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崛起对东亚发展的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964[2004]02-040203-0048
世纪之交，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减速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但同时有关中国经济崛起是对邻国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威胁”的各种“版本”也纷纷见诸于报端，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本质上否认中国经济崛起与世界其他国家互惠共赢关系的“版本”主要有：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将会吞噬东亚各国的“黑洞论”和低估的人民币价值，增强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导致中国“过度出口”，迅速提高了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的“人民币低估论”。事实究竟如何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亚洲各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推动亚洲的区域合作，乃至在亚洲建立新型国家关系都至关重要。
1.“黑洞论”提出的缘由
中国经济稳定迅速的增长、（注：从1978年底到2001年的23年间，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5％；对外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5％。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3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7倍，对外贸易增长了24倍。现在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七；若按购买力计算，中国已经排名世界第二。）日本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以及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快速增加（在日本进口总额中从中国进口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0年前的6％上升到2002年的16％），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将进一步空洞化的危机感；产业“空洞论”也由此盛极一时。其中，最为典型的论调是：生产基地相继向中国转移，加剧了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导致了进口的急剧增加，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贸易黑字的急剧减少。美国大型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2002年11月22日公布的一项结果称，由于日本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和政治上的威胁。“中国对日本的工业领导地位构成了经济上的威胁……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中国赶不上的先进技术，而日本必须生产中国无法模仿的质量卓越的产品。我想这是日本唯一的出路”。（注：载于：《创新——击败中国挑战的惟一出路》，《海峡时报》，2002年9月13日。）美国加州大学日籍教授大前研一由此提出一种“中国经济黑洞论”，（注：傅来兴，《中国的入世和新加坡的出路》，《联合早报》，2001年11月21日。）认为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增长将成为黑洞，可能吞噬东盟、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东盟为代价的。过去投向东盟的大批外国直接投资转向了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了中国将会‘掏空’东南亚的担忧”。（注：载于：《东盟必须联合起来行动》，《商业时报》，2001年7月24日。）
可以看出，“黑洞论”的提出是基于以下三个依据：（1）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FDI增长迅速，中国抢走了本应流入邻国的FDI；（2）中国出口的强劲增长与市场占有率的急剧上升，抢走了其他国家的市场；（3）不断增加的向中国内地的生产转移和核心制造业竞争力的丧失正在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空心化。事实果真如此吗？
2.对“黑洞论”的几点回应
首先，中国外资的增长并不是以抢夺别国的外资来实现的。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入中国的外资不断增加，（注：注释：20世纪80年代每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仅维持在20-30亿美元。1992年这一数字陡然上升，到1993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每年吸引外资450亿美元，在引资规模上2000年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是这些迅速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国际上私人部门资本流动的大幅增加。实际上，自1993年以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流入亚洲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见表1）。也就是说，流入中国的资本越多，流入其他亚洲国家的资本也就越多。另外，流入中国大陆的资本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而流入东盟国家的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投资，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多于美、日在华投资。1995年，中国获得了这一地区投资的53％，2000年中国获得了54％。同一时期，台湾吸收的外国投资比例从2.3％上升到6.5％，韩国则从2％猛增到13.6％，而除了印尼以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所吸收的外国投资的比例几年来几乎保持不变。这些确凿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通过抢夺别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实现的。
表1 亚洲各国（地区）吸收FDI总额
资料来源：国研网：http：//www.drcnet.com.cn，中国崛起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2003年3月24日。
亚洲的实际损失并不在于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短期投资和资金流出。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是亚洲国家外部收支平衡中最稳定的成份，不是亚洲国家需要担忧的因素。直接投资的变化在短期投资和资金流巨大变化面前相形见绌。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1996年的证券投资资金和金融资本净流入量大约是400亿美元，但从此开始遭遇了以后连续五年的净流出，到1997年和1998年达到了800多亿美元。（注：胡祖六，约翰.安德森著：《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语》，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而且有资料表明，被抽回的短期资金并没有投向中国内地，而是回到发达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不仅保持稳定而且有大大被高估之嫌。中国企业要在国内进行投资往往是先将资金汇往国外，并以外国企业的名义再把资金投回大陆（即所谓的“出口转内销”）。这样做有两个原因：（1）在中国，外资产权能得到较好的保护；（2）政府给予外资企业较多的优惠政策。所以，表面上的国外投资实质上使用的是国内资本。因此，中国吸收的FDI数字被夸大了。表2对此作了一些估算，结论是“出口转内销”的投资比重很大，即中国吸收的真正意义上的FDI远远少于披露的数字。
表2 中国吸收的FDI
资料来源：国研网：http：//www.drcnet.com.cn，中国崛起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2003年3月24日。
其次，中国出口的强劲增长并不是以抢占周边国家市场份额为代价的。
中国出口的强劲增长与市场占有率的急剧上升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过分担忧。事实上，尽管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亚洲贸易额大幅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贸易国（地区）占全球出口份额都出现了增长（参见表3），中国的出口量在世界总出口量当中的比例从1.8％上升到4％，而东盟国家在世界总出口量当中的比例则从4.3％上升到6.9％。最引人关注的只是中国经济在最近两次亚洲经济衰退中，所受影响不大而已。（注：由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及资本市场相对封闭，中国并未受到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直接影响。）
表3 亚洲出口：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占全球贸易份额上升
资料来源：国研网：http：//www.drcnet.com.cn，中国崛起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2003年3月24日。
个别国家地区出口份额下降主要是由于国内或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所至。如日本经济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经济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日本厂商被迫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台湾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及增加利润，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就象80年代香港企业经历的那样。以日本为例，（注：日本是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提高的最快的国家。到2001年，日本从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超过了16％，比1990年增加了近3倍。）中国向日本出口商品的80％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和食物，仅纺织品和服装就占了约50％。同时，日本向中国出口的商品80％都是高技术产品和重工业品（参见表4和表5）。这是一种较好的贸易方式，符合各贸易伙伴按比较优势的分工。2002年底，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注：陆亨俊：《重塑中的亚洲经济》，《经济参考报》，2002年12月30日。）美国从中国和日本进口的产品中，处于竞争关系的产品只有16％，处于互补关系的则有84％，……“中国现阶段并不能称为威胁”，……“如果说竞争关系是零和游戏，那么互补关系就是双赢游戏”。这再次修正了中国正迅速低、全方位地占领日本整个制造业的片面之辞。
表4 中国向日本的出口商品（1998-2000年平均水平）单位：％
资料来源：胡祖六、约翰-安德森：《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版，第158页。
表5 日本向中国的出口商品（1998——2000年的平均水平）单位：％
资料来源：胡祖六、约翰-安德森：《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版，第158页。
其三，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出口有相当一部分被“双重估计”，同时中国出口的扩大正带动着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的增加。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贸易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5年前，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从日本进口，向美国出口”，与日本的双边贸易中有适度的逆差，而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有顺差。在这之后的10年中，情况变为“从日本进口，向中国和东盟出口，后者再出口到美国”。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日本的贸易赤字在快速地增长；而主要的出口目的地相应地由美国转向中国和东盟。美国经济学家大卫·黑尔的研究资料显示，亚洲对中国的出口从1995年的721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606亿美元。中国同期从亚洲的进口中，用于国内消费的从422亿美元增至787亿美元，用于再加工的进口从298亿美元增至819亿美元。用于再加工的进口在中国从亚洲总进口中的比例已从41％上升到2002年的51％。中国从亚洲国家大幅增加用于再加工的元器件和原材料的进口，使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方面与美欧贸易出现很大的顺差，另一方面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却出现了逆差。
上述现象说明一个事实，即中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强有力地带动了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
贸易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的正常表现，是不同国家间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现象。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拥有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中国没有独享这一优势，而是与亚洲其他国家共享自己的优势。
中国通过输入亚洲国家的配件和原料，利用自己丰富的劳动力加工装配，最后将制成品出口到美欧国家。虽然这是一种互利互补的双赢关系，但在贸易统计上，亚洲国家卖给中国配件和原料的收入都记入了中国对美欧国家出口的账上，从而大大增加了中国对美欧贸易的顺差。因此，中国出口的扩大，对亚洲国家而言，发挥了双重意义上的积极作用。
3.“人民币低估论”
（1）“人民币升值”论的由来
早在2001年底，国内就有学者提出“应该警惕针对人民币的第二次阴谋”。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中国的廉价货币”一文；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期盼人民币升值——日渐强烈的中国威胁论”，将日本经济减退归咎于人民币币值过低。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2003年2月21至22日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论调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是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并且在持续大幅度增加。二是低估的人民币价值，增强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导致中国“过度出口”，迅速提高了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而且，人民币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由于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持续“随美元走低”，变得日趋具有竞争力。因此，中国应该重新对人民币评估，使人民币升值，加入全球对抗通货紧缩的行列。
（2）对“人民币升值”论的几点回应
首先，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基本能够反映我国国际收支的真实水平。
中国从1994年以来实行的一直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存在人为的硬性干预，目前的汇率走向基本符合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3年3月5日所指出的：（注：周小川：《人民币汇率制度合适》，南方网：www.southcn.com：2003年3月6日。）“从现在的角度看，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幅，适当时可以研究，但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及汇率水平大致上是合适的，中国毋须作出改变”。
事实上，从1994年中国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的幅度其实已经很大了，从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到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近5个百分点，另外，美元在这段时期内也贬值了10％左右，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就已经实际升值了。如果考虑到两国间的通货膨胀差异，人民币升值幅度20％以上。由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大幅贬值，人民币相对于东南亚国家货币升值的幅度更大。
尽管中国目前出口与投资的数量可观，但质量堪忧，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基础不容乐观。200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约为30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和收益转移的逆差却达100亿美元，结果经常项目的顺差仍然不过在200亿美元的水平；2002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大约为500亿美元，但金融账户却有高达250亿美元的逆差，结果资本项目的顺差不过在250亿美元。这还完全没有考虑中国外债统计口径和资本外逃等方面的问题。尽管2002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864亿美元，同比增加35％，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银行业的积弊，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可能大为缩减。
而且，“外贸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升值没有必然联系，美国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长期的贸易逆差，但美国财政部却一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对于大量外汇储备需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说明经济不是处于均衡状态，需要汇率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但目前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是自动生成的，这说明经济运行处于均衡的良性状态，有何必要改变人民币汇率政策呢？”“我认为目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最佳的选择。中国政府要顶住国际上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种种压力，既不能升值也不能贬值”。集“欧元之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一身的罗伯特·蒙代尔在2003年3月19日出席“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颁奖仪式上，就倍受瞩目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强调了他这一观点。（注：杨光：《人民币保持稳定是最佳选择》，《中国证券报》，2003年3月20日。）日本东京和三菱银行经济部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深层决定机制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注：韦森：《“通货紧缩中国制造论”可以休矣》，《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3日。）研究结果指出：单从中国经济、外贸和国际收支状况而模拟出的人民币实值高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固定汇率的差额，大致可以被按其他货币币值走势而模拟的人民币币制低于其挂钩固定汇率的差额所抵消。这一结论的自然引申的结论是：中国央行近些年来把人民币汇率稳定在8.25美元上下的水平恰恰反映上述两种反向作用机制的综合作用；央行近些年的汇率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人民币汇率应该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平。
其次，人民币人为升值对于校正当前世界经济失衡并无实质效果
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1/10，日本的1/4，中国经济或者说人民币对全球的影响无疑被“夸大”了。根据高盛的研究，（注：乔纳然·安德逊：《正视中国经济》，《财经》，2003年总第77/78期，第92页。）人民币即使按照日本等国的呼吁重新估值（一次性升值10-15％），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下降350亿美元，而这主要是有更多的进口值，出口产业所受影响较小。对于贸易伙伴国而言影响甚微。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执行董事谢国忠所指出的，（注：白羽：《人民币升值压力一旦成现实福祸难测》，http：//www.zconline.net2003年1月24日。）重新估值人民币会使中国的通货紧缩状况更加严重，并削弱国内需求。并且由于中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还不得不通过降低名义工资来维持中国的竞争力。中国的货币升值不仅不会缓解东亚其他经济体的通货紧缩压力，反而会使东亚地区变得不稳定，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正如罗伯特·蒙代尔“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颁奖仪式上所指出的：（注：白羽：《人民币升值压力一旦成现实福祸难测》，http：//www.zconline.net2003年1月24日。）“造成日本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日元升值过快”。
总之，中国经济“有害论”的各种版本是经不起事实和理论考验的。面对不断翻新的中国经济“有害论”，我们除了应该及时地澄清事实，理性地反驳谬论外，更应该主动出击，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扬中国“有益论”！中国的作用已经开始表现为促进其他亚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大型发动机”，（注：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PPP）~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20.7％），排名第二，而位列第三的日本，其贡献率仅为7％。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目前已跻身世界第三。1980-2000年间，中国贸易和服务增长对世界贸易和服务增长的贡献率为4.7％，美国和日本的贡献率分别为14.4％和6.9％。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会越来越大，将跃居第二位。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2003年展望》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的这一作用还将会成为地区繁荣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必将对世界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崛起与世界的经济发展之间无疑是一种互惠互利共存共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