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改革模式差别的制度分析——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Reform——Patterns，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模式论文,制度论文,Institutional论文,Pattern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集中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高成本、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模式，从资源承受的角度看是难以延续的。所以，进入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进行了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这种市场化改革或称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主要包含三大任务：第一，是让企业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二，用竞争的市场体制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体制；第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取代原来的行政命令体制。
一、两种改革模式的现状
西方经济学家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为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开出如下处方，并由在前苏联、东欧诸国中任经济顾问的西方经济学者指导实施：紧缩货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确立私有产权，让企业自主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转变中央计划步伐要加快，以便迅速地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
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方案就是遵循上述思路而制订的。其主要政策是宏观上控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总水平，微观上则放开物价管制和全面推行私有化。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式改革已有4—6年（当然不同国家改革的力度、起始的时间不一），在如下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经济短缺现象得到缓解，市场供应开始改观；产业和产品结构得到了调整，并逐渐趋于合理；调整了所有制结构，提高了经济管理能力；重视经济立法，法治经济开始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开始发育等。但这些进展是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取得的。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抑制了生产，导致经济大幅度下滑，社会上出现大量失业者，进而引起财政危机，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见表1）。
表Ⅰ 各国的GDP增长率（%）
年度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波兰 -11.6-7.62.0
4.04.0
匈牙利 -3.3
-11.9
-4.5 -2.02.0
捷克 -14.2
-7.1
0.32.5
罗马尼亚
-7.4
-13.4 -15.4
1.02.0
俄罗斯-12-18.5 -12.5 -16.0
中国8.6 9.0
13.3 12.8
11.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等。
与前苏联、东欧诸国的激进式改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消费产品出现爆炸式增长，农业生产率持续上升，资源利用率大为提高，市场经济比重迅速提高；整个80年代并延续至今，人们实际收入急剧增加，饮食结构得到显著改善。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良好，是由于所采取的改革模式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激进方式，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方式。具体特征表现在：
在产权领域，中国采取的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逐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比例的所有制结构，而不是像前苏联、东欧的全面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模式（见表Ⅱ）。
表Ⅱ 工业总产值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配比例（%）
1981年1985年1990年
国有企业78.3 70.4 54.6
集体企业21.1 27.7 35.7
私营企业 00.4
5.4
其它 0.6
1.5
4.3
注：1981年和1985年以198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以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6、1991年统计资料。
在价格领域，中国政府将社会稳定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价格改革以逐步缩小计划价格比例，扩大市场价格比例，在过渡阶段实行两种价格并存的“双轨制”方式进行，而不是在改革初期全面放开物价，社会承受能力始终是价格改革能否推进的前提。在对外经贸中，人民币的币值在缓慢地接近自由市场汇率，逐步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外贸易也是从严加以控制，逐步自由化；对外开放是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内陆逐渐推进。在市场运行方面，政府继续以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很多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并没有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面推开，而是逐步试点摸索经验，直到90年代后才开始市场体制的建设。
二、制度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近年来计划经济国家中所进行的改革现状，原因在于从英国诞生的、后经许多学者创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一般只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很少研究制度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制度的变革过程与相应结果，忽略了制度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所谓制度是为了约束人们在谋求财富或个人利益最大化中的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准则，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确保建立起构成一个社会或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中各种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用于分配社会财富、声望和资源，而且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质及经济增长率，即不同的制度结构成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把企业改造成独立经营的实体，用竞争性市场代替行政指令的计划，必然会改变资源、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也就会改变人们行为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准则。所以，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选择是改革的中心，良好的制度必将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休克疗法”的结果提醒我们：市场化改革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具体可行的制度变迁过程，即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具体路径。
三、两种模式的制度差别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欧、俄罗斯自1990年以来，由于实施激进式改革，一年间便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生产滑坡，物价相应也狂升，失业人数剧增，造成了社会巨大的不安和动荡。而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经济发展的成就更大，所付的改革成本相比而言很小。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两种改革模式绩效不同是由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如下差异：
1、对制度变迁过程的长期性认识不同。
从历史上看，1948年西德的货币改革是“休克疗法”成功的范例，但西德当时情况与90年代的前苏联、东欧诸国在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别：西德一直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要素市场健全，使社会成员和企业对实行“休克疗法”后价格机制有着正确反应。同时西德健全的税收系统使国家掌握巨大的物质力量，并对改革受损阶层进行补偿，保证制度变迁能得到大众支持。与此相反，前苏联、东欧实行公有制经济分别长达70余年和40余年，几代人在公有制下的社会保障体制和意识形态中生活，分配是依据“大锅饭”方式进行的，从未经历过市场激烈竞争的考验。“休克疗法”突然之间实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财政补贴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放开整个商品价格，结果是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因税收困难无法建立，加大了社会大众对激进改革支持的难度，波兰、俄罗斯1995年度选举结果表明“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所以，激进式改革可以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却不能在短期内变迁到新的市场经济制度。
上述事实说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不能马上废除原有制度，而是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使人民生活水平因改革深化而提高。同时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对改革受损阶层进行补偿，使社会绝大部分成员尽早享受到制度变迁带来的益处，使改革能得到人们普遍的支持。中国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顺利的主要原因便在于：适应了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和制度本身必须要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
2、对产权私有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的看法不一。
产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当资源稀缺时，对资源传统性的滥用使资源不可能最优使用，人类在谁使用资源的摩擦和对抗加剧。除非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否则就会浪费有限的资源，社会总财富不可能增加。一个明确的产权会界定人们对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在资源使用中获益、受损的边界和补偿的原则，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前苏联、东欧诸国为了消除计划经济产权方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病，相继进行了产权私有化的制度变迁，希望快速扭转经济下滑的困境。但是这些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私有化不同于西方脱胎于封建社会实行原始积累的私有化，只是把企业所有权从被动的国家手中转移到同样被动的个人手中或投资基金会，而公有资产的转移不可能立即培养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阶层及经营管理经验。这样私有化促进了小型企业生产率，但也破坏了公正原则，使少数富有能力的管理阶层人员变成企业家和经理的同时，使大多数人成为雇员，大批居民沦为贫困阶层。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被迫倒闭，难以吸引国内外资金购买，造成了企业产权真空状况，加剧了经济衰退。
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有着密切关系，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由于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贸然改革而导致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变迁沿着两条道路进行：一条是进行国有企业产权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改革，使企业从行政实体的附属物向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和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转变，没有触及到企业产权的基本结构；另一条是非国有企业的兴起，（见表Ⅱ）在国有企业改革难以在目前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发动旧体制边缘改革，培育产权明确的非国有企业成为历史的选择。非国有经济富有生机的迅速发展和壮大，在于其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新型制度、灵活经营机制和直接面对市场承担利益和风险，其结果是非国有经济在1993年已占工业总产值的57%，并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3、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认识相左。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新制度将要产生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尚未明确，推动改革有时很难获得社会支持，进展十分缓慢。一旦得到政府的支持，就会形成巨大的改革推动力量。在这方面，前苏联、东欧各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误。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设计都片面将市场化改革与国家干预相对立，不仅要国家放弃中央计划职能，同时也要国家放弃在制度创新中的责任。结果，从“休克疗法”一开始，各国政府职能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不法商人和黑社会成员乘机而入，大肆侵吞国家财富，加重了制度变迁的难度。由于政府经济职能被取消或减少，无法保持本国经济利益，使西方先进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并占领本国市场，几年间便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这对资金短缺、经济持续下降的国民经济而言更上火上浇油，使制度变迁陷于困境。经济不佳又导致政局动荡，反过来又恶化经济，政治斗争在各国此起彼落，民族矛盾加剧直至引发战争，将多年已有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的经济改革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性和新旧制度有效衔接，对改革的出台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过程的调控，政府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它使得中国制度变迁虽然有一些起伏，但能够持续稳健地进行下去。
总结以上分析，“休克疗法”比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大，最主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仅实行紧缩货币，放开物价和全面私有化是不够的。当然，渐进式改革并非十全十美，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市场化进程中可以看出巨大的成就和诸多的缺陷。实际上，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从体制外着手，对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触动不大，使得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冗员过多，资金紧张，亏损面上升，且投入的资金迅速转化为沉淀资金和消费资金，易引发通货膨胀。可以说，当前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而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能否继续取得成功的关键，它的进展顺利与否，直接决定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如果政府在下一轮制度变迁过程中，能对一部分没有前途的亏损企业实行破产、改组与重建，扶持有效益的企业尽快建立现代公司产权制度。同时掌握大型国有企业以保证国家对国民经济的主导权，相应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一定会实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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