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实力”陷阱下当代中国 外交的路径选择
王 生1 韩 佶2
(1.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2.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概念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硬权力、软权力和某种程度上两者相结合的“巧实力”。权力概念的变化反映了国际格局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革，而“锐实力”更是某些西方国家基于对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及权力转移的深刻担忧而创造出的带有明显价值判断色彩的西方中心主义词语。西方国家试图延缓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创造了“语境陷阱”。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积极主动掌握话语权，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的“睿实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破除“锐实力”的负面影响，加快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步伐。
[关键词] 锐实力；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路径选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挑战与对策研究》(编号：16BGJ03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权力范式的变迁：硬权力与“共生式”的软权力及巧实力
在国际舞台上，权力可被视为一个国际行为体对另一个国际行为体施加影响，而另一个国际行为体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这种影响的现象。权力意味着影响、改变、左右其他行为体的意志和能力。权力可从多重视角去理解，其既可以理解成一种政治概念和政治关系，也可以理解成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国家权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既包括有形的权力也包括无形的权力。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评介一国综合国力的定量研究方法是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R·S·克莱因(Ray S.Cline)的国力方程论，他认为可确认的国力“是由五大要素构成，计算方程是：Pp=(C+E+M)×(S+W)。在这个方程中，C指关键物质、E指经济能力、M指军事能力、S指国家战略意图、W指国家意志。”[1]83在R·S·克莱因的综合国力论方程中，他既将物质资源列入其中，也强调了非物质性资源，如意图和意志的重要性。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将国家的权力概括为九点，即人口数量和质量、工业基础、自然资源禀赋、地缘环境、政府外交等。他在强调硬权力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软权力的重要性。作为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国家实力的构成主要是物质性的硬权力，但他在分析国际问题案例的过程中，也是把硬权力和软权力结合起来进行的，可见，肯尼斯·华尔兹也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作为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更突出地强调了硬权力的作用，他认为，在一国的诸多硬权力中，军事力量和核力量最为重要，军队数量和军备质量对一国获得霸权扮演着核心角色。
20世纪80年代末，美苏两极对峙格局呈现出“坍塌”趋势，全球化无论从思想理论还是全球实践上都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普遍认识到，单纯依靠硬权力，即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难以使得一国在国际格局中获胜，为了在国际格局中获胜，必须将非物质化的“软资源”包括在内。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基于它的文化、价值和政治而生成的。“一个聪明的国家战略是将硬实力资源和软实力资源结合。”[2]硬权力和软权力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国际行为体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独特战略资源处理对外关系的依靠。国际行为体在进行外交决策的过程中，都在考虑如何使自己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并考虑“对手”所可能采取的策略选择。
软权力开创了大国争霸的新领域，冷战结束前后，作为胜利者的美国不断地进行着国家战略的调整，由美国主导的这种战略调整，引领着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战略决策变革。美国国家战略中软权力的引入，主导了一个新的竞争领域，“软权力在信息时代后工业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民主和平思想占了上风；而硬权力则往往在世界上那些正处于工业化或者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地区更加重要”[3]54-55。在对外战略中的具体实践中，综合国力竞争的涵义远远超过了硬权力的范围而更多地凸显了软权力的作用，“经济和军事优势的竞争已经越来越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实力本身，而是和一个国家在软权力竞争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4]548。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美国迅速发展了自己的软权力，其自由民主观念、市场经济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及规则等，具有无所不在的穿透力和吸引力。最早提出软权力观点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其认为，存在着这样三种资源统一于一个民族国家，那就是“文化(在能对它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5]54。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掀起的“软权力”风气是配合着时代交替之际美国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总统的“塑造—反应—准备”战略而出现的，这一战略后来又正式定名为“参与和扩展战略”。“所谓扩展，是指扩展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其实质是追求美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全面影响力。”[6]284
2.2 疼痛护理查检表使用方法 疼痛质控组成员分别于2017年1月和7月，应用查检表对全院40个临床科室进行疼痛专项质量检查。质控小组每个科室随机抽取5例患者进行疼痛筛查，同时随机抽取科室2例疼痛患者，按照查检表要素进行逐项检查，计算科室疼痛筛查的正确率和疼痛评估的符合率，以及患者健康教育内容知晓率、疼痛随访率。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并且把能否坚定文化的自信上升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自47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时就已具有了以茶代礼的民俗习惯。茶是农产品，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片茶叶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杯茶水都讲述着一段历史。种茶、制茶、品茶都是文化，同时也只有挖掘茶叶承载的地域时空文化，才能真正提升茶叶作为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茶叶作为文化品的经济值。
二、锐实力——一种生发机理、结构剖面、语境逻辑不同的“软权力”
中美贸易战的特殊背景使得此波“中国威胁论”如虎添翼、来势凶猛，不可小觑。通过这几次中国威胁论可以看出，每当西方世界发展到关键节点时候，他们都会适时提出不同“包装”的中国威胁论。这种复杂的心理表明西方国家既对中国的跨越式发展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猜疑、总体上缺乏全面和客观的论断，但又表明西方国家在相对衰退的过程中希望逐渐强大的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东西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积淀、文化价值观的大相径庭，是导致种种猜忌和怀疑的根源。发生战略误判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的不了解，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内核是“和”文化，明朝时期形成的东亚朝贡体系就是代表，这种文化是“天下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有扩张性的“世界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同。“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和合’理念一直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过程，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2]84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深深根植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扎根于社会深层，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外交关系的处理，而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外交则有战略选择的“内生性”，核心便是“和合文化”。一方面，这种文化元素对内谋求“治国”、“和谐”、“安居”，对外关系上，其谋求对外交往的和平共处，睦邻安邻富邻。中国文化具有“和平主义”传统，中国这种内生性的文化特质决定了中国今后的发展必将是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确，中华文明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因此一直孜孜以求与人为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实践的精神。”[13]133西方知识精英提出锐实力概念，其针对中国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自身实力衰退的情况下，在国际舆论上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阻碍，使中国处于不利的“污名化”舆论环境，从而使中国在战略、外交、经济等方面进行让步。
锐实力概念可追溯到2004年由美国资深研究员沃尔特·米德(Walter R.Mead)在其专著中提出的若干权力概念划分中的一种。但在当时锐实力的概念并非今天的涵义，而是约等于硬权力，没有严重的价值判断色彩。此次被赋予新的涵义并被广泛流传的锐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委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2017年11月，由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杰西卡·路德维希(Jessica Ludwig)为主要起草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官方身份发布了一份156页的报告，首次提出‘锐实力’的概念”[8]，“‘锐实力’被定义为民主世界里威权政府通过媒体、文化、智库和学术界等渗入、渗透或穿透目标国家的政治信息环境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现象，尤指中国和俄罗斯”[9]60。锐实力的概念是继硬权力、软权力和巧实力之后，新近提出的概念。锐实力概念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基本内涵和软实力相差不大。与软权力不同之处在于，其有特定的适用对象，即西方语境下中国和俄罗斯的软权力。如同软权力一样，锐实力依然具有深厚的学术意义。锐实力的缘起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提出“锐实力”概念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建立于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时期，其最初目的是为了分担由于“水门事件”折射出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不足。虽然表面上这个机构属于非政府组织，没有官方背景，但在实际运转操作上，该机构是受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持的。在东西方对峙的特殊时期，该机构还肩负着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宣传责任。在冷战后的和平年代，中国的“蒙独”、“疆独”、“东突”等也受到该基金会的大量金钱支持，是分裂中国的主力军和马前卒。无独有偶，2017年11月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期刊在头版上也刊登了类似的文章，主旨大意为“针对西方国家的质疑，中国如何为锐实力开脱”[10]9。进入2018年以来，西欧、美国的学界精英、政界人士在不同场合极力渲染“锐实力”，妄图再掀起一场“中国威胁论”。这是继20世纪90年代初罗斯·芒罗(Ross H.Munro)发表《正在觉醒的龙》一文、1996年夏季的台湾危机导致的大陆大规模“台海”军事演习、1998—1999年发生的“李文和(Wen Ho Lee)”案和21世纪初新的中国威胁论以来的“第五波”中国威胁论。伴随着2018年初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无论是从经济利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次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充分反映和体现出了美国的战略调整具有遏制中国的一面，甚至在遏制中国的过程当中，除了战略层面，经济层面也体现出了美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是趋于一致的”[11]5。
1978年，中国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引进来，走出去”的典范，这种开放不仅体现在经济、外交等“高政治”方面，更包括对西方文化科学教育价值观等“低政治”的批判吸收。改革开放的40余年里，中国的科技、文化、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幅度改善、国际认同程度大幅加强、国际地位获得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同时也肩负着国际责任和义务。2017年中国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新时代思想反映在外交领域和对外战略方面，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核心有两个：一个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另一个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遍布荆棘，“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十九大报告化用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国际形象的构建中，中国的快速发展要避免被称之为“锐实力”，在发展过程中就要注意话语权和形象的建构。中国的发展要以上下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为基础，坚持“四个自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挑战。
“目前，当西方国家在讨论中国努力建立自己海外形象的时候，‘锐实力’概念变得流行。”[15]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最为重要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软权力”行为，一个是在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较广范围内分布的“孔子学院”；一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球146个国家(地区)建立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16]第一个孔子学院是于2004年在韩国设立的，十几年间，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球各地破土而出。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学院是一种基于接受国和中国合作基础上的教育合作，目的是为了向海外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宣扬中华语言文化，加强有关国家的文明交融，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因此，孔子学院围绕着国家的和平发展这个总的战略布局，使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布局更为合理。为国家在全球的发展和利益服务，这应是布局孔子学院的基本出发点。”[17]26在当前全球的孔子学院成为一个体系的时候，基于意识形态差异、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孔子学院体系的全球遍布视为中国“锐实力”的体现；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完善旧的国际秩序的一种尝试，同样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中国的“锐实力”。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的两个牵引轮子，一个是“丝路基金”，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从一开始，中国就为“一带一路”提供了400亿元的丝路基金，希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乘中国自身发展的便车，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和发展。“面对‘印太’地区的失衡态势，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均势制衡战略来遏制中国，扭转不利于美国的失衡态势，重塑美国在 ‘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秩序。”[18]892017年11月，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亚太国家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在2017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以政府身份正式提出具有“特氏”风格，以“自由”、“开放”为特征，以亚太地区、印度洋地区、南亚地区等“印太”地区为战略落脚点的2.0版遏制中国的战略——“印太战略”[19]，其“企图维护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20]22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印太战略”都是对前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扩展和替代，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触角”已经深入“印度洋”和南亚地区，原有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包裹”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
冷战初期的世界权力结构是“一超多强”，美国凭借自身的经济军事优势成为全球霸主。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时期，美国进行了2001年10月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如同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一样，美国掉入了这两场战争的泥潭。与此同时，2008年爆发了自1929—1933年那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之后最严重的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使得美国的利益损失巨大。“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为其它国家设置议程或者塑造它们的有限选择，它就会省很多‘胡萝卜’和‘大棒’。但是很少情况下它们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聪明的战略是把硬权力和软权力这两种工具结合起来。”[7]160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提出了“巧实力”一词。该概念最早是由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提出的，当时她供职于美国的“安全与和平研究所”。在苏珊尼·诺瑟创造性地提出这个名词后，软权力之父约瑟夫·奈在《外交》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当下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需要美国将原有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作为战略决策者的政府官员，应该知道何时应该使用何种权力。巧实力并不是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简单几何式相加，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战略概念呈现出来的。巧实力的最主要目标就是使得时任美国总统的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将美国带离战争的泥潭并且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除了巩固自己的力量外，还弥补了其前任小布什时期由于采取“单边主义”导致的同盟友关系疏远和隔阂现象，其最终目的是为美国的行为提供法理和合法性依据。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锐实力陷阱”的风险识别、防范构建及战略应对
锐实力的提出给此轮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此次中国威胁论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中国经济发展注重质量效益创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中国的“危险一招”。西方国家不断制造出新词汇，如“普世价值”、“价值观外交”等新花样层出不穷，支持和培养敌对国家的政党和社会组织，有选择地支持不友好国家的“民主人士”、“民主媒体”、“民主组织”，通过自身文化的“穿透性”、“感召性”，通过一些文化交流基金会对对方年轻人的思想进行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培养”、通过一些国际组织迫使经济困难国家接受附加严苛政治条件的各种“援助”。如果“软”的措施不行，那就采取“硬”的措施，冷战结束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典型，武装颠覆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政权是当下最“锐”的美国“软实力”表现。
无论是融资主体还是监管者都非道德完人，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能损人利己，这是行为偏离理性的表现。民间融资主体与监管者是一种利益博弈关系，一方的利益选择将对另一方产生影响，行为动机理性应当是双方利益博弈的均衡结果。欲使双方行为动机都能趋向理性，就应当协调双方的利益关系。主观博弈理论认为，预期利益变化影响行为选择，法律通过把双方的利益预期限定在合理范围内，从行为动机上引导他们理性选择行为。
“尽管‘锐权力’和‘软权力’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它们两者间在现实中的区别是很难鉴别的——那就是为什么部分使得对‘锐实力’回应困难的问题。”[14]西方国家软实力的输出，典型的有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等，而中国在国外设立的孔子学院、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则被定义为“锐实力”，中俄两国的境遇根源在于行为类似而行为主体的不同。2013年9月到10月，中国提议并首创“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打破旧的不合时宜的制度的基础上贡献的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其重新塑造了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西方智库和学者提出的“锐实力”概念，源于其对中国五千年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导致了文化的不认同，其站在“非友即敌、非敌即友”角度的“后冷战思维”上、站在西方价值立场上审视中国的举措，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是“霍布斯文化”下的判断。
中国在综合国力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建立了各种层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和不同领域的对话机制，这些对话机制基本上是集中在经济领域的“硬实力”战略对话，出现了“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多且杂乱，且不足之处在于这些对话机制缺乏“软权力”的元素。从以上孔子学院体系的全球建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以看出，在意识形态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掌控上，中国这两个方面的能力亟需提升。如同经济的发展需要“引进来”与“走出去”一样，中国的对外交往也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国际社会更愿意听到中国声音；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参与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的解决，尽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尽的责任。“中国拥有影响其它国家的能力，仅仅因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21]“锐实力”的适时提出是对中国对外战略的一种警示，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战略课题，思考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些不足和缺失，需要在方式方法手段上加以改进。中国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给受众方以归属感的同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应该特别注意宣传工作中巧妙方法的运用，因为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谋求全球霸权的图谋是没有改变的。而自从美国建国以来，每逢遇到一个历史节点，都会适时提出自己的国家战略，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机制，中国应对此进行科学把控，并保持清醒认识。在中国日益迈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刻，要构建自己具有“亲和力”的软权力，构建自己的“铜墙铁壁”，抵制西方语境陷阱，在向世界介绍自己的过程中，展现自身的“吸引力”和“大国魅力”，对外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生态河道构建是一种有效的河流水体修复技术，选择合适的基质材料构建生态河道能改善其对污染物质的净化效果。根据河道的具体情况，在构建河岸砂滤生态处理设施的基质中，结合当地河砂，按一定比例掺混吸附能力较强的沸石或砾石，既可加强吸附氮磷的能力，又可加大基质中的孔隙率，减少堵塞，从而有利于氧气的扩散，强化氮磷净化效果，对控制富营养化起到积极作用。
四、几点思考与未来展望
权力大小意味着行为体发挥作用的大小。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都在通过外交进行决策，与其他国家进行各种博弈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利益关系。虽然国家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资源禀赋、地缘环境、战略意志、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同，但是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国家的主权地位是平等的，因为这种权力是一种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而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这种“平等”又由于每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强弱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同的影响。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扬帆起航，中国依然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动摇，在“韬光养晦”中，更要“有所作为”，保持国内经济的稳步增长，做出更积极、更具有建设性的贡献，这是中国必然的路径选择和路径依赖。“当然，对影响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我国应该由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参与、运筹帷幄，并且坚持我们的底线，绝不让步。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不矛盾，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我们有所作为的分量可以逐步增大。”[22]7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对“锐实力”的解构，权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反映了综合国力竞争的流变，是“软权力”的提出才凸显出“硬权力”的概念，而对“软权力”行为模式、诠释框架的不同又衍生了“锐实力”理论。西方国家抛出“锐实力”概念的初衷是为了显现“两种不同制度”的差异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抗拒。“锐实力”这样一种语境可谓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辨得泾渭分明。这也充分表明，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代，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当下，“锐实力”的再次出现凸显了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洞察西方话语权下的规律和逻辑，有助于更精确地把握这种深刻变革格局背后的本质。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3]，坚持求同存异、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学者史安斌提出用“睿实力”对抗锐实力的观点，颇具有战略新意。[24]在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紧密相关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正确抉择。中国要积极地贡献自己的话语体系，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把握机遇、“未雨绸缪”，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手抓出发，用中国特色的“睿实力”来有效化解“锐实力”的影响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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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62(2019)03-0052-06
DOI :10.13977/j.cnki.lnxk.2019.03.008
(责任编辑：王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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