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小资产阶级论文,文坛论文,试论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读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草叶》、《谷雨》等报刊，可以清晰地发现，“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几乎是评说延安文艺和整个文艺问题时，出现频率最高使用密度最大的一种表述，如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学，等等，我姑且将它们笼括为“小资”话语。(注：“话语”(discours)的概念，首先由结构主义文论家提出来。1966年，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T·托多罗夫《文学叙事的范畴》提出用“故事”(historie)和“话语”(discours)两个概念来区分叙事作品的素材和表达方式。1972年，法国的G·热奈特《叙事话语》发挥了托多罗夫的观点，分析了“话语”的范畴：时态、语式、语态。大体而言，结构主义叙事学里的“话语”主要指叙事文本的言语表述方式。此后，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概念又扩大和延展了结构主义文论有关该词的内涵，它包含了言语自身和构成言语的诸多因素，特别注重“话语”与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即，主要回答话语如何产生以及话语的功能的问题。因而福柯的“话语”观被归类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文论。
本文的“小资话语”，主要在三个层面上来使用：第一，“小资产阶级”的言语表述和相关指称；第二，表述对象与表述主体，即“谁”在说什么涵义的“小资”；第三，“小资”语汇运作流通的情形。)那么，“小资”话语在当时主要意指了什么?它们在延安文坛究竟以怎样的形式被使用、在流通?它们怎样影响、规范着延安文人的心理情绪并导致其思想创作文学批评的变化，进而形成延安文艺的区域性阶段性的特点?这些是研究延安文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王实味的文学思想与批判王实味风潮中的“小资”话语
延安文坛的“小资”话语使用率猛然剧增，是从1942年3月批判王实味风潮时开始的。为了较为恰切地说明王实味自己的文学思想与当时批评界对他所概括的“小资”思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先用一些笔墨来描述王实味事件以及王实味的文学思想理路。
1942年王实味受批判，(注：毋庸赘言，“王实味事件”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变化、文艺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它对延安当时以及此后的文人和其他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心理、情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显、隐影响。在我看来，“王实味事件”包含了几个层面的问题。1.政治方面的问题。王实味当时被判定的“顶级罪”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共产党曾不断地致力于“锄奸”、“审干”工作。2.思想方面的问题。王实味事件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批判王实味来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3.不同文学观念的冲突以及代表这些观念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即文化人的文学观念和党政军人对文学的要求所构成的冲突，是形成“王实味事件”的重要原因。4.文人自身的文学观念和文化道德的问题。此外，王实味事件还有一些偶然性、个人性的因素。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交叉混杂在一起，酿成延安文化界的一大风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被认为刻绘了“黑暗丑恶病态”的延安，“把‘自己的阵营’画成已经同流合污，画成黑暗，画成阴森可怕!”(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两篇短短的文章，“足足写了几十个‘肮脏’‘黑暗’，随处散布着灰色的字句……对于延安，则更找尽了一切不好的形容词：‘寂寞’，‘单调’，‘枯燥’，‘污秽’，‘丑恶’，‘包脓裹血’，‘冷淡’，‘漠不关心’，‘升平气象’，‘自私自利’，甚而至于‘陷于疯狂’，把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写成了‘人间地狱’”。(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
在这里，我不想如90年代以来某些论文从“真实论”角度出发，来为王实味辩护，我首先关注的是，王实味极力凸显、描写“社会黑暗”的心理原因和他自己思想的内在逻辑。
王实味因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感受，对“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把社会笼统地概括为“黑暗”，而且这种看法一以贯之。他的父亲王言炳举人以私塾先生为职，家道清贫。王实味中学毕业后，想报考大学，却因家境困顿而选择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来又由于家庭经济不支而中途辍学，只得到驻马店做邮务生。贫富不均给心性颇高、学业出众的王实味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痛。192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后创作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休息》留下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印记。(注：参见黄昌勇《王实味传》第二章《前清举人的儿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2页。)
《休息》主要由秋涵写给实薇的十一封信组成。(注：本文所引用的王实味作品的文字，均出自朱鸿召编选的《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秋涵自命为时代“觉悟的青年”，嗜读新文化刊物(小说三次提到他阅读《创造周报》，另外有《东方杂志》)。在将近4万字的篇幅里，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倾诉着自己中途辍学、初涉社会时种种驳杂的思想情绪。作品反复渲染、时时出现且贯穿全篇的“最强音”，是对社会黑暗乃至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和诅咒情绪：因为没钱被迫废学而表达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因为邮政组织行政的“阶级森严”、薪金制度的差别而“痛恨切齿气愤填膺”。主人公对生活种种不如意的现象特别敏感细腻，特别容易情绪波动并燃烧起“蓬勃的心火”。他眼中的“国体”“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奄奄一息”，他看到的民众“蝇营狗苟醉生梦死”。他简直是用“黑暗”的眼睛在看社会：“在我们这病入膏肓的中国，什么事不是包脓裹血乌烟瘴气呵!”主人公也说到邮局某些人曾给予他生活的温情、亲人给了他“爱”，但从作品全部的谈吐来看，这些温情、关爱，并没有改变他的社会“黑暗”论，反而更凸显了他对“人的爱”的向往，加剧了他“灵魂枯焦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个人与社会这两者的关系上，主人公的自我定位是：做一个“勇敢的人生战士”与社会“搏斗”，“复仇!复仇!我们要复仇!打它个落花流水，重新建设我们理想的世界!”
与《休息》所表达的“社会黑暗—反抗复仇”的思想情绪相似，王实味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小长儿与罐头荔枝》、《毁灭的精神》也通过叙述者的干预性叙述，鲜明地表达出对贫富不均的等级制度的痛恨，对贫苦人悲惨生活的愤怒，并且安排了主人公反抗的情节。
像王实味这种强烈痛恨社会黑暗的思想情绪，作品人物和“社会”处于激烈对峙状态的表述，是贯穿20年代文坛的一种主调，尤其是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里，如郭沫若《女神》的“宇宙呀宇宙，我要把你诅咒”、郁达夫仇恨“金钱”社会、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我恨死了北京”、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人类的世界，全是肮脏，全是黑暗的”。鲁迅更是一直在“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注：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3页。)戴着“黑暗”的眼镜看社会，是“五四”后为新思想所唤醒的很多青年共有的特性。鲁迅谈20年代中期的浅草—沉钟社时，曾分析过这种思想情绪：“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地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3页。)
日本学者青野繁治曾经运用心理学的“同一性危机”理论，剖析莎菲与周围人的强烈对立情绪，并认为这是青年融入社会以前的普遍精神特征。(注：青野繁治：《莎菲女士的普遍性》，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王实味的作品。心理学家艾里克森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个人和社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但在王实味那里，这种和解一直没有实现。他不仅没有改变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危机”冲突，反而因为他所尊重爱恋的女共产党员李芬的惨死，心灵受到更加强烈的刺痛：“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的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注：王实味：《野百合花》。)
敏感于社会的“黑暗”面，痛恨于国家的“丑陋”处，使王实味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情结”。他充满了政治热情，格外关注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注：参见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高向明《我所知道的王实味》，收入温济泽等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第90页。)尤其是向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贫富阶级的差别”的“大同世界”。(注：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引用了孟焦瓒1978年在台湾《中外杂志》第33卷第6期上发表的《往事·故人——悲剧人物王实味》中的文字，其中王实味与朋友畅谈政治问题。(见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51页。)另据黄书记载，王实味有一次回乡省亲时，曾就家庭经济管理实行“改革”(见该书73页)，其做法有些类似共产主义所描绘的“各取所需”模型，这可能是王实味在小说《休息》中所拟想的“人类的应有的社会”。)在小说《休息》里，王实味已经表现出了对“人类应有的社会”、“合理的美的社会”这样的政治乌托邦的向往；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乌托邦的反衬，才导致了王实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政治焦灼心态”，才会对现实黑暗持一种极为强烈的仇恨之情。这里的王实味甚至表现为一种由“点”及“面”的直线思维：有一“点”不如意，便直接否定“面”的意义。他没有中间的缓冲地带，更不愿意那种四平八稳的“辩证”思维。
从上述对王实味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出于对金钱世俗、贫富不均、等级制度、世态炎凉等现实社会现象的强烈愤怒，出于对“人类应有社会”的热烈渴求，王实味通过他的作品推导出“社会黑暗”的基本结论。他所描述的主人公总是与社会环境处于激烈的对峙、交锋状态。40年代，王实味在延安创作的杂文《野百合花》里，叙述者所表达的现实生活缺少“关怀”、“爱护”、“温暖”，赞颂青年“纯洁，敏感，热情，勇敢”的“生命的新锐的力”，提出“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质疑“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等，这些思想都是他以前作品思想的延续。这些作品里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为人处世的态度，实质上折射的恰恰是“五四”时期的民主、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这与王实味1925～1927年在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所受的现代教育应该是吻合的。
与这种感知社会的态度和批判黑暗的社会观念一致，王实味在文学观念上，主要承袭了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政治家·艺术家》认为，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其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这些理解“艺术家”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篇文章谈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不同”，也可以视为是脱胎于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注：鲁迅曾经谈到政治家和文艺家的“冲突”。1927年12月21日，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道：“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骚动者……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3～119页)
鲁迅后来的一篇文章《文艺与革命》中，首先引用了冬芬的信。冬芬的信一开头便说到鲁迅那篇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1928年4月16日《语丝》第4卷第6期)。)王实味还直接以鲁迅为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柱。《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说到自己对鲁迅的理解：鲁迅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看到自己战侣的灵魂中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1942年，王实味在反驳齐肃对《野百合花》的批评时，“以现代的鲁迅自居”。(注：见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
王实味不仅仅在认识社会理解文学的观念上与“五四”相通，同时他的文学作品也深深地刻烙着五四时期创造社、鲁迅作品的印记。当时就有文章指出，《野百合花》“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他的小说，除了上述《休息》、《小长儿与荔枝罐头》之外，还有《杨五奶奶》等作品，其情绪化、主题社会化、风俗描摹等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五四”的韵味。《杨五奶奶》以作者家乡的民俗为素材，着意刻画河南潢川春河集的“母老虎”杨五奶奶形象，让人想起鲁迅《故乡》里的“豆腐西施”和《离婚》里的爱姑。到延安后，王实味虽然主要从事马恩列的政治哲学著作的翻译，但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等文章里，仍可看出他对文学较为细致的理解，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维护。
可以说，王实味正是五四思想五四文学的血液乳汁所孕养的儿子。
但是，王实味的文章(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等)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中共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从1942年3月到12月，发表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20余篇。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当然是有关“政治”的问题：托派政治、托派思想、反党、反革命、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等。(注：如陈伯达的《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丁玲的《文艺界对于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等等。)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批判文章给王实味扣得最多的帽子则是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几乎每篇文章都与“小资”挂了边；或者是把“小资”与托派思想等“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是谈与“小资”相关的问题。有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谈王实味的“小资”性，但也从王实味引申开去说“小资”，如小资产阶级本性、人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等。
最早将王实味与“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就目前我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是毛泽东。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登载了“在本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的消息。毛指出：整顿三风，有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也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注：发表在报上的毛泽东的话没有点名，但当时的人都明白是针对王实味而说。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所以，李维汉、温济泽等人的一些回忆文章直接认为毛泽东此段话为批评王实味而说。)此后发表的诸多文章延伸和扩展了毛的说法。王实味及其文章大致被概括为：(1)“小资”倾向。(注：金灿然《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原载《谷雨》第1卷第4期。)(2)“小资”立场和“小资”劣根性。(3)“小资”思想。(注：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在中央研究院斗争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7日。罗迈《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4)“小资”温情。(注：陈道《“艺术家”的<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范文澜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用大段篇幅勾指王实味的“小资”性：王实味因为有“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从他的言语行动中实际上处处表现反党的动机。”“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注：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在这些文章中，王实味“文”中的某些观点，无限制地被伸发为对其“人”的全盘否定；在这些文章中，他被戏剧般的小丑化了。尤其是，王实味自觉认识社会的“个人—自我”意识、民主平等、人道温情等某些有价值的“五四”观念，也被混杂在无所不包的“小资产阶级”批判中被解构了。
但是，王实味在被批判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他自己张扬的“硬骨头”精神和“固守自我”的狷介个性。王实味《零感两则·硬骨头与软骨头》说到“硬骨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表示：“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注：王实味《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见《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2页。)“硬骨头”曾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一种概括，这也可以视为王实味把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当做自己的精神支柱。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简述了“党挽救王实味的经过情形”和王实味“不反省”的表现：(注：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野百合花》发表以后，胡乔木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而王实味到现在还认为乔木同志帮助他坚持错误”。
“两个多月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昨天早上，他还对我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错误。’
“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肯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很不少。他仍旧不反省。
“半个多月来，每次座谈会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每次座谈会后都有同志把座谈会上同志的意见告诉他，希望他反省，他也不接受。座谈会又推派代表去和他谈话，谈了两个整整的半天，他仍旧一味狡辩。
“《解放日报》上曾有若干文章指出他的错误，他还是不反省。”
实际上，王实味并非顽石。他的这种坚持也并非完全出于“性格”原因。他的行为取舍，以思想论证为理路，绝非简单的意气冲动；他的性格，只是这些思想的一种极有强度、热度的表达。他清楚地意识到“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要保持“个人”的、“自觉”的选择意愿；必须经过自己的认识，他才有可能“退让”。(注：根据温济泽当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在1942年6月2日上午，王实味向党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6月4日，“王实味第一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消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但他遭到了一片质问。)这样在实践层面的自我坚守，同样显示的是五四个性解放的一种人格追求。但这种自我守持，却是用了生命作代价。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逮捕，1948年7月被秘密处决。批判王实味的整个过程和结果，对文艺人的思想、心理、情绪，是一面巨大的摇晃着的镜子，是深深轧过他们自己身体的覆车之辙。王实味固守自我的个性、行为及其结局，是所有文艺人触目惊心的一个警示；王实味所曾表达过的文学观念，文人们也需要进行调整了，这里必然包含着被概括成“小资”的诸种文学思想。
二、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延安思想界里的“小资”话语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所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里，文艺作家全部被囊括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内。《讲话》里“文艺家”，有时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作为含义对等的概念，互相替换着使用。也就是说，“文艺作家”的内涵大体等于或者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
《讲话》批评了延安当时的文艺状况：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工农兵，而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些同志的屁股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讲话》一方面着重阐释“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意义：“在文艺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与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工农兵。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但另一方面，它又特别突出了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对立：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注：见毛泽东《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讲话》里，没有对“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进行详细的辨析，但是，在当时的延安报刊上，却充溢着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种种论说。我认为，只有清理出当时“小资产阶级”的一些基本涵义，才可能比较确切地理解毛泽东对于文艺作家“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说法的理路及其严重性，也才可能较为确切地理解延安文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可能会如何认识被概括为“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自己，可能如何调整自己既有的文学观，其思想感情可能发生怎样的转变。
把“小资产阶级”与作家、文学和文艺倾向联系在一起，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小资”也曾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语词。“小资”常常连带着与“资产阶级”一起，作为性质一类的语词，表达某些类同的、倾向相近的意义。大致地说来，在左联前后的时期，“小资”主要传达了以下几种意思。(1)文艺作家归属于“小资”行列，具有“小资”的特性。(注：如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麦克昂《桌子的跳舞》、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的<从牯岭到东京>》、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见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小资”思想感情的核心主要是个人主义，还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等。(注：如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麦克昂《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报导)和《上海新文学运动者的讨论会》等。)(3)批判“小资”作家，要求他们进行思想和创作的“转变”：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智识阶层)必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注：分别见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4)作家思想和创作需要转变的原因，除了作家的“小资”特性的内因外，主要“外因”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要求和欧洲文艺思潮的演变趋势。(5)批评否定小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倾向。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学生活》、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等文章，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为文艺的文艺、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艺术超社会生活、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我表现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文艺倾向或创作主张都进行了批评。茅盾在左翼时期的很多文学观念与郭沫若等人并不相同，但他从文艺的时代性、社会化角度出发，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感伤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进行了批评。(注：茅盾《读<倪焕之>》，1929年7月《文学周报》合订本第8卷。)冯乃超《新人张天翼的作品》、胡风《张天翼论》、《<地泉>五人序》等文学批评也不同程度地表述了与茅盾相似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和瞿秋白、茅盾、冯雪峰、钱杏邨在左翼时期对“小资”作家的认识。他们不是一概地肯定或否定新文学作家、尤其是革命文学作家，而是较为理性地分析其多重特点，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趋势中认识文学家的意义和局限。但是，瞿秋白《海上述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于“小资”作家的批评意见，在延安的报刊和文人的文章里，被反复地引用着，成为评说延安人的重要标杆；而鲁迅肯定“小资”作家的方面，却被忽略掉了。钱杏邨在《批评的建议》一文中所详细分析的对“小资”作家“必须谨慎”的意见，(注：钱杏邨《批评的建议》，1928年5月1日《太阳月刊》5月号。)在延安，也被忽略了。
40年代前后的延安文坛，按其需要，接受、延伸并改造了左翼时期对“小资”问题的观念。总体来说，延安报刊上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思想、文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大体有如下一些基本涵义。
1.小资产阶级所指称的人员
1942年2月，《解放日报》上分五次连载了陈伯达的长篇论文《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注：陈伯达《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解放日报》1942年2月4、5、7、8、9日连载。“作者前记”中说，文章写于1941年3月，曾印成小册子发行。可见其当时的影响。)陈伯达主要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说明了大、中、小资产阶级的人员组成成分和政治态度。按他的归类，城市里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小企业主、手工作坊的老板以及店主之类；独立手工业者、师傅以及小商人之类；一般城市贫民)。“知识分子本身的成分多属于小资产阶级。”(注：毛迅《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共产党人》，1940年第7期，第38页。)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宣称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强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很少有人能脱出“小资出身”范畴。
2.小资产阶级的多种“劣根性”及其思想意识，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
延安整风文件之一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里，摘引了列宁《“左派幼稚病”》，其中谈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时，特别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否认党，否认党的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就等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败涂地。”(注：《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解放日报》，1942年4月18日，第4版。)在《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人性·党性·个性》、《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央研究院整风以来思想改造总结》、《谈温情主义》等大量文章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温情主义等，如不克服，必然走向革命失败。
3.“小资”问题的严重性
上述文章对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及其思想意识的看法，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小资”问题的严重性。此外，延安还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政治”上的规定。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论述了小资产阶级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关系，并且规定了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所持的态度。该《决议》指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1931年至1935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全党影响最深”、“危害也最大”，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决议》从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三个方面具体言说了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并着重谈到了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大危害：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正因为如此认识理解“小资”问题，所以，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目标被当做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说，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注：见《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39页，638页。)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强调：“整顿三风，就是运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注：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第1版社论《加强对于学习的领导》。)
当然，毛泽东等人的整风运动有其明确的政治目标：直接针对王明等的政治路线及其拥护者和随从者；(注：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另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相关的部分，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了“共产党能够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整顿三风”“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伐，不能成功。”(注：《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第1版。)但是，我的关注重心则是，整风中的“小资”话语对生活在延安语境中的文人、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第一，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被认为具有如此尖锐的政治意义指向(“亡党亡国亡头”、“篡党”)，那么，《讲话》所说的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该是多么严厉的批评；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或与此相关的语词，又频繁地被当做文学领域中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便具有了多么严峻的意义；“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的文艺工作者将可能怎样思考、转变自己的思想和创作?第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被当做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特征，当做否定、批判的对象，那么，注重个人独创性的文艺家将如何对此进行调整?第三，《讲话》从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出发，批评了人性论、人性之爱等文艺观念，对“写黑暗”、“杂文时代”作出了具体评判，并且指出：马列主义“决定地”、“应该彻底地”破坏一些创作情绪：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注：毛泽东《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4版。)《讲话》的这些相当具体的意指对象，包含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多种流派、创作思潮和写作技法。这样为文学圈定相当明确的界限，作家们将如何进行个人的创作选择?第四，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个性、人性、温情等等，被不同的人述说时具有不甚确定的内涵，因而也就具有了广阔无边的“能指”，如散漫、动摇、不能坚忍、自私自利、片面性、狂热性、寂寞、苦闷、悲哀、忧郁、凄清、温暖等。这种述说方式和述说内容，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时，也变成了一种阔大无边的空指；作家们(知识分子)被要求改造的思想，也变成了散漫无际的原野。小资产阶级的边沿越来越扩大，被否定的内容越来越多，能够允许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范围里。
如前所述，延安整风文件的核心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它说明了“小资”思想意识的严重性及其具体表现，毛泽东的《讲话》明确地对一系列有关“小资”的文艺问题提出了要求。那么，这些思想是怎样“从上到下”地被要求实施的?换言之，“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话语是怎样“运作”的?这些运作方式对生存于这样空间的文人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是很大的问题，很喧嚣，又很微妙；表面上看，似乎是外在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却是联系着每一个作家个人的内心问题。我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过多地铺叙材料来实证作家们所受的影响，以及这影响之于他们思想“转变”的翔实历程，而且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作家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其内心的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种种参差错落的情形。猜测文人的公开文章与私人情感的复杂关系，可能会使学术研究自身陷入难以自拔的悖论和不堪一击的陷阱之中。但是，无论如何又不能忽略“小资”话语的运作方式，对文人们思想取舍、艺术褒贬、人生态度的巨大影响。
在这里，我主要从整风期间《解放日报》里反馈出的当时要求学习与检查学习的一些信息入手，来窥探整风文件和《讲话》的流传势态与被要求实施的情形，以理解“小资”观念可能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冲击力量，可能对文人思想构成的规范心理。
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
以鲁艺的学习情况为例。1942年8月4日，《解放日报》登载了大体黑字的标题：“联系实际掌握文件，鲁艺全院展开热烈辩论，教育方针有无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提高’离开现实变成了空架子!”并具体地报道了鲁艺学风文件学习过程中讨论的一些问题，附录了学习后的考试试题。(注：鲁艺学风文件学习的考试试题为：你参加这次大讨论会以前，对中心问题的认识如何?在听了争论以后，有无改变?改变在什么地方?……此外，每人必须在下面三题中再择一题回答：(一)为完成某一政治任务，需要你参加一种艺术活动，而这创作，你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和创作作风感觉不合适，这时你采取什么态度?假如不做，你觉得有什么理由来拒绝?假如做，怎么做法?如何做好?(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这句话如何了解?并以亲身经历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之。(三)研究文件，你读书方法有何改变?试以新的观点去分析一篇你最近所看到的论文或作品。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第2版。)此后3个月，《解放日报》又报道了鲁艺党风文件的学习情况：鲁艺党风学习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开始讨论反对自由主义。周扬的总结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研究和检讨了鲁艺存在的多方面问题，指出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偏重技术忽视思想意识、“个人第一，艺术第一”、“人性论”、“天才论”、“温情主义”等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周扬作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评。(注：见《解放日报》，1942年11月8日，第2版。)
关于当时延安学习的整体情况，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说，三个月来，中央直属近二千二百人进行了学风学习，“每个人都经过从啃字句，记概念，以至反省实践阶段。”“我们此次总结要从每个机关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着手，要从每一个人的质疑、发言、笔记、测验、反省与工作的各方面来看这个人的学习的效果，就是说要具体了解每个人的学习动态，才能估计一单位—机关的动态。”“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发动每个学习小组的每一个人来进行总结。”(注：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第4版。)康生在《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中，也强调了“必须检查各单位思想领导上有无缺陷”：“根据每位同志的发言，谈话，笔记，行动，来检查每个同志的思想行动，有无显著的进步，是否言行一致，来断定该部门该小组学习领导与学习成绩的大小。”(注：康生：《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第4版。)
关于毛泽东《讲话》的学习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在延安随即开始了对这一文件的学习。在处理方式上，运用和发挥了学习整风文件时的诸多办法。
《讲话》见报后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便发出通知，指出：“各地党收到这一文件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注：《中央总学委通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第1版。)
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特别针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知识分子，强调了学习文件的重要性。它首先指出，《讲话》是“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次，它说，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育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地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各根据地的党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依据《讲话》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它特别强调：“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受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在他们中间尤须深入地宣传这个文件。”(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第1版。)
《解放日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作家们谈自己对“小资”思想的认识和准备进行思想改造的文章：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和《后悔与前瞻》、舒群《必须改造自己》、陈学昭《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刘白羽《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等等。
当然，任何新闻报道，尤其是激情性大运动中的事实概括，都可能掺杂着某些激情膨胀式的水分；甚至为了某种目的，有意夸张或缩减事实的面目。报纸上关于延安整风文件学习情况的报道，也可能与实际情形有一定的出入。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他们对于学习文件的态度、对于诸种行政要求的心理、对于具体条文的理解、对于自身与文件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各各不一的。但是，不管怎样估测学习文件所可能具有的伸缩弹性，都无可否认，这样逐字逐句、发言笔记、讨论考试、人人过关的学习文件方式所可能构成的强大的话语冲击力和情绪氛围；都难以想象，那些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种种概括、那些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将可能在人们心中产生多深多远的波纹和波长。艾青曾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后来又根据《讲话》等写下了《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等文章。40年代后期，在华北联合大学主讲“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课程。80年代，耄耋之年的艾青回忆《讲话》时，曾这样说：“现在，事隔四十年，国家和个人都历经沧桑，变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显得淡漠了。但《讲话》的一些基本原则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不易消失。”(注：艾青：《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
三、延安文学批评中的“小资”话语
用“小资”语汇进行文学批评，或者围绕着“小资”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文学批评，1942年以前在延安并不太多，也能够听到对“小资”不同的评论声音。譬如1942年1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为“林昭”的《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反驳了欧阳山的文章《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品的批评。(注：林昭《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就商于欧阳山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欧阳山《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中国文化》第3卷第2～3合期，1941年8月20日。)林昭分析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同特点和道路，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意义。他认为，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所流露出的灰暗阴郁悲观色调，“是一种向上的不甘于现状并企图冲破现状的苦闷和烦躁”，不应该否定其意义和价值。林昭在文章的末尾强调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像林昭这样，通过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对比，通过具体作品进行评论阐释，从而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以及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进行价值评说和“估计”，其行文的方法和结论，当时并不多见。
但是，1942年以后，文学批评里的“小资”已基本变成贬义了。
1942年以后至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树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旗帜，这几年之间，延安的文学评论主要以否定性的“批评”为主。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小资”变成了重要的权衡标准和褒贬尺度。凡是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凡是较多地渲染表现了情感而富有抒情性的作品，都可能与“小资”有关。延安有大量的作品被列入“小资”行列，遭到批评：丁玲的《在医院中》、何其芳的《叹息三首》等诗作、延安“鲁艺”创办的《草叶》杂志上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女作家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方纪的《意识以外》和《纺车的力量》、丁克辛的《春夜》等，都主要以“小资”为理由，如“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宣扬个人主义”、“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歪曲了劳动阶级的人物”等，受到指责。还有些批评文章，虽然没有用“小资”语汇，但针对的问题却是与此相关的，如金灿然《论忘我的境界》谈个人利益与民族阶级利益的关系，(注：金灿然《论忘我的境界——借吴伯箫同志的题目就商于吴伯箫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杨思仲《关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批评延安文艺界写知识分子自身的作品太多。(注：杨思仲《关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说，“写熟悉的题材”被文人们错误地解释为“写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表现在创作上，全然是作者自己“独有的柔和的语调，低声悠闲地谈说自己、自己的多感心情、自己的琐碎生活、自己的快乐和忧愁”。(注：冯牧《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解放日报》，1942年8月22～23日。)
这里特别令人关注的，是那些曾经有过较为重要影响的延安文人对“小资”问题的情感态度和思想观念，尤其是40年代前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外来文人，如丁玲、何其芳、周扬、艾青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路：丁玲的表述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沉重”、“痛苦”；(注：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里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脱胎换骨》和《洗心革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4页)。另外参见丁玲《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文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8～609页)。)周扬是思想“突变”的“空白”；(注：参见拙文《试论周扬等延安文人的思想突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何其芳则是非常兴奋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延安的大多数文人从不同的路径走到同一条轨道，即，从当时被概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及其文学创作之路”转变到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情感与文学创作轨道”中。何其芳的文字留下了较多“转变”的痕迹。
大学时期的何其芳曾经迷醉于中国晚唐的哀艳诗作和西方十九世纪后半期虚无悲观情调的作品，其《燕泥集》、《画梦录》沉溺于书斋“画梦”。1936年7月，何其芳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宣称要为自己既往诗歌“唯美”的创作风格和生活道路“送葬”，“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参见何其芳的诗《送葬》、《醉吧——给轻飘飘地歌唱着的人们》、《云》以及散文《刻意集·出版序》等。)1938年8月底，何其芳到延安后，“旧我”与“新我”发生了“矛盾”、“争吵”、“排挤”。(注：参见何其芳《夜歌·后记》以及《夜歌》的整部诗集，重庆诗文学出版社，1945年5月出版。这部集子的诗作收入到《何其芳文集》第1卷时，有较大的改动。《何其芳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以下版本皆同此。)在何其芳的这些文字里，基本上没有出现“小资”字样的表述。1942年5月以后，“小资”语汇在何其芳的文章里开始大量出现。他把自己列入到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进行自我批判；(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把自己过去的思想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予以否定：人性、人类爱、温暖、同情、弱小人物、心灵的损伤、个性的可贵、美丽的空想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内涵，软弱、伤感、消极等，也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注：参见何其芳《星火集·后记一》、《论文学教育》、《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等。)此外，何其芳还对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写熟悉的题材、说心里话的文学观，予以了批评。(注：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45～46页。)40年代末，他甚至把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思想也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注：1946年，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里，对于信仰胡风“主观论”的王戎文章进行了批评。1949年，何其芳的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又特别批评了王戎的文章。胡风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正文里，但何其芳却在注解中，详细地排列了胡风的书和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并且说明了王戎观点来自胡风。所以，这篇文章的矛头，对准的是胡风。)并特别指名王戎的《从<清明前后>说起》、《“主观精神”和“政治倾向”》“这样的论点和与这类似的一些论点正是在实质上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注：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一文中多处指出，坚持“主观论”，“实质上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抗拒”(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店1950年3月)。该文收入《何其芳文集》第4卷时，所有的“抗拒”一词都改为了“反对”。)
美丽的空想、人类爱、个人主义、温暖、快乐、善良等，是贯穿何其芳《画梦录》、《预言》、《还乡记》、《夜歌》等1942年以前所有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情感基调，是他过去艺术生命的基本组成成分。现在，何其芳把它们都归类为“小资”思想情调，在观念和态度上，一概予以了否定，其主要理由是：妨害了对新社会现实的理解，容易产生不利于新社会的观点，并可能成为“党”的对立面。(注：见何其芳《论文学教育》，《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4版。)这样，何其芳将自己摆到“新社会”的制高点，否定一切与新社会不相容的异己。何其芳的创作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空白期。1942年5月到1949年，写作一直勤奋而多产的何其芳，仅仅发表过三首歌唱民族群体的“白天的歌”。(注：此说依据《何其芳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上所收集的诗作。)
然而，何其芳的的确确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来接受这些新思想的。毛泽东“讲话”后不久，何其芳写完长篇大论《论文学教育》后，说：“我颇有些兴奋。”(注：何其芳：《论文学教育》，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7日，第4版。)1943年，中央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让他们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造，何其芳也是“兴奋”。(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第4版。)1949年，何其芳把延安整风后写的文章编集成《关于现实主义》时，“我仿佛还能从它们感到当时的一点热情”，因为，“我写这些文章来企图宣传我所理解到的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充满热情”。(注：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见《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店，1950年3月，第34页。)“我仿佛望见了一个未来的新中国的文化与艺术的灿烂景象。”(注：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54页。)通过学习“革命理论”，何其芳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他认为，评价一种理论或文学作品，“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当中的问题才是高的起点”。(注：何其芳：《论文学教育》，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6日，第4版。)“真正的理论”，“是为了解决当前实际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产生的……而且能够一针见血地打中那要害，给予科学的解决。”(注：何其芳：《杂记两则》，《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第4版。)他谴责自己：“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可歌可泣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中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注：何其芳：《谈写诗》，《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61页。)其次，何其芳以为，中国“要在几十年中走完欧洲几世纪的旅程”，(注：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日，第4版。)必须凭借革命的理论，迅速跨越资本主义时期，向更高层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注：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98页。)因此，自己原来的那些思想，还有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已经“过时”，(注：参见何其芳《论鲁迅的方向》、《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38页，第191页。)应该无所惋惜地抛却，坚决彻底地改造、转变。第三，何其芳还用“群众化”的理论来说服自己接受革命理论，进行思想改造。(注：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9页)、《报告文学纵横谈》(《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157页)。)
1942年至1949年何其芳思想转变的过程，大致可以视为，他用在延安接受的革命理论取代旧有文学观念的过程，更明确而简单地说，是用当时人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小资产阶级文化观念的过程。从何其芳的思想转变理路里可以看出，文人接受“小资”话语，不能普泛地简化为被动的、直线性的“语境压力”、“强势所迫”，这里还沉淀着延安文人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人的某些思想情结、文化心态和情感需求等多方面问题。
类似于延安众多文学批评和何其芳进行自我认识文学评论时以“小资”作为主要的标准，围绕着文学作品如何写知识分子(或者是怎样写群众)问题来进行评论的趋势，在40年代末，通过邵荃麟主编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茅盾等8人为编委的香港《小说》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香港海外版)、香港报纸《华商报》，以及国内的成仿吾等主编《北方文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编的《群众文艺》等报刊，进一步延续和扩展了。譬如，胡绳的文章《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评姚雪垠的几篇小说》、《关于“北望园”的春天》对于《青春的祝福》、《春暖花开的时候》、《北望园的春天》等作品的批评，无咎的《读<引力>并及其他》批评李广田的小说《引力》，适夷《虚伪的幻想》批评路翎《饥渴的兵士》，史笃《评艾芜的<山野>》等，“小资”都是重要的评论准则，其批评焦点，主要盘旋在“小资”问题上。
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之一，承袭着左翼时期的某些文艺思潮，由延安继续扩展，又向全国蔓延。它关涉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问题，同时，其中所表述的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政治态度，也随着关于“小资”的文学批评文章得以扩展和蔓延，构成延安文人乃至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语境，影响其思想观念和创作方向。由于“小资”的边界被无限制地宽泛化，以至于有人辨不清楚其具体内涵。1945年6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读者意见《我们需要文艺批评》里说，对于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记事之一》，有人认为是充满健康乐观的情绪，写出了斗争中的新人物、新生活、新性格，有人却说是“充满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战斗的气氛。“读者意见”说：这很难理解，究竟是新人物新性格呢，还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呢?希望延安从事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同志加以分析研究，公开讨论。这样的疑惑意见，刊发在《解放日报》上，大概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上所述，“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从批判王实味到延安整风运动被当做使用密度最大的语词之一，从毛泽东《讲话》到延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原则的规定，还有这些语汇与行政机构结合后的运作流转方式等，可以说，这已经构成对延安文坛发生极其重要影响的“话语事件”。(注：参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2～33页。)这些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文学”等，作为当时人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学的对立面，以水火不容之势，迅速地整块地遭到排斥驱逐，丧失自己的位置和空间。
从新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五四时代所张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启蒙工具等思想观念，被包裹混杂在“小资”话语中受到摒弃，或被进行了“无产阶级化”的改造；五四时代部分文人所曾热情译介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象征派、意象派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倾向和艺术技法也被归类到“小资”话语中受到质疑和驱赶。延安文学的历史正因为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抽空”、排斥、驱逐所导致的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变化，而显示了其阶段性的特性。这对于创作流派的多元化和文学思想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无疑是一种斫伤和重创。
从文学审美原则的探索到文学创作批评范式的建立来说，“小资”话语作为一种批评原则的“合法性”使用以及“小资”具体内涵被确认的“非合法性”相交融，还有“无产阶级”(或“工农兵”、或“人民大众”、或“革命群众”等语汇)与“小资产阶级”(多重内涵)所构成的二元对立式的文学批评模式，尤其是“小资”思想被意指的严重性，对于文人们的自我认识、创作指导、审美趋向、文学批评以及思维方式的规范限制力量，是难于估量的。换言之，延安时期文学历史的递变和延安作家的思想转变，究其深因，“小资”话语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言语中介。
从“小资”话语所指涉的社会阶层和具体使用的意义上说，“小资产阶级”主要意指着知识分子(作家被包括其中)，与工农兵既形成一种等级的序列，又构成明显的对立局势，两者之间变成了“不干净者”—“最干净者”、“幼稚可笑的人”—“英雄”、“忏悔者”—教导者、受教育者—教育者、学生—老师等多重褒贬扬抑关系。这样的话语使用对于构造历史所显示的力量，也是难于估量的。“小资”话语在延安时期后几十年，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创作趋向审美特性，甚至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受方式、情感表达形态、乃至日常言语的使用，都烙刻了或显或隐的痕迹。
事实上，在延安文坛中，“小资”话语表现的具体情形是颇为复杂的：它在多重话语(如当时介绍的苏联无产阶级思想—中国本土的工农兵方向—军政人员作为新读者群的文学要求等)和特定语境(民族战争—政权局势—地理环境—不同层面的文化人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呈现其独特的意义。“小资”话语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上的命运也是奇诡多变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民众)理解和接受政治意义里的“小资”话语，涉及到他们之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文人的未来新中国梦想、个体人生理想等多重思考方向和道路选择时极为复杂的心态情感。鉴于这一课题既有的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篇幅，我在这里只是大体梳理了“小资”被表现的线索以凸显这一问题之于延安文艺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一问题所牵涉的复杂方面，故而评价时便不能一概而论地或褒或贬，本文只着重分析了延安对“小资”问题的认识、处理方法和结果对于新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弊端。所有的目的都在于，希望有更多的思考维度、更为细致的关注层面纳入到延安文艺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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