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异本与作品集异本——以郭沫若后期作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作品论文,为例论文,作品集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1-0145-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成为可供文学史家研究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段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文献和史料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由于这一时段大陆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家处境和传播媒介特点等原因，使得目前留下来的这一时段文学史文献和史料与此前文学史文献和史料具有明显的不同。单说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这一时段比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时期多了一些新的特征和复杂性。这一时段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大都被不同形式地改动过。除作者正常的改动外，还有因情境变化自己主动改的，有自己改了又改回去的，有编辑背着作者改的，有编辑强迫作者改的……其背后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用版本学的说法，这些不同的版本叫做异本。郭沫若后期（1949－1978年）诗作的异本现象比较突出。其中不少文本的变化呈现了历史的某种变动，呈现了作者心灵的波动。认真研究这些作品变化的面目，有助于深化对文学史复杂面目的认识；忽略这些文本的变动，研究者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认识。
一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当年11月至12月，郭沫若先后发表了献给斯大林的两首祝寿诗，还发表了两篇纪念文章。这两首祝寿诗，第一首名为《斯大林万岁》，最早见于中国文艺界人士为庆祝斯大林大元帅70寿辰赠送的纪念册，后发表于1949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二首诗名为《我向你高呼万岁》，几乎同时刊登在两个杂志：一是《观察》第六卷第四期，二是《中苏友好》杂志第一卷第二期。这是《我向你高呼万岁》的两个异本。二者的差别有三：一是标题有无叹号。《观察》版的标题是《我向你高呼万岁》，《中苏友好》版的标题是《我向你高呼万岁！》；二是个别字词和空行等微小差别；三，最大的不同是《中苏友好》版的署名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会主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郭沫若”。
显然，《斯大林万岁》、《我向你高呼万岁！》这两首诗是以不同的身份写作的。前者是个人行为，后者是官方行为。前者是郭沫若作为“中国文艺界人士”的一员写给斯大林的。创作相对自由，有一定的文学性。全诗14行，220多字，围绕核心意象“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抒情与说理结合，形式较为整饬。后者是以国家和具有官方性质的人民团体名义写的，需要表达的内容大为增加，全诗89行，1000多字。诗歌应有的抒情被大量的说理乃至口号掩盖。前一首诗的纲领性诗句是“伟大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后一首诗的纲领性诗句是“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我向你高呼万岁！》中多处出现概念化的表达，如“你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永远不变，/你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永远不变”之类。
《斯大林万岁》和《我向你高呼万岁！》都收入1953年出版的郭沫若诗集《新华颂》。然而，到了1957年3月出版《沫若文集》第二卷的时候，其中的《新华颂》，《斯大林万岁》被删除了，《我向你高呼万岁！》被改得面目全非了。面目全非不仅是指诗作的题目《我向你高呼万岁！》被改成了《集体力量的结晶》，首尾两段的删除和诗中许多词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诗作主题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改成了对“集体力量”的赞颂。当时，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否定还处在“秘密报告”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还没有确定如何公开这一信息的微妙情势下，郭沫若随着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敏感地对《我向你高呼万岁！》一诗做了一次面目全非的“整容”。特别要说明的是：赫鲁晓夫是在1956年2月25日抛出了否定斯大林《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也就是说，郭沫若对《我向你高呼万岁！》的“整容”肯定是在1956年2月25日以后。可是，变动如此之大的《集体力量的结晶》，诗篇最后注明的写作时间竟是“1949年11月”。本来，修改自己的作品应该是作者的权利，但是作者没有权利掩盖对作品的修改，更没有权利对读者和研究者造成信息误导。1928年郭沫若在编《沫若诗集》时就对《女神》中的几部作品做了不同程度的“整容手术”，不但没有注明修改，而且保留8年前或9年前的写作时间，使得许多粗心的学者得出了一些可笑的结论。这种现象在郭沫若后期的作品中经常发生。
二
除这类具体作品“整容”之外，“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作品还有一类突出的现象，就是作品集的多种异本，以《郭沫若全集》里的《沫若诗词选》异本现象最为突出。
1958年是极左文化高度泛滥的年份。这一年出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把这三者合称“三面红旗”。在郭沫若的诗集里，对自己“三面红旗”诗作的处置，就形成了不同的异本，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三面红旗”态度的变化。1958－1959年，郭沫若紧密配合政治形势，以大量的诗作讴歌“三面红旗”。1960年代初，郭沫若诗作中对“三面红旗”的歌颂有所减少，或许出于他对“三面红旗”的保留。后来，据说是由于毛主席坚持要高举“三面红旗”，于是郭沫若诗中对“三面红旗”的歌咏又多了起来。到了1977年郭沫若亲自编选《沫若诗词选》的时候，尽管当时的中央对“三面红旗”没有丝毫的异议，郭沫若只保留了《三呼万岁》等少量“三面红旗”诗歌，其余的同类作品被郭沫若删除了，所以后来的读者在《郭沫若全集》中看不到这些作品。
《沫若诗词选》是“文革”结束后郭沫若亲自编选完成，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然而，郭沫若自编的这本《沫若诗词选》（以下简称“单行本”）与进入《郭沫若全集》的《沫若诗词选》（以下简称“全集本”）相比，差别很大。首先要说明的是：“全集本”比“单行本”少180多首诗。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其中多数已分别收入《郭沫若全集》中的《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等。“全集本”绝大多数是郭沫若1963－1977年的诗作。而郭沫若1963－1977年间创作的诗又可以分成六类：第一类是“单行本”和“全集本”都有的，已公开发表的作品；第二类是“单行本”和“全集本”都有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第三类是收入“单行本”，但没有进入“全集本”的未公开发表作品；第四类是“单行本”和“全集本”都没有的已公开发表作品；第五类是“单行本”和“全集本”都没有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第六类是没有公开发表、没有收入“单行本”，但以“附录”的形式收入“全集本”的。至于这些诗作的改动及版本差异且不论，单就作品的呈现形式就极为复杂。
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郭沫若其他自选诗集的写作时间截止于1963年3月，而“全集本”绝大多数作品写于1963年之后，所以，后人研究1963年至1977年间郭沫若的思想和创作，主要依据“全集本”。而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情况，“全集本”比郭沫若1963年3月以后的实际创作少了近80首诗。其二，一般人都相信查原始报刊所得到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并不完整，因为仅“全集本”里有40多首诗没有发表过；还有一些诗作没有发表，也没有收入《沫若诗词选》。其三，这一时期覆盖了10年“文革”。《沫若诗词选》中收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及以后的诗作共48首，而《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诗词选》一辑这一时期的诗作被编者删除20首。如果不了解《沫若诗词选》的各种异本，很难得出符合历史的结论。
综上，面对郭沫若后期作品的异本现象，不能随便看到一个版本就妄下结论。如果因郭沫若删除大量“三面红旗”诗就认定诗人此时已完全觉醒，那如何解释郭沫若在“文革”结束后又把他歌颂“文革”的近20首诗收入《沫若诗词选》呢？其实，无论具体作品的异本还是作品集的异本，都是郭沫若后期创作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其中，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政治上的狂热，也有天性中的张扬；既有郭沫若丧失主体性的证据，也有他保持自主性的证据；更多的，还是一些未知的秘密，需要更多的学者一起来揭开这些暂时没有答案的谜底。
收稿日期：201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