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陵墓论文,帝王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9)01-0043-10
帝王陵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之所以如此，按照“事死若事生”的礼制，帝王陵墓是帝王生前生活的反映，因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是研究当时社会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在秦缺少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秦帝王陵的四大陵区
秦帝王陵园是秦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帝王在驾崩后一般都葬在都城的附近，因而在规划都城时，都要事先考虑规划陵区所在，秦也不例外。按照“秦公陵园建筑，随国都而转移”[1]的规律，秦先后有四大陵区，即西垂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
秦帝王陵区成系列化，自西而东延伸，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完整的，为研究秦公帝王陵园奠定了基础。秦的都城是由西而东逐步扩大的，从甘肃的陇东，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进军关中，并以关中为根据地，发展壮大，逐步统一了全国。因而其陵园也是由西而东，由天水附近的秦、西垂到关中的雍城、栎阳和咸阳。也有的是因为新迁都城的临时性质而归葬原都城的，如襄公、文公等，虽已越过陇山，但仍归葬陇山以西的西垂陵区，灵公等虽从雍城迁往泾阳，但仍归葬雍城。
西垂陵区
西垂(西犬丘)位于甘肃礼县永兴乡一带，在大堡子山曾发现3座墓。1号墓为曲尺形，最长一边3.7米，深7米，已清理到底，被盗掘一空，仅余残碎的马骨，推测应为车马坑。2号墓为中字形，总长87米，墓室在中部，墓室面积12×11米，深11米。在接近西墓道处发现人牲6具。3号墓为目字形，长110米，宽10米，深9米以上，从其形制看应是车马坑。[2]
这几座墓前些年屡次被盗，有许多重要文物散失海外，其中有一批金箔饰片。[3]上海博物馆已从海外购回了4个铜鼎和两个簋，其中最大的一个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器腹上有“秦公乍铸用鼎”。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及相关的史实看，这些器物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
笔者认为秦文公及其以前的诸公均葬在西垂陵区。对于文公的葬地，《史记》的记载是矛盾的，《史记·秦本纪》云：“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曰：“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在这两条史料中，《秦纪》的史料早，其可靠性要大于《秦本纪》，因此，笔者认为文公归葬于西垂是正确的。
雍城陵区
雍城陵区，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勘探已基本清楚，位于都城以南的三畤原上。在此已发现了14个陵园，49座大墓，其中1座丰字形墓，21座中字形大墓，5座甲字形大墓，分布在东西长约12公里、南北宽近3公里的范围内。
三畤原所在，南临渭河，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位于周原的西部，因而土厚水深，地势平坦，是理想的秦公墓地，所以先后有23位秦君葬于此(包括两个不享国的)。
雍城作为国都255年，在此之前的平阳和其后的泾阳，曾也作为都城，但其国君死后仍葬在雍城。这是因为一则这里地理环境优越，二则作为都城时间长，形成传统的墓地，即使后来迁至泾阳，但宗庙仍在雍，所以死后仍葬在雍城以南，因而形成庞大的陵墓区。三则平阳、泾阳作为都城，或时间较短，或只具临时性的功能，因而陵墓多在雍城。
到了献公迁都栎阳后，才把陵墓迁至栎阳。因此共有23位秦公葬于雍城之南。这符合古代陵随都移的规律。
平阳都城为何要和雍都的陵墓建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当时虽然都城不在一地，但相距并不远，在选择陵墓时，大家都觉得平阳离渭河较近，易受洪水威胁，而雍城以南的三畤原地高土厚较安全，最为合适，故将陵墓修在此地。后来建都雍城后，陆续在这里修建陵墓。
关于秦宪公的陵墓，《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云：“葬衙”。《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宁(应为宪)公墓在岐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纪》也云：“秦宁(宪)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在今天的凤翔以西仍有一灵山，韩伟先生提出：“凤翔以西之‘灵山’可能为‘陵山’之讹。”从地理方位上来讲，韩伟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灵山并非峻拔挺秀的山峰，只不过是黄土质的山前冲积扇，界限不明显。由于灵山之西为干河河谷，“西山大麓”只能是“灵山”东南的“三畤原”，这里原面完整平坦，黄土层深度在89米～120米，土厚水深适宜于墓葬。正因为三畤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平阳和雍城均在此修建陵墓，并一直延续到迁都栎阳时。
中字形墓无疑为秦公的墓，级别高，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较西墓道长而平缓，为主墓道，墓葬均为坐西向东。已经发掘的秦公1号大墓就是一个中字形墓，全长300米，面积为5334平方米，深达24米，是目前发现的秦公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也是目前全国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根据墓中出土铭文推测应为秦景公的墓葬。
该墓虽经历史上270多次的被盗，墓内仍出土文物3500余件，文物质地高贵，造型精美。该墓是一个上大底小的土圹竖穴墓，由底到顶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宽2米～6米，第三台阶中部即为椁室，深4.2米，椁分主副椁室两部分，平面呈曲尺形。主副椁室各有柏木椁具一套，形成一座长方体的木屋，长14.4米，宽、高均为5.6米，用截面边长为21厘米的枋木垒砌而成。
陵园平面多作长方形，墓葬集中于陵园南部，根据陵园内中字形墓葬数量，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只有一个陵园，陵园内有3座中字形墓，埋葬的国君在两位以上。第二种陵园内只有1座中字形墓，即只埋葬一位国君。第三种陵园内有两座中字形墓和车马坑，应是国君和其夫人并穴合葬。西边的中字形墓和车马坑都大于东边的中字形墓，东西并列，应是国君墓葬，东边的中字形墓应是国君夫人墓葬，这三种类型陵园以第一种类型最早，第三种类型最晚。
这21座中字形墓室之上均有建筑遗迹，应为享堂建筑。
从考古发掘结合史料记载来看，笔者认为虽然《史记》中对从宪公到出公的葬地记载有所不同，但都在三畤原上，只是当时人在选择墓葬地时地理位置更详细一些，虽然有“衙”、“阳”、“宣阳聚”、“雍”、“南”、“栎圉”、“陵圉”、“车里”、“丘里”、“义里丘”、“入里”、“左宫”等，[4]但都应在雍城以南一带，这些地名后来失传了，因而我们今天只能推测其大体所在。
栎阳陵区
栎阳陵区位于秦都栎阳附近。栎阳为都34年，其间只有献公和孝公两位秦公，他们二人的墓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葬嚣圉”、“孝公葬弟圉”。“嚣圉”所在地不详。“弟圉”据《水经注·渭水》云：“白渠又东支渠出焉，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又东迳栎阳城北。白渠又东迳秦孝公陵北，又东南迳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陵……”白渠在栎阳城北，今康桥和关山镇以南，莲芍故城在今渭南市下邽镇附近，由此可知秦孝公陵所在的弟圉应在栎阳城东，下邽镇以西一带。据考古钻探所知，栎阳城的东北郊为王陵，东南郊为一般人的墓葬，那么献公的陵墓也应在孝公陵附近。[5]混淆为渭北咸阳原的毕陌，而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区在渭河以南的镐京附近。
献公和孝公的陵墓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也有提及，“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殹(也)。”何为冢呢？扬雄《方言》云：“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礼·天官冢宰》云：“山顶曰冢。”《周礼·春官宗伯·冢人》也云：“冢，封土为丘陇象冢而为之。”从上所言，冢就是在墓上筑起了像山顶一样的封土。说明献公、孝公陵上已开始筑起封土了。
有人指出，秦献公和孝公的陵墓在秦东陵，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秦东陵所埋葬的秦王，史书中均有记载，而献公、孝公的陵墓，史书记载根本不在东陵，而在栎阳附近。两个陵区之间无必然的联系，更何况在这两个陵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咸阳陵区中的秦公陵和秦永陵。
咸阳陵区
咸阳陵区的帝王陵分布在咸阳都城的西北方和东南方，有惠文王陵、武王陵、昭襄王陵、孝文王陵、庄襄王陵、秦始皇陵。离都城最近的是惠文王和武王陵，较远的为秦始皇陵。
1.秦惠文王、武王陵
惠文王、武王陵位于都城咸阳的西北方，在今咸阳以北的周陵中学附近，就是以前讹传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长安志》卷十三咸阳云：“周文王陵在县北一十五里毕原上，武王陵在文王陵北。周公墓在文王墓东。”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讹传，是由于古人对毕原的所在有歧义。
关于毕原及墓葬的所在位置，一说毕在渭河南镐京附近。《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镐指西周都城镐京，遗址在今长安区斗门镇附近。杜指周时杜伯国，秦时的杜县，即今西安市西南杜城村附近。《括地志》记载周文王、周武王陵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和《史记》记载位置相近。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毕原在咸阳北。《史记·鲁周公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周公墓在雍州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
笔者认为古代的毕原有两个：一在渭河南的镐京一带，一在渭河北的咸阳。正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一有二毕原，万年县云：“毕原在县西南二十八里。诗注云：毕，终南之道名也。书云：周公薨，成王葬于毕是也。”又咸阳县云：“毕原，即县所理也，……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里，无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亦谓之毕陌。”但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应在其时的都城丰、镐京一带，这也符合古代陵墓随都迁移的规律。
实质上早在三国时，魏刘劭在《皇览》中已指出这两座陵墓不是周文王、武王的陵墓，“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武王冢，非也。周武王冢在杜中。”《史记·秦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也云：“秦悼武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关于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古代文献中多记载在渭河南的镐京附近。
对于周天子墓地所在，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指出：“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即在今长安区杜曲一带。司马迁是距周代较近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一向以严谨著称，所以其论是可以信服的。
《皇清经解》引孙星衍《毕陌毕原考》指出：“毕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所葬，即今咸阳之陵，先诸书甚明，其误自宋人始。”
何况周文王、武王当时的墓是没有封土的，这是因为当时“不封不树”，据《汉书·楚元王传》云：“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垄之处。”又指出“及秦惠文、武、昭、孝、庄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其意为从古代到惠文王以前的秦诸公、王陵墓皆无封土，而惠文王、武王才有封土，由此可见，咸阳周陵中学附近有大封土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实为秦惠文王陵和武王陵，是后代人把渭河南的毕原混淆为渭北咸阳原的毕陌，而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区在渭河以南的镐京附近。
二陵封土均为覆斗形，惠文王陵(即公陵)高11.8米，底边长78米，顶边长48米；悼武王陵(即永陵)在惠文王陵北200米处，高12.3米，底边长71米，顶边长14米。1973年7月，在公陵南40米处地下未经扰乱的地层中，出土战国圆形瓦当两种，其形制相同，泥质夹沙，灰陶，面径12厘米，无边轮，当面有一凸圆，径10.3厘米，纹饰用圆印模制，中内十字单线分四区，各饰云纹。[6]
2007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这两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钻探，在陵园内地表散落有大量的残砖快、瓦片，残瓦片外表有粗绳纹、细绳纹、篮纹以及素面。素面圆瓦当在战国早期还有一些，战国中晚期已甚少。其中葵纹瓦当与秦咸阳遗址所发现的纹样相同。另外，根据陪葬坑内排列比较混乱等因素判断，应该不是西汉时期的瓦当，更重要的是在考古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根据其纹路等特征应为战国晚秦时期。[7]
2.秦东陵
秦东陵坐落在咸阳以东的临潼县韩峪乡东部骊山西麓，南起洪庆沟，北至武家沟，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
何以称为东陵呢？这是与位于关中西部的秦雍城的秦公诸陵相对应的，因此也可以把雍城的秦公陵园称为“西陵”。也有人认为“东陵”也只是就秦都城咸阳后出现的秦陵葬区而言，是相对于“毕陌”陵区而早就有的历史称呼。[8]东陵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汉书·萧何曹参传》：“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从召平始也。”从而说明先有东陵，后有东陵侯，秦亡后，东陵侯开始在长安城以东种瓜，现西安东灞桥区与临潼区斜口乡交界处有邵平店村，即昔日召平种瓜处。秦东陵所在地就在邵平店之南。直到宋代的咸宁县，仍有“东陵乡”。
秦东陵所在地为秦时芷阳县所在地，故史书多记载“葬芷阳”。
秦东陵到底都葬有哪些秦王？据史书记载：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昭襄王次子，即孝文王柱)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芷阳。”司马贞《索隐》云：“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
《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唐八子是孝文王的母亲，“合葬于先王”，即与孝文王之父昭襄王合葬，当然是葬于东陵。
《史记·秦本纪司马贞《索隐》云：“孝文王名柱，五十三而立，立一年卒，葬寿陵。”《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张守节《正义》云：“秦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唐万年县即宋咸宁县，治所在长安城中，由此推之，寿陵亦当在东陵之内。
《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元年……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司马贞《索隐》云：庄襄王“名子楚，三十二而立，立四年卒，葬阳陵。”《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载：“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芷阳”，可知庄襄王的陵寝名阳陵，亦在东陵之内。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曰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芷阳。”
从文献记载来看，芷阳是一个大的墓葬区，埋葬着秦悼武王以后到秦始皇之前的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宣太后等秦时著名的人物。
考古工作者已对秦东陵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在此发现了四个陵园。一号陵园依山坡而建，其范围南至小峪沟，北到武家坡村南无名沟，西界洞北村的小峪河，东达范家庄的人工壕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1800米，面积72万平方米。发现了两个“亚字形”的大墓，这按当时礼制是属于天子级别的墓葬，但由于一则当时的秦国处在统一的前夕，在对东方的战争中所向无敌，加之秦人好大喜功的特点，便僭越礼制；二则当时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秦便以老大自居。这两个亚字形大墓，墓顶上有封土堆，现存高2至4米，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50米，表面呈鱼脊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南北并列，相距40米。经钻探得知，其中的一座墓室略呈正方形，南北58米，东西57米，四个斜坡形墓道，东墓道和北墓道的右壁各有一耳室；另一座的墓室亦近方形，东西58米，南北56米，四个斜坡墓道，东墓道和北墓道右壁也各有一个耳室。在一号陵园还有两处陪葬墓区和四处地面夯土建筑台基，陵区南北侧各有一天然壕沟，东面有一人工壕沟，相互连接。[9]
二号陵园位于一号陵园的东北方向1.5公里处，即韩峪乡范家村北、骊山西麓阪原之上。陵园东自北沟村，西到枣园村，南至三冢村北无名沟，北达武家沟。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总面积15万平方米。有中字形大墓1座、甲字形大墓3座、陪葬坑1座，陪葬墓区两处和地面建筑遗址一处。中字形墓与甲字形墓基本呈“品”字形排列。中字形墓通长81米，墓室居东西墓道之中，东西长27.5米，南北宽23米。地面留有残冢，高10米，冢底周长120米。[10]
三号陵园位于一号陵园西北约1.5公里，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为一“中”字型墓葬。
四号陵园位于马斜村，属骊山西麓的阪原地带，与一号陵园隔河遥相对应，约距2.5公里。陵区的规模，东起马斜村，西至染房村，南抵井深沟，北到小峪河南岸，总面积80万平方米。陵园内有“亚”字形墓一座，“甲”字形陪葬墓两座，小型陪葬墓群一处。四周有隍壕，北面为造陵时专门开挖的，东、西、南则利用天然壕沟。“亚”字形大墓地表无封土，东西长278米，南北宽181米，墓室近于正方形，东西56米，南北55米。东墓道长152.5米，西墓道长68.5米，南墓道长78米，北墓道长54米。四条墓道均在其右侧边有一耳室。从该墓4个墓道都带有耳室这一点看，其时代可能略晚。[11]
从墓葬的形制及钻探出土的文物来看，这几座墓绝对是秦王的墓葬。不但规模大，而且每一个陵园都有保护陵园的壕沟，其壕沟既有对自然的利用，也有人工重新开挖的。
过去对西安东郊的韩森冢，有人指出是秦庄襄王墓，有人指出是秦孝文王陵，歧义甚多。《长安志》卷一尖冢条：“《两京道里记》曰：‘在通化门外二里’；《皇览》云：‘是吕不韦冢’，《三辅旧事》云：‘是子楚母’，皆非也。其冢制度广大，岂大臣所宜，据韦述《两京新记》云：‘秦襄王寿陵’。”《长安志》认为是秦襄王陵，但究竟是昭襄王还是庄襄王并不清楚。从《史记》所记，秦昭襄王、庄襄王皆葬芷阳，况且，在东陵已发现了三个“亚”字形大墓及多个中字形大墓。所以笔者认为韩森冢为“秦襄王墓”是错误的。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错误，是受《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影响，“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死。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合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百年后，旁当有万家邑’。”夏太后葬在杜东，《史记》张守节《正义》云：“夏太后陵在万年县东南二十五里。”约在今杜陵附近。按西望吾夫言之，孝文王陵应在杜陵的西或西北，遂有后人认为韩森冢为秦冢。
韩森冢现存封土近方形，底边长67米，高22米，原定为秦庄襄王陵，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有人疑其为汉墓，[6]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3.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东陵以东的骊山北麓。陵园面积达60平方公里。封土的高度，据记载为“陵高五十余丈”。[12](P1954)约相当于现在的115米高，而实际上现存高度为76米。墙，把内城分为南、北两区。内城的北区又有一条南北向的宽约8米的夹墙，把北区分隔成东西两部分。内城垣的南、东、西三面各有一门，北面有二门，中部东西向的隔墙上有一门，南边的门址保存较好，门阙的基址仍高出地表2至3米，秦始皇陵墓位于内城的南区。秦始皇陵外城垣，经实测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周长6210米，墙基宽约8米，外城的四面各有一门，门址上堆积着大量瓦砾及红烧土、灰烬，证明原来有门阙建筑。内城垣四个转角处有角楼建筑遗址。
在秦始皇陵的外城垣以外，还分布有众多陪葬坑和陪葬墓。据勘探，到目前为止已在秦始皇陵园以内发现陪葬坑、陪葬墓600多处，计有兵马俑坑、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陪葬墓、寝殿、便殿、飤官、武库、乐舞百戏俑坑、文官俑坑、青铜水禽坑等遗址。这些遗址都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修建的，生前享有的死后也都体现在陵园中。
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情况如何呢？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汉书·楚元王传》也载：“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12](P1954)考古工作者经过探测，目前地宫保存情况良好，距地面30多米深。
1981年和1982年，经中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研究所的常勇、李同两位先生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对始皇陵地宫进行了含汞量的测试。结果在始皇陵封土中心，发现一个面积约12000平方米范围的强汞异常区。在异常区内汞含量变化为70～1500PPb，含汞量平均值为205PPb。而秦始皇陵部分封土取自鱼池地方的土样的汞含量仅为5～65PPb，平均值为30PPb。这表明始皇陵封土中的强汞异常含量不是原来固有的，而是封土堆积后由陵墓的地宫中人工埋藏的汞挥发而渗透于其中的。[13]同时证实文献记载的可信。
关于秦始皇陵中“上具天文”的现象，我们在西汉壁画墓中已有发现，在西安交大校园的一座西汉墓中，上部即有二十八宿图像。[14]可以推测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陵中肯定会有的。
秦始皇陵园中寝便殿的设置，证明了《后汉书·祭祀志》中“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记载的正确。实质上在秦东陵，已把寝殿从陵上移到墓侧了。便殿的用途为休息闲宴之处。秦始皇陵园制度对以后的帝王陵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吕氏春秋·节丧》云：“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秦始皇陵众多的陪葬坑和陪葬墓正好印证了《吕氏春秋》的思想。
《吕氏春秋·安死》云：“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有些学者根据这段记载指出：秦始皇陵是按咸阳都城建设的。[15]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上文中只能看出，古代帝王修建高大的陵墓，好像一座山，陵墓上种树，好像是树林，然后在陵园中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好像都邑。并未特指某一座陵墓，从吕不韦所在时代分析，东陵的有关陵墓和秦始皇陵可能是吕不韦写作《吕氏春秋》所参考的，也有可能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帝王陵墓制度的总结。
笔者认为秦始皇陵的修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对秦都咸阳的有关部分进行模仿，并不完全是对秦都咸阳城的照搬，因为无论怎么讲，都城和陵墓还是有区别的，其性质不完全相同，所以不可能把咸阳都城中的所有设施都搬到秦始皇陵中来，即使有相同的方面，也仅具象征意义。
秦都咸阳的帝王陵区之所以出现以上三个地点的变化，除秦始皇陵本身一墓独尊原因之外，与秦都咸阳的发展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咸阳刚建都时，集中在渭北地区，筑冀阙、咸阳宫等，到惠文王扩大咸阳时，都城已逐渐向渭河南发展，秦昭王时，开始修建横桥连接渭河南北两岸，说明这时的都城的政治中心已转向渭南。随着都城向南转移，陵墓也随之迁移，从昭襄王开始，便把陵墓区搬到东南地区，从而形成东陵和秦始皇陵园。
秦公帝王陵园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建设的，因而生前享有的，在死后的陵园中也大多能找到其遗迹。陵寝制度到秦时发生了大的变化，秦昭王时已把陵寝从墓上移到了墓侧，秦东陵的几个陵园中陵侧已有建筑，到了秦始皇陵时，寝殿、飤官遗址等陵侧建筑已成体系，以至于影响了后代的陵园体制。秦陵的四周的保护措施由雍城陵区和东陵的隍壕，演变到秦始皇陵的墙垣，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秦始皇陵上的石刻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汉代以后，在陵上或陵旁都有大量的石刻，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陵前的神道给人一种森严的威慑感。
秦陵墓的发展变化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影响到陵墓制度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秦的陵墓在中国古代陵墓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广大。
4.长安区秦大墓
2004年夏天，在西安南郊神禾塬的最西端，距西安老城10多公里的陕西财经学院在新校区的建设中，发现了大墓。发掘表明，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的战国秦墓，堪称中国第二大墓，比秦公一号大墓小。整座大墓的陵园占地约260亩，南北长550米，东西宽310米。一条隔墙将陵园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南北长510米，核心的大墓就在其内，大墓周围，还有13座陪葬坑；南区，则发现守陵者的房屋建筑和灰坑的遗迹。陵园的夯墙，也就是围墙有一米多宽，高3米，四面中部各置一门，并有礼仪性建筑门阙。根据发掘分析表明，围一圈足有3里多地，即“三里为城”。其外，绕“城”一周，还发掘出3米多深的壕沟，上下落差达6米，两层楼高，可见其“城”之大、其势之宏伟。如此规格的陵墓，表明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但陵墓的主人是谁，在陵墓发掘初期，一直争论不休，充满悬疑。
此墓历史上遭到严重盗掘，据参与考古发掘的专家介绍，在墓室东南一角的汉代盗洞，其规模之大，就好像在一间屋子的墙上另开了个门一样。盗墓贼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随便拿，连腰都不用弯。如此严重的盗情，使墓室损坏的程度极为严重。代表墓主人高贵身份的木质棺椁已被完全焚毁，众多珍贵的文物也几乎被盗墓者洗劫一空。虽然墓葬经多次盗扰和大火焚毁，但还是出土了秦“半两”铜钱、泥质灰陶钵、夹沙红陶釜残片、几十块用于礼制或装饰的玉璧、玉饼以及残损的大型蚕形壶等陶器、青铜器等。其中，在盗洞中发现的全国首个漆木椟的错金银铜座及铺首，堪称国宝。在这个40厘米长的漆盒上缀满了花纹，底座由一个个错金的小齿状尖支撑着，工艺精美绝伦，由此可见当年的工艺何等高超。另外，在车马坑的一角还发现错金银铜转珠、鎏金铜泡、银带扣和青铜马镳及青铜节、青铜马镝等车马配饰，据专家们推测，如此小小的配件都是由金银打造，可见当时墓主人身份之高贵，陪葬品之奢华。同时一个车马坑内，发现了六马驾车，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因为根据文献记载，六马驾车，只有天子才能驾乘，因此一直被称为“天子之乘”，天子一般都是在祭天、检阅等特殊的场合才使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座大墓的规格是非常高的。
对于这个大型墓葬的墓主，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个墓可能是周王陵。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记载，“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专家们认为，“中”可以是中间，也可作在范围内讲。而这座墓正是在当年杜县的范围之内，而陪葬坑中有了“天子之乘”，故为周王陵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陶器上的刻字说明这个墓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墓。在出土的一件陶器上，发现刻有“私官”(“私官”是管理太后、皇后与太子事务的官员)二字，它的出现，进一步坚定了有关墓主人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认知。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始皇七年(前240)，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杜东应在长安区东南处和汉宣帝杜陵南处，文献记载方位可能会稍有偏差。而在这附近关于厚葬的皇室成员的记载再无他人。从史料和文献的角度看，很有可能是夏太后墓。夏太后名姬，是孝文王即始皇祖父众多的妃子之一。夏太后所生之子庄襄王即始皇之父继位后，尊称孝文王后，也就是他的养母为华阳太后，自己的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始皇七年(前240)，夏太后病逝，由于夏太后不是正室，不能与孝文王合葬，所以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而孝文王和华阳太后则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则葬在芷阳。之所以选在杜原之东，是因为夏太后的遗愿“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
还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秦二世的墓。
笔者认为，尽管对墓葬的主人是谁有分歧，但是从种种迹象来判断应该是秦的大型墓葬，也是秦文化好大喜功的典型表现。
二、秦公帝王陵的特点
1.规模愈来愈大
秦公帝王陵随着秦国力的日益强大及厚葬思想的影响，陵园规模越来越大。
秦人是从东方迁徙到甘肃天水一带而发展起来的，此后由于国力的强大，越过陇山进入关中地区，并一直向东发展，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从一个弱小民族而成为一个统一天下的帝国。正由于此，秦公帝王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规模逐渐扩大，陵园设施愈来愈多。
2.修建严密的防范措施
为了保护秦公帝王陵的安全，遂在陵园周围修建了保护性的设施。最早是在陵墓以外修建隍壕。隍壕作为防御设施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半坡遗址中就有发现。凤翔雍城秦公陵园中的隍壕有外、中、内三重。外隍壕是指整个陵地外的围沟，中隍是几座陵墓组成的陵园的围沟，内隍是某一个陵墓自身的围沟，有的在四边均留有缺口通道。隍壕的横剖面呈槽形，宽与深均在3至4米。应该说，在陵墓修建隍壕是秦陵的一个显著特点。
秦东陵也发现了壕沟，既有天然的，也有人为的。到秦始皇陵时，由地下隍壕变成地面上的城垣。城垣有两重，即内、外城垣，成“回”字形，还有一道城垣在外城垣以外。秦始皇陵的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长3870米，其中内城南墙一般仍高出地表1米至3米，其余部分仍存墙基，墙基宽8米左右，采用夯土筑成，夯层厚6厘米～8厘米。墙基距现地表10厘米～100厘米不等。内城的中部有条长约330米、宽约8米的隔墙，将内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外城垣中间的一段仍高出现地表1.5米～2.5米，其余部分仅存墙基，基宽8米，外城垣的四面各有一门，门的基址上堆积着瓦片及灰土遗迹，在外城东门遗址上曾出土有石柱础、门蹲石及大量的板瓦、筒瓦残片。还在北门内侧一石板下出土刻有“北门钥”的铜钥匙一件，外城垣西门的基址现仍高出土表约50厘米，说明原来城垣有门阙、角楼建筑。
3.从墓而不坟到高大墓冢
今天实行土葬的地区，都会在地上修建一个大土堆。但是在春秋以前，墓葬是不封不树的，即在墓葬之上既没有封土也不种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等级制度的严重，旧有的墓葬制度便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坟丘墓这种能反映等级区别的墓葬便应运而生。
秦公帝王的墓葬就反映了这样一段历史。在秦献公之前的秦公墓上均不见封土，这种现象在甘肃礼县大堡子秦公墓地和陕西雍城秦公陵区均可以看到，只在墓葬上筑有享堂，但并不能从地面上反映某个秦公的地位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只能搞清楚墓的主人是谁。
从秦献公陵墓开始，秦陵上开始出现封土，且越筑越大，关于献公、孝公两位的陵墓，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何为冢呢？“封土为丘陇像冢而为之”。说明当时献公、孝公陵已成冢墓了。到了惠文王、悼武王陵时，其墓已改称陵了，因为他们随着国力的强大已不再称秦公，而改称秦王了。目前这两座墓上仍留下高大的封土。
秦东陵埋藏着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等秦始皇的祖先，也都是封土墓。据考古钻探和调查，秦东陵的几个亚字形、中字形墓上都有封土，因其借地势而修，从外表上看封土并非很大。
秦始皇陵将中国的封土墓发展到极致。据记载，其墓高50丈，折合现在115米，迄今仍留下一高大的封土堆，是我国古代最高大的封土堆，虽经过两千多年的剥蚀，至今仍有70多米高。在始皇陵封土上植有树。古代墓葬上种树的多少是有规定的，不能随意种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修陵时“树草木以象山”，《汉书·贾山传》也有“中成观游，上成山林”的记载。因此笔者认为秦始皇陵封土之上原长有树木。后来之所以这些树木不存在，与关中地区整个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有关系，连深山里的树木都被砍伐，何况秦始皇陵上的树木！
4.厚葬制度盛行
古代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对死去的人，要“事死如事生”，即生前所有及希望享有的，在死后的陵园中都有体现。实质上厚葬是做给后人看的。随着国力的强大，生活资料的丰富，人们用在陵墓陪葬上的财力更大。这在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有详细记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16]
吕思勉先生指出：“春秋以前，敢于违礼厚葬者，盖亦寡矣。礼制未亡，而人莫敢自恣也。及战国之世，则有难言者矣。”“当时之制度，牵于流俗，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17]充分反映出厚葬现象出现的原因。
秦公帝王陵自始至终贯穿着厚葬思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虽经大规模盗掘，但仍有不少贵重物品出土，如大量的金箔片、青铜器、乐器等；雍城的秦公1号大墓，是目前发掘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虽有200多个盗洞，仍有不少的金器、玉器等出土。秦始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陵园规模更大，从13岁刚一即位便开始修建，动用70余万人，直到死时还未完工，共38年时间，陪葬品极为丰富，目前已在陵园内勘探出600多处陪葬坑、陪葬墓，既有生前军队的缩影——兵马俑、帝王的乘御——铜车马、宫廷娱乐——百戏俑，又有宫廷苑囿——马厩坑、珍禽异兽坑，还有供祭祀用的寝殿、便殿遗址等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不一而足，特别是其地下宫殿，更是豪华无比。埋藏了众多的宝贝，金银财宝，应有尽有。关于地宫中的情况，只要我们看一看不在地宫又不见司马迁记载的铜车马的富丽豪华程度即可见一斑，秦始皇陵铜车马还陪葬在地宫以外，但其富丽堂皇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出土的铜车马上有十多斤的金银装饰。
5.陵墓建筑在山环水抱的高地上
古代人对死后的埋葬地是非常讲究的，要进行精心选址，古人称为“堪舆”，后来称为风水。秦公帝王陵在这方面也是一样，其陵址均选在山环水抱的高台地上。
实质上，秦公帝王陵的选址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很讲求风水，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非常在意，如山、水、交通等。关于这一点，在湖北出土的秦简中有大量的记载。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所在地，素称为“秦陇锁钥，巴蜀咽喉”，北邻秦岭、岷峨山，南邻西汉水，处于河边的高台地上。雍城秦公陵区位于渭水以北的凤翔原(古称三畤原)上，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这里土厚水深，是理想的秦公墓地。秦东陵位于骊山西麓的高台地上，西有灞河，北有渭河，又处在秦通楚国的武关道旁。在秦公帝王陵中，地理环境最好的要算秦始皇陵了。它位于骊山北麓，骊山山势高耸，又因有温泉而成为历代统治者垂青之地。《水经注·渭水》云：“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说明秦始皇喜欢骊山的金和玉。从地理形势来看，这里南有骊山，北有渭水，地形高敞，东西各有数条河溪环绕，陵区地势宽广。渭河U形蛇曲、始皇陵、骊山1302米高峰三者一线呈南北分布，气势磅礴壮观，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
秦公帝王陵的陵墓之所以均选择在高处，是为了将陵墓挖得很深，用于防盗。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都在20多米深。秦始皇陵的深度更是离奇，有的认为达500米，有的认为达50米，最新的考古成果是30余米深。
6.不循规蹈矩
秦人是从天水一带发展起来的，处于农牧交界地区，是汉人与戎人杂居之地。因此对秦人的性格及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中原各国对秦人“夷翟遇之”，说明秦人确实有不同于中原各国之处，也正由于此，“孔子西行不到秦”，反映出秦人并非循规蹈矩者，而是“秦国之俗，贪强力，寡义而趋利”。
关于秦人不循规蹈矩的事实很多，如秦人并非遵循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秦人是实用主义者，只要对自己有用的事，秦人是不计后果地努力去干，这是秦人的传统，直到后来遇到商鞅等法家人物，与秦人的思维一拍即合。因此秦公帝王陵中不断地出现超越礼制的事。
秦人好大喜功，干什么事情都喜欢大，这是秦人的传统和习惯。因此陵墓都超越当时的礼制规定，修的很大，由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盗严重，我们对其陵墓的陪葬品不得全知。到雍城秦公陵园时，就已经有超越礼制的行为。秦公1号大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春秋以前最大的陵墓，比商王的陵墓还要大三倍。虽然同时期的周天子墓还未发现，对其规模还不能确知，前不久在陕西周公庙发现的周墓，虽然还未能定性，但其规模显然不能和秦墓相比。秦公1号墓规模确是超越当时秦的国力水平的，也是其他诸侯国望尘莫及的。秦公1号大墓采用了当时天子墓才能使用的“黄肠题凑”，有学者认为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黄肠题凑墓。到秦东陵时，从秦昭襄王、庄襄王时的国力来看，虽很强大，但当时周天子仍然健在，而秦东陵中竟然有三座墓葬同周天子的墓葬级别一样，也为亚字形墓，这绝对是僭越礼制的行为。秦始皇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说明陵墓礼制对于秦公帝王来说无任何约束力，这是由秦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7.从人殉到用陶俑殉葬
殉葬制度大约是从原始社会氏族制度形成的时候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殉葬制度日益严重。在奴隶社会，奴隶如同牛马一样，被任意宰杀和殉葬。在商代遗址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殷代大墓中，墓室中央底部埋有一名执戈奴隶和一条狗，墓底四隅又分别埋了8名执戈奴隶和8条狗。在墓室四周上下、墓道内部埋满了奴隶。
秦的人殉制度也是比较严重的，秦武公“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4](P183)这是秦公用人殉的最早记录。实质上在礼县秦公墓中就有人殉了，在两个中字形大墓的墓道中均有殉人。到秦穆公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人”。[4](P194)我国古代第一篇反对人殉的诗《诗经·秦风·黄鸟》就是讽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这些均为文献记载。在考古发掘中也是如此，陕西凤翔秦公1号大墓据研究是秦景公的墓葬，在其墓中发现的殉葬者达180人，殉葬者中既有身份低下的奴隶，也有地位高贵的奴隶主贵族，殉葬者有的一椁一棺，有的用一棺，有的无椁无棺。有的殉葬于墓主四周，应是景公的宠臣，有的置于墓道，有的则填于回土中，可见在人殉中也存在阶级分化现象。
到秦献公时明令“止从死”。那么用什么东西可代替殉人呢，“俑”便应运而生，最初是用木头或其他质料仿制的人形，用以代替活人殉葬，这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而出现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说明人的地位上升，秦人也遵循着这条路线进行，“止从死”后，便用“俑”来殉葬，目前发现的秦俑有陶俑、石俑等，在铜川枣庙秦墓中的小泥俑是目前发现的秦最早的俑，在咸阳战国秦墓中有骑马俑。到秦始皇时，用俑陪葬已发展到极致，用近八千多个陶俑马来作为军事性质的殉葬，且完全写实，与真人真马一样大，这确实是一种进步。除此而外，在秦始皇陵园中还有很多的陪葬坑中都有陶俑陪葬。虽然费时费钱，但比用真人殉葬要好得多，目前在秦始皇陵发现的陪葬陶俑陶马中，除了军事性质的，还有生活性质的，如养马的跪坐俑、圉人俑。
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在封墓道时，秦“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可以看出秦始皇陵墓中有不少人被殉葬，其中有两类人，后宫中的妃子当为殉葬，工匠被埋是因为害怕他们出来后泄露墓中秘密。这是秦二世的决定，应该说与秦始皇无太大的关系。在秦始皇陵园中还发现几处秦公子、公主的墓葬，是为秦始皇陪葬的。
从秦始皇陵的殉葬情况来看，既有显示社会发展的一面，又有沿袭旧习的一面，我们在目前发现的秦陵陪葬坑中既能看到陶制的马，也能看到当时的活马被埋葬。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三、秦帝王陵对后代帝陵的影响
“百代皆行秦政事”、“汉承秦制”，这是人们对于后代对秦制度延续的总结性概括。秦帝王陵墓制度对后代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陵寝制度、陵邑制度、陪葬制度等方面。
陵寝制度 陵寝制度影响深远，直到明清时期的帝王陵仍实行这种制度，而这种制度是从秦开始的，蔡邕《独断》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实质上在陵旁建立寝殿开始于秦东陵，到秦始皇陵时发扬光大，不但在陵北修有寝殿，也有便殿和飤官遗址。西汉帝陵的寝殿，在初期也像秦始皇那样建在墓的北侧，到汉景帝阳陵时，寝殿则由陵园内移到陵园外，并建成以寝殿为中心包括便殿在内的寝园。考古工作者对汉宣帝杜陵的寝殿进行了发掘，对汉代的帝陵寝殿建筑形制有所了解。其寝园位于陵园之东南，在寝园内，寝殿在西，便殿在东。[7]《汉书·韦贤传》云：“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寝殿”。
陵邑制度 陵邑制度开始于秦始皇陵时。《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刘苍云：“园邑之兴，始自强秦”。为了加强对修陵的管理工作，秦始皇十五年(前232)设置丽邑，三十五年(前212)又迁三万家丽邑，考古发掘也证明秦始皇陵确实有丽邑，在陵园内多次发现刻有“丽邑”陶文的陶器和砖瓦。其遗址位于秦始皇陵园北侧约2.5公里的刘家村东，地面上堆积着大量的残砖瓦片、红烧土，许多陶片上有陶文印记[19]
陵邑制度等于在陵周围设置县级管理机构，其制度对汉代帝陵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在咸阳原上建置了五个陵邑：高祖长陵邑、惠帝安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等。西汉设置陵邑的目的除和秦始皇陵邑供奉陵墓一样以外，还有强干弱枝、维护中央集权制的作用。即“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11](P1642)
其他制度 另外还有陵园建城垣、筑覆斗形封土、建有众多陪葬坑(如兵马俑坑)、陪葬墓等都被后代有所继承。汉唐宋等王朝的帝陵陵园布局结构，不论在基本组成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的构筑形制方面，还是在总体格局上，都表现出与秦始皇陵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充分说明秦始皇陵对后代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李自智先生指出的：“如果我们作一系统的历史考察，即不难发现，从西汉到唐宋的帝陵布局结构，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变化，但其基本布局却没有能够突破秦始皇陵园布局的影响。就是在陵园布局结构上有重大的改革的明清两代帝陵，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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