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论论文,略说论文,宋诗论文,化理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唐诗与宋诗的区别，历来已有定评。唐诗重性情，以形象韵味取胜；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见长。所谓宋诗的“议论化”，是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它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而“理趣化”，则是指诗歌内容方面的哲理和奇趣，它以表现人生哲见和生活理趣的内涵为指归。故宋诗体制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是相互结合着的。
从宋诗的发展进程看，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格调，虽然前有中唐韩愈“以文为诗”的滥觞，复有北宋中期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的开路，中经王安石、王令等人的拓展，而最后完成者，却是苏轼与黄庭坚。而此二人中，又应以苏轼为其关键性人物——因为至苏轼，宋诗体制的多方面风貌已经具备，堪称宋诗体制的奠基人；黄庭坚则光而大之，又偏重于才学和文字的熔铸和锻炼。在苏轼之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者们，尚处在筚路蓝缕的开辟阶段，他们的精力有的又多从事于政治活动，故未能在五七言诗的创作上筑出一条广阔大道，而至苏轼和黄庭坚，则“始自出已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①故开宋朝一代诗风、并确立起宋诗体制者，当属苏、黄。在苏、黄之后，宋诗体制风格已经基本奠定，其后来者如陆游、杨万里等诗人，虽腾挪纵跃、多有推进，然并未翻出更新的花样。故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
不过，宋诗这种议论化、散文化的新诗风，究竟是功是过？却历来评价不一。南宋最早批评宋诗者是“贵含蓄”的张戒，他首先指责“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他说苏、黄及其后人“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工、言志之为本也。”②其主旨即批评苏、黄等人的以议论作诗和以文为诗偏离了诗歌创作的“咏物”、“言志”的本质特征。而后“主盛唐”的严羽，又以“吟咏性情”、“非关理路”、“不落言诠”的论诗观点，批评了“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并严格区分了“唐人尚意兴”、“宋人尚理”的差别而否定后者，其意也在指责宋诗的偏重点是议论化和散文化。在上述二人的眼目中，苏、黄于诗中大发议论，就是背离了诗的本质特征，就是“诗人之意扫地”、“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那么张、严二人的严词批评究竟对不对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宋诗的议论化和“尚理”？它是否不符合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是否诗歌一接触议论和理念就失去了“一唱三叹”的艺术韵味？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一、如何评价宋诗的议论化
我觉得，对宋诗的评价，似应首先撇开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即片面囿于宋诗中某些粗疏肤滑的空泛之作，而对它进行整体性的一笔抹煞。我认为，要讨论和解决“宋诗”这个艺术怪物，应该从三个方面下手：1.弄清宋诗与艺术创作本质的关系，什么是艺术创作的本质？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理趣化是否符合诗的艺术本质及其规律和特征？2.要从诗歌发展史的整体进程中观察宋诗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观察它的时代审美思潮和社会文化效应，看它是否已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所理解、所喜闻乐见？3.具体分析宋诗奠基人苏轼诗歌的艺术特征和造诣，以做理论上的实证。
首先，艺术创作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它应是人类审美精神的创造和结晶。艺术创作就是要为审美内涵提供相应的形式外观和载体。高尔基曾说：“艺术的任务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艺术的精神就是力求用词句、色彩、声音把您的心灵中所有的美好的东西，把人的身上所有的最珍贵的东西——高尚的、自豪的、优美的东西，都体现出来。”③这样说来，凡是一切能够体现人类心灵中美好、珍贵东西的艺术形式或载体，都是艺术本质的需求。而人的审美精神，虽然它是由长期的审美创造实践的积淀而形成，但由于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它也会逐步随之变化而发展，这就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维性。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艺术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个“独特性”的属性，艺术如果没有独特性，也就没有独特创造，也就失去了生命活力，宣告了艺术自身的灭亡。因而任何一个杰出艺术家或诗人，他每向前迈进一步，就必须有新的创造和发现，必须是对过去成就的超越。宋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议论化的词句方式，恰当地表达了宋人心灵中“尚理”的审美内蕴，不仅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的，而且还是一个独特性的创造和开拓，是对盛唐成就的一种超越。这样说来，贵“词婉”、主“盛唐”的张戒、严羽诸公，其论点的片面性和偏颇性，也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含着微笑来谈论唐诗的形象、韵味、情景交融等艺术理论，虽然它们曾是中国诗歌理论史上的非常严肃、崇高的艺术信条，曾符合了诗歌创作的本质特性，并养育和推出了一大批做出卓越贡献的诗人和批评家，成为诗史上的一座丰碑，征服了古往今来的千百万读者。但是，“诗至杜工部……天下之能事毕矣，能事毕而衰生焉。”④爬过了“盛唐”的颠峰，即要走下坡路，通向另一座颠峰，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情景交融”的“物境”说的理论，并没有察觉其自身的矛盾而有所冲破、有所开拓。再进一步看，诗歌可以以性情为其本质特征，但并不排斥理性观念，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个有机的整体，情性与理性虽然分属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却又存在着一定的沟通——即在艺术的审美情感活动中，总是有着思想理念因素的掺入，当诗歌进行深刻的理念活动进程时，它可对审美情感发生必要的引导和哲念的升华，从而促进审美情感活动的有利发展和内涵的丰富。这样，理念不仅不会损害诗歌创作，反而会使诗作更为健康、更具魅力。虽然，理念并不能完全脱离开审美情感而孤立存在，还要“议论须带情韵以行”⑤——即理念必须由审美情感来加以浸透，否则就容易使诗歌堕入肤浅粗疏、干瘪枯燥的泥沼。所以，苏轼在他进行其“以议论为诗”时，提出了“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命题⑥，即把“理”与“趣”结合起来，使“趣”与“奇”相追逐。单纯的“理”，便“味同嚼蜡”；有了“趣”（指意趣、兴味和情致），便使诗歌生动活泼，如果再进而通向“奇趣”（指奇特的情趣、超乎常态的——“反常合道”的情趣），就会使诗歌跳跃飞动、彩色绚烂，给人以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哲见启迪和审美感受，从而产生巨大的艺术吸引力。所以，盛唐的“情景交融”，与宋诗的“情理交融”，应该说二者都有其独特性的创造，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正如法国启蒙学者布封所说：“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着同一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⑦因此，张戒、严羽把“情”与“理”对立起来，企图用盛唐的“性情”这一块印章盖满诗史中的全部作品，不仅是徒劳的，而这本身就走进了取消艺术独创作的死胡同。
其二，宋诗的议论化，是时代、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反映。
宋代是一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化时代。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趋向来看，唐代已发展到顶峰，而至宋代已开始步入衰落。宋朝虽然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乱局面，统一了天下，但宋朝的领土比唐代小，其开垦土地仅占唐明皇时代的三分之一。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了，而交纳赋税却飞速增加，北宋的征税要比唐代重七倍，形成苏轼《鱼蛮子》诗中所揭示的惊人现象：“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另一方面，农村土地被大官僚地主迅速地兼并集中，造成无土地农民的大批逃亡，加以庞大的衙门军队派兵截拦搜捕，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就以宋仁宗这个“鼎盛”时期来说，光是农民武装起义，于五年内就攻破了五十座州城，以后愈加扩大发展起来。高压和暴政消弱了宋廷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又引来了日趋尖锐化的民族斗争，特别是辽和西夏的不断侵扰，致使宋廷的统治更趋衰弱，不得不采用“最下之策：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⑧“积贫积弱”的形势，致使宋廷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此北宋中期的趋向腐朽没落的时代里，如何挽救整个封建制度的衰亡命运？就成为当时一切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的中心议题。为了强固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统治，许多封建制度的代言人便纷纷出来争相编制种种新的统治理论。革新的、保守的、进步的、反动的，五花八门的矛盾见解，都象涌泉般地冲决出来。而在它们之间，即使是革新派、保守派内部，也都由于各自看法和理论观点的不同，相互论辩着、排斥着、斗争着——这便形成了宋时议论化的时代。譬如说，远在北宋中前期，就出现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改革；与之同时，还有李觏的“富国”、“强兵”、“安民”的进步主张。当宋仁宋“庆历新政”失败之后，顽固保守的豪强兼并势力得以恶性膨胀，宋廷政治发生了内外交困的空前危机。于是，王朝内部的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更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诸如韩琦、富弼、欧阳修，乃至司马光，一直到苏轼兄弟，都相继提出了自己“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最后导致的王安石变法，是他批判地综合了各种改革观点所创制的新政治措施，由于它集中地反映了宋王朝“宗庙万世计”的利益，而受到急于“更张法制”的宋神宗的支持，得以独擅政坛。但是，论辩斗争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封建官僚制度本身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造成新法派投机分子的大量渗入，旧党保守势力乘机复活，双方轮番专权、相互倾轧，还使得各派及其内部之间的派别之争炽热起来，于是，论辩斗争便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之后。诗歌作为时代的晴雨表、社会斗争的武器，它自然要适应理性化时代的需要，转向了议论化的创作道路。
北宋频繁的政治论辩斗争，结合手工业发达所促成的城市经济繁荣和科学物质上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出现，培育了北宋“人才鼎盛”的盛景，为开拓有宋一代的鼎盛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⑨从学术文化思想方面看，与北宋政治论辩斗争紧密联系的理学，兴起了理性主义的论辩思潮，它促成了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融汇。三教合一的复杂进程，反映了宋人的人智和哲念的发达成熟。早在宋初，“好议论”的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⑩，率先揭开了以义解经的序幕，而后欧阳修等人，再在疑古疑经的思想指引下，提出了“人理和天道相应”(11)的准则，启迪了北宋中期理学的形成——周敦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的“理学”，以及王安石的“新学”、苏轼兄弟的“蜀学”，它们相互论辩斗争，突出地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争斗复合的复杂进程，最后导致了南宋朱熹对理学的最后完成。可以说，理学完成的过程，是充满了哲念、理性斗争的过程。理学之提倡理性、重视人的价值及它追求“至善”的反思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宋诗议论化特点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再者，与理学发展相关联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它在反“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12)的浮靡骈文，及“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13)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新精神，更直接推动了宋诗走向新体制的改革决心。
在以上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宋时政治、理念与创作的一体性，反映了诗人作家们的创作心态和文学价值观。
就苏轼自身情况来说，作为北宋封建政治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力倡诗文要“有为而作”，要“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14)，要“蔼然有治世之音”(15)，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16)，这表现了他对诗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和他新的艺术价值观。他的“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17)和“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18)的政治抱负和干预政治的勇气，使他的诗歌创作很自然地步入了议论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苏轼因终生卷进了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漩涡中而屡遭贬谪流放，悲惨的遭遇和生活的困窘，使他对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有了锐敏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他还要把他满肚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哲念，通过诗文表达出来，以总结自我、鉴戒人世，这又使他的诗作更加增浓了议论的成分。由于苏轼具有雄视百代、博大胸怀的气魄和广博知识及深厚的文化素养，使他站在了当时历史时代的前列，发挥了他长于议论的艺术才能，而使得他的诗作显出雄浑博辩、汪洋恣肆、视野开拓、容量宏大、文采灿然、气象万千的风貌。从而赢得了当代和后世千千万万读者。
二、宋诗议论化是诗史的一大发展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唐诗是诗歌发展的高峰，而后如何发展，令人难以为继。鲁迅先生曾指出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19)事实上，北宋诗人用唐代古近体写诗，给他们驰骋才华的余地已经不很多了。于是，诗史的创变发展便促使苏轼等“孙悟空”硬要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妨说，唐诗是对齐梁绮靡诗风的否定，而苏轼等的议论诗，则是对唐代物境诗的否定，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清代著名理论家叶燮曾指出说：“诗之“踵事增华，因时递变”，主要是由于“创”，因而他对宋诗议论化以及苏轼的诗，都十分推崇，而且认为“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之后一大变也，而盛极矣。”(20)叶燮的学生薛雪，在其《一瓢诗话》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老师的这个见解：“横山（叶燮的号）先生说诗，推杜浣花、韩昌黎、苏眉山为三家鼎立”，而“苏眉山天才俊逸、潇洒风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因其学力宏赡，无入不得。”叶燮的另一个学生沈德潜，在其《说诗晬语》中也同样评价苏轼道：“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这些言论都盛赞了苏诗对宋诗新体制的开拓和容与自适。
苏轼自己对于如何发展唐诗，确实有过缜密的思考，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21)即是说，李、杜之诗，虽已达到颠峰，但也还有其不足之处，尚有可发展的余地，如魏晋以来陶渊明等的“高风绝尘”的诗歌，他们还未能企及。所以，苏轼主张，要不畏前贤、勇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的议论化倾向，不仅是他所处时代、社会的需求，也更是诗歌文学自身流变要求的反映。因而宋诗议论化的特点，堪称是诗史发展的一种带规律性的必然结果，它也正像文学史上其他新兴文体一样，具有不可遏制的生命力。所以近代朱自清曾称“宋诗”是一个“新传统”，说它“的确是条大路”(22)；他还说“天下事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此。变是创新，是增扩，也就是进步。”(23)他还着重指出：“唐诗派的意念也太狭窄，扩大些就不成问题了。”(24)这些真知灼见，是颇有启迪意义的。
再者，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也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也有着自身的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程。其实，议论体诗，古已有之，只不过是涓涓细流，尚未蔚为大观而已。沈德潜《说诗晬语》曾这样论述道：“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其实，在《诗经》中岂止二《雅》？还如《伐檀》、《七月》、《硕鼠》、《相鼠》等，也皆议论。降至魏晋，曹操的《步出夏西门行》、陶渊明的诸多诗篇，也充满了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简直就是一篇纯议论诗了。除了盛唐的杜甫，中唐的韩愈已直接倡导“以文为诗”，其议论之作直接影响到宋时的欧阳修及苏轼诸人。从以上所举诸例，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到诗歌议论化的不绝如缕的发展线索了。所以说，议论化的苏诗，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崭新的、自出己意的“东坡体”，是上承《诗经》，中继魏晋陶渊明，复接近唐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诸诗人。他取径宽广，批判继承了前贤的遗产成果，才形成了的诗格。因此，我们决不能象某些评论家们所做的那样，强分唐、宋畛域，把宋诗和苏诗一概目为野孤外道，似乎与唐诗绝了缘一般。还是叶燮说得好：“譬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这个比喻，显著地说明了宋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阶段性地位。宋诗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领域，具有其新的境界，达到了诗史开花的发展阶段，这也正是宋诗之所以称为“宋诗”的原因。严羽尊唐薄宋，把唐诗当作诗歌的唯一创作标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云云，只能说明其论点的偏颇性和保守性，并不符合诗史发展和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实际，无怪叶燮要斥责他“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25)
注释：
① 严羽：《沧浪诗话》。
② 张戒：《岁寒堂诗话》。
③ 高尔基：《给玛·格·亚尔采娃》，见《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④ 苏轼：《与张景温书》。
⑤ 沈德潜：《说诗晬语》。
⑥ 苏轼：《评柳诗》。
⑦ 见《写作艺术》，《布封文钞》。
⑧ 苏轼：《策略二》。
⑨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
⑩ 见《宋元学案·高平学案》。
(11) 欧阳修：《易童子问》。
(12) 柳开语。见牛希济《文章论》。
(13) 苏轼语。见释德洪《跋东坡
池录》。
(14) 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
(15) 苏轼：《王定国诗集叙》。
(16)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17) 苏轼：《和柳子玉过陈绝粮》。
(18) 苏轼：《次韵蒋颍叔》。
(19) 《鲁迅书简》给杨霁云的信。
(20) 叶燮：《原诗·内篇上二》。
(21)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22) 朱自清：《论以文为诗》、《什么是宋诗的精华》。
(23) 朱自清：《经典常谈·诗第十二》。
(24) 朱自清：《朱自清选集·新诗的进步》。
(25) 叶燮：《原诗·外篇十二》。
标签：苏轼论文; 诗歌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宋诗论文; 唐诗论文; 宋朝论文; 说诗晬语论文; 唐朝论文; 叶燮论文; 古诗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