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放任与国家主义对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放任论文,国家主义论文,美国经济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2-0039-04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都对镀金时代美国政府的施政行为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似乎从两种经济学理论观点来看是相互矛盾的，但笔者认为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环境下，二者又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美国镀金时代，正是吸收了两种经济学说的合理内核，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在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一
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渊源是经济自然主义，其思想形成于18世纪50-70年代。那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的手工制造业正开始向大工业过渡。但英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封建制度残余的影响和重商主义束缚。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实现经济自由。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和主张应运而生。
斯密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就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不仅创造和维护经济机制，而且还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他说，“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1]。他认为，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用看不见的手去增进社会利益，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都应完全自由，“在他自己的方法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勤奋和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2]。为了保护竞争，斯密反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社会生活。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不该注意的问题，而且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3]，“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4]。他认为，政府的职能应局限于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美国建国之初，斯密的《国富论》就传入美国，但在19世纪上半叶，斯密的经济学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不适用自由放任。美国内战结束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有了生存的土壤，再加上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导致美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通过南北战争美国资产阶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美国资产阶级已不再需要美国政府的扶持；美国内战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随着西部开发的迅速推进，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客观上要求刺激资本家的创业积极性，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二流国家，经济上面临着英、法等资本主义强国的竞争，为了赶超资本主义强国，对内必须给自由竞争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以调动人们的创业积极性；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以及社会进化论，在美国内战后得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界和宗教界的支持；镀金时代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中表现为国会权利至上，而联邦政府管理经济权力有限。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自由放任思想在美国泛滥，美国政府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海斯总统在其1878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达了当时政府施政行为的主导思想：“让大家知道我的立场吧，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国家的企业不会受到政府不良法律来干扰的。如此才能造成一个健康的、持续的商业繁荣”[5]。这是地地道道的无为而治思想。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政策集中体现在对大公司发展的态度上。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将特许公司制改为一般公司制，对于大公司的联合以慷慨的土地赠与、保护性的关税、宽大的公司法以及简便的税收政策予以支持[6]，从而美国迎来了公司大发展时期，公司成为美国工商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公司在自由竞争中相互吞并，产生了垄断的趋势，70年代出现了大公司垄断组织——托拉斯。托拉斯是资本积聚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它适应了美国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要求，对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它有利于消除盲目的自由竞争，避免无节制的竞争性生产所带来的许多风险；其次，它有利于建立资本储备，扩大资本投资和生产规模，从而实现规模效益；第三，有利于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据统计，到1899年工业公司的产值约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2/3[7]。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托拉斯也有很多弊端。
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适应了内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首先，它极大地调动了美国资本家创业的积极性。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恰好符合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愿望与要求。由于政府不干预私人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生产和销售产品，从事经营活动，甚至美国政府对于不论什么样的大企业组合，只要被认为合于情理，就都允许建立，甚至极力鼓励促成。新兴资本家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开拓进取，成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次，它激励着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愿望，推动了经济发展。美国人民普遍接受了自由放任思想，认为个人财富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自己勤奋劳动发家致富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无数的美国劳动人民拼命地工作、辛勤地劳动，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三，由于自由放任思想提倡个人利益至上，无数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逐步汇成了资本积聚的洪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这一时期，由于个人踊跃加入投资队伍，大量的国内储蓄通过银行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媒介转化为资本，使资本投资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资本积累额1869-1881年约为240亿美元，1882-1901年约600亿美元。资本供给额1850-1910年增加了16倍，按人均计算则增加了3倍多。就工业投资来说，1879-1919年间投入工业的资本从27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左右，根据1900年的普查报告，投入工业的资本在10年内增加了50%[8]。
二
尽管美国镀金时代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高峰期，资本家、许多学者、甚至普通公民都狂热地崇拜自由放任思想，但美国政府没有完全听任斯密经济自由思想的摆布而充当斯密的忠实信徒，在实践自由放任思想时打了折扣。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也信奉和实践了李斯特的国家主义。这是19世纪末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另一件秘密武器。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有力地揭批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于协调德国政界、实业界和舆论界的意见，化解德国地主对保护主义的反对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目前形势以及他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善它的经济状况”[9]。他提出，“国家经济发达程度有所不同，而保护制度对于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在与先进国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10]。他还阐述了实行贸易保护的重点：“应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这里所谓重要的工业部门，指的是建立与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度技术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它们的综合价值来说，按照它们对国家独立自主的关系来说，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11]。他还论述了怎样进行保护：“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12]。
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经济政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反映在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上。事实上，美国在建国后不久，面对资本主义强国，为了保护幼稚的产业以及增加财政收入，就开始执行了贸易保护政策。但因为邦联体制的弊端，上述目的很难达到，从而妨害了美国民族工业的发展。1789年7月4日通过的第一个关税法案规定平均关税率为8.5%左右[13]。1790年、1792年、1794年又相继提高了税率。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为了保护新生的民族工业的发展，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保护关税的新税法，这个法令规定了7.5%到30%的计价税，对棉花、羊毛、生铁和其他一些制成品给予特别保护[14]。1818年政府对生铁采取了进一步保护的政策，对羊毛和棉花所征的25%的税率也一直延续到1826年。1828年的关税率提到了南北战争前的最高点44%，被南方称为“可憎的关税”。1832年，由于南卡罗莱纳等南方州的强烈反对，迫使关税率有所下降。1833年通过的妥协关税法案，规定10年内将关税率减至20%[15]。其后的平均关税率在20%-30%之间浮动。尽管1833年到南北战争前的关税率总趋势是下降的，但是保护的原则从来没有放弃过。南北战争期间，为了补充财政收入，关税率有了明显的提高，甚至1864年的关税法把平均税率提高到47%，这个法令在战后30年里一直是美国关税制度的基础[16]。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确立了在中央政府的主导权，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共和党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大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从而开创了一个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南北战争后到19世纪末，历届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崇尚国家主义，基本上实行了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没有一次国会会议不把税率提高的”[17]。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8年民主党曾试图动摇高关税政策，却未能如愿。1890年10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把关税率平均提高到49%创记录的高水平。实际上，许多个别项目比平均数还要高得多。例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亚麻税率从30%增为60%[18]。为了取得农民的谅解，对农产品征收了关税，为了照顾盈余，取消了食糖的关税，并且对国内产品每磅补贴2美分，以保护路易斯安那的制糖商人[19]。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再次入主白宫后，于1894年颁布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从总体上仍没有改变贸易保护的高关税率，只是降低了少数零星项目的关税率，平均关税率为39.9%。但这种关税率并未维持多久，共和党人麦金利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国会于1897年通过了《丁格莱关税法》，该法不仅恢复了《麦金利关税法》税率，而且把一般的税率提高了25%[20]。只是到了20世纪初，当美国成长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以后，为了进行经济扩张，保护性的关税政策才逐渐有所变化。但从美国关税史来看，应该说由于受国家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关税历史传统的影响，这种变化过程是曲折的，甚至还有所反复。
镀金时代，美国崇尚国家主义，推行高关税政策，实行贸易保护，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恩格斯说，“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21]。
首先，保护关税为实施国内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保证，为国内自由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马克思曾经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是它积聚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2]。南北战争后，尽管美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赶不上英国、法国、德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第四位。正是由于高关税政策，使美国资本家解除了在国内市场上面临英国廉价商品竞争的后顾之忧，可以充分利用美国政府所营造的良好国内政策环境，充分地进行自由竞争，去实践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其次，保护关税有效地保护了美国正在成长中的民族工业，促进了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23]，“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24]。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美国政府崇尚国家主义，推行高关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恩格斯说，“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50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100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比如说25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相信，25年后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短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25]。正是由于镀金时代美国政府采取了高关税政策，挡住了英国商品的冲击，使美国工业受到保护而迅速发展。1850年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的价值增加了11倍，从10.191亿美元增加到114.692亿美元。1859年到1914年美国制造业的价值增加了18倍[26]。保护关税使资本家获得垄断利润，美国联合企业若没有那种低制外国竞争的高进口税率的保护，往往是不可能高价出售自己产品的，在美国的13项主要工业中，从1850年到1910年的这60年里，平均每个制造工厂的资本增加了39倍以上，工人的人数增加了大约7倍，产品的价值增加了不止19倍[27]。
第三，高关税政策使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内战前，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每1美元投入工业，就有7美元投入农场、牲畜、农业工具和设备，农产品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一半以上[28]。就工业结构而言，内战前手工作坊、工场和小企业仍占压倒优势。但内战结束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一切就完全变了。1859-1899年，美国工厂数和雇工人数都增加了3倍，产品的总价值增加了6倍[29]。1860年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由19亿美元增加到114亿美元，铁路里程由3万英里增加到25万英里，煤产量由1000万吨增加到2.12亿吨，钢产量由不足10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30]。1860年，美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二流工业国，在工业国行列中排行第四，可是到了189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其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德、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31]。
总之，镀金时代美国政府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出发，把自由放任与国家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了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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