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交往全球化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1)-06-0055-06
全球化是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全球实践活动。全球化作为全球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生产和交换的物质实践方式，这种实践方式已经变成许多国家和地区塑造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能力。早在150年前马克思不仅深刻地预言全球化是客观进程和历史趋势，而且在创立的新世界观中提出了从物质实践出发理解人类社会能动发展过程的基本观点。在我国，对全球化所涵扩的社会实践发展的新内容及其新形式，尤其是理解当代生产和交换变革的实践特征不够。不能正确认识全球化实践方式造成指导我国参与全球化实践理论的困惑，从而有可能与至关重要的“过程”失之交臂。
一、全球化是世界范围的物质生产和交换实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界定“全球化是把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45)全球化表象上是包含人员流动、科技流动和金融流动因素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这些涉及到全球范围内生产与消费持续发展的因素，包含着主客体实践关系在互动中的生成和发展，内涵着世界各国在经济、技术、文化方面的普遍交往，在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全球空间动力矛盾运动过程中，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实践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延伸，生产和交换的物质实践进入世界范围发展和全球大变革时代。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生产和交换的物质实践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全球化实践的出现，是随着现代世界日益增加的许多重要的实践主体和角色而来的，它包括独立的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区域集团，以及亚国家世界经济行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群体，正是他们使科技、金融和服务贸易为内容的生产和交换跨国界、跨地域流动，通过物质交往把世界各国广泛联系起来，使各种经济利益实现依赖于密切的经济交往合作过程中。这种物质交往全球化实践，一方面，推动了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多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另一方面，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相互联系，导致了各国的相互依存，这种无法割断的联系，创造了交流、互补的条件，尤其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机遇。
物质交往实践成为当代实践重大特征。世界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的物质实践呈现为流动性生产、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连接运作形态、形式，实践的规模、尺度随着实践主体的多层次性展开，使物质交往实践成为人类当代实践的重大特征。物质交往实践本质是全球化实践对各个交往实践主体在世界范围的开放和各个实践主体对全球化的实践运作。当代全球化物质交往实践不同于前此仅仅由资本主义一统全球范围内物质实践的时代，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化实践已经发展到包括广大民族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物质交往全球化实践体系，其中既包含着个体与个体、企业与企业、跨国集团与国家，以及社会集团间、不同国家间的跨时空交往实践。当代全球化物质交往实践是全球性、现代性与地方性、民族性之间的物质交往互动，物质交往实践活动是全球化本质和基础，在世界范围进行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比较利益是共同实践的目标。构成了新的世界普遍交往实践的新特征、新形式。[3](8)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现代信息化、网络化、市场化与生产知识化为标志的现代技术交往中介体系成为现代人类物质实践强有力的手段。现代多方面的技术因素、中介化实践体系对全球化的形成作用十分明显，当代信息技术、传感技术和通讯技术已经把地球上各个地区、各个角落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之间通过建立信息化、网络化的体系进行全球性物质生产和交换，科技贸易、金融服务和产品流通的当代人类物质交往实践使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的物质交换体系，并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成为世界性生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生存活动成为世界性消费生存活动，产生了市场竞争发展格局及其依靠市场竞争存活的不同国家。现代技术结构是新的全球化交往实践的重要媒介和强有力的物质交往手段，信息化、网络化成为现代生产和交换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的普及化、市场化程度决定着世界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从而全球化是各种实践主体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交换的物质活动，是交往全球化实践的主体间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网络、产品等客体的中介而进行的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结成世界普遍交往实践关系的过程。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物质交往实践内涵着全球现代化实践的目标和历史内容。全球化这一范畴更大程度地反映了世界范围各国家内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条件和背景，反映着加紧实现现代化的各种力量、主体推动实现全球现代化进程，从而非资本、非西方因素和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壮大，多方面因素对全球化的驱动作用日益明显，全球化进程在日益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疏离。毋庸置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或西方的扩张进程，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烙印、弊端，今天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的势力对全球化进程操纵的力度仍不可小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因素也由欧美西方世界传导给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全球化除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外，又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发展和非资本因素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因果关系，实现现代化无论如何是任何民族国家社会内部发展的目标。这样，不仅出现了实现现代化较早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按照启动方式内在地向全球扩张，而且民族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实践也外在地向全球扩张，共同创造出当代世界物质交往全球化实践的新阶段、新形态。民族国家在中止自己原有的历史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参加全球范围的民族国家互动，参与多种形式的物质交往实践，自己内部的新旧实践方式不仅需要协调、转换，而且外部矛盾冲突呈现几种可能，这种外部矛盾冲突取决于采取何种解决方式：一是可能加速走向矛盾的激化状态，成为像波黑、中东地区世界矛盾的焦点；二是有可能进行矛盾的自我转化，如马克思所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2](115)像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采取自我变革的发展方式，采取发展内外交往的方式，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由民族国家内部扩大到世界，成为采取世界普遍交往实践中的“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和形成“国际生产力”的普遍形式。[3](8)
二、全球化的实践动因
了解全球化必须触及全球化实践多方面的动因，才能理解其形成过程和现实的矛盾焦点，通过归纳概括全球化的实践动因，既可以了解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实践进程，又可以找出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全球化实践形态、形式的区别，并把对当代人类实践的新发展、新水平的概括认识，引导到不同国家物质实践采取的发展方式中，找到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实践进程的理论根据。
首先，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实践动因。全球化始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此，马克思对世界历史世代世界市场形成作出了同时代人最深刻的分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小农自然经济状态下，“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门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2](677)在近代西欧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的历史大过渡中，西欧封建制度的最初瓦解主要来自人类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的世界性商业交往，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马克思细致地考察了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从地理大发现算起，国际贸易逐渐从西欧、环地中海区域逐渐扩展到非洲、亚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广大地域；从时间上考察，到19世纪末，马克思最后指出：“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4](348)世界市场的形成，原来的区域性、小空间的民族的交往转变成世界历史和世界普遍交往，以生产和交换为核心的世界市场使世界普遍交往逐步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由于商品价格的低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到世界交往的大潮和文明中来。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114)
其次，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交往形成了相互交错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矛盾动力结构，是全球化实践的现实动因。促使全球化进程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新建的民族独立国家，至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西方的和新兴的非西方力量的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整个全球体系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既有冲破资本主义一统全球体系之天下力量的社会主义阵营，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尝试以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尝试，是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形成的一种与西方资本相抗衡的世界性力量。还有一大批加紧实现现代化的新兴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是，这些新诞生的民族国家经济独立问题远没有解决，它在资金、技术、生产、流通、运输等许多方面仍然要依靠国际资金和资本，这些民族国家在被卷入全球工业分工体系过程中，进行国际化专业生产以及服务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需要的某些生产环节的专业化生产。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115)这样，民族国家由于内部经济和现代化发展与外部世界交往，形成了相互交错的、相互作用的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动力结构。一方面，民族国家自身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民族国家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背景下进行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68)因此，统一和分离的全球化物质交往主体实践结构形成，这里既存在着地区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也无一不渗透着世界性与现代性的因素；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参与世界历史运动，单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已经现实地成了世界历史运动的内容，民族国家参与世界普遍交往的不断扩展也以世界性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格局表现出来，世界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这种多极化发展趋势，实际上人类社会在统一中有分异，在分异中有统一的相互转变的表征，成为世界历史矛盾运动进入世界大变革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再次，全球化是物质交往实践，其核心是物质利益的交换，物质利益交换也已经是一整个历史实践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成为社会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5](278)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现代世界经济交换结构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抽象一般的经济交换结构作为现实世界的基础。在这里，经济交换价值成为中介普遍化交往实践的一般内容，过去由资产阶级个人操纵造成的普遍的物（商品、资本、价值）的更大范围的生产和交换，为现在民族国家、区域集团、跨国公司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中心，在统一的世界市场化经济实践。它也有力地改变着过去支配权力之源来自于物的历史实践，代之以现在来自于主体、人本身实践目的。马克思指出：“交换行为本身即媒介作用，通过这种媒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等价物是一个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对象化”，它同时证明主体“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存在。[6](193-194)
最后，多种力量对全球化的参与，全球化表现为多种因素、多维度的矛盾历史进程。全球化是一个多种力量齐头并进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也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矛盾历史进程，但矛盾及其特点也是通过人类实践广泛的社会实践逐渐认识和解决的过程。具体说：当代人类全球化既存在着生产、经济、科技等等方面交往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化、全球一体化趋势，又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交往民族文化多样化、政治多极化主体交往实践发展的过程；它既有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实现自身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面，也有现代化内涵着西方制度因素和框架作用便利于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实现调整战略利益的一面；它既有随着整体的、共同体意识和全球观念逐渐形成有利于面对全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过程，也有随着跨国机制化、地区集团化容易产生权力冲突、地区冲突等问题。总之，这是一个具有客观矛盾的历史实践进程，是一个始终受到实践主体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介入制约的实践过程，参与的主体越多交往实践的空间越大和不平等的交换相应减少的过程，在看到这些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不能不看到解决这些矛盾实践的可能性。在分析这些矛盾的产生的历史原因时，不能忽视主体的单向性始终是制约全球化历史发展片面性的原因。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无主体的不含主观能动性的自然过程，不了解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的各种主体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化的矛盾，不理解当今全球化真实地存在着多种主体、多种力量交往实践的发展趋势，也不可能看到制约这些矛盾解决的可能，从而不理解上述各个方面及其关系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当今全球化实践发展的规律。
三、参与物质交往全球化实践
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开放”就是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大潮所作出的一种反映。近20年来，我国从开放中受益几何难以计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曾经历过与世隔绝的年代，其结果是停滞与贫困，封闭与开放所形成的经济发展差别在社会各个层面表现出来。可以说，近20年来，我国是从全球化实践中受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全球化实践进程中使我国得以弥补资金的不足、技术落后和信息不畅发生改变；全球化又使我们的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经济上得到伸张和利用。从实践发展趋势上看，全球化不是历史某阶段的产物，它不会昙花一现。只要人类走到了这一步，就再也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但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化大潮中如何操作？如何迎接新机遇的挑战？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认真对待。
全球化进程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现在的全球化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人类物质交往实践活动的场所，发展中国家参与交往全球化实践进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交往全球化进程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而且日益是全球化实践发展主体力量的源泉。我们应该懂得在市场经济全球普及的条件下，市场的法则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哪个国家不出场，全球市场经济就同它无缘。所以，我们时代的全球化是多极主体共同指向的物质交往实践进程，入场运作是一种历史趋势。交往全球化实践活动实现的价值也历来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创造的主体，另一方面是受益的主体，创造与受益是相关的，躲避与受害是同义的，在全球化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观潮的岸边。从参与全球化实践进程的主体及其实现的比较利益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最近20年实现经济的巨大发展，无不是主动参与全球化实践，使自己的民族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取得比较利益的结果。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已经加入了WTO，由过去的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和经济交往，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和经济交往；由以往以自己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和经济交往，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和经济交往；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符合国际规则的涉外法律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学会按照国际惯例或通行规则做好管理民族经济工作。现实的发展业已说明多极主体、多种力量已经成为一系列全球化事件和过程的动力发源地。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参与交往全球化实践活动创造出全球化实践的主体性，通过共同的实践和交往形成全球化的视界，全球化是在各种动机和力量交织场中形成的“合力”中发展的，正是在相互交织的无数个平行四边形活动的力量中存在着交往全球化实践历史活动的总规律。一旦交往全球化实践主体大都缺失或不出场，则是全球化实践自身的破裂，全球化实践不能正常发展，就会出现一系列全球性的人类发展危机。
交往实践活动的现实发展告诉我们，交往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间不是单纯的消极受动关系，它是多极主体活动参与并影响的过程，是对技术变革和信息生产力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设立的世界历史坐标。发展中国家依靠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主体实践运作，用中国人的话说，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全球空间中设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定位作宏观视野的转换而已。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告诉我们“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江泽民同志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中国人民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是我国参与交往全球化实践挑战的新模式。中国改革开放20年引进大量外资和接纳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并且有30余万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拥有毗邻港台参与全球化运作的有利跳板，这些已经把中国的现代化带进全球化实践发展中定位的事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参与全球化实践的进程。我们要以“全球化与交往实践”观念看待和把握全球化进程。
交往实践全球化是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交往实践全球化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为核心，在解析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的全球化历史趋势基础上，它作为一个实践的理论工具，指导人们参与交往实践全球化。同时它又是一种建构，它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彼此的差别为前提发生主体际的交往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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