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文化与论文,民主论文,身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现代化，必须谋求本土化基础上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北京共识”试图全面超越“华盛顿共识”，并关注社会领域的变化，从个人作用来分析问题与探索公民地位，尝试重新厘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审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公民文化的阙如及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了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而一个国家的公民若缺乏一种赋予现代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基础，如果公民对于现代制度缺乏现代的心理认同和参与，必将给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带来种种障碍。因此，探索公民身份的现代意蕴，培育和发展公民文化，加强公民教育已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之必须。
一、公民身份及其范式困境
公民身份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自轴心时代以来就被广泛的运用。到20世纪中后期，公民身份理论在欧洲社会巨大的结构变迁下，引起了各方广泛的争议与自我调整.，也使得公民身份沉寂多年后再次复兴。公民身份实际上是一个多领域、多学科的各种“实践”的集合，包括司法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通过这些实践，“人们获得了成为社会成员的能力，并相应地形塑了资源在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①实际上，这个概念所要界定的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公民何以成为社会成员，解决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公民与社会的关系；二是公民何以处理社会资源，解决的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或者简洁地说，一是权利与义务，二是制度安排。因此，公民身份的讨论总会逻辑地化约到政治领域，“公民身份本质上指的是社会成员身份在现代政治共同体中的性质”。②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公民身份界定为现代的观念，公民身份也因此被广泛地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公民身份的现代性来自于某些结构性和文化性的现代性假设：如城市文化、世俗化、宗派主义价值衰落、公民社会成长、民族国家管理框架形成等。事实上，公民身份作为一种解决公共问题的分析模型，更需要有政治哲学内在的价值冲突与整合来加以叙述。从公民身份理论的源起来看，长期存在着自由主义范式与共和主义范式的张力，或民主理论与国家理论的冲突与紧张。两种范式分别围绕着自身的核心政治价值，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建构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追求。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范式以自然法学说为基础，强调个人天赋权利，关注公民个人自由，以权利来保证个体的平等与自由。在公民与国家关系上，国家的功能仅限于保护公民个人。二战后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结合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社会背景，进一步申发了作为民主理论的公民身份：将公民身份看作由三大要素构成：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与社会的要素。“公民要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政治的要素由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社会的要素由少许的经济福利和安全权利到广泛的分享社会财富遗产的权利，以及按照社会盛行标准过一种文明生活的权利”③，分别表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鲜明地高举个人权利的旗帜，公民身份的核心，无外乎权利的保护与享有。共和主义范式的公民身份，自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政治发轫，强调公民的德性与良善，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共和国优先于个人。汉娜·阿伦特等当代政治哲学家，则把政治参与进一步放大，纳入到公民身份的核心因素中。强调对于公共生活与公共领域的参与，“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④总起来说，两种范式的差异与紧张，实质上是公民身份两个界定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对公民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不同旨趣的撇清。但两者的共同旨趣仍然在于自由，只不过在如何实现自由上实现了分野。民主理论崇尚消极自由，而国家理论崇尚积极自由。“自由主义偏好于个人自主的价值，对共同体心存怀疑，更害怕共同体强制个个承担各种责任，从而违背了个人本身的利益。”⑤与自由主义范式的公民身份理论明显不同，共和主义范式的公民身份理论，把公民教育与宗教教化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民主理论的公民身份还是国家理论的公民身份，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民主理论的公民身份在社会权利纳入其权利体系后，遭遇了福利国家普遍兴起后，平等享有社会福利与个人自利的矛盾，即社会平等与个人自由的冲突。而国家理论的公民身份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面临着公民身份的离散与多元，用国家作为解释蓝本难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问题，即共同体的内部与外部的边界消解。欧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先行实践与理论困境，往往形成一个中国问题的镜像。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解释方法，把民主理论与国家理论的公民身份进行调解，从而把公民权利与国家能力纳入统一的范式，实现两种理论的共洽。笔者认为，公民身份的现代性，可以通过挖掘公民身份预设的文化结构，以民主理论的公民文化为价值尺度，实施以国家理论的公民教育。或许，这种旨在整合两种范式之争的解释方法，能够为迈向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问题提供某种思路与参考。
二、公民文化的民主价值
现代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是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深层结构。它对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政治过程、政治结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阿尔蒙德曾把政治文化分成地方性的政治文化、臣民式政治文化和参与式政治文化这三类。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种积极状态。“公民文化”从本质上讲，是现代“公民社会”公共性精神观念体系及其外化形式。
所谓“公民文化，又称参与型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行政结构与过程的文化；公民文化中的单个成员对政治对象的各个层次可以持赞成的或不赞成的取向。”⑥公民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坚定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动力支持，舍弃了公民文化的民主制度意味着失去了支撑它存在的信念支柱和动力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参与为本色的公民文化也是民主文化，是对草根民主的极好诠释。追求民主、平等、自由，是人类作为价值主体的永恒的自我关怀和求索主题，有着普世的价值。步入21世纪的世界，在经历了几次民主化的浪潮和回流后，民主已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民主化已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公民文化的现代价值，正是对于这股潮流的积极回应，在于对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高度重视和人自身理性自觉的充分尊重。
首先，公民文化宣扬人格独立。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生理特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是体现着社会价值和意义的人，是在历史中行动着的完整的人，因而人格也就是体现这种完整的人的主体的资格，它体现着人的实践本性，是人在追求自身的命运和道德境界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存在方式。公民意味着作为个体的存在，摆脱了传统历史上种种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关系，实现了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公民不是臣民，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系统中，公民不是无为而无助的“群氓”，人是自身存在的目的，而不是一种被役使的工具，他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与精神追求。“公民与臣民不一样，在政治输入的过程中，他是一种积极的参与者——这个过程是做出政治决策的过程。”⑦人格的独立使公民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存状况，了解自己的欲求，并能以积极的姿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公民文化中内蕴的人格独立，使其在普遍意识中，把自身和政治世界区分开来，明确地意识到和确立起对于政治世界的能动的主体地位，使自身上升为政治活动的主体。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经济内蕴的平等、自由交换原则投射到政治领域，进一步坚固了公民文化中的人格独立性。因此，人格独立是公民文化得以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公民文化则又强化了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的人格独立性。
其次，公民文化崇尚宽容精神。经济的发展造成利益格局的进一步分化，使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化，各利益主体的自觉意识不断觉醒。公民在非均衡利益格局状态下，通过利益关系的不断冲突、分化、整合，力求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和集体利益中找到平衡点，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妥协、合作与忍让，逐渐铸炼了公民的宽容精神。它意味着，只有在尊重其他个体利益正当性的前提下，自身的利益要求才会得到尊重，才有实现自身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和利益的权利，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把即使是异己的要求和伸张轻易抹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充盈了公民主体自身利益伸张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这是现代社会存在的规则，是自然秩序生动的现实体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这取决于强调什么）多元的异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因此关键在于，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即在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者、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的价值和作用。”⑧从这个意义上说，宽容精神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来自公民内部的一种民主情境。
再次，公民文化强调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在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参与是民主的本质要求，是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民主意味着国家管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是合法的公民，都具有参政主政的权利。罗伯特达尔认为，所谓“民主的首要条件应该是公民的有效参与”，“在政策被社团实施前，所有的成员应当拥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以使其他成员知道他对于政策的看法”。⑨马恩和列宁对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十分重视，列宁在谈到民主时曾指出“一切民主制度都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的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是政治民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体现。政治参与对于民主进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公民通过实际的政治参与，开拓了政治视野，锻炼了参政的能力，提升了个体的政治素质，并增强了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达到了政治参与技能提高与政治系统良好运行的循环回路。因此，公民的参与政治成了公民文化的首要价值和重要特征。
公民文化所蕴涵的民主价值，无论对于原生型的民主国家还是后发型的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启迪。现代民主国家十分重视对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发展，公民文化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锲入口。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民主国家，在公民文化的根基上是薄弱的。
三、传统中国公民文化的根基性缺失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能够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而代际传承。原生型的现代民主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公民文化传统，并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中。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的现代民主国家，长达千年之久的专制统治通过代传留给后人的是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民主观念的缺失根源于民主实践的贫乏。专制主义政体扼杀了一切可以民主的萌芽，强大的专制权力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封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共同打造了等级特权关系和宗法道德纽带，并逐渐沉淀为权力、义务的双重本位，抹杀了权利价值和个人自由。章太炎所说的“因政教则成风俗，因风俗则成心理”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公民文化从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传统政治那里无法找到自己存在和壮大的根基。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高扬“民主”、“科学”的大旗，对传统道德和传统政治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以革命的反叛精神摧毁了盛行中国几千年的价值体系，造成“传统的断裂”，并力图重建新的价值标准。五四精神所张扬的“自由”、“民主”、“人权”，对广大民众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冰封已久的人性深处的民主意识开始复活，给公民文化的生成和发育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但它最终未能理想地发展成为政治民主的实践。
对旧秩序的彻底颠覆，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完成的。新中国成立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了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并以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思维下进行的民主建设，结果对民主的发展并无补益，甚至是适得其反。“革命对于破坏旧秩序（如普遍王权的制度和观念）有难以替代的意义。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历史，革命不能代替（民主）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得以学习民主政治的运作，养成民主的习惯，进而培养民主的心理。”(11)在大规模政治动员的状态下，公民文化的意义被历史曲解了，或者说，公民文化得到了不正常的发展，它以超乎热情的参与损害了民主的实质。政治思维取代了法律思维，权力立场取代了权利立场，中央集权取代了自主发展。因此，公民身份与“公民”话语体系虽然建立，但只能停留于法理的成分，无法构成社会运动的非制度性动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文化得到了适当的调适，并找到了最适宜成长的土壤。公民文化与市场经济是内在耦合的，市场的自由平等、开放多元、竞争合作、协商妥协精神，与公民文化的价值指向进行了合龙汇流。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公民社会得以逐渐发育成长，重新确立了公民身份的构成要件，使个人、社会与国家得以制度性地和谐。当然，在承认市场经济对公民文化的根源性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民众过多地关注经济利益的视野中，公民文化的价值是模糊的。而公民文化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对于人类主体性能力的提高，其价值是巨大而深远的。
四、现代国家主导下的公民教育
公民身份的获得，是法理上的一次主体性确认，而公民文化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教育的推行。在迈向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制度可以移植，模式可以借鉴，但公民文化作为非制度性的力量，却只能依赖于政治系统自身的培育与激活。在新时期，我们必须探寻公民教育的有效途径。所谓公民教育，就是国家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通过可控的制度资源对公民进行普遍、持续的教育影响，并充分动用非政府的组织资源，给予公民必要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与政治实践的训练与引导，从而赋予公民以民主理性。现代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受过教育的人，而不是毛坯状态的人，也就是经过培养而超越了作为纯粹生物存在的个人。……因为民主不单纯是一项保证多数人作决定的技术，而是一种以全体公民都负起个人责任为前提的管理制度。因此，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12)。
我国传统的公民教育存在着诸多局限，实质上是以政治教育替代了公民教育，难以适应现代政治文明所提出的要求。笔者认为，公民教育，必须秉承五四精神，在全社会展开更深层次的持久的思想启蒙运动，把以民主为核心理论的公民文化内化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并在启蒙的语境下，着重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引导公民参加政治实践，不断发掘和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拓宽公民的参政孔道和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
一在教育目标上，要以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为指向，实现从权威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变，完成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整体输送。包括协调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心理，使广大公民首先在心理上达到对政治活动目标和结果的认同；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念，形成对政治体系结构的理性评价；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理念，因而赋予社会政治生活以一定的秩序和意义。
二在教育内容上，要注重系统地培育公民意识。具体来说，公民意识就是“对自己在国家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认知上对自己公民角色的了解，在情感上对国家和特定社群的认同，在价值上奉行有序参与、平等节制、妥协宽容的理性议事规则。”(13)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权利意识，确立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各自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权益与保障；就道德意义而言，包括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公德意识；就法律意义而言，包括权利意识，主体地位意识，法治观念等等。
三在教育手段上，既要改进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扩大受教育范围，深化教育程度和提高教育效果。当前，网络的发展给公民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渠道和方式，也是政府重新思考互联网时代的治理模式的契机。网络承载了大量的政治信息，并实现了信息的交互流通，使公民能充分了解政治现状和自身的生存状况。公民通过虚拟社区的生活，可以铸炼一种民主的精神，有利于公民文化的生成；通过网络的参与，监督政治环境，有利于公民政治责任感的培养等。
四在教育途径上，除了保持传统的理论宣传优势外，更要着重于民主实践入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罗伯特达尔在谈到公民教育时曾指出：“民主国家一个势在必行的要求就是，提高公民的能力，以便公民能更智慧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14)提高公民能力，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公民实际的政治参与，因为民主实践本身具有教育功能。具体地说，要大力培育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即公民各类自主性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基层或地方自治机构，充分发挥社群、社区的服务功能和整合功能。在这里，存在两种类型的民主：一类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一类是非政治形态的民主。这两类民主对公民教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民间治理不仅形成了组织化、群体化的权力制约和平衡力量，促进了多元利益、权利保障，也增进了自生自发秩序，形成了反思对话的互动协商机制等等，从而促进了广泛的公民参与，提高了公民的自由自主、理性自律、自主发展的能力，推动公民文化的形成，
民主的精髓乃是公民的自治，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锻炼了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在“精英政治”仍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状条件下，公民首先需要在各种小规模的自治组织和初级的基层机构中学会自治，然后才有能力、有兴趣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公民在非国家的或准国家的团体或机构中养成的自尊，当他们面对国家时也要着意维护和表现出来。
五、余论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的背景下，在经济勃兴的同时，如何重新赋予国家的建构理性，凸显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主导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大写人的意义和权利，是走向大国崛起的中国应该正视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在传统政治文化无法提供足够强大而有效的本土化政治资源时，必须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姿态，兼容并蓄西方世界的政治文明成果。给予公民文化和公民教育以足够的重视与支持，使之汇成一股自下而上的非制度性力量，并与高端的制度性政治改革结合，形成整体性合力，才能适应未来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提出的挑战。
注释：
①布赖恩·特纳：《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2-3页。
②布赖恩·特纳：《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2-3页。
③T.H.Marshall,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London:Heinemann,1963,p.74.
④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0页。
⑤Keith Faulks,Citizenship,Routledge,2000,p.58.
⑥⑦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199页。
⑧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⑨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页。
⑩列宁：《列宁全集》，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96页。
(1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98页。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1页。
(13)张华青：《论社会转型期的公民文化培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4期。
(14)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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