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场发育中的自增强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我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自增强理论与中国改革
1988 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W ·布雷恩·阿瑟（W.Brain Arthur）发表了他的《经济学中的自增强机制》一文， 提出了经济学中的自增强理论。该理论指出，在边际报酬递增的假设下，经济系统中能够产生一种局部正反馈的自增强机制。自增强机制的来源通常有四个：（1）高昂的建立成本或固定成本；（2）学习效应；（3）合作效益；（4）适应性预期。 自增强机制使经济系统产生以下四个特性：（1）多态均衡：系统可能存在两个以上截然不同的市场份额的渐近“解”，系统最终选择哪一个是不确定的、不唯一的和不可预测的。（2）可能无效率：如果一项技术先天地“好于”另一项（按某种经济福利指标衡量），但由于“坏运气”而未被采用，那么，最后的结果也许就不是最大可能收益。（3）锁定：系统一旦到达某个“解”， 便难以退出。（4）路径依赖：市场份额的前期历史——部分地是微小事件和随机事件的结果——能够决定哪个解优先（阿瑟，1988）。
按照这一理论，经济系统有可能由于自身前期历史的影响而选择一个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均衡，这个均衡一旦被选择，以后就会被不断地重复选择，从而形成一种“选择优势”，把系统锁定于这个劣等均衡。而且，系统能否从这个劣等均衡退出，转移到另一个潜在的优等均衡，要看它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能量，足以克服劣等均衡自身所积累的选择优势。至于经济系统究竟会选择哪一个均衡，答案是未知的，我们只能预言可能存在哪几个均衡，而经济系统的选择，则依赖于由部分地受到微小历史事件和随机事件影响的系统前期历史而形成的路径。
经济学中的自增强理论，迄今未被纳入主流经济学，它本身也还没有完全地体系化，但是，这一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对我们却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我国当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后过渡时期，市场体系初步发育成型，不仅如此，一些只有在成熟的市场中才会出现的问题，现在也开始在我们的市场中初露端倪。因此，我国的市场体系从过去的无到现在的有，从现在的不成熟到将来的成熟，会遵循什么路径发育，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尝试采用阿瑟的自增强理论对我国的市场发育过程进行一个初步的研究。
二、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
一个正确地反映了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相对比价的价格体系，使市场机制能够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计划价格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因而是一种无效率的价格体系。但是，改革前的价格体系，却在计划体制的基础之上，长期地锁定于计划价格这一无效率的劣等均衡之上。价格改革使我国的价格体系开始退出计划价格的锁定。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价格体系，最终将从计划价格这一劣等均衡退出至市场价格的某一个优等均衡之上。但开始的问题是，计划价格锁定的退出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换种说法，退出锁定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
计划价格的锁定，依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的作用。价格改革，即对计划价格锁定的开始退出，采取的是“先调后放”的战略。“调”，意味着在不改变原有体制从而也不从根本上改变价格的行政决定的前提下，使计划价格逐步向计算价格（模拟的市场价格）靠近。但是，正因为“调价”不改变原有的体制，所以，退出计划价格锁定所必须的能量并不会由旧体制内的“调价”自身所产生。那么，从自增强理论的角度看，“放”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放开价格”的实际历史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是伴随着以调整价格结构为主的小商品价格的放开；第二阶段（1985—1989年），是伴随着以调整价格结构为辅的生产资料和大部分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放开。“放开价格”的意义，是使整个经济体制分成“体制内”（旧的计划体制）和“体制外”（新生的市场体制）两个部分，于是，整个的价格体系也形成了“体制内价格”（不能调整的计划价格）和“体制外价格”（市场价格）的差别，价格“双轨制”便由此而形成了。
价格“双轨制”维持着一个双重的体制。“体制外价格”体系的生成为“体制内价格”体系锁定的退出提供了能量。问题是这一能量为什么足以启动和支持计划价格锁定的退出。事实上可以认为，市场价格的生成是自增强的。市场价格自增强的明显来源有三个：（1）学习效应：“体制外”的经济增长，使我们看到了通过市场价格配置资源比通过计划价格配置资源更有效率；（2）合作效应：如果考虑到“体制外”市场的开放性，那么，首先是对外贸易的增长使我们国内的“体制外”市场产生了与国际市场的合作效应，继而是“体制内”经济产生了与“体制外”经济的合作效应；（3）适应性预期：市场价格越来越普遍的采用使人们相信它还会继续被采用下去。这三个原因使市场价格的生长是自增强的，它对“体制内”计划价格的运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整体上看，“调放结合”是价格“双轨制”的一个重要的动态特征。“调价”把“体制内价格”逐步地向“体制外价格”推近。计划价格之所以如此运动，原因同样是上述三条，即“体制内价格”对“体制外价格”的学习效应（资源配置效率的差距）、合作效应（与“体制外价格”“和睦相处”）和适应性预期（“体制内价格”的普遍调整使人们相信它还会进一步向“体制外价格”调整）。因此，价格“双轨制”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首先开辟了一个“体制外”的市场，使其成为“体制内”价格改革的能量来源；然后，“体制外价格”的生成和“体制内价格”的调整双双是自增强的，这一此消彼长的运动格局使“体制内价格”最终要向“体制外价格”并轨。
然而，大约从1986年开始，受“所有制改革先行论”的影响，改革决策者一度产生了把价格“双轨制”较长时期地维持下去的想法。但是，正如我接下来将要说明的，价格“双轨制”并不是价格体系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潜在均衡点。这一点，可以借助于阿瑟提出的路径依赖的“再签约过程模型”来解释。该模型假设了一个业已形成的“市场”，或是一个大小固定的配置总量，分为有限个范畴，不同范畴之间可能发生单位转换，转换的概率取决于各个范畴的市场份额，或每种范畴的数目在配置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这就有可能出现自增强现象（阿瑟，1988）。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建立价格体系从计划向市场转换的静态“再签约过程”模型，从静态的角度来解释短期的价格转换过程。〔1〕在短期内， 资源的总量可以视作是不变的，总量不变的资源分成两部分（或者说两个范畴）：一部分由“体制内价格”进行配置，另一部分由“体制外价格”进行配置。在“体制内”，资源的供给是在固定的计划价格上进行的，而资源的需求则由供给决定，缺乏价格弹性（图1a）；在“体制外”，资源配置则由市场价格决定（图1b）。在图1中，P[,p]、 P[,m]分别是“体制内价格”和“体制外价格”（不失一般性，假定P[,m]〉P[,p]），Y[,p]、 Y[,m]分别是由“体制内价格”配置的资源量和“体制外价格”配置的资源量（Y平均＝Y[,p]+Y[,m]是不变的资源总量）。〔2〕这时，如果没有 “再签约过程”发生，那么，“体制内”的资源需求者将能够得到总量为（P[,m]-P[,p]）×Y[,p]（即图1a中的a+b+c+d）的补贴（包括明补和暗补）。但是，现在假定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供给方或计划者的“寻租”活动〔3〕）使供给方决定，要把本来由“体制内价格”配置的资源向“体制外”作一个单位为y的转换。这时，“体制内”的供给减少为Y[,P]－y，“体制外”的资源供给则增加为Y[,m]+y，由于供给的增加， 市场价格下降为P[,m]； 在“体制内”，需求方所得到的补贴则减少为b， c+d 成为供给方得到的“权力租金”，〔4〕a成为“体制内”补贴的损失，它转化为“体制外”资源需求方由于市场价格下降而得到的一种“消费者剩余”（a＝e+f）。这时，c+d实际上是“体制内”需求方为了得到b 的补贴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当b〉c+d时， 他就有可能（也许是部分地）从“体制外”的市场购买资源。于是，“体制外”的资源需求增加（D[,m]→D'[,m]），价格也因之而回升（不一定重新回到P[,m]），这又使“体制内”的需求方补贴增加。所以，b＝c+d是价格转换的一个局部极值点， 价格转换将围绕着这个极值点，在P[,p]和某个市场价格（≤P[,m]）之间运动，呈现出一种“间歇性均衡”（阿瑟，1988）。
图1 价格转换的静态模型
但是，这种“间歇性均衡”会由于“体制外”市场的开放而被打破。市场开放在此的意义是从外部增加了市场供给（S[,m]），于是市场价格再度下降， “体制内”需求者得到的补贴（b）再度减少， 同时偏离b＝c+d的临界点；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市场配置的资源份额也不断增加。这时，虽然“体制外”的市场需求也在增加，但当“体制外价格”变动到这样一个特定值，在这个特定价格上，“体制内”需求者的补贴b开始小于补贴损失a，即发生了净损失（a－b〉0）， 这时，“体制内”需求者就会完全转变为“体制外”的需求者。于是，“体制内价格”便完成了向“体制外价格”的并轨，整个的价格体系由开放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反之，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内，价格转换就有可能出现回潮现象，即上面所说的“间歇性均衡”。
总而言之，价格“双轨制”下的“间歇性均衡”并不是一种稳定性均衡。价格转换将要到达的稳定性均衡是市场均衡。但市场价格的均衡点也不止一个。价格体系最终到达哪一个均衡，取决于我国的市场最终会发育成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结构。理想的市场结构当然是完全竞争性的，这样，价格体系到达的均衡点就是完全由自由竞争所决定的一般均衡价格。但事实上，市场结构几乎不可能是完全竞争性的，于是价格体系也就不会到达一般均衡价格的均衡点。更有可能产生的市场结构，将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如存在着自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体系。但我国不完全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发育也许要遵循它特有的路径。在这里，有必要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对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进行区分。市场垄断指的是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自然垄断和寡头垄断等，而行政垄断指的则是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下来的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的演化形式。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结构中，还会进入外部的垄断竞争力量。于是，在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均衡点的市场价格将由各种垄断力量的竞争所决定。如果行政垄断存在，那么，均衡点市场价格的行政决定就依然会以某种进化的形式，在某个程度上起作用。如果行政垄断能够转化为市场垄断，那么，政府就更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办法（如利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对垄断价格进行管制了。
三、从不完善的市场到比较完善的市场
现代市场一般可以分为消费品、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两大层次，其中，消费品和服务市场的层次较为基础，而要素市场的层次较高。我国的市场发育是从较低层次的消费品和服务市场开始，在10年多的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高层次的要素市场。目前，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相比之下，要素市场所产生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要素市场中，最引起人们关注的又是金融市场。如何看待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目前我国经济学界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的发育应该是先发展，后规范，因此，虽然目前金融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还不够，但主要问题是发展不足，需要迅速推进，以“倒爬楼梯”的方式带动改革。具体地讲，就是要以证券市场（主要是二级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它们的衍生市场的迅速扩展，带动其他基础层次的要素市场的发展和企业改革的深化。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市场发育应该是有顺序的，鉴于目前规范化程度非常低，所以当前阶段应当以加强规范性为主。当前，一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股票价格不能正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证券市场，尤其是二级市场的过度膨胀只能导致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无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利率市场化受阻，金融深化不够，资本和某些现货的价格不合理，因此，不宜盲目地扩张直接融资市场和期货市场。市场体系的发育，只能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补牢基础层次的市场，在理顺现货价格的基础上发展期货市场，在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实现了产权界定清晰和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发展直接融资市场。
本文试图利用自增强理论对当前的金融市场（主要是针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作一点分析。不过，这首先需要对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作一个更为简洁的表述。如果把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问题归结为已经开始脱离实物经济的基础而存在“过热发展”，恐怕不能被持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人所接受。鉴于90年代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一度迅猛发展的事实，如果把问题表述为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高热度发展”，也许才能被争论的双方有条件地同时加以接受。那么，现在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高热度发展”是怎么产生的？
任何一种资源的市场，都有它本身的风险。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发展高层次市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转移低层次市场的风险。比如说，发展期货市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转移现货市场的风险（如期货市场中常用的“对冲”方式）；发展股票市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转移上市企业在经营中的风险。但是，高层次市场发展出来之后，它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风险，于是又需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市场（比方说，衍生性金融市场）来转移它的风险。一般说来，市场的层次越高，它的风险也就越大，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市场，离开实物经济越远。如果说基础层次的市场价格还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话，那么，越高层次的市场，价格决定中的博弈成分也就越大。
按照这一逻辑，证券市场（尤其是二级市场）中的风险，大于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风险；期货市场的风险，大于现货市场的风险。但是，风险变大，可能的风险利润也会随之变大。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而言，在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投资代理人没有财产约束，对风险的态度是中立的，所以，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将激励他倾向于向风险利润较大的证券市场或期货市场投资，而不是倾向于向风险利润较小的基础商品市场和生产活动投资。
我们在此基础上引入自增强理论，说明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为什么会“高热度发展”。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锁定的问题。但讨论的方法不同于前面对价格转换问题的分析。这里借鉴的是阿瑟提出的一个锁定模型。即“具有吸附屏障的随机游走模型”（阿瑟，1988）。
考虑A和B两种投资，A的风险利润高，B的风险利润低，它们将被众多的投资代理人所选择。全部的投资代理人可以分成R和S两类，R 代表风险中立的代理人，S代表风险厌恶的代理人，这样R和S分别对A和B 具有自然偏好。假设对每一类型的代理人，选择A或B所得到的利润分别随他以前选择A或B的次数的增加而线性递增。〔5〕假设R类代理人和S 类代理人到达“选择窗口”的顺序是未知的，所以，两类代理人到达的概率一样大，都是1/2。
至少在一开始，如果一个R类代理人先来到“选择窗口”， 他会选择A；如果一个S类代理人先到达，他会选择B。由于R和S 的到达是随机的，因此A和B被选择的可能性一样大。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投资代理人的风险态度，那么对我们来说，他对把一笔资金投资于风险利润较高的证券市场或期货市场，还是投资于风险利润较低的生产活动或现货市场的选择是随机的，二者的可能性一样大。到此为止，并不会发生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高热度发展”的问题。
但是，如果投资代理人行列中聚集了充分多的R类代理人，A的回报相对于B有了足够的增加，就会使后来的S类代理人也转而选择A。 从此，R和S类代理人都要选择且只选择A，于是选择过程便锁定于A。同样，如果有足够多的S类代理人偶然地到达并选择B，B 的回报也会有充分的增加，使未来的R类代理人转而选择B，该过程便锁定于B。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在每一边都有一个吸附屏障的随机游走模型（图2）。
图2 高风险利润市场的锁定
如前所述，在我国的现实经济中，风险中立的投资代理人充分多，他们的投资偏好是风险利润较高的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所以，他们也就相应地主张发展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进一步地，在证券市场发展中又主张先发展二级市场而不是一级市场，在期货市场发展中甚至还主张从速发展衍生期货市场（如股票指数期货），从而改进获得风险利润的技术和条件，以便获取更大的风险利润回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发育在市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片面地趋向于发展证券市场（尤其是二级市场）和期货市场，必然会使整个市场体系的发育失调，形成一种头重脚轻、根基不牢的格局。这样的一个市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即使现在我国的市场发育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一锁定，在其趋向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注意防止被完全锁定，就变得十分必要。
防止这一锁定，意在避免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高热度发展”对整个市场体系的均衡发育和经济增长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是需要分析的第二个问题，其中也存在着路径依赖。但是，这里的路径依赖过程与前一节所述的价格转换的路径依赖过程还不相同。对此要从动态的角度加以分析，这些市场中的资本总量始终是变化的。在此要引入阿瑟提出的另一个路径依赖模型——“配置过程模型”。
“配置过程模型”的基本内容是：假设在每一时点上，K 个范畴（如K项技术、K个品牌、K个区位等）中的一个增加一个单位的配置， 其概率是该范畴的数目在K个范畴中的当前比例的函数。这样，范畴i就以概率P[,i]（X）增加下一个单位，其中X是市场份额的当前比例向量。 概率向量P＝〔P[,1]（X），P[,2]（X），…，P[,k]（X）〕，叫做配置函数。显然，配置函数由市场份额的当前比例向量所决定，另外，随机事件（期望值为0）的扰动也是决定配置函数的另一个因素。阿瑟证明， 在某些并不是很严格的条件下，市场份额的比例必定会收敛于配置函数P 的一个不动点。而且，如果存在自增强机制，P就具有多个不动点， 在这些点中，一部分是吸引子（或稳定点），另一部分是驱逐子（或发散点）；如果配置过程是收敛的，那么，它们一定收敛于一个特定的市场比例份额向量，该向量由配置概率的一个不动吸引点表示。
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来说，“配置过程模型”提供的启示有二：
其一，如果我们把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视作有限多个可供选择的投资领域之一，那么，对所有投资领域（借用阿瑟的术语，即“范畴”）而言，就产生了一个资本在各个领域的“市场份额”的当前比例向量，它决定着投资的概率向量所代表的配置函数。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相对于其他市场发展较猛，意味着这两个市场将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使这两个市场中的资本份额较大，于是，对这两个市场的投资概率也会增大。这样一个配置函数可能有一部分稳定的不动点，但也会存在一部分不稳定的不动点。然而，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资本向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过度投放的这么一个资本配置过程究竟是不是收敛的。如果它不是收敛的，那么，整个资本配置过程就会走向配置函数的某一个不稳定的不动点或驱逐点，这最终会引起整个资本市场乃至金融体系的失序甚至崩溃。
其二，为了防止出现这一恶果，或者说为了防止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高热度发展”的锁定，可以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变资本的份额比例。具体地说，如果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中的资本容量比例不适当地高出其他领域的资本容量比例，那么就应该采取某种措施来减少这两个市场的资本容量，从而使资本配置过程趋于均衡。为了使市场体系均衡发育，考虑到当前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现实，如果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资本增长比例确实过高，就应当把其中的一部分资本转移到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这将有利于整个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
四、结束语
我们并非不赞成发展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以及更高层次的金融市场，但是我们更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市场的发育必须是协调的，因此，当前来讲，各个层次的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相比之下更加重要。首先，各个市场的规则需要尽快加以完善，藉以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市场风险，规范风险承担机制，这符合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长远利益。第二，应当加速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公司制度建设，建立一个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目的在于使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股票市场的发展，可以把重点放在增加蓝筹股和成长股的发行比例上，在此基础上对二级市场扩容；其他类证券市场的发展，则应在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方能大幅展开。第三，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要实现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商业银行的多元化，并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以此培育出多个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主体，促进金融市场的正常发育（吴敬琏，1995）；同时，利率市场化的障碍需要打破，改变长期存在的实际负利率状况，推进金融深化，从而使资本能够通过市场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第四，期货市场的发展，要以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为基础，有步骤、分阶段地统一进行。第五，尚不牢固的基础性市场需要补牢，一方面，诸如劳动力市场（当务之急是经理市场和专业技术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等过去因种种原因发育不足的要素市场应当重点培育，包括消除象户藉制度这样的阻碍市场发育的非经济障碍；另一方面，象铁路、邮电等传统上被认为是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实际上也可以培育出新的竞争主体，以便形成更为广泛的竞争性市场。第六，价格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还要尽快实现竞争性市场的决定，对垄断价格也要进行必需的管制。最后，扩大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对竞争性行业，需要引进国外竞争力量的也应引进；对内要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以防止行政性垄断的产生，按照规范的市场制度约束脱胎于旧体制的行业协会和官办公司，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市场取向的改革，继续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注释：
〔1〕该模型没有考虑不确性或随机事件。
〔2〕这里隐含的一个假定是，“体制外”的市场是均衡的。
〔3〕价格“双轨制”普遍地被认为是产生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的温床。这个模型为权力“租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是该模型的一个副产品。它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旧体制（“体制内”）本身并无法杜绝“权力寻租”活动的发生。消除“权力租金”，只能靠新体制（“体制外”）的不断成长，从而完全取代旧体制来完成。所以，消除腐败只能依靠加快市场的改革来进行。
〔4〕“体制内”供给者是以P[,m]的价格将y转移到体制外的。
〔5〕关于锁定，阿瑟提出了一个定理：假定一个代理人可以从N个可能的行动A[,1]，A[,2]，…，A[,n]中选择一项，如果他选择行动A[,j]（j ≤N）的回报π[,j]（n）随n（[,j]以前被选择的次数）单调增加，那么， 此后他每次都还要选择A[,j]。因此，这里对投资选择回报的线性递增假定意味着R类代理人和S类代理人都分别还要选择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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