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近古文学观念的三大要素——兼论地域文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地域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响文学观念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文学本身的传承与开新以及文体之间的影响，更有与各种历史文化要素诸如政治、经济、宗教、风俗、军事等的密切关联。然而具体到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文学观念的因素又是各有侧重的。就中国近古而言，除了经济、宗教、风俗等一般因素之外，朝代更替所导致的民族关系激化、理学观念的流行和地域观念的日渐强化，乃是该历史阶段必须重点关注的影响文学观念的三大要素。 一、政治与文学观念：朝代更替与民族关系 所谓的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其实质乃是文化史与文学观念史的关联性问题，这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要素。当然，各文化要素与文学观念之间关系的远近是有差异的。一般说来，政治因素与文学观念的关系最为直接，因为政治的动荡与变化表现方式比较明显，与文人的命运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对其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最为显豁。在元、明、清这三个朝代，最为突出的政治元素乃是朝代更替。这不仅是因为朝代更替属于最为剧烈的政治变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朝代的更替都与民族的冲突、融合纠结在一起，也就有了其他朝代更替不一样的内涵。 朝代更替与文学观念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对于文人心态的影响方面。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时局中，文人必须面对新与旧、仕与隐、生与死的巨大考验，加上民族的冲突，还要在君臣大义与夷夏之防方面做出艰难的抉择。于是，文人在平时不宜展现的人生面相此时却无可回避地予以展示，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出来，而复杂多元的文学观念也随之而生。 研究该时期的文学观念，必须关注与承平时期不太相同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由朝代变迁与文人复杂心态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多元性、复杂性、变异性和延续性。从个体研究的角度看，必须要考虑到朝代更替所造成的巨大人生变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宋濂为例，以前学界主要是将其视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其文学观念也主要代表了明朝廷的主流观点。其实他在元末与明初的创作状况及文学观念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研究宋濂的文学观念就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辨析：元末与明初、私人化写作与台阁体写作、诗歌与文章的不同体式。因为在元末他更多的是在进行个体的独立创作，不仅进行散文写作，而且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因而尽管其文学观念也重视文学的载道功能，但也表现出针砭现实、抒写自我性情的倾向。入明之后，他几乎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在朝廷中撰写各种公用文体，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朝廷的旨意。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区分，将难以弄清宋濂文学观念的真实内涵。 对于朝代更替之际的文人群体而言，则需要关注不同民族关系所导致的时代差异。比如元、明之际与明、清之际，一个是汉族政权取代蒙古朝廷的朝代更替，另一个是满族政权取代汉族朝廷的鼎革之变，则文人们处于不同性质的易代之际的感受与人生选择是有较大差异的。在元末明初，占据文坛主流观念的是复归大雅的台阁体追求，并且最终演变为流行百年的台阁体文风。明、清之际则是以遗民创作为主流的文坛格局，强烈的史诗意识与批判精神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学观念。在处理易代之际的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关联时，应注意以下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文学观念与朝代更替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文学思潮会随着朝代的更替发生相应的转变。比如在宋、元易代之际，诗学的取向发生了变化： 异时缙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其为唐诗者，汩然无所与于世则已耳，吾不屑往与之议也。”诠改举废，诗事渐出，而昔之所靳者，骤而精焉则不能，因亦浸为之。① 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非其志也。② 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前之亡，后之昌也，士无不为诗矣，所以为诗亦有同者乎？③在此，宋、元的易代引起文坛的两种改变，那就是科举的兴废导致了文人们对于诗歌创作的再度关注，而且带来了诗歌品格、传统选择的转变。尽管从南宋的“四灵”开始已倡导唐风，但讥讽唐诗传统、倡导教化议论的声音在文坛上也不绝于耳。可见，从宋诗重议论教化转向对于唐诗风格的追求，则是通过宋、元易代而完成的。也许这种改变是被动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但诗歌的价值与功用的确发生了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宋濂等所处的元、明之际的情况恰好相反，明朝的建立使得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官场为新朝服务，在进入新朝的文人中，大多数人的文学创作均在实用功能方面得到了强化，而诗意的抒情却日益淡化。 二是朝代更替与文学观念之间的非同步关系乃至相反的关系。易代之际是政治变动最大的历史时期，而对于政治敏感性极强的文人来说，更容易引起他们情绪与心态的波动，但窥诸实际却又并非那么简单。比如，明代取代元朝之后，从政治上说是汉人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文人理应欢欣鼓舞并积极参与到新政权的建设中去，但明初的文人中却有许多人厌倦政治而向往隐逸。原因何在？原来这些文人在元代被政治边缘化之后，逐渐养成了一种旁观者心态与懒散习性，尽管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很难骤然改变自我的习性，而是依然顺从自己的老习惯去面对人生。此种情况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便是隐逸文人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与自我情感的表达，从而与台阁体的存在构成一种相反相成的多元局面。 以上是所谓旧时代、旧习惯的延续，同时还存在着横向的观念复杂性。比如，刘基的文学观念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他在入明之后理论上主张台阁体的写作与昂扬盛大的诗风，他理想的文章乃是“理明而气畅”的体貌，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却充满感伤，显示的是一种自我排遣的功能，追求一种深沉感伤的情调。清人钱谦益早已发现了此种矛盾现象：“(刘基)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未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量其浅深者乎!”④其实，身处元、明易代之际的文人，不仅刘基存在这种矛盾，许多文人也均有此状况，刘基本人便吃惊地说：“今我国家之兴，土宇广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夫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良由混一之未远也。”⑤这说明当时的文坛状况甚为复杂，文人们在政治上也许是充满希望的，但在自我个性的保持与自我性情的抒发上则是深感压抑的。因此，在面对朝代更替的政治巨变时，就既要关注其同步性，又不能忽视其差异性，否则便会把许多文学问题进行简单化的处理。 朝代更替与文学观念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易代之际本身，还可以延续至整个王朝的文学格局、基本品格与基本走向。比如，元朝与清朝都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那么文人与朝廷的关系就要比其他王朝疏远一些，由此文人的政治热情与进取精神也相对较弱，影响到文学观念便是批判精神与文章风骨的缺失。当然，易代之际与承平之时的民族矛盾表现形式是有差异的，具体讲就是易代之际往往表现为激烈的语言行动，并在创作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而在承平时期则深藏于内心深处，并在创作中委婉曲折地流露出来。我曾经将元代江南文人的心态概括为旁观者心态，并认为这种心态决定了元代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就清代来看，似乎是传统文学观念的回归，文人们更热衷于正统的文体与体貌，因而也有人将该时期称之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总结期。其实说到底，这乃是对政治的回避与自我保护的需要。想一想乾嘉学派所谓纯学术的品格，其实无论是其产生的原因还是其表现的形态，均与追求经国济世的传统儒家文人精神相去甚远。 二、思想史与文学观念：理学与心学 文学观念的研究就其实质而言乃是思想史的一个层面或者说一个分支，因而要进行文学观念史的研究首先必须对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观念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了解，甚至要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文学观念史与一般思想史的关联主要是价值观的层面，也就是说，儒、释、道的不同人生价值观会深刻影响文人的人生价值选择，然后进一步影响到其文学创作，尤其是在文学功能观上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在文学观念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文人心态的研究还是对于文学功能观的研究，都必须探讨作者的人生价值观，而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又离不开儒、释、道的思想观念。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具体到不同流派、不同时期以及不同作家那里，又需要做细致的辨析。比如，禅宗与理学在人生价值观上具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因为禅宗追求的是个体自我的快适与精神的解脱，而理学则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担当，但在进入文学领域后二者却都将诗歌作为传达其理念的工具，从而形成抽象化、概念化的特征。而作为同样追求圣人境界的理学和心学，均以遏制人欲和体认天理作为其治学目标，但对文学的影响却存在重大的差异。心学的良知观念由于包含了道德伦理、道德意志、道德情感与道德践履的丰富的主体要素，尤其是其追求的超然人生境界，决定了其本身所拥有的诗意特征，由此形成了明代的性灵诗学。可以说，一般思想史的研究更关注价值观之异同，而文学观念史除了关注价值观之外，还要关注思想史与文学审美的种种复杂关联。同时，文人们在面对同样的人生价值观时，各自做出的人生选择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宋濂与戴良同出于金华学派的黄溍与柳贯之门，可谓渊源相同，关系密切。然而，宋濂最终追随朱元璋而成就了开创明王朝的大业，被称为明代第一开国文臣，而戴良则至死拒绝入仕新朝而成为元朝遗民。可见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意味着相同的人生选择，其中还包含着每个个体对于儒家人生价值观的理解差异以及个人性情所导致的选择偏差，并最终会落实到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之中。 具体到元、明、清文学观念的研究中，则主要体现在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密切关联。在明、清易代的过程中，曾有一个清算阳明心学的过程。代表官方的陆世仪和明遗民顾炎武都强调说： 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从实处做。《论语》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都是恐人言过其实。正、嘉之间道学盛行，至于隆、万，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风，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尽矣。此即真能言圣人之言，已谓之徒言，已谓之清谈，况于夹杂混乱二氏之唾余乎？⑥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肱骨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⑦上述两段话的作者立场并不相同，陆世仪代表清初官方的程、朱派立场，批评王学是为了振兴朱学；顾炎武则是站在总结明代灭亡的立场而批判王学，同时他也批评理学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⑧尽管二者立场不同，但是均将其批评对象概括为清谈误国，并一致认为学术应转向重践履与学问的实学。 其实，陆世仪与顾炎武的批评对于王学末流来说也许不无道理，但用来指责王阳明则肯定是不恰当的，因为王学在为学目的上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倡导知行合一，也就是更重视践履的工夫；二是有切于身心，也就是真正达到提升境界、砥砺人格的目的。而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是王阳明所说的圣学。其实，如果深究原始儒学、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学术品格，就会认识到它们与文学的关系远近是有区别的。原始儒学是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之学，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建立，因此这种学说更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理学则是通过知识的论证达到对伦常关系的体认，并最终达成存天理、去人欲的圣人品格。这种学说虽然也是以《大学》八条目的“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标的，但其实际所重视的依然是“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工夫。阳明心学当然也强调儒家的伦常关系与修身的目的，但更看重的是自我人生境界的提升与心灵的“自得”，并以天下万物一体之仁的责任感投入到社会践履之中。阳明心学有别于前二者的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点：一是强烈的实践性，也就是行动的能力，这无论是泰州学派的乡村管理模式的实验还是相互扶助的个体友情都体现了这一点；二是超然挺拔的个体人格追求，这带有鲜明的狂狷色彩；三是追求心灵快适的快乐原则。这些特征当然不全是正面的，尤其是对于政治的稳定来说，过于突出的狂狷个性与偏重自我行动的实践精神，都会对现有的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其实，在心学产生之后，始终都未能被纳入官方的框架，这不仅在王阳明生前即被朝廷定为“伪学”，即使在嘉靖年间心学大为流行的时期也多被压制，直到万历年间还被张居正所禁止。因此，阳明心学与文学观念之间的关联，除了为晚明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关联层面。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其独立的精神品格，用黄宗羲的话说叫作学有“宗旨”： 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每久而一变……诸先生不肯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虽浅深详略之不同，要不可谓无见于道者也。⑨从横的一面，同一师门的宗旨可以分化为数家；从纵的一面，时间长了必然会发生变化。学术的活力就在于这种差异性和变动不居。这些不同派别与见解也许有“浅深详略之不同”，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不肯重复前人的陈词滥调而勇于表达自我对“道”的真知灼见。阳明心学喜欢聚众讲学，讲究心灵体验而不重经典研读，又有较为浓厚的门派意识，这些都是其缺陷，但其超越其他朝代儒学的优势也至为明显，那就是不盲从迷信而崇尚独立追求的精神。 在这种独立精神的鼓舞影响下，其自由讲学的风气鼓励了文人的交往与个体的自信，其狂狷的气质提升了文人的独立品格，其心灵体验的为学方式造成了流派的论争，其求乐的原则鼓动了文人审美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形成了社会的活力，为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为文学流派的崛起纷争，为文学批评的有效展开，为文学理论的大胆创造，营造了适当的人文环境。如果仔细追溯一下明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许多方面都与心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像唐宋派所提出的本色论主张，本身就是心学理论的延伸；李贽童心说的推出，就是心学体悟的结果；汤显祖至情说的出现，也与罗汝芳制欲非体仁的学说一脉相承。阳明心学的确对明代的政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也的确对明代空疏的学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其所构成的具有活力的文学环境则是清代所不具备的。其实，尽管清人提倡由心学返回理学，最终却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当理学失去经国济世的目标之后，学术只能转向磨练心智而远离政治的乾嘉考据之学。 我以为，心学与理学的学理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以及随着朝代变迁互为消长的不同命运导致的明、清两代不同的文学理论品格和差异巨大的观念形态，是研究近古文学观念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方面，尽管已经有人对理学、心学与文学的关系做过一些研究，但从其学理关联、心态影响与审美属性诸方面，显然还缺乏有深度的成果。 三、地域传统与文学观念：层级划分与互动关联 关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学界已经有了许多研究成果，但从文学观念研究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的地域特征与主流文学思潮的关系，还存在继续探讨的学术空间。就元、明、清三朝这一历史时段的状况看，这一问题域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带有政治色彩与思想倾向的地域文学观念。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的地域观念，其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具体的地缘特征而在于文化的差异。二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习俗对于文学观念的影响。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学界尽管已经关注到了地域的因素，但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观念研究还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没有将地域观念与民族关系及易代变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二是地域文学观念的研究未能进行分层次的研究而显得较为笼统、模糊。以下将针对此二种缺陷略加评说。 所谓带有政治色彩与思想倾向的地域文学观念，是指自宋代南北对峙以来所形成的南北地域文化观，由于宋元、元明及明清的易代均牵涉到南北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因素，因而此种地域文化观中还常常混杂着民族关系的内涵。梅新林在其《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⑩一书已关注到此一现象，作者曾用三个小节讲到元、明、清的文学地理状况：“元代燕赵—吴越核心区系的对峙、对流与南移”，“明代吴越—燕赵核心区系的再次牵动与南移”，“清代燕赵—吴越核心区系的继续联动与南移”。从梅新林的论述来看，他把这三个朝代的文学地理分成南北二分格局，尽管其中也还穿插了其他次要的地域文学划分。应该说这种概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其中既包含了气候、经济等自然因素，还包含着政治与文化因素。在元代与清代，南北对峙不仅是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上的，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江南情结”。根据元代留下的两条材料，可以推知江南情结的大致内涵： 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之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11) 屏风围坐须毵毵，绛蜡摇光照暮酣。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12)上述材料所揭示的含义有二：一是民族关系中的南北文化对峙，二是江南文人的文化优越感(13)。我曾依据此种江南情结，提炼出元代江南文人的旁观者心态，并在《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14)一文中概括为四种功能：一是体现了江南文人的文化优越感，二是为当时文人提供了一种躲避祸乱与休憩身心的理想场所，三是为当时文人们施展才智、争奇斗胜提供了有效的方式，四是成为文人们追求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概括起来说，就是元代江南文人在失去政治前途之后，以一种旁观者心态而采取的一种游戏性的精神生活方式，文本的审美创造在此已经失去其重要性，游戏娱乐成为其目的，而逞才斗巧则是其主要手段。这便是他们的诗学观念，与江南情结密切相关的一种价值取向。由此，在元、明、清文学创作中曾形成一种所谓的“江南意象”，并最终构成一种与之相关的文学观念。此种观念在元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体上的散曲与诗歌的差异、艺术上的杂剧与传奇的并立、文学风格上的雅与俗的分野，以及审美形态上豪放率直与纤秾细腻的并行等等。江南情结、江南意象和江南审美形态，这不仅仅是地域文化的体现，其中混杂着复杂的政治内涵和审美差异。 在目前的史学界，已经出版了两部以江南文人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一部是申万里的《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15)，另一部是杨念群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16)。文学研究著作则有贾继用的《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研究》(17)。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都是在民族关系与南北文化对峙的视野中进行江南文人研究。然而，在文学观念史的研究中尚未能见到从这一角度进行切入的成果。其实，自南宋以来，江南越来越成为一个考察文学观念变迁的重要角度，直到近代以来的小说观念的出现，都与江南尤其上海具有密切的关联。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尚未真正展开的学术领域。因为在文学观念研究展开之前，首先需要解决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研究的学理性问题，如果此二领域未能在学理上进行认真思考与梳理，势必会影响到文学观念的研究。无论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学还是地域文学观念的研究，其实都存在着互为关联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地域之间的差异性或者叫作地域的个性色彩，这往往是许多学者所重点关注的；另一个是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叫作地域的共同性，而这一点往往是许多学者较少关注而且也是难度较大的一个方面。下面以吴中为例对此进行论述。 从地域研究的角度，如果要进行差异性的研究，就必须有层级的分类概念与比较研究的视野。从南北文化的比较层面，可以将吴中归之于江南的地域中；从强调吴中地域色彩的层面，可以将吴中与江浙分为不同的类别；从强调吴中的内部差异的层面，又可以分为更为具体的州县；如果再从更小的层面加以区分，还可以划归为家族。于是，吴中的地域研究根据不同的目的便可分为江南、吴中、属县和家族四个层级。作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者，他必须清楚自己是在哪个层面所进行的论述，要达到何种目的，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同样的道理，在面对前人的地域文学论述时，也要弄清楚他是在强调哪一层面的特征，然后才能判断其文献价值。比如，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集中论述了吴中文学的状况： 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厥后昌谷少变吴歈，元美兄弟继作，高自标誉，务为大声壮语，吴中绮靡之习，因之一变。而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至于今市贾傭儿，争为讴吟，递相临摹，见人有一语出格，或句法事实非所曾见者，则极诋之为野路诗……故余往在吴，济南一派，极其呵斥，而所赏识，皆吴中前辈诗篇，后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以上无论，有以事功而诗文清警者，姚少师、徐武功是也。铸辞命意，随所欲言，宁弱无缚者，吴文定、王文恪是也。气高才逸，不就羁绁，诗旷而文者，洞庭蔡羽是也。有为王、李所摈斥，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涯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文词虽不甚奥古，然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昆山归震川是也。半趋时，半学古，立意造词，时出己见者，黄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画苑、书法，精绝一时，诗文之长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征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诗文可观者甚多。大底庆、历以前，吴中作诗者，人各为诗；人各为诗，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为可传。庆、历以后，吴中作诗者，共为一诗；共为一诗，此诗家奴仆也，吾不得而知也。间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见彼中人士，皆姗笑之，幼学小生，贬驳先辈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实为之俑。然二公才亦高，学亦博，使昌谷不中道夭，元美不中于鳞之毒，所就当不止此。今之为诗者，才既绵薄，学复孤陋，中时论之毒，复深于彼，诗安得不愈卑哉!姜、陆二公，皆吴之东洞庭人，以未染庆、历间习气，故所为倡和诗，大有吴先辈风。意兴所至，随事直书，不独与时矩异，而二公亦自异。虽间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传。夫二公皆吴中不甚知名者，而诗之简质若此。余因感诗道昔时之盛，而今之衰，且叹时诗之流毒深也。(18)之所以要将此封书信几乎全文引述，是因为它集中代表了袁宏道对于当时吴中诗歌的看法，而且是经过认真思考的长篇之论，并非随兴而起的率意之谈。对于此段文字，可注意的有以下两点：一是作者是站在自我诗学立场上来看待吴中诗学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反复古的角度评述当时吴中文坛的。于是他抓住了徐祯卿和王世贞这两个复古派代表人物进行评说，并认为二人对于吴中文学的剽窃、模拟诗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影响。从当时的文坛主流看，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特别是王世贞，在万历前期乃是复古派的主要领袖人物，其影响遍及京城及大江南北地域，吴中文学亦深受其影响是自不待言的。二是作者主要是就吴中文学的共性而言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体的特殊性。他将吴中隆庆、万历之前的诗风概括为“绮靡”，而将其后的诗风概括为“剽窃成风、万口一响”。如果就其主流看，也许有其道理。但从他所举出的吴中先辈看，高启的诗风无论如何是不能用“绮靡”来概括的。况且仅用“绮靡”的简单归纳也不符合其“人各为诗”的判断。至于万历中、后期的诗坛，更是难以用“万口一响”笼统予以褒贬。首先，王世贞本人便有多样性的风格，特别是其晚年倡导“剂”的诗学主张并有偏爱宋诗的倾向。其次，王世贞的影响能否足以改变吴中的所有诗风，有无地域的差异，需要仔细辨析。比如说与王世贞大致同时的王穉登，就显示出不同的诗学倾向。沈德符曾记载说：“近年词客寥落，惟王百谷巍然鲁灵光。其诗纤秀，为人所爱，亦间受讥弹。”(19)可见王穉登依然保持着吴中的“绮靡”诗学传统，并受到许多人的青睐。尽管袁宏道对吴中文学的认识存在着上述偏差，但我们依然不应苛责于他，因为他是就吴中主流诗风而言，忽视一些细节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袁中道在概括楚地文学特性时说：“楚人之文，发挥有余，蕴藉不足。然直摅胸臆处，奇奇怪怪，几与潇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门狭，手腕迟，而不能尽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嗫嗫嚅嚅，如三日新妇为也。不为中行，则为狂狷。效颦学步，是为乡愿耳……楚人之文，不能为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为文中之乡愿，以真人而为真文。”(20)这也是站在独抒性灵的立场对楚地文学传统的表述，但是楚地文学到底包括哪些地域、有无时代变化，是否均为“发挥有余，蕴藉不足”风格？这些都已不在小修的视野之内。可以说，当研究地域文学的总体特征时，往往会忽略地域内部的局部个性与差异。在江南、吴中、属县与家族这四个层级中，越是向具体的地域倾斜，就越是关注地域的个性差异，而且往往是在相互比较中完成的。 如果进行吴中地域内部的各区域特色的研究，当然会重视其各方面的独特性，这是目前学界的常规做法，毋庸多言。在此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突出其独特性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地域共性特征。以吴中的嘉定区域研究为例，凡是研究嘉定地域文化者，几乎均会引述(万历)《嘉定县志》的这段话：“嘉定滨海而处，四方宾客、商贾之所不至，民生鲜见外事，犹有淳朴之风焉。其士以读书、谈道、通古今为贤，不独为应世之文而已。缙绅之徒与布衣齿，大家婚嫁耻于论财，朋友死而贫者，为之经纪其丧，抚其遗孤。”(21)于是地理偏僻、民风淳朴、读书好文就成为研究嘉定文化与文学的前提与基调。但如果考察一下嘉定文人的性情爱好与诗文趣尚，似乎又与明中叶的吴中四才子多有相通之处。比如嘉定四先生虽隐居不仕，但又多才多艺，诗文书画兼通。程嘉燧“善画山水，兼工写生，酒阑歌罢，兴酣落笔，尺蹄便面，笔墨飞动”(22)。“长蘅(李流芳)以山水擅长，其写生又有别趣，出入宋、元，逸气飞动。”(《容台集》)(23)娄坚“衣冠修然，容止整暇。书法妙天下，风日晴美，笔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促迫”(24)。唐时升“诗皆放笔而成，语不加点，用方寸纸杂写如涂鸦，旋即弃去。遇其得意，才情飚发，虽苦吟腐毫之士，无以加也”(25)。如果将嘉定四先生的共性抽取出来，其隐逸市井与兼擅诗画的特性与唐寅等前辈才子几无差别，显示出他们吴中文人的共同追求。由此可知，尽管嘉定地处海滨，但作为吴中一隅依然具有江南文化的特色。其实，嘉定的偏僻与淳朴，乃是相对于苏州之长洲、吴县这些中心区域而言的，如果失去了此一比较视野，将会错误理解嘉定的地域特色。关于此一点，王士禛已经言之甚明：“吴自江左以来，号文献渊薮，其人文秀异甲天下，然其俗好要结附丽，以钓名而诡遇，故特立之士亦寡。嘉定，吴之一隅也，其风俗独为近古，其人率崇尚经术、耻为浮薄，有先民之遗。”(26)在“文献渊薮”、“人文秀异”方面，吴中均有甲天下的美誉，但在“好要结附丽”、“钓名而诡遇”上，嘉定由于风俗近古而无此“浮薄”之病。我想这就是苏州的核心区与嘉定一隅的差异所在，并由此导致了其士风与诗风的不同。 如果要探讨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叫作地域的共同性，就必须在各地域之间甚至在主流文学思潮与地域文学观念之间展开比较研究。在吴中内部区域特色的研究中，必须既关注其各自的独特性，又要留意其区域之间的互动性。比如王世贞曾经是主流文坛的领袖人物，他在吴中地区就不会只在家乡太仓产生影响，而会波及吴中其他区域，包括其邻县嘉定。此一点，黄仁生已经做过考察，可以参看(27)。但受影响后是否会完全同化于复古，则又须做认真考察，因为昆山归有光同样在嘉定影响巨大，还要再加上吴中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问题就更会趋于复杂。在明、清时代的吴中，尽管其交通与信息传播在各区域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但无论如何都是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这样的地域中，要孤立地研究其各自的特色几无可能。再如要研究嘉定区域的文学观念，就要考虑到各种相关的因素，将其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才会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以程嘉燧的诗学思想为例，钱谦益认为：“其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垒……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谬。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28)概括起来说，便是主于性情，反对模拟和唐、宋兼宗。这种诗学观念既和吴中诗学传统密切相关，也与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影响有关，还与公安派诗学思想流行有关，更与嘉定地域以及程嘉燧个人的隐逸情怀有关。如果将程嘉燧与王穉登和陈继儒这两位晚明布衣文人相比，他们均处于吴中及周边地域，同为隐逸文人，因而也具有相近的诗学观念。王穉登为诗也不事模拟，于三唐不名一家，才情绝妙，文采灿然，故而被当时人评为“雅善韵语，洒洒清新”(29)。陈继儒的为诗反对模拟，讲究自由抒写性情，曾说：“诗文只要单刀直入，最忌绵密周致。密则神气拘迫，疏则天真烂漫。”(30)从他们三人身上，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身处经济发达、文化优越的吴中一带，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可以依靠名人效应与诗文才情挺立文坛，从而具有一定的独立品格；他们作诗都讲究自我才情的展现与个人情趣的抒写，不再追求复古的格调与高华的体貌；他们都诗、文、书、画兼通，追求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文学艺术氛围，最终才会形成重视自我才情、重视审美愉悦、重视自然表达的诗学观念。这种观念既不同于复古派的模拟以求高华格调，也不同于竟陵派的孤寒以求幽深，也许在追求性情自然与山水审美方面略近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但却又没有那么强烈的流派意识，而是唐宋诗歌体貌兼备、才情与博学兼顾的综合品格。许多清代诗论家甚至包括一些现代学者认为，钱谦益在评价明代诗学时，有故意抬高程嘉燧以突显其自我地位的私心。其实，只要看一看钱氏本人灵心、世运与学问三位一体的诗学观念，就会明白他自身便是该地域诗文作家与批评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也就不难明白他何以会对程嘉燧等嘉定诗人如此地不吝赞美之词，并在明、清之际大力提倡以吴中地域文学观念为主要内涵的诗学主张。在研究近古文学观念时，地域文学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向度，尤其是东南吴越一带的地域文学影响力更不应被低估。因为自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向东南倾斜，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文化的昌盛，而文化的优越感必然导致文人的地域优越感，从而突显其在文坛的位置与发言权。同时必须认识到，经济文化的发达必然带来地域间各种交流的增加，因而孤立封闭的地域格局也不再存在。因此，地域文学观念的研究也就必须采取两种共存互补的方式：地域分层与地域互动的结合。同时又都离不开比较的视野，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既显示其差异，又寻觅出其共识。 上述对与文学观念有密切关系的三种要素的考察尽管是分别进行的，但实际上它们是互为关联的。朝代更替与民族关系构成了近古政治变迁的鲜明特色，而江南地域文化观念也与民族关系互为补充，至于理学与心学的消长演变也与朝代的更替关系紧密。这些文化要素综合起来，构成了近古文学观念的文化语境，深深影响了近古文学观念的内涵与属性。尽管我在谈论此一论题时确曾想到过泰纳关于文学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的综合产物，但却不是机械地照搬与模仿，而是符合中国近古以来的历史实情的，故敢于提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注释： ①戴表元：《张仲实诗序》，《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②舒岳祥：《跋王榘孙诗》，李修生编《全元文》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③刘辰翁：《程楚翁诗序》，《全元文》第8册，第552页。 ④(22)(24)(25)(2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第576页，第581页，第580页，第576页。 ⑤刘基：《苏平仲文集序》，《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⑥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40页。 ⑧顾炎武：《与施武愚山》，《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页。 ⑨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页。 ⑩梅新林等：《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版。 (11)孔齐：《至正直记》卷三“曼硕题雁”，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页。 (12)虞集：《听雨》，《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13)虞集另有《风入松》词也说“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虞集全集》，第269页)。 (14)左东岭：《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载《文学遗产》2009第3期。 (15)申万里：《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 (16)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17)贾继用：《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研究》，齐鲁书社2013年版。 (18)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95-696页。 (19)(23)(29)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1页，第2292页，第2121页。 (20)袁中道：《淡成集序》，《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5页。 (21)韩浚：(万历)《嘉定县志》卷二“疆域考下·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0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96页。 (26)王士禛：《嘉定四先生集序》，《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985页。 (27)黄仁生：《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黄霖主编《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0)陈继儒：《陈眉公集》卷一四，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3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吴中论文; 理学论文; 心学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