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体汇选》“四库提要”辨误——兼论“施伯雨”撰《水浒传自序》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自序论文,提要论文,来源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辨体汇选》是明末清初贺复征编选的一部通代文章总集，长期以来“秘存抄本，传播甚稀”，直至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予以收入，始“录而存之”①，原抄本则未见传世。近年来，由于对文体学研究的重视，加之有学者在该书中发现署名“施伯雨”撰的《水浒传自序》，这部卷帙浩繁的总集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如2004年10月举行的“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吴承学、何诗海提交了《贺复征与〈文章辨体汇选〉》一文，探讨了编者的生平和著述；2006年8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学钧《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和吴光正《施耐庵“的本”〈水浒传〉考》两文，不约而同地讨论了《文章辨体汇选》的成书时间问题。以上三文，在史实问题上均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基本出发点。
一 《文章辨体汇选》“四库提要”辨误
关于贺复征的生平和家世，《四库全书总目》的介绍和考述是：
《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贺复征编。复征字仲来，丹阳人。……书中有复征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宪副昔宦夔门……时为天启甲子六月”；“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宪副为郎南都……嗣后入粤归吴”。又云：“先宫保中泠公……请师演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予以病侍行。”考丹阳贺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进士；邦泰孙世寿，万历庚戌进士，官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世寿子王盛，崇祯戊辰进士。
按之复征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俱不相合。又每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而《千顷堂书目》乃不载是编，均莫详其故也。
这里，四库馆臣提出或者说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史实问题：认为贺复征是明代人；认为复征所述父、祖的职官和任期情况与他们所“考”者“俱不相合”；认为既经黄居中、黄虞稷收藏，《文章辨体汇选》则应收入《千顷堂书目》。
先看其生平。“四库提要”仅云：“字仲来，丹阳人。”甚为简略。吴承学、何诗海首据有关方志，披露了他的小传：
贺复征，字仲来、景来，大参少子。天启时恩贡，善读书，无贵介气。积书万卷，因自号卷人。当时荐于朝，征修《熹宗实录》，事毕即归隐，遍游山水，惟以著作自娱。②
并辑录贺氏作品存目：“《白门诗草》、《吴吟》、《纪游》、《烟鬟堂集》，又选《明诗品汇》。”③ 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不厌其烦地从《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中，将贺复征本人诗文一一检出，它们分别是赠道光和尚诗四首、文七篇：《云社约》、《吴吟题辞》、《杨尔宁径山草诗题辞》、《杨尔宁经山诗草题辞》、《比丘尼海义补陀斋僧募缘疏》、《救荒末议》、《道光和尚述》等，为进一步研究其生平事迹和文化心态提供了宝贵文献。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根据复征《云社约》“予不佞复征，万历庚子年三月二十六日生”的自述，首次揭示了确切生年（1600）④。
实际上，对于贺复征的生平和创作，还可以利用更早一些的方志文献，也可以尝试翻检郡邑总集，注意专收当地人士创作的有关诗集。如在抄录《丹阳县志补遗·文苑》贺氏小传时，吴、何两先生省略了县志原有的十四字：“所辑《文章辨体汇选》，《四库存目》。同上。”文末小注“同上”二字，对于研究贺复征来说相当重要，说明民国中期修纂《丹阳县志补遗》时，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同上”之“上”，所指为贺复征上一位的贺创基小传出处：“《曲阿诗综》小传”。曲阿乃秦、汉县名，唐代天宝改为丹阳；嘉道年间邑人刘会恩编《曲阿诗综》，至今尚存。虽有微瑕，然必须强调的是，《贺复征与〈文章辨体汇选〉》是第一篇较为全面地阐述贺复征这部文章总集产生的学术背景、编撰体例及其文体学研究史料价值的重要论文。
再看其家世。对于四库馆臣所谓“复征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与贺邦泰、世寿、王盛事迹“俱不相合”的疑问，吴、何之文仅在“复征父、祖皆信奉佛法，优养沙门”一段的脚注中，说“复征文中，所涉时地、人事皆言之凿凿，当无差错。馆臣所见，容有未备者”，既怀疑馆臣之论未必成立，又受馆臣之论影响，认为“先宫保中泠公”为其祖。有关问题，如能对方志进一步加以利用的话，四库馆臣的疑问可以解答。
首先，丹阳贺氏晚明登进士者，除“四库提要”中提及的嘉靖三十八年进士贺邦泰、万历三十八年贺世寿（原名烺）、崇祯元年贺王盛三位外，还有天启五年贺鼎、崇祯四年贺儒修。贺复征文中提及所谓“宫保”和“宪副”，在当时分别指称的是太子太保、少保和按察副使（宋代称诸路提点刑狱公事为“宪司”，负责调查疑难案件，劝课农桑，和代表朝廷考核官吏等事；于明代，则相当于按察司之职），在有关方志中，登进士诸贺则无官“宫保”和“宪副”之职者。太子太保、少保在明代已经无定员、无专授，而为重要文臣的兼官、加官或赠官。能得此荣誉虚衔，惟贺世寿有可能。其于晚明历任太仆寺少卿、兵部侍郎，南明时官至户部尚书⑤ （或称“户部督仓尚书”⑥），是明代丹阳贺氏官职最显赫者。尤其是贺复征在文中先后述及“余奉师于城西之六度庵，先宫保中冷公为之倡”和“宫保公结静室于净香池”⑦，“中泠”或“中冷”必为字号之属，“净香池”当为室名。而据《千顷堂书目》著录：“贺世寿《净香池稿》七卷又《诗稿》四卷。字中冷，丹阳人。仓场总督、户部尚书。”⑧ 这则记载，证实了此人就是“先宫保中冷公”的猜想。方志记载贺学仁“以子世寿累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⑨，也验证了笔者的推论。
弄清楚“先宫保中冷公”即贺世寿，再来解决“先宪副”是何许人的问题便相对容易了。翻检光绪县志，有一人进入我们的视野：
贺纳贤，字治原，万历庚子举人，补桐城教谕，迁知攸县，治行为湖南第一。忤显要意，量移巴州佐……擢夔州郡丞，迁南户部员外，出守庆远。……晋按察副使，备兵本省，致仕归。家居，建祠设义田。又十余年卒，年八十五，祀乡贤。子有征，官平凉通判；燕征，《文苑》有传。⑩
据此可知，贺纳贤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历任四川夔州府丞、南京户部员外郎、广西庆远知府，官至广西按察副使。此人仕履，与贺复征对“家大人”“昔宦夔门”、继“为郎南都”，“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并最终官至“宪副”的回忆，顺序完全一致。只是记载其子是有征、燕征而不及复征之名；而上引《丹阳县志补遗》所载贺复征小传，又未言其父兄为何许人。那么，复征与有征、燕征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在乾隆《镇江府志》贺纳贤传内，有如下文字：“子有征，平凉通判，有吏干；复征，以明经校《熹宗实录》，嗜学，积书至数万卷。”(11) 由此可知，纳贤有三子，分别是：有征、复征、燕征。光绪《丹阳县志》云复征为“少子”，从自称“行二”(12) 看，可能性不大。其弟燕征少有文名，“入复社，与张天如、周仲驭、杨维斗诸君子游，声誉益起；南都建，当事以知兵荐，参赞兵部，与阮、马不和，弃官归”(13)。所著有《玉筐集》已佚，为陈际泰序(14)；在《京江耆旧集》中，存其诗歌五首(15)。稍有疑问的是，在陈继儒撰于崇祯九年丙子贺纳贤八十寿序的文章中，只提到“长公大来、次公仲来……大来台察以边才荐，仲来词赋古今文，识者拟之于金马木天之间”(16)，而丝毫未涉燕征。
陈继儒撰贺纳贤寿序未见学者征引，是研究贺复征家世的重要史料，现摘录如下：
岁丙子季冬，景崖贺大夫届八帙……仲来曰：“无已，姑征陈子数行，以介眉寿，何如？”余唯唯。贺氏称朱方鼎族，环佩相击，簪笏相摩，气节功名，至今巍然炬赫于朝野，而屈指鲁灵光，则惟八十之景崖公在。公自少茕而贫，倾田产葬亲，赖周恭人辟纑佐之。四十犹诸生，远近诸孝秀，北面负墙以请者甚众。万历庚子举于乡，是年得复征仲来，羔羊填户外。乃甲辰竟挂乙榜，初铎桐城，再铎仪真……癸丑令楚之攸县，兴除利害，作士劝农，两台啧啧，叹赏有古循吏风。而楚显者拟以台中饵公，公贫不能应。越两日，而出守蜀州矣。巴在万山中，值渝城兵变，公谕诸父老惟力是捍。退语其子曰：脱不测，后园清水中吾阖门就义处也。已而幸无恙，转夔郡丞，拮据七年，仅擢南司农尚书郎。两叙军功，一晋级阶，幕府但以常调报公，公略不介意。戊辰分司浦口，己巳督铸宝源。积贮顿饶，而公独凛凛，砺伯夷之操。主爵失欢，于是有庆远之命。粤城斗大，四面多獠爨杂居。俄土司变作，公密搜方略，擒缚元凶。当事者方倚公如长城，备兵本省，而公乞赍捧差拂衣归矣。
由此文撰于崇祯九年，可知纳贤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县志云其享年八十五岁，则应逝于崇祯十四年（1641）。然由其子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17)，致仕归吴后，“十年之间，（道光和尚）师岁一至丹阳”与纳贤相会“为故事”(18)，崇祯四年（1631）始赴庆远任，卸任归吴后尚有十年之寿，似乎不止县志所云“年八十五”。纳贤号景崖，崇祯元年分司浦口，二年督铸钱币，亦是此篇寿序提供的信息。
弄清贺复征文中所云“先宪副”和“先宫保”分别是指贺纳贤和贺世寿，且纳贤是其父，并不能顺理成章地说世寿就是其祖。世寿子为贺王盛（？—1645），而贺复征称同样“行二”的贺王醇为“家弟”(19)，他们只能是同族兄弟的关系。贺王醇（1606—？）字鲁缝，晚明先后入东林、复社，“父世寿，兄王盛”(20)。有王醇为中介，可知复征与王盛乃同辈；再由纳贤父名承恩（见下）、世寿父名学仁，可知世寿只能是复征同族的叔伯。故“四库提要”所引贺复征诸文，除了“家大人”是确称其父外，“先宪副”和“先宫保”在词义上并非一定是指已经去世的祖或父。免去姓氏而仅用“先”字，在这里只是对同宗已逝尊长的敬辞（参《汉语大词典》“先”之15义）。“四库提要”“按之复征所序祖、父……俱不相合”云云，吴、何先生据此而说“复征父、祖皆有仕宦功名”，有关“祖”的判断，与史无征。据有关史料，其祖贺承恩，无功名可考，家贫早逝(21)，“以子纳贤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22)。
虽然我们不能判定贺世寿与贺复征确切的血缘关系，但是将“先宫保”确定为贺世寿，对于《文章辨体汇选》的研究来说，却是有意义的。
《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为“明贺复征编”，并不解为何此书“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而《千顷堂书目》乃不载是编”；光绪、民国方志凡记贺复征事迹、著述处，亦皆以明人视之。对此误解，吴、何之文已经做出了较好的回答：“该书收贺复征所作《杨尔宁经山诗草题辞》既说尔宁卒于顺治四年，则此文的写作，必然不会早于这一年；此书的最后编定，也必然在顺治四年之后。……大抵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不录清人著作，而《文章辨体汇选》成书已在入清之后，故‘不载是编’。”(23) 结论甚当。只是说杨尔宁“卒于顺治四年”属于笔误，他们所引《杨尔宁经山诗草题辞》作：“嗟乎，江海横流，不遑安处，而犹切切不废啸歌，寄情吟咏，则其心更苦甚。故于丙戌。”丙戌指顺治三年（1646）(24)，后四字以属下为妥：“故于丙戌前后所得，复诠次之，题曰《经山诗草》，刻《径山诗》后。”（从全篇行文语气看，并无杨氏已经去世的意思。）杨尔宁名志远，此人生卒是可确考的：《云社约》载其“万历己酉年五月二十六日生”，即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方志著录其“卒年六十有五”(25)，则死于康熙十二年（1673）。杨志远为明崇祯十二年举人、清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汝南道，并非“明朝逸民”。其实，一旦我们将“先宫保”与贺世寿联系在一起，那么贺复征编纂《文章辨体汇选》所收文章的时间下限，则又将有所延后。乾隆府志这样记载贺世寿自户部尚书致仕后的生活：“得七星池旧址，疏之，号曰净香池。筑室数楹，旁植梅花百本，日偕宾客啸咏其中。辛卯卒，有《净香池集》。”(26) 辛卯此处指的是顺治八年（1651）。《道光和尚述》所涉之人已于该年逝世，那么该文只能是在此后某年写成。收入此文的《文章辨体汇选》为清人著述，应该毫无疑问。《四库全书总目》云其收录范围“下逮明末”，自不足为据；所言卷首钤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27)，亦只能信其半：黄虞稷之父黄居中（1562—1644）卒于崇祯十七年，怎么可能在顺治八年尚未编成的他人书上，由自己加盖收藏印章呢！
结合文章自述及其他史料，可知贺复征大致履历如次：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其父同年中举；天启五年（1625），入夔州省亲，年二十六岁，时当已为恩贡生；崇祯四年（1631）秋，随父宦于广西庆远，年三十二岁；崇祯九年（1636）在乡，请陈继儒为父撰寿序，年三十七岁；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十二岁，父纳贤卒于此年或稍后；崇祯期间参校《熹宗实录》，具体时间不详(28)。入清后，约于顺治四年（1647）为友人杨志远编刊《经山诗草》和《径山草诗》，年四十八岁；在顺治八年（1651）后，撰写了《道光和尚述》，由此亦可知《文章辨体汇选》只能成书于更晚的时间；顺治十三年（1656）尚在世，陈维崧与邑人蒋清、汤寅冬日来访，年五十七岁。从其明代的经历看，这部通代文章总集的编选当主要在明崇祯后期和清顺治年间。所作诗歌，除了在《道光和尚述》中保存有两题四首外，在《京江耆旧集》和《曲阿诗综》里还收录了《南庵消夏四首录二》、《登摄峰顶》、《从中峰至千佛岩苍松夹云危石欲坠攀援互答颇极奇致》、《七星岩洞》、《别绪》、《虎丘坐月》、《岳麓峰歌》、《冬日陈其年同蒋冷生汤谷宾过斋头阅书画因留欢剧至夜分大雪漫赋》(29)、《宿聚仙楼》、《牛首山》、《冷泉亭即事》、《龙井赠僧》、《登南楼》、《哭夏蘧然六首选一》、《题黄山谷先生祠》、《谒张丹霞先生墓》、《小园即事和眭嵩年韵》、《送中泠应诏还朝》、《刘汉卿邵玉阿过斋头小集》、《秋日集真珠泉》、《桐江杂咏二首》、《零陵江上漫题》、《夔门》、《夔州竹枝词》等二十四题。其小传曰：
贺复征，字仲来，号卷人，景来大参少子。邑文生，善读书，积书万卷，自号卷人，人谓“书淫”。当事荐于朝，征修《熹宗实录》，事毕即归隐。遍游山水，惟以书卷自娱。所著有《白门诗草》、《吴门纪游》、《烟鬟堂集》诸集。其诗古慕汉魏，近追盛唐。王季重见之，即为之序，以广其传。仲来诗，沉郁顿挫似工部，微隽似摩诘，淡朴高雅似陶、韦。王季重评云：“融汉魏初盛之液，而清真峭逸，时出心性语，又括晚唐之盛。”(30) 有关诗作和小传，不仅可见贺复征的游踪、交友及对其创作的评价，而且可知民国续修县志的书目著录和“少子”误载之来源。另“景来”当是其父纳贤之字，县志小传有关文字应标点为“贺复征，字仲来，景来大参少子”；换言之，复征并非字“景来”。较早问世的《京江耆旧集》虽收诗四首且仅《夔门》为独家所有（余三首见上录贺复征诗题后标*者），小传却首先指出“仲来为景来大参子，少无贵介气”(31)。看来，所谓“少子”之说，很可能是后人将句中“……子少……”颠倒误看成“少子”而造成的。
二“施伯雨”《水浒传自序》应源自金圣叹批点小说
贺复征及其《文章辨体汇选》之所以在古典小说研究界引起注意，是因为该书卷三二七“序四十七词曲类”，收录了一篇署名为“元施伯雨”撰的《水浒传自序》（简称“贺本序”），其文字与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四所收落款“东都施耐庵”的“贯华堂所藏古本”的“自有序”（简称“金本序”(32)）基本相同。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贺本序与金本序的关系，质言之，即前者与后者是共同来自某个“古本”，还是前者抄自后者；其二，被编者列入“词曲类”之文所序《水浒传》的文体性质。为叙述简便，我将其归结为“施伯雨”撰《水浒传自序》的来源。
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有两个背景虽不起大作用但也必须交代：一即前文已经涉及的《文章辨体汇选》的成书下限，一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其编选水平的评价。前者，本文已经论述了其成书时间既非“下逮明末”，亦不是清顺治四年之前，而是至少在顺治八年（1651）仍在编纂中，此时《第五才子书》已经问世十年，早已家喻户晓、天下闻名了，贺氏如果想抄录金书，是无需从丹阳亲赴苏州劳顿舟车鞍马的；后者，四库馆臣有这样一段褒贬：
其中有一体而两出者……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如既有“上书”，复有“上言”……既有“墓表”，复有“阡表”……“记”与“纪事”之外，复有“纪”，“杂文”之外，复有“杂著”是也。有一文而重见两体者……又于金、元之文，所收过略。而后人拟仿伪撰之作，如张飞《新都县真多山铭》之类，乃概为收入，未免失于别裁。意其卷帙既繁，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然其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33)
之所以说以上两点背景材料“不起大作用”，就时间而言，是因为作为一部文章总集，“我们难以推测每一单篇文章被编者发现、入编的时间上限。设若有人提出，‘贺本序’可能在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刊行之前若干年就已被贺复征发现”，至少在时间上这是一种“无法排除的可能性”(34)，哪怕全书一直编选到康熙初年，我们也无法据此论证贺本序是抄自金本序的，加之编选此书的“工作量和所需的时日远非金圣叹批点《水浒传》所能比”，故即便《文章辨体汇选》后出，也不能认定所收施序“抄自”金批本(35)；就评价而言，分体紊乱、篇目重出之弊端及拟仿伪撰之作的阑入，与“坠典秘文”往往赖此以传的赞许，是《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诗文总集或文献汇编之类著述时的常规套路，如评《元风雅》曰：“一时随所见闻，旋得旋录，故首尾颇无伦序。或有一人而两见者，殊乖体例。然元时总集传于今者不数家，此集虽不甚赅备，而零章断什不载于他书者颇多，世不习见之人，与不经见之诗，赖以得存者，亦不少矣。”(36) 其实这一套路可以适用于诸多学术文献，有时提要者自己都未必知道究竟哪些文字是“坠典秘文”或“拟仿伪撰”。只是这种模棱两可或首鼠两端的评骘，为后人各取所需提供了“便利”，无论是褒还是贬，都可以在同一篇“四库提要”里找到自己的理论支撑，这大概是纪昀们所始料未及的吧。
那么，撇开成书下限和放弃“四库提要”，如何去考察贺本序与金本序的关系呢？本文的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从文字看。比勘贺本序与金本序，虽然不能说两篇文字“一字也不差”(37)，但是除了个别之处有正误之别外，可以说没有意思和语句上的出入，今人据此断定两文各有其源而非贺本源于金本。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恰恰反映了贺本序抄自金本序，理由是：如果说两家是不约而同地以“古本”《水浒传》为抄录对象，固然贺本序可能会与“原本”一字不差（笔误除外），但金本序肯定会与“原本”颇有出入。《第五才子书》的例子姑且不举，金圣叹评《西厢》、评唐诗乃至评古文、时文，无一不是随意改动前人文字。他也从不讳言这一点：“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38) 在编选《小题才子书》时，竟如此表白：“中间多有大人先生金钩玉勒之作，而辄亦有所增省句字者。此则无奈笥中久失原本，今兹全据记忆，自然不无忘失；而又临书之时，兴会偶至，亦多将错就错之心。”(39) 不要说这些还是明末清初的时人之作，他会因为兴之所至而增减字句，即便那些一向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先秦两汉乃至唐宋古文，亦“间有改字、增字处，尤为可怪”(40)。这种“将错就错之心”，正是金圣叹评书的个性所在，无论后人喜欢与否，都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实情。现在看到的贺本序与金本序只有两字出入，一是金本作“快意之事莫若友”，贺本“快意”误作“快书”；一是金本作“吾呜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贺本改“呜乎”作“乌乎”。而这两处又偏偏是各有对错而非圣叹惯常的修改句意：这可能正说明贺本抄自金本，在订正了被抄者明显讹误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笔误。
其次从语句看。金圣叹所谓“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世人皆视为圣叹假托施耐庵所撰之文。戴不凡就曾指出：“其中所写的潇洒生活完全是晚明文士生活的写照；文章笔调和金圣叹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那些‘条理畅达’的‘痛快’笔调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41) 言近是。读此“序”，只要把施耐庵作书理解为金圣叹批书，则在顺达畅通。进而言之，既然“贯华堂”为其友人韩嗣昌的堂号，而金批《水浒》是以该堂所藏“古本”为据，那么金氏假借施序所描写的生活，则既不可能是对宋代文人生活的疑想悬拟，亦非是对晚明文士生活的泛泛描述，而是对以评点者本人为中心的晚明苏州一带特定阶层文人的日常活动的具体介绍，否则韩贯华、王斫山等对圣叹批书的一切详情知根知底的友人，读之何以能首肯心会？这些文人多无显赫的声名之位，亦无强烈的功名之想，“名心既尽，其心多懒”，散澹而悠闲，空谈而泛论，天下事无所不谈，“以谈为乐”。其实，描写内容和文字风格的相似或相同，也是一个极难认定或有待进一步认定的问题，套用王学钧和吴光正先后都使用过的话，就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例如，序中流露出的闲散的生活态度，分明就是圣叹本人“贱性懒散”(42) 的性格剪影，其友徐增也曾言及其“庄”、“骚”、“马”、“杜”等著述的评点，或“尝与同学论之而未评”，或“散于同学箧中，皆未成书”，其原因是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43)。可是，“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中有所谓“身不能饮，吾友来需饮也”云云，又与圣叹实际情形极不相合。如果说后者是正话反说，何以见得前者就是自我写照呢？从内容和笔调来判断“东都施耐庵序”出自金圣叹之手，缺乏逻辑的惟一性。但是，如果此序真的为圣叹所撰，一定会在某处露出马脚。好在这个“马脚”自在其中，它就是序中的这句话：“舍下门临大河，嘉树有荫，为吾友行立蹲坐处也。”在《第六才子书·拷艳》之首，金氏记载了自己当年与友人王瀚“赌说快事”的种种言行，其中一条是“久欲觅别居，与友人共住”，忽人来报：“有屋不多，可十余间，而门临大河，嘉树葱然！”一个是所居舍下已然如何，一个是新觅别居同样如何，“门临大河，嘉树”有荫／葱然：八字中六字完全一致、两字意思相同，而且都是为“吾友”或“友人”着想。这样的吻合，在浩瀚的《四库全书》中，也找不到第二家！金批《西厢》约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赌说快事”回忆的是二十年前的旧事，那时约在明崇祯九年（1636）左右，五年以后《第五才子书》才刊行问世。即便可能在赌说快事之前圣叹就接触了贯华堂藏本《水浒传》，如《第五才子书》序三所言“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如果确是施书原序，对一抄而过也并不精彩的“门临大河，嘉树”云云，根本不会留下任何印象；只有的确是出自与友人赌说快事的得意创作，才会铭记脑海，念念不忘（二十年后记忆犹新就是明证），以致在评点《水浒传》刊行之际伪造施序时，顺笔而出。
再次从署名看。如何解释贺本序署名“元施伯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按照常理分析，正如学者指出的：“如果不是自己确知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犯不着生造出一个‘元施伯雨’之名。”(44) 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历史现象是不可以依常情而论的。例如就篇名而言，收入“词曲类”的三篇曲序依次为徐渭《曲序》（为陈鹤散曲集《息柯余韵》撰）、李贽《序拜月西厢传》、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见《王季重十种》之一）。众所周知，李贽并没有写过一篇题为“序拜月、西厢传”的文章；此篇以“《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开始的著名文字，见《焚书》卷三，自有其名，就是大名鼎鼎的《杂说》，其中如“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等名句，早已脍炙人口。就文体归类而言，属于杂感、杂说或“杂文”、“杂著”之文（李贽归于“杂述”），并非专为《拜月》、《西厢》两剧而作，既非序言之体，亦无序言之名。归类已不当入“序”，编者又擅改其名，其学术品格的严谨性和学术态度的严肃性已不足取信；而将人人皆知的《拜月记》和《西厢记》径改为《拜月传》、《西厢传》，更反映了改动者对戏曲作品取名惯例之隔膜。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贺氏又将此文开篇从“化工”、“画工”之说，到“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一段一百二十七字删去，以“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起头，取“新名”为《论曲》（砍头《杂说》与腰斩《水浒》可谓难兄难弟），再次收入卷七七二“杂文六”，难怪前人对之有“一文而重见两体者”之讥。对于古代名家的经典性名作，都能如此随意草率地擅自改动，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人名有何心理障碍呢？何况所涉者只是一位早已事迹无考、本名无征的下层文士。
最后从文体看。今人所面对的《文章辨体汇选》，是保存在《四库全书》中的所谓“秘存抄本”，无序无跋，无法断定是未定稿还是已成稿；即便是成熟的定稿，也难以确认其文体思想的具体性和正确性。如是待定稿，由于在序文类并无一个“小说序”或“词话序”，且现在置于“词曲类”之其他各篇皆为与曲体相关的序文，那么同在一类中的贺本序，对其所序之书的归类，至少会产生两种认识。一种观点是，由于其余各篇全为明代曲序，则第一篇《水浒传自序》应该属于“词序”，而《水浒传》又的确不是韵文长短句的“词”，故此序为词话之序、所序之书为词话“无疑”(45)；另一种看法是，从入选篇目看，贺书“词曲类”实即散曲和剧曲，贺本序如抄自金本序，不会不知道“《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知其为小说而将之归入“词曲类”，“犯这种常识错误的可能性不大”，故“贺本序”当源于一种属于“词曲类”甚至是“剧本”的《水浒传》，而非金批小说(46)。这两种推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有一个自设的前提，即贺氏将“施序”列入此类，是把所序之书视为词或曲的一种理性行为，即这两种推论的共同前提是贺氏对“施序”的归类是严谨而准确的（尽管各自的结论却大相径庭）。问题是如果未必呢？或者说其能够自圆其说的想法或许与今人的思路未必一致呢？无论是在明清时代，还是在今人可以接受的四部分类中，词、曲合为一类是毫无问题的。只是这个“曲”是指散曲兼及剧曲，这个“词”是专指包括小令、中调、长调的由长短句组成的诗歌形式（请注意：在序文之部的三十二类中，并无一个专门的“词序”存在，亦间接说明此书“词曲类”之词的内涵）。无论“词话”体小说在明代俗文学史或小说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作为文体分类概念的“词”是难以包括词话体小说的。如果有人设立了“词曲”之类，而又将明显不是“词”的小说之序收入其中，只能是另有原因。至于将七十一卷《水浒传》视为一种“突破惯例”的戏曲，既需改“折”或“出”为“卷”，又恰与金批小说卷数相同，不免太难为作为“戏曲家”的施耐庵了，何况后世还流行着同样内容的《水浒传》小说序文，他何必要将同一题材写成卷数相同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文体呢。固然我们也可以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可以进而猜想金批小说或许就是根据同样卷数的戏曲体《水浒传》改写而成的。只是不知是否会存在这样的事实可能性。不能因为在“词曲类”中混入、误入或暂入了这篇文字，就非要有一个与其主观意图相契合的圆满解释。
总之，根据现存史料分析，笔者认为《文章辨体汇选》所收《水浒传自序》，是抄自《第五才子书》的古本“自有序”。为何会给施耐庵起个“伯雨”之名，可能还是与李贽《焚书》有一定关联。《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四六“书四十二”，选其《与焦弱侯》，此信见《焚书》卷一；但是在《焚书》卷二仍有与焦氏书信多封，其中有一处《与焦弱侯》后，紧接着就是《与方伯雨》。虽然此处“伯雨”乃是歙人方时化之字，但并不妨碍其即兴借来给施耐庵作名（宋代眉山任氏、元代无锡陈氏，都有以“伯雨”为名者，且“方”伯雨与“施”伯雨仅半字之差），以便与作者著录皆为姓名的全书体例相一致。至于为何将明显不是“词”、“曲”的小说序言阑入“词曲类”中，从该类尚无一篇“词序”和在文化观念上小说戏曲时常被人并称共语这两个现象来判断，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行为，并不代表编选者就认为《水浒传》是词（词话）或者是曲（戏曲）：没有一篇词序，说明全书尚未定稿；小说戏曲或演义院本往往被人并称，故不妨把一时无法归类的“施序”暂置此中。那么，为何会选入一篇无论是真伪还是归类都令其不尴不尬的金圣叹假托施耐庵所撰的小说序言呢，这或许与全书“金、元之文，所收过略”的缺陷有关系。捞到碗里就是菜，其他问题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后人虽然说其“积书万卷”，就其著述旨趣和文化倾向而言，所藏之书明显缺乏词曲作品（无词序，曲序也多选自文集），更不要说是内容等而下之的小说了。
三 几点感受
通过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对贺复征家世生平的考述和《文章辨体汇选》所收署名“施伯雨”撰《水浒传自序》的真伪，可以得出几点感受。
其一，四库馆臣对明末清初有关作者的了解是很不够的，一些可能的文献考查未能有效展开。如对《麟旨定》作者的介绍是：“明陈于鼎撰。于鼎，字尔新，宜兴人。”(47) 无功名、仕履的基本介绍。于鼎（1601—1662）一字实庵，号啸斋，别号南山逸史，明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翰林编修，所著另有杂剧五种存世。对《蚓庵琐语》作者的介绍是：“国朝李王逋撰，王逋字肱枕，嘉兴人。”(48) 竟然将原书题署的“古槜李王逋”，解读为“古槜李王逋”，遑论其他。可见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中，有关明清作者的身世考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其二，“四库提要”语焉不详的有关历史人物，大多需要借助方志、郡邑总集或家谱等地方文献，始能较为深入地了解其生平事迹。如对贺复征诗歌创作的研究，不仅从方志中能知其别集存目，在《京江耆旧集》和《曲阿诗综》等地方诗歌总集中，更发现其作品多首，为其生平和创作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其三，利用方志文献，不能仅局限于一两种，不能仅查找县志，也不能仅注目于《人物志》和《艺文志》，而应努力系统翻检相关人物身后问世的所有方志的主要门类，将各种线索汇拢起来，庶几可以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如不去查找乾隆府志贺王醇传、不利用《恩封》这类看似纯粹是“封建”一套的门类提供的信息，是很难确证贺世寿与贺复征的辈分关系的。
其四，从“施伯雨”序《水浒传》的考证中，不难看到有关学者还是坚守着“翻阅”古籍或“细读”文本的良好习惯。对此，笔者始终抱有崇敬之心同时也是身体力行的。但在《四库全书》全文检索软件早已普及、信息资讯系统也极其发达的今日，仅有劳苦之力是不够的。如果不上网检索，自然不知吴承学等对贺氏生年早有发现，也不知是王学钧在2005年秋季的江苏兴化“《水浒》探源”研讨会上首次披露“施伯雨”之事。如此，不仅埋没了别人的学术发现之功，而且使自己的考证容易总是在基本层面甚至前人的错误上重复；同时，不去利用《四库全书》的全文检索，也就很难发现陈继儒撰贺纳贤寿序这篇介绍复征其父生平的重要文献，更难以查出李贽《杂说》被其随意斩首并易名《论曲》的妄为之举。阅读原本、参考前人和利用软件，在当今时代，无论就研究方法还是就学术规范而言，都应是并驾齐驱的。
注释：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23页。
② ［民国］《丹阳县志补遗》卷一○《文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民国十六年（1927）刻本。
③ ［光绪］《丹阳县志》卷三五《书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④ 吴承学、何诗海《贺复征与〈文章辨体汇选〉》，《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⑤ ［光绪］《丹阳县志》卷一九《仕进》。
⑥ 叶六奇《明季南略》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页。
⑦ 贺复征《道光和尚述》，见《文章辨体汇选》卷六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⑧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六《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5页。
⑨ ［乾隆］《镇江府志》卷三二《恩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⑩ ［光绪］《丹阳县志》卷一七《名臣》。
(11) ［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六《名宦》。
(12) 贺复征《云社约》，见《文章辨体汇选》卷五一。
(13) ［光绪］《丹阳县志》卷二○《文苑》。
(14) ［光绪］《丹阳县志》卷三五《书籍》。
(15) 张学仁、王豫辑《京江耆旧集》卷二，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本。
(16) 陈继儒《寿宪副贺景崖大夫八十序》，见《文章辨体汇选》卷三五一。
(17) 贺复征《吴吟题词》，见《文章辨体汇选》卷三六三。
(18) 贺复征《道光和尚述》，见《文章辨体汇选》卷六二九。
(19) 贺复征《云社约》，见《文章辨体汇选》卷五一。
(20) ［乾隆］《镇江府志》卷三七《儒林》。
(21) 陈继儒《寿宪副贺景崖大夫八十序》言纳贤“自少茕而贫，倾田产葬亲”。
(22) ［乾隆］《镇江府志》卷三二《恩封》。
(23) 吴承学、何诗海《贺复征与〈文章辨体汇选〉》。
(24) 吴光正稍后撰《施耐庵“的本”〈水浒传〉考》亦云：“根据《云社约》可知贺复征生于万历庚子年（1600），根据《杨尔宁经山诗草题辞》可知《文章辨体汇选》的成书下限最迟应该为丙戌年，时当顺治三年（1646）。”（2006年哈尔滨《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遗憾的是，吴文不仅同样沿袭了“丙戌”指顺治四年的错误，而且提出了一个至少在逻辑上缺乏说服力的“成书下限”的判断。贺复征所谓“故于丙戌前后所得，复诠次之，题曰《经山诗草》”云云，充其量只能证明贺氏此篇《题辞》约写于次年即顺治三年（1647），进而可证多至七百八十卷的《文章辨体汇选》此时尚在编选中，而根本不能说明其成书下限“最迟”是顺治三年或四年（在此后的若干岁月里，一样可以继续选入唐宋八大家之流的任何文章）；即便是就吴文所掌握的史料看，如果非要推测“成书下限”的话，也只能说“最早”当为顺治四年，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更符合逻辑和事实一些。
(25) ［光绪］《丹阳县志》卷一七《名臣》。
(26) ［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六《名宦》。
(27) 这种说法，会误导今人或认为“《文章辨体汇选》抄本既然是黄居中所藏，就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他去世之前所获”（见王学钧《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8) 《贺复征与〈文章辨体汇选〉》云：“据《明史》记载，《熹宗实录》约撰于崇祯六至九年间，则复征入京当在三十五岁以后。”然据《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明熹宗实录》始纂于崇祯元年，崇祯末始成书。
(29) 据陆勇强《陈维崧年谱》，陈维崧顺治十三年冬游丹阳，与蒋清、汤寅过从甚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但未载此诗。
(30) 刘会恩辑《曲阿诗综》卷一三，道光五年（1825）九思堂刻本。语与王思任《贺仲来诗集序》略有差异（见《王季重十种》之一）。
(31) 张学仁、王豫辑《京江耆旧集》卷一，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本。
(32) “贺本序”与“金本序”的称谓，系借用王学钧《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的说法。
(3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第1723页。
(34) 王学钧《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35) 吴光正《施耐庵“的本”〈水浒传〉考》。
(3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集部·总集类三》，第1709页。
(37) 吴光正《施耐庵“的本”〈水浒传〉考》。
(38) 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二，顺治贯华堂刻本。
(39)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自序，光绪十五年（1889）扫叶山房石印本。
(40) 王之绩《评注才子古文》凡例，康熙二十三年（1684）铁立居刻本。
(41) 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勋》，《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2) 如《第六才子书·闹斋》总评言及王瀚描述庐山之美，“吾闻而甚乐之，便欲往看之，而迁延未得也”。其原因之一，便是“贱性懒散，略闲坐便复是一年”。
(43) 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康熙二年（1663）刻本。
(44)(46) 王学钧《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45) 吴光正《施耐庵“的本”〈水浒传〉考》。
(4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经部·春秋类存目一》，第249页。
(4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第1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