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职业经历与会计稳健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健论文,创始人论文,家族企业论文,会计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部分，家族企业则是非常重要的民营经济组织形式。目前，中国的家族企业绝大部分尚未完成一次代际传承，还处于由创始人实际控制的阶段。创始人及其家族所掌握的公司投票权超过绝对控制的水平，创始人在公司直接担任公司的高管、决定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方向是中国家族企业的普遍现象。由此可知，创始人是代表家族行使控制权的决策者。 以往文献在研究创始人对公司决策和价值的影响时，主要在控制权理论框架下比较创始人与继承人、外聘职业经理人作用的差异。然而，这个理论框架却没有考虑创始人的异质性对于公司决策选择的影响。创始人的异质性表现为他们的价值观、知识技能以及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公司决策选择。本文将创始人的异质性引入家族企业控制权理论框架，研究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异质性对公司决策选择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将研究创始人的职业经历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理论上扩展了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分析框架，将创始人异质性引入原有理论框架；第二，国外的文献主要以股权分散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是管理者异质性对公司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家族企业中，公司决策同样会受到掌握控制权的创始人个人特征的影响。无论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散的公司，还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公司，掌握控制权主体的异质性都是公司决策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三，本文将创始人的职业经历与风险厌恶相联系，丰富了决策者的个人特征与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会计学相关研究。 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推导出理论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及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高等层级理论 “高等层级理论”(upper echelons perspective)指出，不同的决策者有不同的决策风格[1]。在美国，公司股权分散，管理者是公司的决策者，许多文献基于“高等层级理论”研究发现管理者的人生经历对公司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大萧条的经历会影响管理者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信心和负债的使用水平[2][3][4]；职业背景会影响管理者的认知方式和专业技能进而影响公司的会计政策和并购决策[5][6]；军旅生涯影响管理者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公司的并购政策和避税政策[7][8]。然而，鲜有文献研究职业经历与风险偏好的关系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时间较短，家族企业中绝大部分尚未完成一次代际传承，还处于由创始人实际控制的阶段。创始人及其家族所掌握的公司投票权超过绝对控制的水平。根据翁宵暐等(2014)的研究，家族企业的控股家族在公开发行上市后所掌握的投票权比例中位数是58.67%。创始人在公司直接担任公司的高管、决定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方向是中国家族企业的普遍现象。根据夏立军等(2012)的研究，创始人在公司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的比例超过80%。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创始人是家族企业的决策者。基于“高等层级理论”，本文认为，家族企业创始人的个人特征影响公司决策。 (二)职业经历与风险偏好 本文关注的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职业经历是指创始人在创办企业之前在公共部门工作还是企业部门工作。公共部门通常包括政府机构以及提供教育、医疗服务的机构。 职业经历包含了创始人个人特征的重要信息，可以揭示创始人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个人工作部门与其风险偏好存在相关关系，公共部门的员工更加厌恶风险。Buurman等(2012)利用了2000年荷兰员工问卷调查数据来检验公共部门的员工是否比企业部门的员工更加厌恶风险，数据结果支持了公共部门员工比企业部门员工更加厌恶风险这一结论：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员工更不愿意购买彩票，这一结果在控制了收入、性别、年龄以及其他因素之后依然成立[9]。 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公共部门的组织文化促使员工变得厌恶风险。以往研究指出，个人行为特征会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Halek和Eisenhauer(2001)认为，许多人的个人特征衍生自社会群体，如国籍、宗教、职业，甚至于性别[10]。在面临决策的时候，公共部门的经理比私人部门的经理表现得更加厌恶风险；公共部门的员工激励机制并不奖励那些愿意承担风险从而获得良好表现的员工。另一种解释认为，风险厌恶的个人自选择进入公共部门工作。在公共部门工作还是企业部门工作的职业选择实际上是比较两个部门的工作特征，而这种工作部门的选择反映出个人的风险偏好[11][12]。 (三)风险与会计稳健性 会计稳健性一直是财务报告的重要传统。以往研究为会计稳健性提供了多种解释，最被广泛接受的是契约和诉讼风险的解释。契约基础的解释认为，会计稳健性缓解了管理者道德风险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对其他契约方有利。Zhang(2008)的研究证明了会计稳健性对债权人有利，因为会计稳健性更容易触发债务的约束条款，债权人可以更早地采取保全行动[13]。Ahmed等(2002)发现，会计稳健性可以缓解股东和债权人在股利发放方面的矛盾，降低代理成本[14]。Biddle等(2012)检验了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会计稳健性的现金增强功能和信息功能可以降低公司当期和下一期的破产风险[15]。 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Lubberink和Huijgen(2001)通过对1983-1995年间荷兰的样本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如果管理者的薪酬结构使其具有更强烈的风险厌恶，那么他们倾向于报告更加保守的盈余，因为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具有强烈的愿望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和诉讼风险[16]。Francis等(2013)研究了CFO的性别差异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女性CFO对激进会计政策所导致的风险(股东诉讼风险、破产风险、职业声誉受损的风险)更加敏感，她们选择的会计政策更加稳健[17]。 但是以往文献没有研究创始人的职业经历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本文预期，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家族企业创始人更加厌恶风险，他们为了降低公司诉讼风险和破产风险，倾向于选择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研究家族企业创始人职业经历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样本包括2004-2011年上市的中小企业板家族企业。之所以只选择中小企业板，是由于主板民营企业的来源比较复杂，创业板的开板时间太短使得数据长度不够，因此没有混合三个板的样本公司。 样本筛选过程如下：自2004年开板以来到2011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完成IPO的公司共646家。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最终控制人信息，剔除国有上市公司113家，剔除2家在A股市场上市之前已经发行H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剩余民营上市公司样本531家。本文参考谷祺等(2006)[18]、马忠和吴翔宇(2007)[19]、许静静和吕长江(2011)的研究[20]，将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界定为家族企业：(1)最终控制权可以归结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2)该自然人或者家族对上市公司拥有实质的控制权(指该自然人或者该家族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控制了20%及以上的投票权)。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468家家族企业样本中再剔除：(1)上市之后因并购交易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2)完成了家族代际传承、创始人已经退出公司经营管理的；(3)创始人受到司法调查、市场禁入等处罚的样本。本文最终有效样本包括435家家族企业，研究的观测值是公司—年度数据。 本文中的创始人指的是企业最主要的创立者。通过查阅招股说明书中的“发行人情况”，了解企业最初是由哪个自然人或哪几个家族成员发起设立的。对于多个家族成员共同创立的公司，本文认为其中发挥最为重要作用的(持有发行前股份最多，或者在企业最初创立时期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创立者为创始人。在确定公司的创始人之后，本文根据招股说明书中的“发行人基本情况”披露的公司历史沿革信息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中披露的公司创始人基本简历，并且结合百度和谷歌搜索样本公司创始人的相关信息，收集整理创始人的职业经历相关信息。 (二)会计稳健性的度量 本文选择了三种不同的会计稳健性度量方法，其中两个以盈余为基础的度量(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和一个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度量(CON_MTB)。 第一个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指标是用累计的非经营性应计除以累计总资产(CON_ACCRUAL)。借鉴Zhang(2008)的研究，非经营性应计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onoperating accrual表示非经营性应计，operating accrual表示经营性应计，AR表示应收账款，Inventory表示存货，Prepaid expense表示预付费用，AP表示应付账款，Taxes payable表示应付税费，NI表示净利润，DEP表示折旧费用，CFO表示经营现金流(均为年末值)。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将计算得到的数值乘以-1，这样CON_ACCRUAL越大，表示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高。这一度量方法最早由Givoly和Hayn(2000)构建[21]，之后在会计文献中被广泛运用。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稳健的会计政策会加快损失的确认，推迟收益的确认，从而导致持续的负应计。由于有些样本公司上市交易的时间比较短，本文在计算CON_ACCRUAL时所取的时间长度包括了样本公司上市前三年的年报数据。 第二个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指标是盈余的时间序列偏度(CON_SKEWNESS)。根据Zhang(2008)的做法，本文用盈余的偏度除以现金流的偏度以控制公司业绩表现的波动性。为了便于理解同样将得到的数值乘以-1，这样CON_SKEWNESS越大，表示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高。这一度量方法同样是由Givoly和Hayn(2000)最早提出，他们认为稳健的会计政策要求对坏消息及时且完整地确认，对好消息推迟并逐步地确认，这样就导致了盈余分布的负偏。同样，由于有些样本公司上市交易的时间比较短，本文在计算CON_SKEWNESS时所取的时间长度也包括了样本公司上市前三年的年报数据。 第三个会计稳健性度量指标是公司的市值账面比(CON_MTB)。直观地说，市值账面比体现了会计的不对称确认，对支出和损失的提前确认和对收入的推迟确认导致了账面净资产相对于市场价值的低估。这样，市值账面比越高则表示会计稳健性越高[22]。然而，市值账面比在会计和财务文献中也经常被用来作为公司成长机会和资产经济租金的替代变量，因此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必须控制那些与此相关的因素。 最后，本文还采用了Basu(1997)的损失持续性模型[23]，它通过暂时性损失和收益的反转来度量减少会计收入的损失和增加会计收入的收益被确认的及时性。Basu(1997)的分段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表示第t年公司净利润相对于第t-1年净利润的变化，并用第t年年初的账面总资产做平滑。
是虚拟变量，如果前一年的收入变化
为负则取值1，否则取值0。 (三)创始人职业经历 本文的自变量是创始人职业经历Employer sector，它为虚拟变量，如果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高校以及研究院等)工作则赋值为1；如果创始人先前在企业部门(包括个体经营)工作则赋值为0。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家族企业创始人创办企业之前选择进入的工作部门与创始人的风险偏好存在相关关系。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更加厌恶风险。因此，自变量Employer sector的赋值与创始人的风险厌恶程度正相关。 四、结果与分析 (一)单变量检验 表1提供了三个会计稳健性度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两个以盈余为基础的稳健性度量(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是以样本公司所有会计年度作为估计期，因此它们是以公司为观测值，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稳健性度量(CON_MTB)则是以公司—年度为观测值。由于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的分布峰度偏离正态，因此本文对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做了上下2.5%的缩尾处理，使之更接近正态分布。表1的数据结果显示，CON_ACCRUAL的均值(中位数)是-0.076(-0.078)，CON_SKEWNESS的均值(中位数)是-0.270(-0.429)。这两个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值，这表明样本公司整体的会计政策是比较激进的。CON_MTB的均值(中位数)是3.727(3.021)。
为了初步检验在不同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进行了单变量检验。表2提供了三个会计稳健性度量的单变量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样本公司(Employer sector=1，以下简称为公共部门组)的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大于创始人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样本公司(Employer sector=0，以下简称为企业部门组)，T值和Z值接近于10%的显著性水平(CON_SKEWNESS的Z值为2.161，在5%水平上显著)。公共部门组样本公司CON_MTB的均值(中位数)为4.423(2.334)，企业组样本公司CON_MTB的均值(中位数)为3.633(2.057)，组间差异检验的T值为4.546，Z值为4.478，均在1%水平上显著。单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但需注意，单变量检验结果并没有控制其他因素，因此本文还需要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二)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创始人职业经历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OLS估计方法，并用Huber White Sandwich稳健性估计以控制异方差的问题。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CONSERVATISM表示会计稳健性，它包括前文所定义的以盈余为基础的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和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CON_MTB。本文还加入了年度固定效应以控制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如宏观经济条件，以及行业固定效应以剔除行业特定因素的影响。
表3 Panel A展示了以盈余为基础的会计稳健性(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与创始人职业经历的回归结果。由于CON_ACCRUAL和CON_SKEWNESS是利用样本公司所有会计年度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回归的观测值是公司，因此控制变量也采用了样本公司所有会计年度的平均值。在回归中本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Size)控制了公司规模，用资产负债率Leverage控制公司的财务约束和财务风险，用ROA控制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为了控制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本文还加入了控制家族的现金流权(Ultimate Ownership)以及现金流权和投票权的分离度(Wedge)。为了控制创始人的其他个人特征，本文加入了代表创始人的性别虚拟变量Gender，同时还控制了行业的影响。 Panel A的回归结果显示，创始人职业经历对以盈余为基础的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都非常显著。列(1)中自变量Employer sector的回归系数为0.029(t=1.958)，在10%水平上显著；列(2)中自变量Employer sector的回归系数为0.462(t=2.046)，在5%的水平上显著。自变量Employer secto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本文研究假设得证。 表3 Panel B展示的是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会计稳健性与创始人职业经历的回归结果。与Panel A不同，CON_MTB的观测值是公司—年度数据，同样控制变量也采用公司—年度数据。在回归模型中，本文加入了以下公司特征的控制变量：公司账面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Size)、资产回报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growth、资产平滑的研发支出R&D、现金占总资产比率Cash holdings。同时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 Panel B的回归结果显示，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经历与CON_MTB显著正相关，自变量Employer sector的回归系数为0.381(t=2.298)，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样本公司的市值账面比平均要比创始人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样本公司高出0.381，相当于全样本市值账面比的均值(3.727)的10.2%，在经济意义上也非常显著。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 (三)Basu(1997)持续损失模型 本文使用Basu(1997)的持续损失模型来检验公共部门组样本公司和企业部门组样本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是否存在差异，其基本的思想是，会计稳健性要求加快损失的确认，推迟收益的确认，这样就会导致损失成为会计收入中暂时性的部分，在未来更容易发生反转。本文采用了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
表示第t年公司净利润相对于第t-1年净利润的变化，并用第t年年初的账面总资产做平滑。
是虚拟变量，如果前一年的收入变化为负则取值1，否则取值0。根据理论假设，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因此预期系数显著为负。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Ln(Size)、资产回报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growth、现金流权(Ultimate Ownership)以及现金流权和投票权的分离度(Wedge)、创始人的性别虚拟变量(Gender)。 表4报告了Basu(1997)的持续损失分段线性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的回归没有考虑创始人职业经历和控制变量的影响，
×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整体而言，样本公司会计政策比较激进。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列(2)的回归中Employer sector×
×
的回归系数为-0.658(t=-2.340)，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列(3)的回归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504(t=-2.128)，仍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了节省空间，本文没有报告列(3)回归中控制变量的结果。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本文的假设再次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1.样本自选择和反向因果的问题。创始人是家族企业的创建者，通常从企业创立伊始就是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创始人对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会施加影响，而不是企业的某些风险特征选择了某类型的创始人，本研究避免了经理人和公司匹配中的自选择问题。 此外，创始人进入就业年龄的时间通常在企业上市之前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前，也不存在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会影响创始人最初就业的工作部门的反向因果问题。 2.创始人选择行业的内生性。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风险厌恶的创始人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加保守的行业经营企业。虽然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但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样本配对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家族企业(公共部门组)作为处理组，在创始人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家族企业(企业部门组)中选择与其配对的样本作为对照组。样本配对方法如下：以公司—年度作为观测值，为每一个公共部门组的样本选择同一年度同一行业的企业部门组中规模最相近的样本作为配对。同一个公共部门组样本在不同年度的企业部门组配对样本可以是不同的公司，企业部门组的配对样本可以重复出现，最终得到配对样本41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由于以盈余为基础的稳健性度量是以公司为观测值，因此，在进行样本配对时，选择公共部门组家族企业在上市年度同行业规模最接近的公司作为配对样本，Basu持续损失模型也采用公司—公司配对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除了以盈余为基础的检验因为样本量较小的缘故不显著之外，以市值配对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与原检验一致。这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本文研究了家族企业创始人职业经历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认为，会计稳健性可以降低公司的诉讼风险和破产风险。本文提出，相比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对诉讼风险和破产风险更加敏感，他们会选择更高的会计稳健性。本文采用了会计文献中常用的变量和方法来度量会计稳健性，包括累计非经营性应计、盈余的时间序列偏度、市值账面比以及Basu(1997)的持续损失模型，所有的会计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表明，与先前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相比，先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创始人所领导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高。 会计稳健性的契约解释认为，会计稳健性缓解了内部人道德风险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其他契约方有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其他契约方在与家族企业订立契约时，除了已有研究论证的董事会独立性、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因素之外，家族企业创始人的职业经历和风险偏好也应当被列为考虑因素。 在本文的基础上，未来可能有以下研究方向值得关注：创始人的职业经历与公司治理机制、市场环境之间存在怎样的交互作用？公司治理机制是否会对创始人职业经历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哪些公司治理机制会有效约束创始人的个人影响，其结果如何？市场环境是否会对创始人经历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其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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