔效应，另一个是低门槛效应；马歇尔效应体现为集聚降低了单个企业的成本曲线，低门槛效应表现为集聚降低了新企业的进入门槛，即企业总数量会不断增长，从而使得供给曲线外移。 运用典型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平均成本曲线和产业集群的供给需求曲线来分析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变化，如图5所示。集群形成之初，假设集群内有
家企业，
是一个较小的值。此时，市场的需求曲线是
，行业的供给曲线是
，集群的均衡点为
。 随着集群内分工的深化和配套行业的集聚，集群的优势逐渐显现，马歇尔效应发挥作用。在马歇尔效应的作用下，单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开始下降，边际成本曲线由
，平均成本曲线由
。典型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导致整个行业供给曲线的变化，市场供给曲线下移到
，均衡点变为
。与此同时，产业集群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门槛，在低门槛效应的作用下，更多的企业进入该集群，企业数量由
增加到
。企业数量增多导致供给的增加，供给曲线右移至
，均衡点变为
。相对于
来说，此时市场的均衡数量增加，均衡价格下降。低门槛效应并不影响企业的生产技术，因此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经济学理论，企业在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地方做决策，在均衡价格
下，企业将生产
数量的产品。此时，由于企业的平均成本高于价格，企业将会面临亏损，亏损额如图阴影区域所示。 当企业面临亏损时，长期而言企业可以退出行业以减少亏损。但是，在产业集群内，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积累了重要的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而这些资本具有很强的集群专用性，从而退出集群的机会成本很高。因此，企业会选择继续在集群内生存下去。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因而企业只能通过降低成本来减少亏损。一般来说，降低成本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生产技术，二是通过利用低成本原材料或在工序上偷工减料，以牺牲产品质量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技术需要大量的投资，同时集群内的信息外溢使新技术很容易被模仿，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因而，一般企业会选择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实施后，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均会下降，如图6所示。经过市场的长期调整，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变为
，此时市场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企业重新获得正常利润。 产品质量的变化会引起需求的变化。短期内，由于产品的购买和消费并不同步，消费者不会察觉到产品质量的下降，需求曲线不变。但一段时间后，消费者逐渐意识到产品质量已经下降，因而会修正其消费行为，对产品的支付意愿随之下降。这使得需求曲线下移，由
移动到
。市场均衡点随之移动到
，均衡产量下降为
，均衡价格下降为
。此时，企业再次进入亏损状态，亏损额为图6阴影部分所示。 同样的，为减少亏损，企业会进一步降低产品质量。而消费者则会继续降低支付意愿，需求曲线随之继续下移。为应对亏损，企业再次降低质量，如此恶性循环，如黑色虚线所示。最终，整个市场变成充斥着劣等品的“柠檬市场”，市场规模不断萎缩。理论上，最终产业集群会走向消亡。 当集群陷入低价低质竞争时，单个企业很难改变“柠檬市场”的命运。此时，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从三方面帮助产业集群实现质量升级则集群将演化到质量提升阶段。首先，地方政府需要阻止低质量产品的生产，这可以通过建立质量监督与检查制度等方法实现；其次，地方政府需要提供在企业提升质量的同时不大幅增加生产成本的公共产品，如利用公共平台提供具有外部性的新技术、建设完善物流体系等；再次，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对外宣传提升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如通过集群品牌宣传、举办博览会等方式进行。图7显示了上述公共产品的作用机制。
图6 内生质量危机2：产业集群变成柠檬市场
图7 内生质量危机3：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促进质量升级 (二)质量提升期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比较优势的变化 集群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降低投资门槛，使更多人成为企业家，进一步带动大量的非农就业。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就业的形势也会发生变化。实际上，20世纪在全球发生的产业转移正是因为各个国家与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变化所导致的。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是，最近几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削弱。关键原因在于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以及其他区域的竞争。诸多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期，劳动力短缺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Wang & Mei,2009; Zhang et al.,2011)。东部沿海地区最近几年中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招工难问题，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开始快速增长，而东部沿海地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以制造为主，利润比较微薄，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曲钥等，2013)。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土地价格与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开始具备进入原先东部沿海地区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这种宏观形势的变化，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面临新的发展危机。如果当地的产业不能进行有效地升级，那么企业将会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企业或者倒闭或者转移到其他地区。如果产业的转移没有导致新产业的填补，那么整个地区将会陷入发展困境。此外，新技术的出现，尤其是电子商务的盛行，正在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市场经营模式。产业集群如果不能及时适应电子商务的潮流，也将在新的形势下失去竞争优势。 这些外在比较优势的变化可能迫使产业集群从质量提升期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也即如果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能够在原有产业基础上，逐渐将利润重心从制造环节移动到微笑曲线的两端，即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品牌价值的创造，以及电子商务模式的使用提升利润空间，那么产业集群将在新的形式下获得发展。如果无法实现这种转变，产业集群将走向衰落。 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可以看到明显的要素价格对企业技术升级与品牌创新的影响。图8显示了当地工人工资水平上涨与濮院企业申请专利数之间的演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005年之前，工资上涨幅度相对较平稳，同期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上；2005年之后，工资上涨速度加快，当地企业申请的专业数量也在随后两年进入飞速增长期。图9显示的是濮院所在的桐乡市的商标注册数，从中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商标注册的数量较少，大部分企业没有意识到商标的重要性，但是从2009年开始，商标注册数量急速上升到一个新的平台，这表明当地的企业越来越重视品牌的建设。上述现象表明，比较优势的变化会促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进行转型升级。
图8 濮院专利授权数量与平均工资的关系 注：濮院专利数据来自中国专利局，年平均工资数据来自历年桐乡市统计年鉴。
图9 桐乡市商标注册数量的增长 注：注册商标数来自历年桐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但是，从质量提升期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产业集群内，新技术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集群品牌也是一种公共产品，电子商务的引进需要当地有配套的服务行业，单个企业往往难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如能在合适的时候提供技术研发支持，品牌建设支持，进行集群品牌宣传，通过优惠措施吸引电子商务服务行业进入产业集群，则产业集群就有可能实现从质量提升期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的演进。
图10 集群企业数量、总产值与演化时间的关系
图11 不同时间内建立市场、工业园区、行业协会的集群数量 五、经验证据 如能获得多个产业集群发展历史中连续的统计资料，就可以检验上述产业集群演化模型，可惜的是，实际中有关产业集群的统计资料是非常缺乏的，只有一些零星的历史记录。为了对上述模型进行间接地验证，我们在2012年暑假，招募大学生在浙江省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调研，主要调研产业集群起源时间、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以及2011年时该产业集群的企业数量与集群总产出。总共在浙江进行了86个产业集群的调研，因为有部分集群的关键数据缺失，本文用于最终分析的产业集群是其中的79个，这79个产业集群分布在浙江各地市，但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浙东、浙北、浙中地区。表1报告了这79个产业集群的技术来源。从表1可以看出，产业集群的初始技术既可以来源于当地也可以来源于外地，这表明历史渊源并非产业集群发展的必备条件。 (一)集群演化时间与企业数量、产出水平 我们的模型预测了产业集群的企业数量在演化过程中会出现先快速增长，然后下降的趋势。虽然集群的历史资料难以获得，但是2012年调查中，我们比较容易获得2011年时每个集群的企业数量与产出水平。因为不同的产业集群有着不同的起源时间，因而我们可以比较79个产业集群演化到2011年的时间以及2011年时的企业数量与集群总产值。但是，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是，不同行业的产业集群在企业数量与产出规模上可能并不具备可比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79个产业集群按照演化时间分成几组，然后计算每组集群的企业数量和总产值的平均值，因为每一组中包含了好几个集群，取平均值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业间差异的影响。 图10描述了集群截至2011年时的演化时间与2011年时集群的平均企业数量、平均产出水平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产业集群随着演化时间的推移，平均企业数量与平均产出水平均有一个先向上增长，然后再向下的趋势，尤其是平均产出水平的这一走势尤其明显。这与我们前文模型预测中的走势类似，但并不完全一致，原因有两点：其一，前文模型中我们讨论的是单个产业集群的演化规律，而在此我们是用79个产业集群的总体演化规律进行类比；其二，前文模型中我们预测的是产业集群演化的整个时期，而实际上，浙江产业集群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的集群还非常少，大部分的企业还处于数量扩张期与质量提升期。 (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地方政府有不同的产业政策选择，提供公共产品是其中的核心。地方政府可以提供的公共产品很多，但是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其中3项公共产品是非常关键且很容易界定的。它们分别是：建立市场、建立工业园区、建立行业协会。建立市场主要是促进数量扩张，建立工业园区不仅促进数量扩张也促进质量提升，建立行业协会既促进了质量提升也促进了技术创新。市场、园区、协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而言，无法依靠单个企业提供这些服务，政府的介入正是克服了市场失灵。这3项公共产品在集群演化的不同时期内出现，也能够反映集群的内在演化规律。图11描述了这一结果，从图11可以看出，产业集群演化早期，主要以建立市场为主，到后期开始以建立工业园区和建立行业协会为主。
建立市场、工业园区、行业协会这些公共产品是否有效地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表2比较有无这些公共产品的情况下，集群的平均水平上的表现。从表2可以看出，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显著提高了产业集群在未来的企业数量与总产出，这表明从平均水平上而言，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有效的。 六、结论 本文从产业集群发展案例中总结出一个产业集群演化规律模型，即产业集群一般会经历数量扩张期、质量提升期与研发与品牌创新期3个时期。从数量扩张期演进到质量提升期的主要动因是内生质量危机，从质量提升期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的动因是外在比较优势变化。当然，本文提出的模型描述的是产业集群演化的一般规律，但是这并不表示每一个产业集群必须完全按照这样的规律进行演进。有些产业集群从数量扩张期向质量提升期演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内生质量危机；不同行业类型的产业集群，演化规律上也存在差异，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可能并不依照这一规律演进；此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许多产业集群在当前这个历史时点上大部分还没有进入研发与品牌创新期。但是，这并不表明本文提出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没有意义。事实上，本文提出的产业集群演化规律模型为分析具体产业集群演化规律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非常明显的，即地方政府能够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能否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将决定一个产业在未来能否保持竞争力。然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否有激励为产业集群提供公共产品呢？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其行为遵循经济学中的收益最大化原则。近年来，许多针对中国政府官员升迁的研究证实，经济绩效是促进政府官员升迁的关键因素(Blanchard & Shleifer,2001; Li & Zhou,2005)。因而，地方政府官员有激励去实现区域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带来的总绩效取决于公共产品所能服务的企业数量，如果不存在产业集群，针对行业的公共产品只能为少数企业服务，那么这种公共产品的投资对于政府而言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在产业集群内，大量同类或相关的企业集中在一起，针对行业的公共产品能够使众多的企业获益，因而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去提供针对整个行业发展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单纯为个别企业提供帮助。此外，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和镇级政府官员大部分是本地人，他们的很多亲戚朋友甚至家人从事的就是与当地产业集群相关的行业，因而与上级政府官员不同，县级和镇级政府官员与当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对待产业的发展上，他们具有较低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加愿意为当地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帮助。 本文的研究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应当共同发挥作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必须提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林毅夫，2012)。学术界对新结构经济学有许多质疑，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同样导致政府失灵，因而政府不可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层面上，政府与产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是非常低的，地方政府能够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感谢伍骏骞、江婧源在调研与数据处理上提供的帮助。 注释： ①本案例部分内容参考自阮建青等(2010)，部分内容来自作者最新调研。 ②数据来源：历年《桐乡市统计年鉴》。 ③本节资料主要参考自张晓波和阮建青(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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