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记录的史学操练——“影像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影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年鉴学派及其本土适用性
在纪实影像领域，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趋势有必要引起新闻传播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关注。一方面，一些影像工作者正自觉地将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的意识、观念与方法注入纪录片的制作，用影视叙事的方法重新建构历史文本。另一方面，以视觉人类学、影视史学等学科分支的兴起为代表，影像日益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通道和学术范式，成为诸多社会人文学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笔者曾在《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中提出，“如果能把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思维、观念和方法，有效地引入影像记录，进而更全面、科学和有效地记录现实社会，对于面临发展瓶颈的影像媒介，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机遇，更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① 本文将延续这一思路，在更具体的切口上尝试，即把20世纪最富创见的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The Annals School）的史学范式，引入到日常影像记录活动中来。
19世纪，在西方史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史学。这个学派倡导把史学改造为由专业上训练有素的史家进行操作的一门严谨科学。这种史学科学化的进程，首先表现在对史料的苛刻要求上。然而，对史料的过度强调，甚至主张“史料即史学”，一方面导致史学研究的微观化、碎片化，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也不得不过度倚赖可供考据的官方文献。到了19世纪后期。实证史学的缺陷已相当明显：研究视野狭隘，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精英史；史料单一，仅限于官方文献；学科封闭，在分析更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演进问题上，与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相比显得捉襟见肘。
出于对实证史学的某种反叛，法国新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于1929年1月15日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并初步形成年鉴学派“本身所固有的精神和个性”。在本体论上，年鉴学派主张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而且是复数的群体的科学。在认识论上，强调现实与过去的关系，即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去理解过去。在方法论上。注重分析、提问对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以问题史学代替叙述史学，后者的弱点在于用描述和叙述代替一切，以单线的因果逻辑遮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倡导科际整合，广泛借鉴其它学科的思维与方法为我所用。第一代年鉴史家首先以被传统史学所忽视、但视野更加广阔、影响更为深远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作为突破口，构建他们心目中的总体史。
二战结束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成为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在他出版于1949年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开始尝试以三种时间段重新建构地中海的历史。多层次的史学架构和开阔的观察视野，重新还原出地中海缓慢发展但却强有力的历史风貌。9年之后，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中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理论（Long Periodic Theory）。文中他将历史时间分为三种时段：短时段是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的时间，常以一天、一月或一年为计量单位，是“惊人的新闻”，“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中时段是社会、经济、人口、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而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以10年、20年甚至50年作为度量单位；长时段是地理与生态环境、文化与心态结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一般以世纪为计量单位，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人们可以观察到历史演进的内在运动。的确，人类社会包罗万象，宫廷政变、区域战争、政治体制、价格曲线、人口增减、文化观念，乃至地理生态，从微观到宏观，历史分析需要更宽广和富于变化的衡量尺度，“无论研究过去或研究现在，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这种多元性”，新史学只有“在其乐队补充完整后才能开始合奏。”长时段理论的意义，不仅是简单的观察视野扩大、考察时段拉长，更在于其超越了平面、单一和缺乏变化的传统史学时间，“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②。此后，布罗代尔又在两部重要著作中强化了另一变量——“经济世界”。所谓“经济世界”，是由一个已相当开发的中间地带和广大的边陲地区所组成，核心与边陲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差异，这种结构促成该体系内上下层级之间的经济交流。它给历史书写增加了明确的地理空间要素，以及从地域间相互关系理解历史的整体角度。长时段的时间维度与经济世界的空间维度相互映照，形成了布罗代尔完整的总体史架构：
①主张跨学科的研究，超越专题研究的限制；
②提倡从多层次、多角度来探讨和观察历史现象，并且尽量地把所观察的时间拉长、空间拉大，以便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③强调透过时间（三种历史时段）和空间（地理史学、经济世界）的整合，来探究历史的多重复杂面向。③
在布罗代尔的努力下，总体史的史学范式日趋成熟，年鉴学派也迅速完成向体制内身份的转变，从而确立在法国史学界的主流地位。然而，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强调，除了新史学的理想之外，也是为了取代实证史学的策略性需要。作为代价，事件、个人和政治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被大大忽略。
20世纪60年代末，年鉴学派进入第三阶段。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思想谱系更趋发散而难以勾勒，但共同特征是倡导以计量史学和系列史为代表的史学研究精确化、计量化与电脑化，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系列重复出现、有延续性的现象，从观念、方法到实践都加剧了对偶然性和事件史的排斥。大量分析性语言和图表损害了作品的可读性，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大为削弱。越来越多史家相信，包括个人意志在内的人类文化和上层意识形态，至少也像物产或人口增长等非个人力量一样，在作为促使社会变动的诱因上同样重要。在此背景下，年鉴学派内外开始、出现三股具有反拨意义的暗流，分别是政治史④、叙述史⑤ 和微观史学⑥。三股暗流并非传统实证史学的死灰复燃，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回归。它们从观照视野、观察角度和书写方式上纠正和补充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偏颇之处。1994年，《年鉴》撤销从战后时期一直沿用至今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代之以“历史学、社会科学”。新的题名旨于再次把政治包括在内，希望对当下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
年鉴学派是20世纪西方史学演进中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流派，“这一群体已将史学家的领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类活动领域及传统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群体。”⑦ 时至今日，用“年鉴”或“范式”已难以概括发生在法国的史学转向，它更像是一场运动和革命，因为20世纪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史学流派都受到这一过程的启发、震动，乃至直接参与其中。然而，南桔北枳的道理提醒我们，对年鉴学派的思想只能辩证、批判地吸收。它能适合中国的土壤吗？
如果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与当前中国大陆史学的三个发展路向逐一对照的话不难发现，年鉴学派与后三者大多存在或多或少相近的学术渊源与内在勾连。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曾长期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其作为一种史学新范式的学术意义被遮蔽了。但如果将唯物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范式，以及鲜明的社会史取向稍加对照，两者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如出一辙。多位年鉴学派史家坦承，马克思理论是年鉴学派重要的思想来源。
布罗代尔说：“马克思的天才之处、他那延续不断的吸引力的秘密之处，就在于他是第一个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而建立起真正的社会模式。”⑧ 不同的是，年鉴学派并不认同唯物史观教条化、公式化的一面，摒弃了它的哲学层次。正是这种细微的差异，使年鉴学派与中国唯物史观派走向两个不同的发展路向。中国社会史学派数十年的成长历程，同样与年鉴学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至少选择了相近的道路。早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特别是《食货》杂志的史学实践，就已初步奠定中国社会史范式的早期雏形。
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在大量引进西方20世纪新史学，尤其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理念和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完成的。”⑨ 至于中国传统的史料学派与年鉴学派，它们之间似乎毫无关联，甚至紧张对立。但事实上，作为史料学派的两大学术渊源，不管是中国传统考据学，还是西方兰克史学，它们所倡导的史料批判，以及从最原始档案资料中去研究历史的大方向，至今在史学研究中仍不可动摇，在年鉴学派的作品中同样如此。当人们盛赞《地中海》时，更多的只看到三种时段的总体史架构，而忽略了布罗代尔为此用了近20年的时间出没于各个档案馆。他夫人回忆，“令他动情的，而这也是他漫长一生中所培育出来的，甚至到年老为止一直都没改变的，还是在直接阅读档案……档案对他而言是一件事，是一种活生生的广博知识。是一种适合他想象力运作的好对象。”⑩ 类似的细节证明，年鉴学派与实证史学并非毫无联系，只是其史料视野远比后者宽广得多。年鉴学派与中国大陆史坛当下三股主要史学潮流之间紧密的学术渊源，无疑为中国史学借鉴年鉴学派，或者年鉴学派的本土化，提供了扎实的现实环境与学术土壤。
至于在年鉴学派史学范式与影视创作的结合方面，两者的互动同样不绝如缕。在法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年鉴史家频繁参与历史影片的制作。布罗代尔曾主持制作《地中海》，迪马耶（P.Dumayet）推出明显反映新史学观点的《人们的历史》，越来越多有关历史的电视节目也或多或少带上新史学的烙印。在中国，影像工作者陈晓卿完成文献片《朱德》、《刘少奇》后，开始接触到年鉴学派的思想，“哦，敢情对历史的看法，其实有很多种通道。我们过去就在一个特别狭窄的通道里走，其实它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11) 年鉴学派的开拓性影响了这位影像工作者在文献片《百年中国》的创作思路，以及此后更多向度的影像试验。来自史学家和影像工作者两个方向的富有成效的尝试，让笔者坚信，或许可以在年鉴学派与历史影像书写之间，做更广阔的勾连。
年鉴学派视野下的影像记录
对于纪实影像创作而言，年鉴学派不仅以总体史的视野开启了观察人类社会的广阔视域，即从狭隘的正史向更为开放的整体社会环境变迁拓展；在方法论上也提供了一个剖析历史的多元框架，即透过时间和空间的整合，来探究历史的多重面向；而且，透过年鉴学派不同时期的史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宏观视野和方法论如何落实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下文中，笔者将结合大陆当前的影像实践(12)，从时间的维度探讨如何将年鉴学派的核心思想，即总体史以及长时段理论，落实在影像记录活动中。（见文后附图）
一、影像素材的收集积累
当前，大陆纪录片栏目的关注视野在多个向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从关注领域看，更多偏重于历史维度，而缺乏对当下社会的扎实记录。从关注的层面看，从短时段、中时段到长时段呈现出明显的递减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以年鉴学派三个时段各自指涉的领域，建立影像素材收集和积累的整体框架。
1.短时段
短时段的事件，不论是历史或现实，一般都有相对清晰的情节推进与剧烈的矛盾冲突，具有较高的商业开发价值，因而受关注较多。在历史领域，目前影响较大的有《探索·发现》和凤凰卫视历史文化专题节目。前者经六年探索之后，已形成战争调查和历史考古两大选题方向，侧重于对1949年之前，特别是晚清重大政治、军事事件进行多主题、多角度的开掘。后者则突显出明晰的政治关怀色彩，利用独特的话语空间，将关注重点对准体制内媒体难以言说的20世纪暧昧而复杂的中国历史。但上述两者的观察视野稍显狭隘，局限于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然而“生活的各种形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机构、宗教乃至地理都有一种短时间。”(13) 如果能够依托电视传媒在事件史上的积累与经验，在短时段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更广阔的开掘，或许有望成为电视传媒在纪实节目领域新的增长点。
在现实领域，《纪事》定位于“新闻纪录片”，力求在新闻与纪录片之间保持某种张力，一方面对折射时代变革的新闻事件与社会热点保持敏感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坚持追寻事件的第二落点，通过对事件、人物的复杂性描述中，展现社会变革给普通人群带来的具体的、结构性的命运改变。沿着这一思路，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在日常新闻与纪录片之间做更多的互动。日常新闻的优势在于，可依托自身密集的新闻源触及社会各个层面，但新闻价值的要求(14) 使之大多局限于“惊人的新闻”。而纪录片的关注点则在于那些被新闻的高光所遮盖，但却更加静水流深的社会变迁。日常新闻与纪录片各自的观察角度恰好构成契合性互补，两者可以在同一个大编辑部的平台上，实现观念、新闻源、素材采集以及后期制作等诸多层面的融合与互动，实现对社会现实的短时段切片形成均衡的影像记录。
2.中时段
中时段所关涉的领域其市场开发价值相对有限，较难实现短线的市场收益，同时由于涉及更多专业领域的知识，因而适合由电视台和学术机构、公益团体从技术条件、科研水平和经费供给等各个层面共同承担与开发。在历史领域，《见证·影像志》七年的影像试验树立了这一领域的典范，不仅在前期策划时充分借助外脑，同时也自觉将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识、观念与方法注入纪录片的制作，形成实践性与学术性兼容并包的节目风格。顺着这一合作模式，电视传媒与学术机构可以继续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更深度介入双方的工作中，历史学家全程参与某个纪录片的创作过程，而影像工作者则实时跟进某个研究课题的最新进展，在高度契合的合作中各取所需。
在现实领域，中时段的记录相对缺失。与历史题材相比，现实题材在经费、周期和预期效果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不可控性，这对于实行成本核算的电视台来说，几乎成了致命的弱点。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然而栏目化条件下的纪录片已越来越做不到这一点了。《纪事》从前期选题策划到后期合成的完整周期仅有三个月，《见证·影像志》的前期拍摄限定在七到十天，《冷暖人生》的前期拍摄甚至只有一两天。同时，为了保证节目的可看性，创作者不得不时常舍弃那些在允许的拍摄周期内没有明显情节变化的选题。对体制内电视传媒来说，更难以逾越的障碍则是现实领域各种无法触动的政治雷区与壁垒。
中时段的影像记录，尤其是现实领域，由电视传媒单独承担不太现实。笔者认为，可以充分融合电视媒介的新闻敏感与技术优势、学术机构的研究视野和田野调查，以及民间组织和民众的广泛覆盖，构建一个多层次的立体记录网络，从而形成对中时段历史与现实的定点定时的、长时间的、框架性的影像记录。这些影像素材的价值不仅在于短期节目的制作与传播价值，更在于其经过多年积累之后，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并置所产生的文献价值。
3.长时段
长时段是一种几乎不动的历史。一方面它难以成为电视传媒的表现对象，另一方面，电视传媒事实上也无力承担这一战线如此之长，回报又遥遥无期的工程。因而，这一领域适合由政府和公益基金提供经费支持，学术机构和公益团体具体实施，并适当发动公众与电视传媒的力量，有框架、有规划、有步骤地展开。
在历史领域，大陆于2003年正式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通过建立遗产代表作名录、遗产传承人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方式，对我国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尤其是濒危遗产进行持续十年的普查、抢救和保护。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建立“中国民间文化影像档案”。这项计划如果得到有效执行，将在中国历史文化领域建立起一套具有框架性眼光、长线持续记录，同时又不乏稳固政府支撑的抢救工程。在现实领域，“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作为中国民政部与欧盟合作开展的“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的一部分于2005年启动。该计划将为入选项目的30名青年导演和村民提供经费和相关设备的资助。其目的是让具有“草根背景”的村民，以及更多影像工作者通过影视媒体来传播村民自治的建设进程，以唤起更多人在以后用更多的、不同的影像作品来反映和表现这一正在中国广大乡村发生的巨大变革的现实。这项计划的启示在于，鼓励村民拿起影像工具，用自己的眼光“自下而上”地来观察村民自治建设，激发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原生态的视角也能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记录最具日常状态的社会场景。
上述两个案例，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政府、学术机构、公益团体和普通民众等多个记录主体，向我们揭示了长时段影像记录的各种可能的不同面向与方式。如果类似计划能够更多层次、多主题、多向度地开展，将渴望为我们留下一份价值不可低估的长时段影像记录。
二、音像档案馆的构建
早于1898年电影诞生之初，活动电影机技师波雷斯拉瓦·马绍斯基就在《历史的新资料》中提议，为了“记录有趣的材料……普通人民的生活片断”设立“影片博物馆或影片库”(15)。百年之后，面对数字化影像技术和海量节目制作，建立集收集、整理、存储、编目、检索、交换和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音像资料馆更加刻不容缓。篇幅所限，这里仅就音像资料馆运作中几个关键点稍加论述。
1.音像资料的范围
“历史证据的类型之多简直不胜枚举。一个人的言论文字、所制造的产品以及接触过的东西。都可以也应当能够使我们对他有所了解。”(16) 年鉴学派宽容的史料观，启发我们用开阔的视野重新确立音像资料的边界。在时间跨度上，包括从洞穴壁画出现的史前时期，到当下数字传播时代；在层次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在形式上，除电影电视以外，还包括所有具备视听元素的或平面或立体的物品；在来源上，包括政府、学术机构、民间团体与普通民众；在收集渠道上，除了传统的传输通道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网络平台，让民间团体和民众的视听觉文本通过互联网可以直接传送到音像资料馆。
2.音像资料的考据
在中国，音像资料长期处于散乱的状态。战争年代大部分历史影像在频繁战火与社会动荡中遭受严重破坏，本身就支离破碎，其相关背景更是需要后人以极大耐心从中解读。即便是在和平年代所保存下来的音像资料，相关信息同样语焉不详。更令人堪忧的是，文献片创作中音像资料运用来源混乱，张冠李戴的现象屡见不鲜，相互剽窃比比皆是，更遑论对资料来源严谨注明出处。难怪史学界屡屡质疑影像能否真实地表现历史。因而，要建立影像书写“信史”形象，当前急需着手的是对混乱的音像资料进行“正本清源”，建立一套既突显音像自身特点，又能与书写史学有效承接的考据方法与标准。
3.音像资料的编目
编目工作是档案管理中的重要环节，编目是否科学直接决定了用户在后期检索中能否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与文字相比，音像具有更复杂的解析空间。每段音像资料可以细分为节目、段落、场景和镜头等多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可以解析出复杂的背景信息(17)，以及各种技术与艺术指标。编目细则的制定，既要充分考虑影像自身特性，同时必须兼顾与文字文献等其它类型档案资料编目规则之间的对接。如果音像资料与文字文献等其它类型资料的编目规则能够建立在大致相近的框架之下。形成有效的网络对接，将给影像工作者和学术机构的相关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往往能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在一个多种类型资料相互支撑的平台上进行节目制作、历史影像书写和学术研究，这也是年鉴学派总体史观倡导的理念。
4.版权、制度和文献引用规范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然而对影像生产极为重要的环节。之所以强调这一点，首先是出于对音像资料的原始作者的尊重；其次在于使音像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再利用能够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在于，它将历史的影像写作纳入一个规范体系，这也是影像历史最终成为“信史”不可或缺的一步。当然，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可能还存在诸多技术困难，但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音像资料相关背景信息以数字化隐藏的方式附带在不同段落的音像资料上，已经越来越不存在技术障碍。
从现实层面讲，音像资料的整理、利用和多向度开发，是媒介在未来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已成为广电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中央电视台2010年规划中，刚投入运行的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已被列入三大内容资源中心之一，其地位可见一斑。但笔者更看重的是音像资料馆的文献与学术价值，这项功德无量的工程可以有效地保存和抢救各种散落的音像素材，为后辈留存下一份完整有序的音像文本。因而，即便上述有关音像资料馆的设想存在诸多困难，很难具备全面的可行性，但我们起码不应该放弃相应的努力。
三、影像资料的多重开发
通过影像资料的收集积累、音像资料馆的构建两个环节之后，接下来就是成品阶段，即对这批影像资料进行集面向传媒市场的电视节目、面向学术研究的影像文本和面向公众的公共服务等等的多重开发。以下笔者对这三方面略加补充。
1.节目开发与学术研究
在这个层面上，笔者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搭建三个时段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循环往复的互动关系。在三个时段方面，一方面，短时段的人物或事件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与现实的中时段、长时段考察之下，同时也只有将之放置到中时段、长时段的视野之下，我们才能洞悉短时段的人物和事件在中时段、长时段历史与现实中的意义；另一方面，长时段、中时段的宏观视野，同样需要短时段在具体点上的积累，从而规避其忽略人物、政治和叙述的缺陷，使历史进程显得更加丰厚饱满。同样，对历史的回溯是源于对现实的困惑，而对现实的记录又是基于对历史的反省。只有在三个时段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形成上述勾连互动，才能构成浑然一体的稳定、均衡的影像记录框架。
2.公共服务
“人人都是历史学家”(18)，这是美国史家贝克（Carl Becker）描绘的一个史学愿景。这一方面是强调“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史学的学术追求，只有当每个普通民众都能自觉、也有能力撰写自己的历史时。新史学才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真正的总体史；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也使这样的史学愿景具备实现的条件，文字作为等级制度的象征早已被破除，而在视觉传播时代，数码相机和摄像机、基于个人电脑的非线性编辑系统，以及基于Internet的网络传播，这三项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使民众掌握影像从生产、加工到传播的各个环节成为可能，官方的、垄断的、一元的影像生产和传播由此开始走下神坛。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公众认识、解读和使用影像的能力，使他们能够真正参与到更加广泛的影像记录中来，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笔者的设想中，这项工作可由音像资料馆通过三个层次的公共服务来完成。其一，对影像资料进行延伸开发，按不同梳理方式制作各类影像文本，并通过网络平台或集中放映免费提供给公众，培养公众的影像经验。其二，定时举办各种有关纪实影像的专题讲座，逐步提高公众的图像素养（Visual Literacy）。其三，通过定时地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影像活动，让民众真正拿起影像工具，参与到对自己历史的重建，以及对身边正在上演的社会现实的记录活动中来。
结语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一大批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以空前的速度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正呈现出惊人的趋同性。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如何使祖先传下来的文化遗存得到及时抢救与保护，并且有生命的、鲜活的传承下去，已经成为今天必须直面的问题。本文仅仅是一次小小尝试，尽管观点偏颇稚嫩，甚至流于对年鉴学派的简单套用。但是，从倡导科际整合的年鉴学派入手，进而把借鉴的视野拓展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积累深厚的学科，从这些先行者的身上汲取观念、思维与方法，当然还有信心与动力，从而为影像记录寻求更为科学、均衡和全面的眼光来记录转型中的人类社会，这的确是笔者莽撞地提出上述构想的出发点。然而，我们同样无法回避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这一畸形的体制模式，使得被政治任务与生存压力时时牵制的影像传媒，已无暇顾及影像试验的长远价值，当前大陆多个致力于类似努力的创作团队，步履更是异常艰难。那么，在当下社会整体浮躁的大环境中，特别是置身于全球广电媒介由公共体制向商业体制转轨的大趋势下，上述这种缺乏体制保障，又无法产生短线商业回报的构想，会有多大的可行性？它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学术空想？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第一代年鉴史家布洛赫生命中的最后时光。1941年，布洛赫和他所在的部队在德国纳粹的猛烈攻势下四处迁徙。当时也是年鉴学派最艰难的时刻，《年鉴》在他与费弗尔时断时续的通信中维持着不定期的出版。也是在这个时候，布洛赫开始了新的写作。三年后，布洛赫被捕，不久后牺牲于法西斯的枪口之下。半个多世纪后再次翻开这本没来得及完成的小书，我们仍能强烈感受这位年鉴学派开山鼻祖对历史学未来图景的无限憧憬。书中甚至不难看到如此阳光和温情的笔触：
这仅仅是一个幻想吗？尽管道路曲折，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正处于比前辈更为有利的地位上，已可以看到前方的一线曙光。(19)
附图：年鉴学派视野下影像记录的整体架构
注释：
① 谢勤亮．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A].深圳：中国传播学论坛参会论文[C].2006.8。
②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A].资本主义论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3.P175—183。
③ 赖建诚．布劳代尔的史学解析[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6.P23。
④ 姚蒙．当代法国史学主流[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11.P105。
⑤ 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A].新史学（第四辑）[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7.P9。
⑥ 这种史学范式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的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强调历史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强调回到具体的人的生活经验上来。其目的是抢救那些“被事件后来的发展挤到了历史过程的边缘，没有进入获胜主流的发展大道”的个体。虽然微观史学这种局部的，甚至是细节式研究的结论不具推广到全局的价值，但是它却有可能通过微观现象的研究来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从而为深入研究整体提供帮助，笔者注。
⑦ ［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P77。
⑧ 姚蒙．当代法国史学主流[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11.P161。
⑨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A].历史研究[J].2001(06).P171。
⑩ 赖建诚编译．布劳代尔夫人的见证[M],年鉴学派管窥[M].台湾：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P222。
⑾ 陈晓卿，《百年中国》总导演，《见证·影像志》制片人，2007年2月1日在栏目组接受笔者采访。
⑿ 本文关注的是能够对历史或现实形成持续记录的创作活动，因而所选案例多为具有固定播出周期和平台的纪录片栏目，以及具有一定运作周期的影像活动，笔者注。
⒀ 同②。
⒁ 笔者认为，仅凭新闻价值的标准，所谓的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等，记录下来的只能是社会的非常态部分，年鉴学派的短时段记录应该超越这种狭隘的视野，同时关注那些虽不具备新闻价值，然而同样不乏史学价值的短时段日常生活场景，笔者注。
⒂［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P26—27。
⒃［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P56。
⒄例如，是否为真实的历史记录？拍摄的时间、地点和事件？出处、拍摄动机和目的，以及拍摄者的背景？是否被重新剪辑修改过，是否已改变拍摄者的本意等等相关信息必须得到充分的交代，笔者注。
⒅周梁楷．历史学的思维[M].台北：正中书局，1993.4.P23。
⒆［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