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信仰的演变与道德生活变迁
王雄刚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 裕固族的信仰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演变。最早在回纥时，信奉萨满教；公元7世纪后，摩尼教从波斯传入回鹘人中；11世纪初，佛教在河西回鹘境内兴盛起来；元朝之后，藏传佛教逐步传入西北及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当中，裕固族的先民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每一种信仰体系都有一套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或显或隐，但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信众的日常生活。裕固族的信仰演变牵引着他们道德生活的变迁。
关键词： 裕固族；信仰；道德生活；变迁
裕固族人的道德行为，许多方面都涉及宗教信仰，信仰行为与道德行为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对其道德行为的分析，往往构成对信仰行为的分析；对其信仰行为的分析，往往又离不开对道德行为的分析。
一、裕固族信仰的历史演变
（一）萨满教信仰及其遗存
萨满教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形式，曾盛行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当中。“萨满”是通古斯语，意指“巫”，即萨满教的巫师。“目前，学术界都公认萨满教是一种流行范围较广、产生时间比较早的原始宗教。但作为神灵之间的使者——萨满的出现则是比较晚的事。广义的萨满教应该包括萨满出现以前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一系列原始崇拜”[1]。裕固族曾长期信奉过萨满教，因此萨满教是裕固族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裕固族将“萨满”称为“也赫哲”（也称师公子）。在裕固族看来，“也赫哲”是祖先神的代言人，是人与神之间的使者，担任者多为男性。“也赫哲”施法时，全身颤抖，自称“天神”附体。
平日里，“也赫哲”同常人一样，在家劳动，结婚生子。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头上留一条长辫子，上面缠有许多绿、白、蓝三色布条，平日里盘在头上，不洗梳，每年除夕时梳理一次。“也赫哲”的社会地位低于部落头目和喇嘛教的活佛，但他们通常对本族的历史传说懂得多，较有知识，颇受敬重。
裕固族萨满教信仰的崇拜对象主要有自然神、灵魂、图腾、祖先神和行业神等。
1.自然神。自然神是将自然现象视为神灵加以崇拜，主要有日神、月神、风神、雨神、雷神、火神、山神、土地神已至天神。天神是远古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它的兴起显然与人为宗教相关。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敬“天”的传统，通常将天和神用同一名字——“腾格里”来表达。裕固族将天称为“点格尔”，“汗点格尔”意为“苍天的主宰”“天的使者”“天神”等。裕固族崇拜山神的方式体现为祭“鄂博”，通过祭祀“鄂博”祈求天地之神保佑风调雨顺、人畜兴旺。
裕固族敬“汗点格尔”的习俗也由“也赫哲”主持。届时僧人与信众汇聚一堂，到每一处水源前诵经祈福，同时也可聚会游玩，通过盛大的敬奉仪式来辟邪保平安。
摩尼教，创立于公元3世纪的波斯（今伊朗），因创始人的名字摩尼而得名。从教义上讲，摩尼教脱胎于琐罗亚斯德教，继而糅合佛教与基督教的部分教义而成。从教理上讲，摩尼教主张世界由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对立，并且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因此，摩尼教崇拜光明之神，故又称“明教”。
2.灵魂。在早期人类那里，人们普遍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肉体是具体的、摸得着的，灵魂是虚幻的、摸不着的。灵魂附在肉体上，做梦、生病则是灵魂暂时离开肉体的反映，一旦灵魂离开肉体不归，人就死了。但是，肉体虽然腐烂了，灵魂却能变成鬼或鬼魂”[2] 146。在人们最初的意识里，灵魂有血缘、远近和亲疏之别，灵魂都归故乡，由祖先管理。“灵魂信仰不限于人，也涉及自然神、图腾，包括人类自身役使的牛马和使用的器物。它们有些还被奉为神灵，有牛神、马神、鸡神、门神、宅神、井神、床神、灶神、仓神、船神等”[2] 147。
3.图腾。“图腾”源自北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族”或“它的标记”。在早期人类那里，普遍认为特定部族的人与某种动物、植物之间有特殊的亲缘关系。“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图腾，并以该图腾为保护神、徽号和象征。在同一图腾内禁止通婚。图腾还有一定的祭祀和禁忌”[2] 148。裕固族的主要图腾崇拜为狼。
4.祖先神。祖先神是灵魂崇拜的一种延续，由于人们相信灵魂不朽，因此祖先灵魂便成为部族的保护神。在裕固族先民那里，就有祖先崇拜的习俗。东迁之后，受汉文化的影响，裕固族的祖先崇拜观念更为加深。
5.行业神。行业神指的是各行各业敬拜的行业祖神或保护神。裕固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为游牧，因此在他们的牧群中通常会突出“神羊”“神马”的地位。
此外，麦默通微创旋切术患者术前的偏执因子明显高于阳性分值，术中及术后降低，可见患者于术前的偏执情绪较为明显，可为医护人员今后的临床及护理工作提供参考。强迫因子在术前、术中、术后的分值均高于阳性分值，可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是否强迫情绪高与罹患乳腺相关疾病有关，另一方面，强迫症状严重的患者是否较轻者就诊率更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二）摩尼教信仰
（3）主成分分析和相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草海主要污染物为Cd、Cr、Zn和Hg，且具有同源性，其中土法炼锌是主要的污染原因，尽管已经关闭了土法炼锌，但其污染物仍对草海具有严重的生态危害。
公元7世纪，摩尼教从波斯传入中国，并开始在回鹘人中间传播。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应回鹘请求，唐朝在长安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迁至河西走廊的回鹘人，信仰摩尼教。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整体和东部区域，鲜有学者关注欠发达地区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情况，因而难以具体分析我国各区域产城融合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对于产城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某一类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并且已有研究鲜有在产、城、人三者融合互促的基础上去探讨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以产、城、人三者融合为基本思路框架，对新疆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同时对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最后提出促进新疆产城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平日里，裕固族还有好多日常生活禁忌。如小孩子不能用手指指太阳和月亮，在他们的观念里太阳是父亲的象征，月亮是母亲的象征；禁止向松树、柏树泼脏物，因为它们是纯洁的植物，是香料的原材料；通常做饭时，如果灶火不旺，人们以为是灶神不高兴了，于是便拿几根松树、柏树枝投进灶火，以沟通神灵，祈求火焰旺盛，等等。
摩尼教对西迁后的回鹘人影响深远。11世纪初，佛教开始在河西回鹘境内兴盛，当时回鹘民众同时信奉佛教和摩尼教。“甘州回鹘汉国称雄河西时，也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沙洲国（今敦煌一带）已成为佛教中心，佛教开始向回鹘渗透……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信奉摩尼教，或者说摩尼教和佛教及其他宗教并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谈到了这种情况。他说：回鹘‘可汗属于迪纳维尔教派（属摩尼教的一个派别）。每天有三四百个迪纳维尔徒众聚集在他的宫廷周围，高声诵读摩尼的著作。但它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在他的城市和统治区内，基督教徒、祆教徒和佛教徒都并行存在’”[1]。
历史遗迹中也能发现裕固族先民信奉摩尼教和佛教共存的场景。“在回纥人的佛教壁画中，佛的现象往往带有摩尼教光明之神的一些特征。最突出的标志是所有的佛都带有光芒四射的巨大光轮。不仅如此，在壁画中，所有的正面人物、供养人、僧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有光轮环绕。同时，很多供养人和僧人手中都拿着花枝。这种花枝的原型是一种蔬菜，因为在摩尼教中蔬菜是生命和复活的象征”[3] 193。
本文首先利用Hausman检验对模型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判断。为了便于观察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影响，我们采用逐步引入解释变量的回归方法。最后，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摩尼教产生于古波斯的农业社会，当时的农业部落频繁遭受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掠夺。因此摩尼教倡导素食，反对杀生。摩尼教的基本戒律为倡导“诚信、忍辱、具足、智慧、怜悯”，称之为“五明”，反对“贪、淫、盗、怨、痴”，称之为“五毒”。这些伦理规范传入之后对裕固族民族性格中的祥和、安定成分产生了积极影响。
摩尼教典型的传播特征是集商业、宗教于一身，这种特征在甘州回鹘地区的表现较为明显。阿·格·马利夫肯在《九至十二世纪的回鹘国》一书记述了许多甘州回鹘商人到燕京（今北京）经商的事例，甘州回鹘商人除直接贩卖物品外，还兼做牙客，辨别出珍宝的真伪。
在裕固族的生活中，摩尼教文化遗迹不多，但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探究，摩尼教信仰使裕固族先民摆脱了早期“逐水草而徙”的单一游牧生活方式，走向了畜牧、商业等多种生活方式发展的繁荣之路，最终在丝绸之路上大放光彩。
张仲平咳嗽一声，道：“我告诉你徐艺，拿它去砸你刚才提到的那两个人，风险会更大，那是一种法律上的风险，我们做生意的，冒不起。”
（三）佛教信仰
唐末、五代时期，摩尼教与佛教在中国北方并行兴盛。宋代以后中原地区禁止摩尼教流传，因此只有“华北之摩尼教”零星秘密传播。宋代前期河西故地属甘州回鹘，当时佛教在河西境内广为传播，甘州回鹘把摩尼教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造，与佛教相结合，至此，佛教在甘州回鹘中普及。
1208年，兴起的西夏国攻破甘州城，回鹘人四处奔离，其中一支西奔沙州（今敦煌一带）。当时沙州是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这里西域和中原高僧汇聚，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坐落于此。西迁的回鹘到沙州时，沙州处在曹顺的统治之下，曹氏家族世代承袭归义军节度使头衔，在当地影响深远。甘州回鹘到达沙州不久便与其通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早已信奉佛教的甘州回鹘，游牧于佛教中心沙州地区，并与世代信奉佛教的沙州曹氏结合，其时间虽然仅有短短八年，而在甘州回鹘的佛教史上肯定有重要的作用，大大加深了回鹘人的佛教信念”[1]。
西夏国占据瓜、沙地带之后，迫使回鹘人再次南迁，至柴达木盆地西缘游牧，这时被称作“沙州回鹘”或“黄头回鹘”。1226年蒙古西征，这部分回鹘人归于蒙古，被称作“撒里维吾”。从宋代的甘州回鹘到之后的黄头回鹘、撒里维吾，裕固族先民一直以佛教为主要信仰。
“‘联合体’的前身是‘联合社’。虽然都是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合，但‘联合社’只有一产(农业)，与二、三产业脱节，农业经营主体从农产品深加工及服务环节获益偏少。”韩素兰回忆，2012年夏天，宿州市委一位负责人在“联合社”考察时提出，要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打通一二三产业，跳出就农业发展农业的模式。当年9月，意利达创建了首个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引入加工型、服务型龙头企业的同时，构建上下游衔接配套的全产业链，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加工、流通、储运、生态、旅游、文化等产业联动的多功能综合性生产经营体系。
甘州回鹘的故地河西是佛教北传在西北的最主要的中心之一，北传佛教进入河西便演变为汉传佛教，属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伦理宗教思想延续了事无常定、人生苦短的基本理论，倡导人生的理想境界为“实相涅槃”。“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的解脱，由此提出了‘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口号，相应地又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菩萨行’——‘六度’。‘度’是梵文Paramita（婆罗密多）的意译，意谓由生死此岸渡入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途径和方法，这是大乘佛教修习的主要内容。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4] 23。在此基础上，“大乘佛教继承、改造并发展了小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它以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为道德出发点，强调‘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觉觉人’的伦理准则，以个人解脱和众人解脱的统一为真正解脱的目标，由此增加了善待人际关系和关心社会的新内容”[4] 29。这种伦理价值观为今天裕固族倡导的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绿色文明的道德风尚奠定了思想基础。
1.3.2 外泌体摄入实验 将hucMSCs细胞（3×104/孔）接种于预先放入细胞爬片的24孔板，贴壁后将PKH26预染的Piwil2-iCSCs外泌体（80 μg/mL）加入孔板中共培养3、6、12、24 h后，4%多聚甲醛中固定细胞爬片20 min，PBS清洗3次，DAPI室温染色1 h，PBS清洗3次，抗荧光淬灭剂封片后置于荧光显微镜下拍照。
由于体温测量节点采用穿戴式且患者会在医院活动，所以在医院所有公共区域设置路由器节点，患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外一个区域时，ZigBee通信协议自动脱离前一个路由器重新自动加入当前区域路由器，路由器节点再将数据发送到协调器。协调器模块的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对数据的接收、处理并将处理好的数据通过串口传送给PC客户端。
（四）藏传佛教信仰及复兴
元朝建立前后，藏传佛教（喇嘛教）传入回鹘，开始时信仰花教，后来转向信仰黄教。在裕固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明朝建立以后，为稳固西北边疆，仍重用蒙古幽王家族势力，积极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至清朝，格鲁派在裕固地区占主导地位，并逐步发展成为裕固族全民信奉的宗教。
此后，裕固族各部落再没有进行大的迁徙。“在长达几百年的岁月里，裕固族和祁连山里的藏族各部以‘茶马户’身份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融合，互通有无。到民国初，深入祁连山的藏蒙委员会调查组已经不能很好地区别二者，可见裕固族和藏族文化的融合是非常突出的。裕固族形成的复杂历史经历，昭示着裕固族文化的纷繁多样，这种文化顺延至今在不断发生变化，文化的摒弃与吸收在历史的盛衰中完成，伴随着民族历史发展表现最为清晰的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的演进直接制约着民族文化的构成”[5]。
从族源角度考究，最先裕固族先祖回纥在蒙古高原上繁衍生息，曾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回纥被灭之后，部众西迁，一部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纥；一部迁葱岭西楚河一带，称葱岭西回鹘；一部迁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迁河西的回鹘于895年建甘州回鹘政权。1208年，甘州回鹘被西夏所灭，部众四散，其中一支西迁至敦煌，在这里游牧、繁衍生息，发展形成新的部族“黄头回纥（萨里畏兀）”。1226年，蒙古铁骑攻下萨里畏兀地区，后委派幽王家族镇守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元朝起，黄头回鹘和以幽王家族为主的蒙古族开始融合。明朝中叶，萨里畏兀地区战乱不断，随之又适逢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西域伊斯兰教势力东扩，不断侵扰萨里畏兀地区。这一切促使萨里畏兀人陆续内迁，明政府将东迁的萨里畏兀安置到甘州、肃州一带。
藏传佛教在裕固族聚居区的发展兴盛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请佛念经。起初裕固族没有本族的僧人，也没有人懂藏文，对深奥的藏经解释不清。为解决诵读理解佛经的困难，就专程派人到青海、西藏请回活佛、喇嘛帮助修建寺院，主持教务，讲经传法。第二阶段为取经阶段。随着寺院的新建和僧人的增加，人们对于经典的渴求成为信仰延续的焦点，当时因为宗教纠纷，常常出现死伤现象。为解决纷争，宗王大头目的嘎达（即妻子）花三年时间从嘉嘎儿（西藏）取回了大包经（藏经），大包经请回之后受到七族黄番的供奉，兴建康隆寺，将之供奉在内，成为裕固族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第三阶段为广建寺院。裕固族先前以游牧为主，居住分散，藏传佛教兴盛以后，为了便于佛事活动，各部落依据自己的分布状况都修建了自己的寺院，因此民间流传“什么部落有什么寺”的说法。至新中国成立前共有10座寺院，均有相当规模。
二、裕固族民间信仰演变与道德生活的变迁
（一）萨满教遗存与社会生活中的禁忌
明朝中叶，“萨里畏兀尔”东迁游牧于祁连山区（这里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故乡毗邻）。之后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兴盛起来，出现了许多寺院和僧人。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并按藏传佛教教规开展宗教活动，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和生产。“裕固人虔信佛法、追求来世、送子入寺、烧香拜佛，藏传佛教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精神家园和终极价值。其影响不仅限于精神领域方面，还深入社会生活诸方面，在日常习俗中尤为明显”[7]，每逢重大事项，都要请僧人占卜念经，喇嘛的社会地位很高，受到人们的尊重。
细小有力的腰身，可以灵活地扭转、有弹性地摆动，既是富于生命力的表现，又是生育力旺盛的标志。荷兰某医院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细腰女子怀孕的机会几乎是粗腰同龄女子的两倍。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体型的追求更为突出，如果一个成年女性拥有女大学生一样苗条的身材，无疑，她的魅力是不容否认的。现代虽然不再把女性的生育能力看作美丽的标准之一，但纤细的腰肢也代表一个人喜爱运动，注重生活情趣。相对而言的细腰，标志着美丽、健康、长寿，可以打动人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
裕固族社会生活中的萨满教遗存及禁忌，主要表现为对火的崇拜、敬奉“汉点格尔”、祭“敖包”习俗、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禁食“尖嘴圆蹄”动物肉等。
在萨满教里，火被称为神，是值得崇拜的对象。裕固族新娘在进婆家干家务的第一天天亮前，一般要起床进厨房拿起火磏子打柴草，其目的是祭火神，火旺更预示新媳妇能干。
萨满教有着敬天的观念，具体到裕固族里就是敬奉“汗点格尔”的习俗。在裕固语中“点格尔”是“天”的意思，“汗”指的是“可汗”，“汗点格尔”意为“天神”，即敬天活动。裕固族人的帐篷里都敬汗点格尔，敬“点格尔汗”的仪式由专门的神职人员“也赫哲”担任，“也赫哲”为男性，通常为父子相传。他们通常在一根细毛绳上面缠上各种牲畜的毛穗和布条，下端挂上一个小白布袋，里面装有带皮和脱皮的五谷杂粮，将之供奉在帐篷内的左上方。一般每年有两次大的敬奉“汗点格尔”仪式，由“也赫哲”主持。一次主要在农历正月，通常每家都请“也赫哲”敬“点格尔汗”；另一次在秋后，不一定每家都要请“也赫哲”敬奉。
敬奉“点格尔汗”的习俗现在已经淡出，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禁忌在裕固族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比如去牧民家做客，枪支、弹药、牧鞭、生皮和生肉是不能带入帐篷的，忌讳穿红衣服、骑红马的人走进帐篷，通常认为“点格尔汗”不喜欢这些东西。
裕固族祭鄂博，也称祭敖包，是萨满教遗留的主要祭祀活动。“所谓敖包，即在一高处垒上众多的砂土石块，并用五、六尺长的木椽子做成，插上树枝柳条，点火燃香，献马供养，巫师跳绳或僧人念经，进行种种宗教仪式。平时经过此地定要下马，或洒祭酒食，叩头祈祷，或添上垒石，剪下马尾、马鬃及各色布条，系于敖包以求万吉”[6] 293。
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一样，裕固族部落的图腾崇拜是狼。东部裕固族把狼称为“天格尔闹盖”，意为天狗。在流传至今的裕固族民间故事和叙事诗中，有许多地方提到狼，狼在裕固族心目中表现为战无不胜的象征。裕固族还有对鸟的崇拜，《天鹅湖》中叙述了天鹅帮助牧羊小伙的动人故事。
裕固族忌食“尖嘴圆蹄”动物，尖嘴是指嘴巴尖的动物，主要包括大雁、鹰、麻雀、鸡等。圆蹄是指四只蹄子是圆形的动物，包括狼、马、狗、驴等。在萨满教里，萨满能沟通天和人，萨满去天界乘的是鹰、大雁等尖嘴动物，因此裕固族禁食尖嘴动物。而驴、马则是畜牧业生产的主要工具，因此也禁食类似圆蹄的动物。裕固族游牧生活中经常在各类牧群中选择“首领”，称之为“神马”“神牛”“神羊”，在这些神畜的前胛上系条红布作为标识，选定的神畜不许杀食或坐骑。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历史的、战略的、全局的高度来思考、审视、谋划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运用科学方法论正确处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若干关系；以创新精神做好文化与旅游、经济相结合的文章，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公元763年，回纥汗国奉摩尼教为国教。回纥败于黠戛斯后，西迁河西走廊的回纥人逐渐接受佛教，但并没有放弃摩尼教，在甘州回鹘人中摩尼教与佛教并列流行了数百年。13世纪以后，摩尼教在当地衰落，15世纪末完全让位于佛教。
裕固族特别注重辈分关系，晚辈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在牧区一般晚辈骑马遇上长辈，都会早早下马在路旁恭礼问候。祖先崇拜深刻影响着裕固族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的裕固族聚居区存在着盛大的祖先祭祀活动。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几经迁徙，裕固族始终没有放弃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秉承了北方游牧民族固有的萨满教“崇尚自然、敬天畏地”的传统，这种传统深深地融入到了裕固族的日常生活当中。
（二）藏传佛教教义、场所、佛事活动与道德生活
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回纥先民那里，裕固族就信奉萨满教，后来随着历史的更替他们信仰过摩尼教和汉传佛教，现在几乎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然而在裕固族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保留了许多的萨满教残余，如“回鹘人认为往人身上浇水或泼水可以消灾去病，春季人们成群结队去佛寺进香，并在路上用弓箭射一切见到的东西，认为这样可以祛灾等。这些习俗在现在的裕固族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在婚礼中，新娘被迎娶到新郎家门口时，新郎要用柳条弓箭射新娘，射中为吉利，认为这样可以祛邪”[6] 291。
裕固族聚居区的寺院由来已久，有些建筑宏伟，寺院里均塑绘了神像，并且藏有藏文典籍。原有10座寺院，均属藏传佛教格鲁派，其中古佛寺（也称黄藏寺）建立最早，始于16世纪30年代。其他的康隆寺、红湾寺、景耀寺、长沟寺、明海寺、莲花寺、水关寺、转轮寺、寺大隆寺9座寺院，都建于清代。康隆寺的规模最大，可同时容纳500人诵经。大的寺院有二三十个僧人，小寺有十人左右，内部僧人等级严格。大的寺院有活佛、堪布（法台）、僧官（管家），小寺只有僧官或提经。活佛在寺院里地位最高，通过“转世”继承；堪布、管家也属宗教上层，在裕固族那里堪布也可转世；僧官、提经一般由谙熟经典或有威望的僧人担任；班弟（贫苦僧人）的地位最低。
裕固族聚居区的寺院每年有四次佛事大会，会期一般在农历正月初十至十五、四月十四至十六、六月初十至十五、十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每月十五还有一次小会。
正月大会是裕固族一年最隆重的聚会，大会当天男女老少都要穿上新衣服到寺院点灯烧香。寺院里会炸油果子、做馍馍、宰羊。届时，喇嘛会把红枣撒在人群中，表示大吉大利。大会的主体仪式是跳“护法”，通常二十几个僧人戴假面具跳神，信众在四周跪拜。
四月大会主要是斋戒、转经轮、念嘛呢，十四日晚至十六日晨寺院里的喇嘛、堪布及僧人要闭斋两天，通常只喝些酥油茶，而且喝茶前要漱口，忌食肉食、辣椒葱蒜等刺激物。当然也禁止闲谈。闭斋完开斋节时，信众会去寺院，大家漱口之后都会吃用大米拌酥油做成的“开斋团子”。十五日清晨，裕固民众会身着盛装，来到寺院，用手轻轻转动经轮，念嘛呢。
高潮连发了“玫瑰”、“示爱”、“拥抱”的表情，接着回了一句“真的吃醋，也真的有事”，又发了一个“再见”的表情，不由分说，就匆匆地退下了QQ。
九月和十月大会是纪念性的聚会，是为了纪念宗教领袖宗喀巴出生和逝世的日子。
斯普金斯开始通过显微镜观察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鼠的血管，疾病早期，人们可以在脑膜层发现癌细胞。“我们看了又看，但是从来没有在老鼠模型中发现通过这些浅表血管进行循环的白血病细胞。”斯普金斯说。“我们当时真的很困惑，没有答案，就把研究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
藏传佛教把信仰实践建立在道德实践的基础上，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修养。藏传佛教传入裕固族聚居区之后，它的道德观念深刻地影响着裕固族的社会生活。
藏传佛教对裕固族的生产、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如婚丧嫁娶要请僧人选定日期，小孩出生要请僧人起经名，牧区遇有灾害要请僧人念经，等等。“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禁忌：俗人禁呼僧人的名字；俗人骑马经过寺院时，必须早早地下马走过去；在寺院附近不能大声说话；男人进寺院拜佛时只能从左边进去，女人只能从右边进；妇女不能到佛像跟前去，产妇不能进寺院等”[8]。这些禁忌并不代表禁欲，早期的寺院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规，但对禁欲无特别规定，寺院的僧人也有成家的现象。“有的宗教首领还把教旨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寺院房产为校舍兴办教育，认为‘培植人才’亦是‘普渡众生’的道德之举”[9]。
藏传佛教的信仰道德突出地表现为普度众生的慈悲利他胸怀，这种信仰道德是裕固族聚居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主导，它讲求慈悲善良、乐于奉献的道德观念可以有效解决由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冲突而引发的道德危机，消除道德领域中的各种假恶丑现象。它视众生平等，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有灵气。这种道德观念有助于化解人与自然冲突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
裕固族的藏传佛教与藏区的藏传佛教相比较有着鲜明的特征：“特点之一，在藏族地区，只有活佛才能转世，而裕固地区的堪布也可以转世；之二，在藏传佛教普及的情况下，萨满教的遗迹依然存在；之三，在藏族地区入寺为僧的喇嘛，教规是不准娶妻生子的，但是在裕固地区却是准许的；之四，在裕固地区喇嘛教寺院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兴办现代学校教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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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寺院被全部拆毁，大量经典被焚烧，教职人员被迫还俗。改革开放以后，寺院获得重建，部分教职人员主动返回各寺，这样当地的藏传佛教再次发展起来。目前裕固族聚居区的藏传佛教有康隆寺、明海寺、长沟寺、红湾寺和德聚寺5座，僧人10名左右。
目前，尽管藏传佛教仍然是裕固族的主要宗教信仰，但中规中矩念经拜佛的人少了，群众家里也很少看到佛龛，反而是祭鄂博等民间信仰形式获得较大发展。
进入2000年以后，裕固族聚居区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结构重组，这给当地人的宗教信仰带来极大冲击。“在肃南，裕固族对藏传佛教崇信而不迷着，人们不再把出世成佛教视为毋容置疑的生命归宿，他们的目光逐渐由彼岸拉回到此岸，信教的目的现实多了”[11]。
（三）民间信仰中的道德生活
裕固族的主要宗教信仰为藏传佛教，祭祀鄂博、崇拜山神是裕固族规模最大的民间信仰。裕固族通过祭祀鄂博来祈求天地之神的保佑，希望能风调雨顺、人畜兴旺，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裕固族外，肃南境内的藏族、蒙古族也祭鄂博，其内容大同小异。裕固族祭“鄂博”没有固定的时间，由各部落自己选定。鄂博通常设在山顶或山坡上，具体位置由大寺院的高僧根据其功用、特定地形，通过占卜、诵经等仪式确定。鄂博选用五、六米长的松木椽子，并在椽子尖端缠上羊毛做成。祭鄂博之前，在鄂博的四周要扎起白色的帐篷，并请上喇嘛诵经，之后向每家每户通知祭鄂博的具体时间。祭祀当天每户人家至少要出一位家长参加，祭鄂博选用的“神羊”通常为青色或白色的公山羊，长相要好，从小不剪毛，须精心牧养，并在其右肩部拴上红色或蓝色布条，作为标识。“祭祀仪式开始，先由喇嘛念经，然后在‘神羊’的头上抹些酥油，再在羊头、养背上浇水，待羊全身发颤时宰羊，叫做‘献祭’。羊肉要分给大家，喇嘛要分‘头背子’”[3] 207。
近年来裕固族民间掀起了兴修鄂博、祭祀山神的活动，重建或新建了30多个鄂博，几乎每个村都有。在县城南的桦树湾还新建了大经轮（香巴拉却料）。裕固族祭鄂博历史悠久，祭鄂博是祭天地日月、山神路神，祈求风调雨顺、消灾免难的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活动。以前祭鄂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祈求消灾弥祸、家庭平安、风调雨顺、牲畜兴旺，现在随着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祭鄂博在仪式、过程和内容等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方面，过去祭鄂博的仪式由“也赫哲”和藏传佛教僧人同时主持，但现在由于“也赫哲”的绝迹，祭拜仪式主要由藏传佛教僧人主持，所颂经文和具体仪式都参照藏传佛教。本地区僧人减少，且祭鄂博集中在农历六、七月份，因此活动程序大为简化。另一方面，过去祭鄂博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现在则演变成为一种集宗教、娱乐和商贸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以前祭鄂博时举行的赛马、摔跤等各种竞技比赛已被邻里亲朋好友聚会所取代，大家欢聚唱歌、喝酒，商业气息浓厚，举办地更像一次集市。
裕固族民间信仰还体现在庄重的祭祀祖先上，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的庙会实质就是祭祀先人。这一天人们要炸油饼、备奶茶、宰羊、给先人烧纸。除此之外还会在除夕当天去先人坟上烧纸，通过口头向祖上汇报自家近一年生活的基本状况，并祈求先人保佑，以获得来年的发展。每年的清明节人们都要去自家的祖坟做专程祭祀活动，当然家里有人去世，还有与汉族类似的祭祀方式，讲究周年纪念。
在裕固族聚居区，信仰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裕固族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藏传佛教是裕固族的主要信仰，但与藏族地区相比，又有着自身的民族特色。其特色在于裕固族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保留着萨满教的成分，他们既有自己的喇嘛活佛，也有自己的“也赫哲”。在虔心崇信佛、法、僧三宝的同时，也敬奉“汗点格尔”，还保留祭鄂博、煨桑、转经等大量民间信仰仪式。藏传佛教、萨满教遗迹及其它民间信仰仪式在裕固人的信仰中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有着互补的作用。
裕固族的民间信仰有着“入乡随俗”的宽广包容性，随着历史上先民的数次迁徙，生产生活方式的几度变迁，其社会规范功能日趋明显。在社会生活中，除去成文法的规范之外，民间信仰道德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往到精神信仰，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三、结语
裕固族的信仰随着历史的变迁几经演变，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最早在回纥时，信奉萨满教；公元7世纪前后，摩尼教从波斯传入中国，并在回鹘人中传播；回鹘西迁甘州，地处河西佛教兴盛区，佛教在回鹘中广为传播，成为甘州回鹘的主要信仰；元统治后，藏传佛教传入萨里畏吾地区，开始时萨加派兴盛，后信仰佛教，清朝时期，格鲁派成为裕固族的主要信仰。裕固族的信仰在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迁，但不是一种信仰完全取代另一种信仰。因此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裕固族的信仰呈现出以藏传佛教为主导，又糅合多种宗教文化的样态。裕固族的宗教信仰去除迷信的成分，往往有着自身运行的社会正功能。就其宗教信仰与道德生活的关系而言，宗教信仰通过“祖先崇拜”“因果报应”“积善成德”等一系列传统德性观念，建立起共同的道德伦理，有助于调节并且整合裕固族聚居区的社会生活。
在城市化、信息化大力发展的当下，裕固族聚居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促使当地人的宗教信仰出现普遍淡化的趋势。“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裕固族人民的宗教生活也发生着变化，电视媒体的介入和便利的交通，为裕固人与外界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外出上学和打工的人数不断增多，使得牧区牧民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宗教文化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以佛教寺院为主的单一文化，发展为以社会、学校教育为主的多元文化”[12]。信教群众宗教观念愈发淡薄，敬“汗点格尔”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坚持拜佛的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生活习俗和信仰观念经受社会变迁影响的背景下，裕固族传统的宗教道德观正在经历世俗化的挑战。有理由相信，裕固族文化的包容性将为新时代的裕固族道德建设提供新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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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969/j.issn.1009-0339.2019.02.015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339（2019）02－0083-08
收稿日期： 2019-03-05
基金项目： 2017年甘肃行政学院子智库建设项目（GXZ1701）；2017年甘肃省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委托项目（GXW1701）；2019年甘肃社会主义学院院内课题立项项目（GSSYZB201901）。
作者简介： 王雄刚，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教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责任编辑：潘宏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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