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重建与扩建
—— 主簿营村关帝庙历史的田野考察报告
张成福
[摘要] 主簿营关帝庙重建与发展的过程涉及村落历史的记忆与传说、村民的生计与生活、村民的行为实践与口头叙事、村落内外的信仰环境等等。民俗学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研究趋向对学界的民间信仰研究应该有更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关帝庙；民间信仰；历史记忆；资源动员；认同建构
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兴趣点。围绕着人们的信仰实践，不同的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丁荷生研究发现，“自1979年以来……中国各地约有两百万个村庙被重修重建，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已失传的传统正在这些庙宇中重塑和举行。”① [加] Keenth Dean（丁荷生）：《中国东南地方宗教仪式传统：对宗教定义和仪式理论的挑战》，《学海》，2009年第3期。 到现在，被重修重建的庙宇显然早就超过了一到两百万个。多学科的学者们都总结了庙宇重建的原因以及重建过程中体现的复杂社会关系。刘正爱的民族志报告表明：“村民的信仰生活中充满了知识生产与传统再造的过程。”② 刘正爱：《村落社会的知识生产与传统再造——以山西寺庙重建为例》，《宗教人类学》（第六辑）。 张志刚认为：“在民间信仰的复兴过程中，基层群众的精神需要是基础，当地精英的策划组织是关键。”③ 张志刚：《“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反思——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 景军④ 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周越、岳永逸、华智亚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框架。如周越的研究强调信众所实践的宗教的内发性，即他所言的“做宗教（doing religion）”⑤ Adam Yuet Chau,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面对千百年来，如袅袅香烟，以敬拜为核心的庙会成为中国乡土宗教与文化时明时暗的风景，⑥ 岳永逸、王雅宏：《掺乎、神圣与世俗：庙会中物的流转和辩证法》，《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 岳永逸认为，对传统庙会今天的兴旺，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高压政治松绑后的“复兴论”和受机会主义、风险社会、投机心理和生命机会支配的“世俗功利化论”。⑦ 岳永逸：《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岳永逸考察了“行好”这一乡土社会的逻辑与庙会复兴的关系⑧ 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提出要“突破人与神、家与庙、公与私、一神教与多神教的机械对立”⑨ 岳永逸：《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华智亚在民众生活和民间信仰自身的逻辑中寻找信仰者热衷于举办庙会的原因，认为“热闹”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逻辑。⑩ 华智亚：《热闹与乡村庙会传统的生命力——以冀中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2008年，主簿营村重修了荒废已久的关帝庙，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重修关帝庙的原因和过程体现了村落社会中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资源动员形式。笔者四次到山东省莘县张寨镇主簿营村进行民俗调研，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该村关帝庙重建的历史文化背景、多重原因以及建成后村民对它的认同建构。没有任何理论背景的主簿营村民建庙的过程不只是涉及为何建庙、如何建庙、如何扩大庙宇规模等现实问题，而是和该村的历史文化背景、村民生计方式、村民思维模式等复杂的“整体社会事实”密切相关。
一、关帝庙的历史及其毁灭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主簿营村村民邱雪臣编纂了记录该村历史、文化的小册子《村志纂编》，在介绍村庄的地形、人口时提到“东坑较大，关庙后边。西坑较小，奶奶庙前”① 邱雪臣编：《村志纂编》。据村民说，该村志是邱雪臣在前人编写的基础上整理、扩写而成。感谢王文海先生保存其复印稿并提供给笔者。 。这些文字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比如，村中至少有过关帝庙、奶奶庙、周武庙、三官庙、土地庙、菩萨庙等庙宇，而且这些庙宇是村民划分地理、生活空间的重要标志物，它们和寨墙、寨门、大坑、水井等与村民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一样，在村民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共同构成了“乡村的地标”② 岳永逸：《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社会》，2008年第6期。 。
关帝庙作为村民的历史记忆，除了作为地标外，更重要的是承担了村民关于国家、历史、个人生活的集体记忆。据立在关帝庙内的碑刻记载，关帝庙“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修，后经几番修缮，曾几显圣”③ 此碑为2008年关帝庙重建后所立，碑文内容如下：“万古流芳 武圣寿亭 侯 关羽字云长，东汉寿亭侯，武功超群，勇冠三军，侠肝义胆，忠贞不渝，令世人敬仰，故念其赤诚忠义，筑庙供奉，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修，后经几番修缮，曾几显圣。惜1947丁亥年，因战事被毁，迄今六十余载，为怀之功德，袒佑黎民，于二00八戊子年春，诸多仁人志士募捐，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世代崇拜，千秋靖安。” 。明朝正是关帝信仰兴盛的时期，尤其是明万历年间，“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④ 徐渭：《徐文长逸稿》，《明代论著丛刊·卷十九》，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 此处所指的“侯”正是汉寿亭侯关羽，因为虽然在宋代，宋徽宗于宣和五年（1123年）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但到了明初，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下令恢复关羽生前原有的汉寿亭侯封号。村民所记忆的“万历年间修”，正是关羽在历史上达到鼎盛地位的时刻。关羽“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由民间私封为‘协天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关公被万历皇帝正式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关圣帝君”⑤ 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1页。 。受此影响，民间也开始流传关公护国保驾而受封为“伏魔大帝”，这样“明代万历年间也就是关羽神圣化历史进程中登峰造极的阶段。”⑥ 李惠明：《试论关羽神圣化的历史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包诗卿的研究也指出：“明代是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的重要时期，也是关羽庙宇兴修和扩建的重要阶段……到明代后期，关羽祠宇数量甚至超过孔庙。”⑦ 包诗卿：《明代关羽信仰传播基础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主簿营的关帝庙据传也是万历年间初次修建的，正好与关帝信仰在中国北方发展的大潮流相符。
碑文中所说的关帝“曾几显圣”，也是村民的重要历史记忆。在清末民初，主簿营所在的鲁西平原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土匪横行。据该村当时所属的朝城县的县志记载，单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朝城县及周边村落就经常性地成为兵祸、匪乱的重灾区，官兵、“发匪”“教匪”“土匪”“捻匪”等你来我往，烧杀抢掠，致使境内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与主簿营村直接相关的是发生于同治二年（1863年）的一场匪患：
同治二年正月，降众杨朋岭、张锡珠、张玉怀等大肆焚掠。都统伊绵阿由本境大场追剿，忽退兵金滩镇。玉怀等合股犯朝境大王寨、王奉集，所过焚杀如洗。团长孔昭著率团御之，阵亡。团众死者千余人。二月初二日，降众程顺书等复犯本境栾屯、毕屯、张鲁集，遍地烽烟。是月初六日，邑人张跻堂引黄旗张玉怀等攻破舍利寺圩，屠男女数千人。① （清）刘文禧、吴式基等修，赵昶、贾铭恩等纂：《朝城县志续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37—239页。
也正是在这一年，“村民齐动，邻村帮建。齐心努力，围墙建完。新建寨墙，雄伟高宽。寨门坚固，县城一般。”② 邱雪臣编：《村志纂编》。 之所以建设寨墙和坚固的寨门，村民记忆也很清晰，是因为“现时社会，皆很紊乱。拉杆结火，长毛造反。到处抢劫，群众灾难。”建成后的寨墙为保卫主簿营和周边村落居民的生命财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保住村里，生命财产。围墙效益，排忧解难。”③ 邱雪臣编：《村志纂编》。 在村民的记忆中，关帝庙中的关公和他的赤兔马在寨墙建成后为保卫村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病变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病变检出率，淋巴结结核以及淋巴瘤检出率明显低于淋巴结转移癌病变检出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结核病变检出率与淋巴瘤检出率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饲喂通道模块由左右护栏、支撑架和纵横梁组成。除满足母猪饲喂通行需要外，还对整个设备起着支撑作用，在其上安装有进口门及控制机构、料仓、食槽、下料机构和称重平台等装置，因此结构要有足够的强度，实践中常用圆钢或方钢经焊接而成。
再就是土匪那时候，土匪打俺这个庄上，他进不来。咱有四个吊桥呀不是，四个大门。据他们说那时候这个马在圩子墙上转圈，转了几圈，马围着圩子转。土匪一看圩子墙上净马，他不敢进了。实际上你到庙里看看去吧，这个马是个泥塑，这个泥塑的马一抹身上净水，这是显灵了。⑨ 被访谈人：田存修；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2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存修家中。
这儿传说中的赤兔马和李福清研究的关公传说不同，它不仅助人，做了护卫全村的重要事情，而且也和地名传说无关。村民们实际上是把关公的马当成了关公一样对待，他们相信是关公指使他的马显灵，护佑了信奉他的村民。
当然，在村民的记忆中，关公也会直接显灵，护佑村民。田修柱向调查者讲了他亲眼见到的关公保护本村百姓、惩罚恶人的事迹：
一、成功抵御多场台风暴雨，实现灾害多发年份无大险。进一步夯实软硬件基础，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强化责任落实，成功抵御了“5·26”“8·23”“8·30”等特大暴雨和“尤特”“天兔”等强台风的袭击。提请市政府印发了《深圳市台风暴雨灾害防御规定》和《深圳市台风暴雨灾害公众防御指引》，有效提高了政府与社会防灾减灾、避险自救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那就是灵，那时候田墨勋家和大三儿家娶媳妇，那时候朝城的穿黑衣裳的，那不知是哪个军队，上咱这儿来，不知道干啥嘞。一进东门，就有个旋风子旋他了，他摘下来枪，就往关帝爷那儿打，打了后就把他的枪壳子给爆了，爆了后他浑身是血，转头就跑了。那时候我刚记事，去看媳妇，亲眼看到的。① 被访谈人：田修柱；访谈人：张成福、赵灿、杜昱莹；访谈时间：2016年1月8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邱海昌家中。朝城，曾是朝城县的县城，是当时该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主簿营村东十里左右。
和中国的大多数神灵一样，关公有时候也会耍些小性子，不过这些小性子反倒增添了神灵的烟火气，使得百姓更容易甚至是不得不与其接近，不得不信奉、供奉哪怕是“贿赂”这位神灵。田起孟讲的一则有关本村关帝庙的叙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过去来说，凡是从这儿（关帝庙）路过的，你比如说赶朝城集，从这儿赶集的，你到这个庙边，你如果不往关公爷那个嘴上抹点油，你的车轴就崴到那里……就是卖东西的从那儿过嘞，得往关公爷嘴上抹点油。抹油的话，就能顺利过去，不抹的话，车轴就崴那儿。② 被访谈人：田起孟，男，主簿营一村两委委员；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2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存修家中。
关帝庙还承载着村民的红色记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主簿营村的关帝庙作为一处较大的庙宇建筑，曾经是朝城县政府的所在地，是整个县的革命活动中心，也曾是服务战争前线的后勤枢纽。邱雪臣在自己的村志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日寇侵华，来我中原；到处烧杀，妇女更惨；为不受害，县府西迁；移至我村，东门里边；驻扎基地，关爷庙园。③ 邱雪臣编：《村志纂编》。
总之，异烟肼血药浓度的水平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与患者体表面积、白蛋白水平有直接相关。本文还有许多与其相关的问题和因素有待深入研究。
“那是我的人生第一桶金，让我真正学会了铁路建设和工程现场技术。”在逐步的积累中，郭庆富的工作能力被所有的人认可，逐步担当起重要工作。2010年初，郭庆富参与黑龙江省内第一条高速铁路哈西高铁建设，面对多项难题，他敢为人先，带着一股冲劲儿摸索出了一套桥梁施工工法和操作经验，还总结出多项经验，使现场的施工进度迅速提升，随后又优化了王孙桥深基坑防护、支架及设计浇筑等方案，为哈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国民党朝城县县长张守忠把县政府驻地迁至主薄营村的关帝庙。1940年，八路军来到主簿营村，还是在关帝庙成立了革命的朝城县政府，并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关帝庙一时成为冀鲁豫地区抗战的中心之一。
首先是ATP生物发光法。研究发现，所有活体的生物体中都存在着ATP，其是生物体的重要能量来源。通过对样品中的ATP浓度进行测定，即可对食品中的细菌数有效获取。在ATP的作用下，发光光度计内荧光素酶氧化荧光素会有一定的荧光强度产生，通过对荧光强度进行检测，即可对菌量进行有效测定。实践研究表明，和传统检测技术相比，ATP检测技术更加高效和快捷，能够快速检测食品现场，且能够对大量食品样本的菌类污染情况进行有机检测。近些年来，在乳酸菌检测、啤酒中菌落总数检测中，都开始广泛应用ATP生物发光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主簿营的很多村民跟着部队“南下”，留下的村民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最为村民所津津乐道的是“打羊山”的时候。发生在济宁金乡羊山集的羊山战役是1947年刘邓大军渡黄河战役的重要一役，当时从战场上被救下来的伤病员有一部分就被集中送到一百多里外的设在主簿营村的第十八所医院，主簿营的每户人家都承担了照顾伤病员的任务，妇救会、姐妹团、儿童团等团体有组织地照顾伤员。从战场上被救下的伤员首先被抬到关帝庙，然后根据伤势轻重，轻伤员被派往各家，重伤员留在关帝庙，安排专人照顾。已经98岁的张九女清晰地记得，由于当时正是夏天，很多伤员的伤口溃烂，她和村里的妇女到关帝庙为伤病员剥蛆、洗衣、喂饭，无怨无悔。④ 被访谈人：张九女，女，1918年生，主簿营村民；访谈人：张成福、赵灿；访谈时间：2016年1月9日；访谈地点：张寨镇赵士荣家中。 牺牲的伤病员也是被集中到关帝庙后由部队发放棺材安葬于村外。
装饰庙宇特别需要专业知识。庙委会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使现在的庙宇和过去的庙“一样”，包括神像、对联、匾额、香炉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给神像开光，开光后如何给神献戏等问题都摆在了庙委会面前，成为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这些知识资源本村落内的“知识精英”并不能够完全提供，需要综合利用本村和外来知识资源的介入。
路遥指出：“要深入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就必须从悠久的古代中国着手。”① 路遥：《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文史哲》，2010年第4期。 范丽珠结合自己对中国北方民间宗教的研究，也指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资源往往是民间寺庙和仪式得以恢复的重要依据。”② 范丽珠：《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宗教的复兴及其策略》，《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6期。 在主簿营村老百姓的历史记忆里，关帝庙和关公在村落文化语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关帝庙是村里的地标，它曾经是村落居民在自己文化空间里叙述地理空间的重要标志物和文化场所；还是村民神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土地庙一样承担着个人生死之间中转站的职能。其次，关帝显然是村落的地方保护神，没有他，村落就难得安宁，甚至关帝有时候还会帮助村民“欺负”一下外来者；最后，关帝庙和村落的历史、民俗生活、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它曾经是革命的圣地，已经有机地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了关帝庙，村民的很多精神和现实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进入21世纪后，村民们开始张罗起了重修关帝庙的事宜。
二、关帝庙的重建
可以将这些解释模式归结为两个基本类型：一、由神灵、鬼魂和祖先等不可见的人格力量引起的疾病或者厄运；二、由非人格的宇宙力量引起的疾病或者厄运。在第一类情况里，只要把妖魔鬼怪等拒之于门外，恰当地崇拜神灵和祖先，就可以确保健康长寿和兴旺发达。③ 宗树人：《人体：健康、民族与超验性》，载宗树人、夏龙、魏克利主编，吴正选译，余伟韬校：《中国人的宗教生活》，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重修关帝庙时，负责组织重修庙宇的田甲臣首先说的就是因为近几年村里“孬病”的增多：
从前吧，有些老太太，在主簿营，在东边，尤其是一大队，得孬病的特别多。净五六十岁得孬病。有老多老太太觉得关帝庙不建，永远主簿营不好。这说啥呢，这说从前咱这个关帝庙特别灵，相传在战乱时期，关帝庙特别灵……因为这呢，关帝庙扒了之后，打那以后，总是出事儿，感觉着没有这个关帝庙不行。这些老太太呢，组织一块儿就来找我，说：“你组织组织吧，把这个关帝庙修起来”。④ 被访谈人：田甲臣，男，1952年生，主簿营村民，关帝庙庙委会负责人；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实际上，村民口中的“孬病”就是癌症。根据国家卫计委的公开说法，我国癌症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10万，死亡约200万。近20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卫疾控发〔2015〕78号，《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 相关资料也表明，从1990年以来，恶性肿瘤就一直占据我国农村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的前三位。⑥ 参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3卷）》相关内容。
近年来，主簿营村村民因得癌症而死亡的数量确实不少。这一情况从另外一件事情上也可以得到证明。21世纪初，主簿营村里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堂，可自从教堂建起后，它就成为了村民矛盾的焦点。家住在教堂附近的部分老百姓对教堂怨声载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自从教堂建起后，教堂周边的好几位村民都得了“孬病”，最后不治身亡。为此，有的村民甚至扬言要把教堂烧了。可因为教堂的建设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虽然村民多次找到村干部，但村干部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动员教会把教堂迁走，以避免矛盾的爆发。
因此，重修关帝庙，避免“孬病”的漫延并杜绝这种病的持续出现是村民重修关帝庙的直接原因。这里面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与外来宗教对抗的成分，既然不能拆除教堂，那么通过重修关帝庙，利用本村的保护神去压制外来的神灵，把被破坏的风水给找补回来，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重修关帝庙就在这种情况下契合了村民的现实精神需求，祛除“孬病”成为关帝庙重修过程中重要的精神资源。
威尔又抬起手。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先前没有的决断。他真的相信自己能赢？艾尔一拳打过来，恐怕他当场就会被打晕，如果艾尔能下得了手的话。
1.3 观察指标 局部脑氧饱和度rSO2：记录时间点包括T1(麻醉诱导开始前)、T2(麻醉诱导后5 min)、T3(CPB开始)、T4(停循环开始5 min)、T5(下半身恢复循环即刻)、T6(CPB结束)。记录术后辅助通气时间、ICU停留时间、术毕至出院时间、各系统并发症情况及病死率等。
重修关帝庙的二号人物，在关帝庙修建过程中设计图纸、雕塑神像、贡献匾额、撰写碑文的田存修在回忆关帝庙重修的过程时，首先说道：
1)现场试验表明：通过对钻头的扩孔结构、冠部形状、布齿结构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其中钻头扩孔结构采用二级扩孔设计方案，钻头领眼段的冠部采用“微凸冠顶”结构，钻头布齿结构按照自平衡原理设置，新型扩孔钻头在深井条件下钻进是可行的，可以实现井眼轨迹控制，满足定向扩孔的要求。
2005年，兆坤在二大队修机器，他想筹建这个庙。我呢，当时三马车总是坏，到他那儿修去，他叫我叔嘞，就对我说，存修叔，咱想建庙嘞。我说建啥庙嘞？他说咱的关帝庙想着重建一回嘞。③ 被访谈人：田存修；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2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存修家中。
《朝城县志续志》记载，同治六年、七年，光绪二年、三十二年，民国元年、二年、七年，朝城县及其周边持续不断地遭受匪患的侵扰和杀害。但在主簿营村民的记忆中，“那闹土匪闹得人心惶惶，土匪始终没进咱这个村。”④ 被访谈人：邱海昌，男，1944年生人，主簿营村民；访谈人：张成福、赵灿、杜昱莹；访谈时间：2016.01.08；访谈地点：主簿营村邱海昌家中。 村民们将本村得以保全的功劳记在了关公的身上。土匪之所以没有进主簿营村，传说主要是因为村中关帝庙里有两匹马。和李福清研究关公传说所得出的结论“民间传说中与赤兔马有关系的不少，大部分与各种地名有关，可说是成了地名传说的一类。……当然传说中马的显灵与关帝不同，并没有助人，或作什么重要的事”⑤ [俄]李福清：《关公传说与关帝崇拜》，汉学研究中心印行：《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第323页。 不同，这儿的两匹马每天晚上都会在圩子上来回巡逻，在外人看来就是“从外边看着围墙上净灯笼，有马，值班巡逻的，来回转圈”⑥ 被访谈人：邱海昌，男，1944年生人，主簿营村民；访谈人：张成福、赵灿、杜昱莹；访谈时间：2016.01.08；访谈地点：主簿营村邱海昌家中。 ，有的村民曾在天明时看到庙里泥塑的马身上渗出水珠，“咱XX哥说过，见过马张着嘴，身上净水”⑦ 被访谈人：田修柱，男，1932年出生，2016年4月离世，主簿营村民；访谈人：张成福、赵灿、杜昱莹；访谈时间：2016.01.08；访谈地点：主簿营村邱海昌家中。 ，“发现它浑身都湿，这是打更转的，累的”⑧ 被访谈人：王文海，男，1934年出生，主簿营村民；访谈人：张成福、赵灿、杜昱莹；访谈时间：2016.01.08；访谈地点：主簿营村邱海昌家中。 。田存修较为系统地讲述了关公的赤兔马显灵的传说：
这一场与村内修机器的“商人”的谈话，使干过文艺宣传、年画印刷、石膏塑像、模具冶铸，当时正在制作寿棺出售的同样具有“商人”特性的田存修积极主动地加入到了关帝庙重建的队伍中，并在后来由13人组成的“庙委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田甲臣的说法，庙委会成立后，就组织募集资金，重修庙宇，资金募集得非常顺利，“建庙时的款是大家伙儿集资的，谁愿意捐多少捐多少。各家捐的，家家都捐，不捐的是少数”④ 被访谈人：田甲臣；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
之所以捐款那么顺利，和主簿营村特殊的生产形态有关。主簿营村是一个大村，人口有5000多人，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存在。因此，在历史上，主簿营村民就以种菜、经商等为自己的主要生计，周边百姓形象地将该村称为“菜窝子”。村民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种植蔬菜向外贩卖，正如黄宗智所说的“经济内卷化”和“农民自我剥削”⑤ Philip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因此，在过去周边村落的百姓笑话主簿营，说是“主簿营的孩子十几岁前不认识自己亲爹”。因为村民们普遍种菜，他们需要把自己的菜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出售，而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手推车、自行车等，因此他们需要在凌晨就出发去卖菜，一般到晚上孩子睡觉后才能回来，所以，父亲和孩子很难见面。农闲季节，他们也不闲着，有的人进入唢呐班、戏班糊口谋生，更多的人在冬天制作粉条出售。村民们用一首顺口溜形象地描述那时百姓的生活：“早晨酸糊粥，中午渣窝窝。要个烟吸，给个绿豆叶搓搓。要个火儿也没有，给你个圪垯拨拨。”⑥ 被访谈人：刘文周，男，1943年生，原莘县二中教导处主任，主簿营村民；访谈人：张成福、赵灿、张亚楠；访谈时间：2016年6月30日；访谈地点：朝城镇刘文周家中。 这是对冬天用地瓜做粉条的村民生活的生动写照，所谓酸糊粥，就是村民用制作粉条的地瓜淀粉沉淀后滤出的酸水煮了喝，非常酸，难以下咽。渣窝窝，就是用去掉淀粉后的地瓜残渣蒸的窝头，没有营养，后来一般作为猪食。即使村民们种菜、开展多种副业经营，但依然贫穷不堪，周边百姓感慨道：“该死该活，不给主簿营扛活”。
这样，田甲臣和田存修分别找了几个人，很快组成了共有13人的“庙委会”② 这13人的名字被刻在了万古流芳 武圣寿亭侯碑的背面，碑文如下：庆盛世，颂功德，仰神灵之气，乞繁华百世，集众人之力，合全村之心而形成新貌，为表众人之诚心，故立此碑，以示其功德，而启后人。13人分别是：起发组织者：田甲臣；2008年筹建组织捐款300元：田兆山、田根臣、田利宪、赵登记、田玉臣、田存修、田利景、田章臣、田起阔、田起玉、赵登磊、田章来；雕塑设计：田存修。 。在正式修庙前，庙委会的13个人在关帝庙的旧址前焚香发誓。之后，他们找到本村的建筑队建起了庙宇的框架，请河北的施工队给庙宇上瓦，庙宇很快就被重建起来了。这时候，对知识资源的需要就凸显了出来，正如王见川指出的：“民间信仰中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围绕着人格神，尤其是围绕着神明的庙貌发生的”③ 王见川、皮庆生：《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如何装饰已经建成的庙宇，将“庙貌”装饰成什么样子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主簿营村民精耕细作种菜的本领和骨子里善于经商的基因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找到了用武之地。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之后，用小拱棚种植反季韭菜迅速成为全村绝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生计。到21世纪初，主簿营村所在的张寨镇成为“韭乡”，主簿营的蔬菜批发市场影响越来越大，该村村民也依靠韭菜种植、多种经营、蔬菜经纪等收入水平日益提高，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有村。受其影响，周边村落种植韭菜的农民也越来越多，现在主簿营所在的张寨镇用“工业重镇，魅力韭乡”来作为自己的宣传语，先后获得了“鲁西第一韭乡”① 王兆锋、熊永禄、朱鲁勇：《莘县张寨积极打造“鲁西第一韭乡”》，《大众日报》，2013-11-14。 “齐鲁第一韭乡”② 钟伟、杜燕华：《莘县张寨镇：放心韭菜，这样“管”出来》，《聊城日报》，2016-06-27。 等美誉。富裕起来的村民或者承包更多外村的土地扩大韭菜种植面积，或者利用自己的财富积累到外面开设工厂，或者在村内蔬菜市场周边开设店铺，开展多种经营。或承包、或经商、或开展小本经营的村民们对财富的追求、对安定经营环境的追求也日益强烈。所以，当关帝庙要重新修建的消息传开的时候，村民们踊跃捐款，田甲臣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伙儿都要集资，他们都感觉挺好，也没用言语，没用咋地，就在喇叭上喊了喊，说了说，在街上搁了个桌子，就治了几万块钱，大家伙儿捐资的，就把这个关帝庙给建起来了”③ 被访谈人：田甲臣；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07.03；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祈求早已成为财神的关帝的保佑保证了关帝庙重修过程中物质资源的供给。
有了人心、有了捐款，重修关帝庙就有了基础，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修建关帝庙、修建一个怎样的关帝庙，这时候对组织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动员就必不可少了。
由于关帝庙的旧址已经被盖起了学校，虽然学校已经被弃之不用，但要想在原址上重修关帝庙，就必须扒掉学校的老房子，获得村委会的支持。因此，田甲臣等人首先找到了主簿营一村的村委会，寻求村委的支持。村委对建庙的事情也比较支持，提出另辟新址重建关帝庙的想法，但因为资金、地基等诸方面的问题，最后还是确定在原址重建关帝庙。有了村委会的支持，建庙就有了组织上的保障。但是村委会仅仅是道义或者精神上的支持，他们不可能主持庙宇的修建。建立一个民间的组织来操持有关建庙的一切事宜就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地方民间信仰已经成为“次级地方政府”。④ Kenneth Dean,“Loca Communal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74(2003):338-458.蔡莉莉的研究表明：“村庄庙宇理事会仍然对村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产生积极的而具有意义的影响”。⑤ Lily L.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C 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社区庙宇常常成为替代性的筹款和拨款中心，村民也乐意把金钱捐给庙宇理事会，在很多情况下，庙宇再把资金花费在修桥造路、建学校，甚至建篮球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上。⑥ 安德瑞、宗树人、吴科平：《宗教慈善活动与中国的公民社会》，载宗树人、夏龙、魏克利主编，吴正选译，余伟韬校：《中国人的宗教生活》，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2008年春，田存修找到田甲臣商量，组建一个班子来负责重修关帝庙的事宜。他们商量好了找人的标准，确定好什么样的人才能找，该找谁进入班子。按照田甲臣的说法，大伙儿之所以找他当发起人，是因为“我的辈分大，无论田家院里也好、赵家院里也好，我的辈大”。田起孟也说，田甲臣“可以说是俺姓田的家族长了，最大的辈了”。找其他人的标准也是从多方面考虑的，如田甲臣所说：
除了祛除“孬病”外，村民们提到的关帝庙重建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村民对财富的向往。按照杜赞奇的说法，关公虽然早就被当作财神被人们供奉了，但在不同的信仰实践中，“关帝的形象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但他对某人所具备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与别的人沟通。关公成了一个保护庙宇、社区和国家的英雄转而成为健康和财富的确保者。”① Prasenjit Duara：“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47, no.4(Nov.1988),P.791.高丙中也指出：“财神信仰复兴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代表作。”② 高丙中：《当代财神信仰复兴的文化理解》，《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在财神信仰复兴的社会大语境下，主簿营村民很早把关公当成财神来对待了。
我共同和他（田存修）协商，该找谁，看谁合适，谁在外边能说话，能啥幌子，因为这个该找谁找谁。……主要就是考虑这个人怎么样呀，能办成点事儿呗，给大家伙儿集资呢，起码要有信用吧，是共同这样找的人。① 被访谈人：田甲臣；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全风化土层级配均匀，细粒组分以粉砂为主，在地下水渗透力作用下，粉粒、粘粒可能通过粗颗粒间的孔隙发生迁移，导致流土、管涌渗透变形，破坏边坡稳定性。任何类型的土只要水力梯度达到一定大小，都会发生流土破坏。土是否发生管涌，首先要取决于土的性质。无粘性土中发生管涌必要的几何条件是其土中粗颗粒所构成的孔隙直径必须大于细颗粒的直径。对于无粘性土是否发生管涌的几何条件可用下列准则判别[13-18]。
中国在进步，智能建筑系统工程的建设过程也在不断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的施工设备也在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提高施工的安全性，应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制定完善的施工组织计划和安全防范措施，为各单位员工提供规范的运作标准，严格约束作业方式，减少违规操作的发生，降低风险。首先要制定合理可行的施工组织方案，科学地安排施工进度，最大限度地保证施工质量，同时不能影响工程进度。此外，各单位之间应加强沟通，注意协调配合，特别是夜间施工安全一定要有保障，制定风险应急机制，提高效率。同时，建议将分散和小规模作业转变为平行作业，这有利于工程的整体把握和急救，进而确保施工进度[2]。
1947年，关帝庙因战事被毁，此后，关帝庙就剩下一个“庙疙瘩”了。解放后，村民在原关帝庙的旧址上建起了一所小学，在小学外建起了一座只有一米多高的小关帝庙。关帝庙在村子里实际上还承担着土地庙的功能，村民死亡后的报庙是到这个庙上去的。再到后来，连一米多高的小关帝庙也逐渐坍塌，庙址上只留下了几块青砖，一直到2008年关帝庙被重新修建起来。
田存修这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多年来走南闯北，又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给关帝爷塑像的时候，他的“知识考古”就开始了。田存修一直纠结，关帝爷的塑像应该是什么样子？当很多人都一致要求他把关帝塑成红脸的时候，田存修顶住压力，购买了一些有关关帝、神像的图书来看，最后说服众人，给关帝塑了金身，将关帝的脸塑成了黄铜色。也是根据书上的记载和老人的说法，他起草了关帝庙大门上的对联④ 对联内容为：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横批：盛气凌云。 ，在正殿两边也分别挂上了对联⑤ 正殿左侧内容为：殿中供奉关帝坐像 明柱上垂挂一幅怪联 日昍晶
通天下 月朋
朤镇乾坤相传古已有文 此为近年所恢复 颇耐人寻味；右侧内容为：义存汉室三分鼎 志在春秋一部书 德被生民乃圣乃神 功高当世允文允武 英风冠古今 大义参天地。 。他还自己制作了上写“关帝庙”的木匾挂于正殿门之上，制作了香炉供村民烧香使用，设计了记录修庙缘由和捐款人姓名的“万古流芳”石碑。经过这些资源的装饰，关帝庙有了传统庙宇的样子。由此，通过这些物的“掺合”，乡土宗教中互利互惠的人神关系和人神一体的辩证法得以实现。⑥ 岳永逸、王雅宏：《掺乎、神圣与世俗：庙会中物的流转和辩证法》，《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
在庙宇落成、关帝神像开光的日子，本村的知识资源显然已经不够了，庙委会请来了外来的“知识”来确立新修建的关帝庙的“合法性”。修建庙宇最重要的就是给新塑的神像开光，因此，他们“开光请的张寨的，请的刘银亮（音），领着好几个嘞，他给开的光。他是前几年在张寨，他是啥都懂得，懂得多。有点风水先生的意思，他懂得开光等等的”⑦ 被访谈人：田甲臣；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给神像开光，等于是给重新回来的神灵颁发了“营业执照”。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娱神和为神灵“打广告”了。为此，庙委会派人远赴菏泽，请了一个豫剧团在村里唱了六天戏，总算是确立了关帝庙在村里的神圣地位。
主簿营村民在重建关帝庙的过程中，充分动员了各种可用的资源。景军指出： “仪式知识、文字技能、历史观念、政治意识等知识是构成庙宇重建过程的必不可少的一套资源，对‘知识’资源的安排与对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的安排同样重要。”① 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1 期。 景军忽略了精神资源的重要性。主簿营村民们期望使村落里得“孬病”的风水能够改变是庙宇重建的精神资源；普遍进行商品交易的村民有对财神需求的精神资源为庙宇重建提供了经济资源；村委会的支持、庙委会的运作为庙会重建提供了政治、组织资源；对内在与外在知识资源的充分利用最终使一座新建的建筑成为了众所公认的神圣空间。然而，这远不是庙宇重建的结束，村民们还会在这座庙宇上“添砖加瓦”，实现对神灵的“认同建构”。
她的恋父情结的最后原因是社会背景。这部小说发生在美国内战结束后那年的秋天，美国内战给南方的人带来很大影响,尤其是南方贵族。随着北方工业文明逐渐取代了南方文明,贵族们成为为生活挣扎的普通人，他们不再是受尊敬和钦佩的上层阶级,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经常遭受经济困难。然而,当北部的新思想流行起来,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被他们父亲的传统观念占据，无法适应现实。例如,南方人仍然无法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不能习惯他们政治地位的改变。贵族假装高贵，其他人也仍然认为他们是权威。在艾米丽看来,她是高贵的南方贵族的后裔,她自己也是高贵的。因此,除了高贵的男人没有人可以配得上她,也就是说,只有她的父亲可配得上她的。
三、关帝庙的扩建
李向平指出：“信仰认同是宗教与社会互动的结果”② 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 。张晓艺、李向平通过对津、闽、粤三地的妈祖信仰进行比较，认为灵验性、地方文化传统、信仰建构方式、民间信仰精英等是民间信仰的主要认同要素。③ 张晓艺、李向平：《信仰认同及其“认同半径”的建构——基于津、闽、粤三地妈祖信仰的比较研究》，《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 在主簿营村关帝庙开光后，不同的社会群体还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持续地强化对关帝信仰的认同，他们力图通过广泛传播“见证”和“礼物交换”的传统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可以说，现在村民们对关帝庙的认同是被不同的群体一起无意识地建构起来的。
关帝庙自开光的那一天起，就灵验事件不断。村民们通过传播这些亲眼所见的灵验的“见证”来一步步在村民心目中建构起了关帝灵验，可以治病、求子、给财、显像等信仰认同。赵旭东研究范庄龙牌会指出：“不论是对于一个家庭还是对于一个村落而言，一位神的信仰的确立往往都跟一种灵验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基本的表述模式就是‘因为求得到灵验，所以信仰’”④ 赵旭东：《从交流到认同——华北村落庙会的文化社会学考察》，《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4期。 。在主簿营村民的逻辑中也是如此，因为本村的某位村民亲眼“见证”了神的灵验或者所有村民见证了发生在某个时刻、某位村民身上的灵验，所以关帝是灵验的，是值得敬奉、托付的。这些“见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个人亲眼所见的、灵验发生于某人身上而被群体所见的。
个人亲眼所见的“见证”从神像开光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田甲臣和田存修都讲到了在神像开光的那一天，一位村民都没见过的老太太神出鬼没、替神说话的“见证”，作为事件的当事人，田存修活灵活现了描述了那天发生的事件：
她说你这个庙拉倒63年了，我就纳闷她怎么就知道这个庙拉倒63年了呢？她说这个关帝庙63年拉倒之后，关公不是山西的吗，老家，关公在山西山洞里住了63年。确实是，63年俺没给他盖庙，就是报庙的时候有一个小庙疙瘩，哭的时候，就一个这。08年的时候俺给他盖的庙，塑的金身。她说恁这个关公在山洞里住了63年，我就找这个人嘞，这是找对了。我就问她：“嫂子，你是哪合的呢，咱家？”她说是马集的。实质上马集没这个娘们儿，马集根本没这样的妇女。⑤ 被访谈人：田存修；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2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存修家中。
这段叙事的大致意思就是在关帝庙被拆除60多年后，主簿营重建关帝庙，使得在山西老家一个山洞里住了60多年的关公终于能回来了，他这是派这个妇女或者变化成这个妇女来显灵告诉村民他的遭遇和感激之情。田存修的这个“见证”被广泛传播，是关帝显灵的一个主要证据。
与田存修所见的使者或者化身不同，这次村民们在公共场所见到了关帝爷自己的“显像”，通过村民的口口相传，个人所“见证”的关公显灵被很多村民认为是确实发生的。
那是第几年唱戏，你忘了？就在这儿唱戏，关帝爷就在舞台上坐着，好几个人都说看见了。那是第六年啵？三宾看见了，三宾说的，还有起玉……黑家十二点，就是晚上十二点，舞台上灯也很亮，他说上面有个龙椅，上面坐着个大红的大臣，就那样的，他反正就这么说……① 被访谈人：田甲臣夫人；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村民亲眼见到的第二桩“稀罕事儿”，是关帝庙建成后，每年庙委会都会请戏班唱戏，田甲臣夫人说：
实际上，更多的“见证”是灵验发生于某时或某个人身上而被更多的人所见。田甲臣一直对立碑当天自己的“见证”记忆犹新：
立碑的那天哈，立碑的那天，关帝爷这个碑立上以后，那一天，立完碑那时候有十一点啵，好好地天，哈，那个雷响得，我给你说，主簿营钻地龙，大家伙都见了，全是都跟着人跑，全街上跑。一个雷，刚立起来，全街上跑呢，这个龙。你说刚立上碑，十一点多，那个雷响的别提，那龙呼呼地跑在当街，那都见了，多些人啵，立碑的那天。② 被访谈人：田甲臣；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这是所有人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的“见证”。还有更多的是发生于村民个人身上的灵验被更多的人“见证”，最终通过民间叙事的传播建构了村民的信仰认同。调查者在与田存修和田起孟的访谈中就讲到了几个灵验的例子：
田存修：德宝家腰疼，后来去求，人家好了，人家那是真事，显灵了。二起孟的叔伯侄儿。她咋着回事儿呢？他侄媳妇腰疼，这儿吃药那儿吃药就是看不好，上关爷那儿烧香去吧，每一个初一、十五就去烧香去，烧完香掂两碗睡觉，供享供享，她烧香了半年，她的腰好了，不疼了，不疼了之后她做了面锦旗挂庙上了，现在还在庙里挂着呢。
田起孟：二登立的娘经常求子、求子，经常去烧香。求小孩吔，就是登立下面两个小孩，两个双胞胎，孙子吔。
田存修：他家离庙近呀不是，老妈妈儿八十多了，经常去烧香、磕头，经常去，求神拜佛呢。还有个二兴林，他闺女就嫁到贾庄了，也是没有孩子，在庙上许的愿，还有经济方面不太好，最后添俩闺女，是不？还愿的时候治的大供，点的鞭花、两响，乒乒乓乓了一个钟头。姓赵的，他闺女嫁到贾庄了，不生孩子。许了个愿，生了个闺女，这有四、五年了。这都是正道。③ 访谈录音整理。访谈人：张成福；被访谈人：田存修；访谈时间：2016年7月2日下午；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存修家中。
这些治病、求子的“见证”潜移默化地建构了村民们对关帝的信仰认同。然而，“礼物交换就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④ 汲喆：《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村庙不仅是一个消除、预测风险以及调解纠纷的场所，而且再生产出了地域社会交往中的互惠原则”① 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这种原则使人们明白，要想维持对关帝的信仰认同，单纯依靠民间叙事的口口相传是难以为继的，村民们还必须遵循“礼物交换”的基本逻辑。既然关公显灵，村民们也要有所回报。村民们给关公的回报包括两部分，一是拜神、娱神，二是为其扩建庙宇。
拜神在主簿营村民中的表现主要是每逢初一、十五还有重要节庆日，很多村民都会到关帝庙上香祭拜，庙委会以及村上的一些老人也是“年年年下（春节），或者平时初一、十五的时候，上庙上坐坐玩会儿，大家伙儿一去老些人”② 被访谈人：田甲臣；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关帝庙全年开放，平时也会有本村和外村村民为各种目的进庙上香，如村里一位常年在外的生意人“哪回来喽，比如说今天来，明天走，明天走就是到了晚上十二点以后，他今天晚上（到庙里）烧炷香，明天才回去呢。说的今天走，今天就不走了，明天初一嘞，烧完香才走嘞”③ 被访谈人：田甲臣；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娱神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给神唱戏，从2008年关帝庙重建一直到2018年建庙十年，庙委会每年都会邀请专业剧团为关公唱3-8天戏，村民们每年也会捐一些钱给关公唱戏。另外，2008年重建关帝庙时，田存修感到庙宇建成之后需要有庆祝活动，于是就找到田兆孔和几位老伙计，还邀请了原来村里“响器班”的人，买了套锣鼓，组成了一个田存修称之为“松散的一个临时集合体”的组织，每到农闲的时候或者关帝庙重要节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敲敲锣鼓，娱神娱人。这些活动使村落活动更加“热闹”④ 华智亚：《热闹与乡村庙会传统的生命力——以冀中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为庙宇信仰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生命力。
2.5 建立科学考核体系 传统的闭卷一卷式考核方式，使学生由于考试压力而只关注背诵书本和课件上的重要知识点，而忽视了课堂上的投入和课后的延伸。为此，改变了过去一卷式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建立了“开卷考试+课程论文+课堂讨论参与度+开放性实验完成情况”的考核评价体系，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展现。在100分的满分中，各指标所占分值如下：开卷考试(50分)>课程论文(25分)>开放性实验完成情况(15分)>课堂讨论参与度(10分) 。从题型上，摒弃了具有较强客观性的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题型，设置了更为主观性的词组比较题、简答题和论述题题型。
“礼物交换”的第二种形式是为关帝扩建庙宇、光大庙貌。田甲臣等从村里老人口中得知，关帝庙原来的形制要远远大于现在的规模，因此，庙委会在2008年之后的几年里努力的方向就是扩大关帝庙的规模，邀请更多的神灵进入庙宇。2016年，他们在关帝庙正殿前两侧各盖了两间厢房，准备把曾经对主簿营村有重大功劳的赤兔马的像重新塑出来。新建的四间厢房准备两间用作马棚，“一边塑一匹马，一个马童”，两间用于存放锣鼓、香烛等物。2008-2016年间，在庙里立起了三通碑，用于铭记建庙捐款、出力的人员名单，每年将唱戏、建庙捐款的名单用红榜或横幅张贴、悬挂在庙内外的显著位置。尤其是2016年，为捐款12000元、并且答应持续为塑马捐款的赵登常单独立了一块碑。田甲臣说，庙委会未来准备建一个后大殿，“等到后大殿建好之后，还得请神。至于请谁，还得问问老人，过去他们都给说过，看看过去庙里都有谁，据说财神、什么像反正都有，就是不知道咋的放现在，咱都不懂得”⑤ 被访谈人：田甲臣；访谈人：张成福；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访谈地点：主簿营村田甲臣家中。 。
通过村民们口耳相传他们所见、所闻的“见证”，关公的灵验在村民中得到了普遍认同，也正是因为这种认同，在关帝庙建成后“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村民捐钱捐物、娱神、拜神、光大庙貌，通过这种“礼物交换”，关帝在村民的心目中更加威严、神圣。经过“见证”与“礼物交换”的交互互动，村民们甚至是无意识地建构起了对关帝的信仰认同。这种认同建构作为信仰在民间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或机制，还将持续下去，并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
四、结语
当民间信仰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并因为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大众宗教① [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民俗宗教② [日]渡边欣雄著：《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周星译，台北：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2000年。 、非制度性宗教③ [美]杨庆堃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农村宗教④ 梁永佳：《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社会》，2015年第1期。 、原生态的宗教-文化现象群⑤ 张志刚：《“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反思——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 等等不一而足的名称问题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各个学科都在探索一种新的理解民间信仰的理论模式。其实，回过头来看，好像没有哪种模式能够比较完整地解释处在复杂社会文化背景下各具特点的民间信仰事象。2005年，欧大年提出：“我们不能以西方基督教模式的宗教理解来判断中国人的信仰活动。我们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应当是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分类为基础的，而不应该受来自于其他什么地方门户之见的限制”⑥ [美]杨庆堃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序言（欧大年）》，范丽珠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其实，民俗学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日本学者渡边欣雄早就指出：“在理解汉族的宗教时，比起诸神的由来、性格及其宗教系统来，更为不可欠缺的是时代以及顺应时代而变化的人们的愿望，是支撑着这些愿望的人们的生活，亦即民俗。”⑦ [日]渡边欣雄著：《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周星译，台北：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2000年3月，第29页。 刘铁梁也呼吁：“当代的民俗学者尤其需要去了解老百姓都正在想什么做什么，特别去体会代表各种不同主体利益的文化之间正在进行怎样的博弈和谅解，这才是我们特殊的学术使命。”⑧ 刘铁梁：《礼俗互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文化运作》，《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当吕微提出民俗学是一门伟大的学科⑨ 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高丙中断定民俗学已经进入新时代，成为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⑩ 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的时候，民俗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于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主簿营村关帝庙重修和“发展”的过程，关涉到了村民惯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村落历史的记忆与传说、村民的生计与生活、村民的行为实践与口头叙事、村落内外的信仰环境等等都在客观上影响了传统的复兴过程。如果只是单纯地关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如单纯地视其为“宗教”的复兴，更多地关注宗教仪轨，或视其为“礼物”的交换过程，或视其为历史的单向度复原，都很难比较客观、全面地理清民间文化复兴的过程，也很难最大程度地理解百姓的生活。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19）01-0064-12
[作者简介] 张成福，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师，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2YJCZH270) ;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J12WC58)。
[责任编辑：王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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