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伟[1]2002年在《中国机电工业发展思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机电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行业，它由机械工业和电子信息工业中某些行业组成。具体包括普通机械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其它计量器具制造业。它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适用的先进技术设备，为人民生活提供物美价廉的机电仪器产品，为国防和军工生产提供有关专用设备、仪器和配套产品。近年来我国机电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整体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巨大，总产值和资产总计占全部工业的比例在25％左右、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全部工业的27％～30％、产品出口额占总额的40％以上。但是，机电工业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问题：总量依然供过于求，生产集中化程度低；重复建设严重，整体经济效益较差；生产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低，售后服务滞后，市场开拓能力弱；资金投入和发展后劲不足；产品出口市场流向过于集中。 基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全部出口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特专题阐述出口现状并展望未来，以便采取适当的对策，引导出口，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当前，机电工业出口形势良好，连续七年出口量居全国第一，市场多元化取得进展，进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像船舶、计算机零部件、高档家用电器、通信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机电类产品的进口结构也日趋合理。本文通过建立平滑指数模型预测，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05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将达到1975.72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3916.34亿美元的50.45％。 面对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浪潮冲击，面对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步骤的实施及加入WTO，机电工业将直面全球大市场，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 近年来，国外机电工业发达国家发展趋势是：产品加工精密化、效率化；新工艺、新材料、新结构不断涌现；节能环保型机电产品加快发展；企业组织向规模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经营发展；进出口产品结构合理，以高尖端产品为主；广泛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本文以德国为例，阐述其发展现状。 与国外先进同业相比，我国机电工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低附加值产品过剩、高科技产品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集中度低，研发费用不足，与国际知名企业相比国产机电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售后服务等方面存在不足、跨国经营能力不强，出日率低，劳动生产率低。 通过提出发展思路、建立模型分析，我国机电工业发展的建议如下：加大投资、增加资产总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和自主创新结合，实现机电工业跨越式成长；拓宽资金渠道，鼓励利用外资，发展“叁资”机电企业；加快行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兼井重组步伐，提高经济效益；产品实行多元化、品牌化、市场多元化战略；仔细研究、充分利用WTO规则；加速企业信息化建设。
汤韩玲[2]2007年在《基于技术创新的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机电产业是国际贸易及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主导产业,机电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打产品,也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主要产品,对一国出口产品结构和质量的升级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把技术创新和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对机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运用相关理论,采取定性与定量、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揭示我国运用技术创新提升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阻碍技术创新促进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因素,探讨依靠技术创新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有效发展模式。论文遵循这一思路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的内容及结论主要有以下方面:1.通过对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分析,以及技术创新与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相关性分析,明确揭示了技术创新是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创新对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创新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功能的发挥还有巨大空间。因此技术创新是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2.机电产品是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2005年,出口额达到4267.5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55.7%,机电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出口的支柱产品。但是,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存在着7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出口方式以加工贸易绝对为主的局面表明,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我们必须透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迅速增长的表象看到本质,发现深层次问题。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虽然达到了一定规模水平,但是,还存在不少需迫切解决的问题,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3.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实现利润率四个方面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分析诊断,指出尽管我国机电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但是从发展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和横向比较的进一步分析,揭示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依然很薄弱,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产品档次低,缺乏高附加值、高创汇的产品;产品价格走低,低价竞销现象严重;生产设备落后,产品品质低,市场开拓能力弱等。4.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存在问题的深层次根源。论文通过对技术创新投入、转移及产出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存在问题的根源: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自主研发能力不高,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技术创新供需不平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着障碍;技术引进过程中缺少技术的消化、吸收,二次创新,低水平重复引进现象严重;技术创新效率不高,各部门创新效率存在差异。5.运用技术创新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对策。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和借鉴国外经验,从企业、政府、行业叁个方面提出运用技术创新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对策:(1)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2)充分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推动作用。(3)针对机电行业内不同发展水平和特点的领域,实施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策略,促进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徐海[3]2006年在《我国机电类主要产品出口竞争力现状分析及提升思路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机电产品的生产和贸易额突飞猛进。据海关统计,机电产品出口自1985年以来以年均增长超过30%的速度快速增长,出口额由最初的16.8亿美元到2004年3234亿美元,在我国外贸出口中从“冰山一角”上升到“半壁江山”,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机电产品出口为全国外贸出口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们在欣喜机电产品出口量增加的同时,通过分析、建立出口竞争力评价体系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或未来面临的威胁。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关出口竞争力研究理论、方法和模型,对最新的数据进行建模,结果的分析。从而为我国机电产业的出口竞争力现状提供支持和借鉴,同时为我国机电产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思路。本文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对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综述。接着,本文对我机电类主要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现状进行分析。先界定了我国机电类的主要产品,然后本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建立了出口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利用这一指标评价体系对历年来的海关统计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再接着对我国机电类主要产品的出口结构进行分析评价。从而对机电类主要产品的现状有一个更全面的分析。随后,本文对影响提升机电类主要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制约机电产业发展的因素。二是对加入WTO后,机电类各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阐述。最后,本文就如何提升机电类主要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出了相应思路,提出了加强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设、制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大力调整出口产品的出口结构、实现多元化的市场战略以及实施全面开拓国际市场的营销政策体系的提升思路。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有以下几方面的可能创新:1、本文不仅从总体上分析了我国机电出口竞争力现状,还细分到机电类各主要产品。2、本文运用了六个出口竞争力的评价指标综合起来分析机电类各主要产品出口竞争力。而且还从出口结构的四个方面分析了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现状。3、在提出的提升出口竞争力思路上,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思路。
胡晓亮[4]2017年在《上海第二次工业改组与工业结构调整》文中认为近代上海是作为全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无论是在金融业、工业、商业、贸易,还是交通运输业领域都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但是由于租界的长期存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也存在许多结构性的失衡。上海解放后,在新中国逐步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建设中,经济领域的结构性调整已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期,上海的叁次工业改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上海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首先表现在生产生活资料的轻纺工业与生产生产资料的制造工业明显比重相差太大,轻纺工业所占比重过高,尤其是在物资供应相对匮乏的五十年代,无法调动足够的力量来供应上海的轻纺工业的生产;其次工业企业规模过小也是上海工业发展的痼疾,上海急需在公私合营之后通过工业企业的裁并、重组,建立稳定的生产能力;再次建国后上海除了小部分的外国资本家或者官僚资本投资的少数大厂之外,绝大多数的工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上海需要通过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率。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后,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发展被中央提上了日程,不仅是上海自身需要对其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改变之前的"失衡"状态,全国对上海的"期望"也日益提升,希望上海发挥自身的工业基础,带动全国的工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开展了全方位的工业结构调整。上海进行工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式是对工业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改组,改变之前的工业结构,使之适应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带动全国工业发展。上海建国之后大规模的工业改组总共进行了叁次,分别为第一次工业改组(1956-1957年)、第二次工业改组(1958-1960年)和第叁次工业改组(1962-1965年),这几次工业改组是由政府指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的叁次尝试,工业改组根本上改变了上海失衡的工业结构,为其成为"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奠定了基础。其中第二次工业改组是在第一次工业改组建立上海完整的工业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配合了行政区划的变迁、"高精尖"工业方针的提出,在"大跃进"的复杂环境中完成了上海工业结构的巨大转型,奠定了上海当代工业布局的雏形,是叁次工业改组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一次改组,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之后六十年代末的第叁次工业改组是在第二次工业改组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和收缩,上海的基本工业发展方向没有变化。就上海本身而言,第二次工业改组也是影响上海城市发展的重大调整,第二次工业改组大规模的企业裁并改组虽只有半年的时间,但是在改组的过程中,上海整合了自身的工业发展潜力,为行政区划调整、工业区以及卫星城的扩建提供了产业基础,同时通过建立骨干企业打造了一批有生产能力的大厂,在工业改组的过程中,发展"高、精、尖"产业,建设两个基地成为上海工业发展的新方向。本文系统研究了第二次工业改组的工作准备、具体实施以及其导致的结果,并对改组过程中管理体制进行了专门探讨。本文以未被发掘过的档案资料、报刊资料为基础,从公私合营后的新工业方针以及第一次工业改组切入,剖析上海的工业结构问题,详细论述了第二工业改组的过程、影响、体制改革等,对第二次改组与工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述。上海工业方针的变动不管是"紧缩"还是"发展","扩建"还是"新建"都是紧紧跟随国家工业发展的整体发展需要,奉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在全国现代化建设起步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上海第二次工业改组为国家战略与地方经验关系的研究与探讨,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也是我们研究当代经济史应该重视的研究视角。
雷虹[5]2006年在《我国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与机电行业增长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机电产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国的机电产品对外贸易更是连续十年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的第一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支柱。但是,机电产品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是否对机电行业的发展有所贡献呢?因此,将机电产品进出口和机电行业增长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下,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正确制定机电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和机电企业、行业增长战略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旨在考查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与机电行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即分析在优化机电行业结构、提高机电行业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机电产品对外贸易对机电行业的增长是否存在正向的拉动作用。文章通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与机电行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在不同程度上拉动了机电行业增加值的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的拉动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因而得出结论:二者之间存在以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为因,机电行业增长为果的关系。这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外贸出口鼓励政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积极效应、对机电产业的投资不断增加以及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成为出口增长的新源泉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机电产品对外贸易对机电行业增长的效应。指出:机电产品对外贸易对机电行业增长的促进效应体现在规模经济效应、产业聚集效应等方面。最后,本文分析了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如出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机电产品出口以粗放型为主、机电产品出口效益不高、机电产品出口企业性质比例失调;进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机电产品进口体制改革滞后、走私、逃税进口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引入适度竞争的同时忽略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等。并就这些实际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方案和措施,从而为加快发展我国机电行业提供了政策选择。
王志帅[6]2007年在《中国机电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战略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机电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整体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全部出口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特别阐述出口现状并展望未来，以便采取适当的对策，引导出口，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本文通过问题分析，给出了我国机电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战略与对策：搞好市场定位；扩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树立品牌意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与国际标准接轨，突破技术壁垒；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加工贸易实现机电产品投资、贸易一体化；建立金融支持体系，扩大政策支持。
潘凤湖[7]2004年在《新时期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制造业发展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对装备制造业的内涵、构成和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以及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在客观研究国内外环境形势的基础上,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装备制造业增长模型,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和重点领域进行了预测,从而最后探索式地提出了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对策和措施。
江激宇[8]2005年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文中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以往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数是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完全竞争的假设出发，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源于区域的资本、劳动及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禀赋，区域之间要素报酬的差别将会通过要素流动趋向均衡，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会消除区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导致经济增长的均衡。多数学者正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致力于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认为之所以产生地区差距，是因为这些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如果消除或缩小这些区域差异就有可能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增长。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尤其是东、中、西部叁大经济地带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预期的条件收敛，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尤为明显。面对非均衡增长的中国经济，将空间因素排除在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试图改变以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视角，将产业的空间集聚因素引入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之中，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新框架。 论文在回顾与比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集聚为例，重点从产业集聚促进区域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供给的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加，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动、资源再配置效应提高等方面，揭示了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制造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也为全文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分析视角、研究范围和逻辑框架。 论文通过宏观数据的计算与分析，证实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发生了显着的空间集聚现象，东部沿海省份成为制造业聚集地；另一方面，中国各省、尤其是叁大经济地带之间存在着显着的增长差异，制造业集中分布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东部地区的增长优势不断被强化，处于正反馈的累积循环之中。 为了探究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论文分别从制造业区域集聚与区域劳动力要素供给、资本要素供给、区域土地集约利用，以及制造业集聚与区域产业
韩越[9]2004年在《沈阳装备制造业重建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是增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基础。沈阳是国家“一五”、“二五”时期建立的全国重工业基地,曾被誉为中国的“工业装备部”,但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沈阳装备制造业逐渐陷入困境。沈阳装备制造业是否能重建和再度崛起,成为了沈阳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对沈阳装备制造业重建的研究,不仅决定沈阳经济能否腾飞,而且对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国工业化具有示范效应。但是,目前关于沈阳装备制造业重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和操作层面上,从理论上论证的人很少。本文从装备制造业的一般问题入手,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运用与产业发展相关的产业结构理论和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分析了沈阳地区特定产业的发展问题,论证了沈阳装备制造业重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从而为决策层提供理论参考,使决策层的决策具有科学化、民主化。首先,本文从沈阳装备制造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现,目前沈阳装备制造业远不及六七十年代的辉煌与显赫,但就其在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中,沈阳装备制造业仍具有存量规模大、经济总量高、技术基础雄厚、市场竞争力较强等优势,在沈阳和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沈阳装备制造业重建发展前景的客观依据。同时,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为沈阳装备制造业重建创造了机遇;其次,从产业结构理论和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分析说明,在国家工业化中期和国际制造业转移条件下,沈阳装备制造业重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再次,结合沈阳装备制造业优势和不足,以及国家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有利条件,确定了重建沈阳装备制造业的重点以及相应对策,其对策建议有:提高装备制造业的原创能力、创造有利于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搭建装备制造业贸易中心;最后得出了结论:第一,沈阳装备制造业一定会走出困境,再度重建;第二,沈阳装备制造业的重建,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也是现实的需要;第叁,沈阳应该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沈阳装备制造业再度腾飞。
赵伟[10]2011年在《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世界工业企业掀起了一体化战略发展的潮流,大型企业集团纷纷出现。此时,中国的民营工业企业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苏南地区出现了八个重要的企业集团,即无锡的荣氏集团、周氏集团、杨氏集团、唐蔡集团、丽新纺织印染集团、永泰缫丝集团,常州的大成纺织印染集团和苏州的光裕集团。企业一体化发展的意识已经在近代中国产生。对此,企业实践者和理论者都有思考和认识,在企业家的发展构想和公司章程中也都有体现。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1895年至1937年,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的发展经历了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蓄力准备阶段,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第二阶段,从1914年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是以实施横向一体化战略为主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1937年,为第叁阶段,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进入了生产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战略并重的阶段。近代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可以分为横向一体化战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两种类型。横向一体化战略有叁种模式,即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和多元横向一体化战略。永泰缫丝集团实施的是对缫丝生产的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经历了分别由薛南溟和薛寿萱主持的两次横向一体化战略高潮。拥有较完善的原料供应体系和跨国外销机构是其能实现缫丝生产区域垄断的重要原因。荣氏集团实施的是棉粉联营的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自建、租办、并购是其实现战略的叁种主要方式。较大规模供销部门的建立也是支持其横向扩张战略的重要纵向配合行动。荣氏集团的战略实施具有叁大特点,即以无限公司作为战略组织形式,大举外债作为实施战略的主要资金来源,棉纺织生产和面粉生产部门实现关联经营。周氏集团、杨氏集团和唐蔡集团则都实施的是多元横向一体化战略。多元化战略的成效虽然有所显现,但总体来看完成质量不高,也不够成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纵向一体化战略有两种模式,即生产纵向一体化战略和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抵制日货对日纱垄断下细纱交易的冲击,民族纱厂细纱产能有限,以及细纱交易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造成了近代中国细纱交易成本居高,从而促使了部分有实力的民族染织厂联营纺纱生产。由此,大成纺织印染集团和丽新纺织印染集团实施了纺织染联营的生产纵向一体化战略。比较大成和庆丰纺织漂染厂,纺织染联营的实现有两种不同的战略路径,即往返延伸和单向推进。当时棉纺织业环境下,往返延伸的路径更适合后发小资本的发展。光裕集团实施的是铁棉联营的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即棉纺织机器修造与棉纺织生产的一体化,并且其横向上兼营的房地产业起到了资金支持的作用。铁棉联营的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挽救了大隆机器厂和苏纶纱厂,但其内部战略结构安排不当使整个企业集团存在隐患。一体化战略给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发展带来了正向和负向的效应。横向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内部协同互助、规避萎缩与分散风险以及改善和运用市场五个方面;纵向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包括,节省交易成本、防止机会主义、缓解供产销矛盾、获得高利润率、提高差别化能力和产生防御效应六个方面。在获得正向效应的同时,负向效应也是客观存在的。横向一体化战略的负向效应有,管理成本增加、过度资源投入和不经济互助行为叁个方面;纵向一体化战略的负向效应有,生产管理成本问题和生产平衡问题两个方面。面对负向效应,近代苏南企业集团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加以减弱甚至化解。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是主要方面。总体来看,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具有追赶性、自主性、多样性的特点。追赶性体现了晚发落后弱小的中国民营企业积极进取的精神。自主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进步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多样性展示了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在困境中取得的显着成果。总之,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推动了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机电工业发展思路研究[D]. 章伟. 北京工业大学. 2002
[2]. 基于技术创新的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研究[D]. 汤韩玲. 重庆工商大学. 2007
[3]. 我国机电类主要产品出口竞争力现状分析及提升思路研究[D]. 徐海. 东南大学. 2006
[4]. 上海第二次工业改组与工业结构调整[D]. 胡晓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5]. 我国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与机电行业增长的实证研究[D]. 雷虹. 重庆大学. 2006
[6]. 中国机电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战略与对策研究[D]. 王志帅. 黑龙江大学. 2007
[7]. 新时期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D]. 潘凤湖. 合肥工业大学. 2004
[8].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D]. 江激宇. 南京农业大学. 2005
[9]. 沈阳装备制造业重建问题研究[D]. 韩越. 清华大学. 2004
[10]. 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D]. 赵伟. 苏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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