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韦杜”与“杜陵野老”释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野老论文,城南论文,释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明：本文初稿承查屏球先生惠赐宝贵意见，补充了杜甫在杜陵拥有产业等内容，特致谢意! 一、“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溯源 杜甫《赠韦七赞善》诗：“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注：“俚语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①从诗句和注释的内涵来看，唐时就有这一俚语，故“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应是杜甫的自注。但这条自注的史料来源，一直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宋程大昌《雍录》卷七：“语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②又：“韦曲在明德门外，韦后家在此，盖皇子陂之西也，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者也。”③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隋唐都京兆，杜氏、韦氏，皆以衣冠名位显，故当时语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二家各名其乡，谓之杜曲、韦曲。自汉至唐，未尝不为大族。”④这几条材料都是宋人的著作。根据杜甫的诗歌，这两句俚语应该来自唐人，学术界也有学者持唐人说的观点。如缪钺先生《杜牧传》：“唐朝人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⑤有些学者认为产生年代更早，出于《辛氏三秦记》，《三秦记》成于唐之前，或以为汉人辛氏所撰。郑鹤声《杜佑年谱》称：“诸派之中，杜陵最盛，有唐之世，与韦氏并称，长安谚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言其阀阅之隆也。”⑥岑仲勉《隋唐史》称：“杜牧本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之旧门。”⑦李浩《释“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采用了这种说法，并加以引申：“郑鹤声、岑仲勉即认为这两句话出自辛氏《三秦记》。《三秦记》著者名字及时间虽不可确考，但所述皆为秦汉时关中山川宫室都邑故事，一般认为是汉代人所作。‘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两句俚语被收入该书，则说明韦杜两氏在两汉时期已为三辅著姓。”⑧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则据史念海先生说：“此谚语出《辛氏三秦记》，而是书不见载于《隋书》及两《唐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但《水经注》(卷四、卷一九)、《三辅黄图》、刘昭《续汉书郡国图志》皆征引过《辛氏三秦记》，而诸书所记，皆为秦汉都邑宫室园囿地理，该书当出于汉时人士之手笔，成书的时间应在汉代。”⑨ 但这样的说法也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史念海先生在《游城南记校注》卷首《长安史迹丛刊代总序》并未提及出于《辛氏三秦记》的说法，史念海在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卷首所作《长安史迹丛刊总序》中亦未提及此说。检史念海、曹尔琴《游城南记校注》言：“杜氏家族世居杜曲，与世居韦曲的韦氏家族在当世并列齐名，同样显赫。正如俚语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也。”⑩亦未说明这一俚语的出处和时代。再检刘庆柱《三秦记辑注》之“韦杜”条引用《汉唐地理书丛钞三秦记辑本》所引《太平御览》即载：“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但其注云：“《长安志图》载：唐人语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关中胜迹图志》卷五引《雍胜略》亦载：‘樊川韦曲东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谓之南杜，杜曲谓之北杜，二曲名胜之地，韦杜二家，历代显宦，故唐人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曲即今长安区所在地，杜曲在韦曲东南五公里。二地因唐代诸韦、杜姓贵族居此而得名。据上所述，推断本文非《三秦记》文。”(11)吕卓民《古都西安：长安韦杜家族》一书(12)，虽将《引言》标目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但并没有对其来源和演变加以考察。因而我们的考察，还是要将这两句俚语的来源回溯到唐代的说法上来。 值得欣喜的是，新出土唐代墓志中尚有这一俗谚的记载：《我大唐故天平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大夫检校户部尚书使持节郓州诸军事兼郓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徒杨公(汉公)夫人越国太夫人韦氏(媛)墓志铭并序》，其子杨篆所撰：“我外族与京兆杜氏俱世家于长安城南。谚有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望之比也。所居别墅，一水西注，占者以为多贵婿之象。其实姻妻之盛，他家不侔。”(13)既然这一俚语并非出自《三秦记》，而《长安志图》和《关中胜迹图志》又称“唐人语”，加以晚唐人杨篆为其母撰写墓志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则这一俚语出自唐人应无可疑。杜诗注释所引俚语应该出于杜甫的自注。杜甫《赠韦七赞善》诗以“杜陵”和“韦曲”并列，并引“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俚语，不仅是对韦氏家族的称誉，也是对于杜氏家族的标榜。 二、“城南韦杜”与唐代杜氏 考察杜氏在城南所居，我们不得不注意中唐以后与杜甫同宗而别为一系的杜佑一族的居地。因为这一族于长安城南聚族而居，产生了杜佑及其孙杜悰两位宰相，也产生了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杜牧。杜牧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说：“长安南下杜樊乡，郦元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14)这里说明杜牧最重视长安城南的樊川别墅，晚年除了修治之外，还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樊川集》。这一樊川别墅是杜牧的祖父杜佑所创，杜佑《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有细致的描绘： 佑此庄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陂之阳，路无崎岖，地复密迩。开池水，积川流，其草树蒙茏，冈阜拥抱，在形胜信美，而跻攀莫由。爰有处士琅琊王易简，字高德，经术探于壼秘，文章擅于风雅，精识穷于治理，奥学究于天人。栖迟衡茅，粃糠爵禄，旁洽他艺，尤精术数。短褐或敝，箪笥屡空，守道安贫，不求不竞。素嗜山水，乘兴游衍，逾月方归，城士林之逸人，衣冠之良士。佑景行仰止，邀屈再三，惠然肯来，披榛周览，因发叹曰：懿兹佳景，未成具美，蒙泉可导，绝顶宜临，而面势小差，朝晡难审，庸费不广，日月非延，舆识无不为疑，佑独固请卒事。于是薙丛莽，呈修篁，级诘屈，步逦迤，竹径窈窕，滕阴玲珑，腾概益佳，应接不足，登陟忘倦，达于高隅。若处烟霄，顿觉神王，终南之峻岭，青翠可掬；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带。蒇役春仲，成功秋暮，其烦匪病，不愆于素。(15) 对于杜氏的“杜曲”、韦氏的“韦曲”，韦、杜二族都视为命脉。杜佑其文又说：“贞元中，族叔司空相国黄裳，时任太子宾客，韦曲庄亦谓佳丽，中贵人复以公主赏爱，请买赐与，德宗不许，曰：‘城南是杜家乡里，终不得取。’仰奉圣言，布于人听，则二后皆切禁止，所冀善以保安，在子孙但履孝资忠，谨身奏法，无(疑)钦达节，克守素风，复何虞也?”(16)而武少仪《王处士凿山引瀑记》曰： 岐公有林园亭沼，在国南朱陂之阳，地名樊川，乡接杜曲。却倚峻阜，旧多细泉，萦树石而散流，沥沙壤而潜耗，注未成瀑，浮不胜杯。王生睨之，叹而言曰：“天造斯境，人有遗功。若能疏凿控会，始可见其佳矣。”公乃命僮使，具畚锸，稽度力用，而请王生主之。生于是周相地形，幽寻水脉；目指颐谕，浚微导壅。穿或数仞，通如一源，窦岩腹渠，惣引涓溜，集于澄潭，始旁决以淙泻，复涌流而环曲。觞斝徐泛，自符洛汭之饮；管弦乍举，若试舒姑之泉。映碧甃而夏寒，间苍苔而石净。懿夫!曩滴沥以珠堕，今潺湲而练垂，又何以助清澜于荷池，滋杂芳于药囿。不易旧所，别成新趣。岐公乘间留玩，毕景忘疲，优游宴适，更异他日矣。王生之灵襟巧思，不其至欤?(17) 权德舆《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记》则将城南杜陵与杜氏家族初始定居联系在一起： 公之华宗，自汉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几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见积厚流泽，此焉回复。且公之心无町疃，寿若岗陵，昭融炟赫，未始有极。德舆谬陪众君子抃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问弦晦。以众美之不可以不纪也，承命遽书，刻于岩石云。(18) 杜佑和武少仪、权德舆之《记》都明确指明杜佑樊川别墅在“杜曲之右，朱陂之阳”，“地名樊川，乡接杜曲”，“城南墟里”，确定是山水风景佳美之地。正因如此，中官贵族试图侵夺，而受到皇帝的保护，才得以平安。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治园的工匠王易简，他在杜佑创治郊居园林以及樊川别墅传家方面，颇有贡献。杜牧《池州造刻漏记》还有这样的记载：“某大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与宾吏环城见铜壶银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时嗣曹王皋命处士王易简为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处士所为也。’后二年，公移镇宣城，王处士尚存，因命公就京师授其术，创置于城府。某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精大演数与杂机巧，识地有泉，凿必涌起，韩文公多与之游。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年余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床下，言及刻漏，因图授之。会昌五年岁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门南楼。”(19)可知王易简是中晚唐时期最著名的工匠之一。故而杜佑在长安城南的樊川园林，亦为当时最为著名的园林之一。直至晚唐诗人还不断进行吟咏，如许浑有《朱坡故少保杜公池亭》诗，温庭筠《题城南杜邠公林亭》诗，是指杜佑之孙杜悰的林亭，因为杜佑的子孙在长安城南是聚族而居的。杜牧的《望故园赋》表现出远离长安作为地方官时，对于樊川杜陵的回望和眷恋： 余固秦人兮故园秦地，念归途之几里。诉余心之未归兮，虽系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谬，欲当时之奏技。技固薄兮岂易售，矧将来之岁几。人固有尚，珠金印节，人固有为，背憎面悦，击短扶长，曲邀横结。吐片言兮千口莫穷，触一机而百关俱发。嗟小人之颛蒙兮，尚何念于逸越。余之思归兮，走杜陵之西道，岩曲天深，地平木老。陇云秦树，风高霜早，周台汉园，斜阳暮草。寂寥四望，蜀峰联嶂，葱茏气佳，蟠联地壮。缭粉堞于绮城，矗未央于天上。月出东山，苔扉向关，长烟苒惹，寒水注湾。远林鸡犬兮，樵夫夕还。织有桑兮耕有土，昆令季强兮乡党附。怅余心兮舍兹而何去?忧岂无念，念至谓何?愤愠凄悄，顾我则多。万世在上兮百世居后，中有一生兮孰为寿夭?生既不足以纫佩兮，顾他务之纤小。赋言归兮，余之忘世，徒为兮纷扰。(20) 樊川的杜陵，是杜牧魂牵梦萦之地，这里南望终南，北倚皇畿，道连杜陵，山回蜀嶂。杜牧于会昌二年被排挤出朝，在江南僻佐，担任黄州刺史，中年失意，思乡弥切，故写下了这首《望故园赋》。即《上知己文章启》所称“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上都有旧第，唯书万卷，终南山下有旧庐，颇有水树，当以耒耜笔砚归其间。”(21) 唐时大族的居所往往也与家族茔地相关，这最能体现望族的特征。城南杜氏的家族茔地也在杜陵，杜牧《自撰墓志铭》称：“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马村先茔。铭曰：后魏太尉颙，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22)杜牧为其堂兄杜悰妻岐阳公主所作墓志铭也称：“某年某月日，祔葬于万年县洪源乡少陵原尚书先茔。”(23)又为从父兄作《唐故复州司马杜君(诠)墓志铭并序》：“以某月日，归葬于长安城南少陵原司马村先茔。”(24)因此，长安城南的“杜曲”、“朱坡”、“少陵原”、“杜陵”的地理位置，联系着唐代最著名的杜甫与杜牧两位诗人的家族。但杜甫一族和杜牧一族的茔地并不在一个地方，杜甫一族的茔地在偃师的首阳山。这也要追溯到其远祖杜预的情况。《晋书·杜预传》称预先为遗令：“吾去春入朝，固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25)并要求子孙一以遵之。而到了杜预次子杜尹之后杜颙一房以京兆之少陵为家族墓地，即杜牧自撰墓志所称“后魏太尉颙，封平安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因此，就居所与墓葬而言，杜牧一系都在长安城南的少陵，而杜甫一系居所在长安城南，茔地则在偃师的首阳。尽管如此，仍不妨杜甫自称“杜陵野老”之义。 三、“城南韦杜”与唐代韦氏 京兆韦氏家族是唐代的关中望族，其居住地集中于长安城南的“韦曲”，与居于“杜曲”的杜氏并称，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谚语。京兆韦氏分支有逍遥公房、小逍遥公房、郧公房、南皮公房、平齐公房、郿城公房、彭城公房、龙门公房、驸马房等。其中文学较为繁盛者主要有逍遥公房、小逍遥公房和郧公房三支。对于京兆韦氏的繁盛，史家早有评论。《隋书·韦世康传》：“韦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余庆所钟，或入处礼闱，或出总处方岳，朱轮接轸，旟旆成阴。在周暨隋，勋庸并茂，盛矣!”(26)《旧唐书·韦述传》：“议者云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27) 长安城南的韦曲庄，唐时为名胜之地，其繁盛情况我们可以用宋之问《春游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加以印证： 长安城南有韦曲庄，京郊之形胜也。却倚城阙，朱雀起而为门；斜枕冈峦，黑龙卧而周宅。贤臣作相，旧号儒宗；圣后配元，今为戚里。韦大官双珠绝价，百金懿名，文华得俊于陆氏，兄弟掩誉于荀家。先人结庐，当大厦之地；众宾连袂，乘暮春之月。观其奥区一曲，甲第千甍，冠盖列东西之居，公侯开南北之巷。嬴女楼下，吹凤降于神仙；汉妃馆前，濯龙走其车马。地灵磊落而间出，天爵蝉联而相继。拜郎起草，袭雁而传羔；补衮司槐，送伯而迎季。尔乃辟虚幌，敞华筵，闺门之秀士咸集，京邑之清流毕萃。万株果树，色杂云霞；千亩竹林，气含烟雾。激樊川而萦碧濑，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邻少微，森然逼座。(28) 韦氏之庄处于城南形胜之地，却倚城阙，斜枕冈峦，甲第千甍，冠盖相望，其间名人辈出，荣耀当世，唐代韦氏作相者就达十七人之多，加以家学传统源远流长，“旧号儒宗”。宋之问的这篇游宴之序，壮城南之地理，写韦氏之家族，真是表现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地理状貌和人文风致。 唐代韦氏家族的繁盛，在新出土文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韦氏家族新出土的墓志不下百方，仅诗人墓志就有《韦承庆墓志》、《韦济墓志》、《韦希损墓志》、《韦应物墓志》、《韦渠牟墓志》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墓志出土的同时，多数还有其妻墓志和族人墓志同时出土，如韦济所撰其妻《刘氏墓志》与韦济墓志同时出土，成为颇受关注的鸳鸯墓志。韦应物家族的墓志一并出土了四方，即韦应物夫人《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韦应物子《唐故监察御史里行河东节度判官赐绯鱼袋韦府君墓志》、韦应物媳《唐故河东节度判官监察御史京兆韦府君夫人闻喜县太君(裴棣)玄堂志》，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20世纪以后，陕西西安大量出土中古墓志，其中唐代最多。集中著录者就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一、二)、《陕西碑石精华》、《昭陵碑石》、《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长安新出墓志》等。即以最新问世的《长安新出墓志》而言，该书共收录墓志184方，其中唐代墓志148方，而唐代的韦氏家族墓志就达到41方。长安作为唐代韦氏家族最集中的聚居地，新出土的著名人物墓志就有韦思谦、韦承庆、韦应物、韦济、韦正贯、韦询等。韦氏作为名门望族，靠着家族的凝聚力和文化的凝聚力，以及望族之间的相互联姻作为纽带，绵延了数百年。杜氏聚居于“杜曲”，韦氏聚居于“韦曲”，韦杜二族都是高门望族，故常常联姻。新出土《唐故丰州永丰县令韦府君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并序》：“曾祖秀，魏黄门侍郎，周吏部侍郎、思宁县开国公。祖懿，隋仪同三司、礼部侍郎、太仆卿、甘棠县开国公。父乾福，皇朝朝散大夫、遂州司马。”(29)“秀”应即“景秀”之省，是知“懿”为“景秀”之子。又《唐故邛州火井县丞韦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并序》：“曾祖懿，隋金部侍郎。祖乾福，唐遂州司马。父崇基，唐文、成二州刺史。”(30)杜氏娶于京兆韦氏家族者，亦见《有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东京副留守上柱国濮阳郡开国公杜府君夫人扶风郡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并序》：“夫人，京兆杜陵人也。……以建中三年十月十七日，终于上都延福里之私第。”(31)是皆京兆韦杜联姻之实证。以韦杜为代表的望族联姻，也是“城南韦杜”作为世家大族，在唐代一直显赫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长安新出墓志》中，与唐代杜氏家族相关的墓志只有3方，当然，出土墓志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相互对比不一定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但这一现象还是能够说明杜氏在唐代的关中士族中，地位较韦氏逐渐降低，其各个支系，也在向长安以外的地方迁移。结合“有关杜氏祖茔及归葬地的改变，联系杜氏隋唐时期所出宰相与统治者婚姻情况等，可以进一步映证出杜氏在城南韦杜及关中韦裴柳薛杨杜六大郡姓排列中地位的下降”(32)。但我们从唐代韦杜任职宰相来看，韦氏宰相共17人，杜氏宰相共10人，数量都较多，而韦氏更优于杜氏。就时代而言，韦氏宰相玄宗以前占11人，中晚唐仅有6人，杜氏宰相10人中，中晚唐占7人。因而从出土墓志的数量等情况来说明，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从士族声望和政治影响来看，中古杜氏自杜预之后，声名最盛，历经隋唐，代有名人。《魏书·杜铨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密太后父豹丧在濮阳，世祖欲命迎葬于邺，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浩对京兆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即可取之。’”(33)杜甫叔父《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称“汉御史大夫周、晋当阳侯预之后。世世冠族，到于今而称之”(34)。因此，韦氏和杜氏在唐代三百年中，政治地位或有变化，而总体作为望族的影响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二者不同的是，作为宗族聚居之地，韦氏仍然集中于京兆长安，杜氏则分支迁徙较多，至于杜甫一族，则移居到河南巩县。在新出土的墓志当中，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出土杜氏墓志较多。但尽管如此，杜氏仍以京兆作为自己族望象征之地，杜甫自称“杜陵野老”和“少陵野老”就是明证。 四、“杜陵野老”释证 杜甫自称“杜陵野老”、“少陵野老”，与“城南韦杜”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杜甫《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35)《哀江头》诗：“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36)有时也称“杜陵布衣”，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37)总之，他把自己和“杜陵”、“少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这与杜甫的远祖郡望和他在长安的所居之地以及拥有的产业很有关系。 就远祖郡望而言，杜甫叔父《杜并墓志》云：“男子讳并，字惟兼，京兆杜陵人也。汉御史大夫周、晋当阳侯预之后。”(38)杜甫自称“杜陵野老”、“少陵野老”等，说明他源于西汉的杜陵杜氏。汉代杜氏虽有很多分支，如扶风、茂陵、汲郡、颍川、南阳等，但只有杜陵杜氏世代簪缨，公卿继世，成为魏晋以后的门阀士族。(39)而在家族的发展过程中，杜周、杜延年、杜预具有关键作用。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六杜氏：“[京兆]汉御史大夫周，本居南阳，以豪族徙茂陵；子延年，又徙杜陵。延年孙笃，入《后汉文苑传》。笃曾孙畿，河东太守；生恕，弘农太守；生元凯，晋荆州刺史、征南大将军、当阳侯，长子锡；曾孙悊，生楚、秀。秀元孙果，后周尹兴太守。当阳侯次子尹。尹六代孙颙，西魏安平公。”(40)清杨伦《杜诗镜铨》附录一《旧唐书·文苑本传》引朱注：“按《晋书·杜预传》云：京兆杜陵人。又《周书·杜叔毗传》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阳。《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襄阳杜氏出自预少子尹，公自称预十三叶孙，其为尹之后明矣。后又自襄阳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园都在巩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诗每称杜陵野老。进《封西岳赋表》亦云：臣本杜陵诸生也。”(41)尽管晋时杜预少子杜尹徙居襄阳，后代又迁居巩县，但杜甫还是攀附其远祖的京兆郡望，当然这与唐代京兆杜氏家族极为繁盛有着很大的关系。清人章学诚《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云：“族属即严，郡望愈重，虽子姓散处，或本非同居，然推言族望，必本所始。”(42)杜甫自称“杜陵野老”，正是“推言族望”的表现。同时，杜甫的先世杜颙仍在长安任职，及至隋代杜祐，其卒之后，仍归于少陵原。《大隋故河源县令杜君之墓志铭》：“君讳祐，字虔祐，京兆杜陵人也。在周初启其族，逮汉载挺其英。御史接叶其才华，仆射世济其明德。人伦模楷，可略而言。曾祖颙，魏使持节征西将军、太尉公、都督三雍幽泾五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平阳武公；祖秀，周征东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渭州刺史；父懿，仪同三司、礼部侍郎、殿内监、河南尹赞治。……即以大业九年太岁癸酉，十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归葬于太兴县洪原乡小陵原。”(43)由此，长安城南少陵原，仍是杜氏的祖茔。无论从京兆杜氏郡望还是少陵原杜氏祖茔情况，杜甫称自己为“杜陵野老”或“少陵野老”，都是顺理成章的。 就所居地理而言，杜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南郊的杜陵原上。古为杜伯国，秦置杜县，杜陵是西汉后期宣帝刘询的陵墓。原来是一片高地，僪、浐两水流经此地，汉代旧名“鸿固原”。《三辅黄图·陵墓》：“宣帝杜陵，在长安城南五十里。帝在民间时，好游鄠杜间，故葬此。”(44)少陵，是汉宣帝许后之陵。因规模比宣帝的杜陵小，故名。前引《杜祐墓志》称“小陵”应即“少陵”，隋代以前称“小陵”，唐高祖以后改称“少陵”(45)。杜甫在长安，曾携家居住在韦曲和杜曲一带，据《关中两朝文钞》载：长安的杜公祠，是明嘉靖五年(1526年)创建，位于韦曲和杜曲之间的牛头寺南。后面为少陵原，祠下为樊川。该寺在明、清曾几度修葺，后又重新修建。1960年修建杜甫纪念馆，即坐落在这一带。家世和居所的结合，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杜甫的心理状态，但杜甫当时居住长安，对于个人而言，毕竟还是客居，而且官位不高，这是他自称“杜陵野老”、“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重要因素。 后人对于杜甫自称“少陵野老”多从地理方面来解释。宋人程大昌《雍录》卷七《少陵原》记载：“在长安县南四十里。汉宣帝陵在杜陵县，许后葬杜陵南园。师古曰：‘即今谓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它书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称杜陵老，亦曰少陵也。”(46)则强调“少陵原”的影响。宋人张礼《游城南记》张注：“杜氏世葬少陵原司马村之西南。杜甫尝称‘杜曲诸生’、‘少陵野老’，正谓杜曲、少陵相近故也。……是甫乃城南诸杜之裔耳。”(47)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七《原丘》条云：“少陵原。在今咸宁县南四十里，南接终南，北至浐水，西屈曲六十里，入长安县界，即汉鸿固原也。宣帝许后葬司马村，冢比杜陵差小，号曰小陵，以杜陵大故也，语讹为少陵。杜甫称少陵野老。杜曲在其旁。”(48)更具体到“杜曲”的地名。明王嗣奭《杜臆》：“长安城东有霸陵，文帝所葬，霸南五里即乐游原，宣帝筑以为陵，曰杜陵。杜陵东南十余里，又有一陵差小，许后所葬，谓之少陵。其东即杜曲，陵西即子美旧宅，自称少陵野老以此。”(49) 就拥有产业而言，杜甫在长安十年，其生活来源之一应该是他拥有的田产。《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50)其《秋日夔府咏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回忆其在京城时的情况也说：“两京犹薄产，四海绝随肩。”(51)是说他在杜曲有田产，故将居所移在南山的边上，居所当指房产。但我们考查唐代官僚，往往在五十岁的时候才会有自己购买或建筑的独有房产，(52)杜甫称自己在长安有“桑麻田”，有“薄产”，应当是其祖父杜审言留下的产业。因为他的父亲杜闲是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应该不会创置更多的产业。尽管杜甫在长安有一点自己的产业，但是他的生活仍然是拮据的，处境也是很艰难的。故他在诗中称说：“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苦辛。”(53)尽管在长安生活困穷，但祖宗留下的田产毕竟还是要坚守的。对田产的依恋和对郡望的尊崇，都与他自称“少陵野老”不无关系，但这一切却被安史之乱打破了。 我们对杜甫自称“杜陵野老”、“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诗歌加以检讨，发现这些诗是有特定的时间区段的，集中作于杜甫居于长安之时。这是杜甫给自己的定位，从其《进封西岳赋表》可以看出来：“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54)《进封西岳赋表》作于天宝九载(55)，杜甫由“杜陵诸生”而成为“长安一匹夫”，正是“杜陵布衣”的最好注脚。自此以后，杜甫年过四十，自称“杜陵野老”或“少陵野老”也就顺理成章了。杜甫《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56)诗作于天宝十载杜甫居于长安之时。杜甫《醉时歌》(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开头言郑虔的困穷处境：“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接着讲自己与郑虔的相似遭遇：“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57)作于天宝十三载郑虔在广文博士任。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称：“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58)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任职右武卫胄曹参军，由长安赴奉先县探亲，写了这首诗，抒发了困居长安的苦闷和对于政治动荡的预感，不到一个月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最为著名的是其《哀江头》诗，开头四句为：“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59)这首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春天。前一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困居城中，此时逃出贼窟，行走于曲江，面对残破的国都，哀恸欲绝，写下了这首名垂千古的《江头》。《旧唐书·郑注传》称：“文宗能诗，尝吟杜甫《哀江头》篇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始知天宝已前，环曲四岸有楼台行宫廨署，心切慕之。”(60)这是作为“少陵野老”的杜甫对于国破家亡后的长安所表现的深悲巨痛。自此杜甫也就永远告别了长安，诗中也就不见“少陵野老”等称谓了。 注释： ①[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64～2065页。 ②[宋]程大昌：《雍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5页。 ③[宋]程大昌：《雍录》卷七，第157页。 ④[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⑤缪钺：《杜牧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 ⑥郑鹤声：《杜佑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6页。 ⑦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402页。 ⑧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⑨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9页。 ⑩史念海、曹尔琴：《游城南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11)刘庆柱：《三秦记辑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12)吕卓民：《古都西安：长安韦杜家族》，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13)洛阳古代艺术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三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 (14)[唐]杜牧：《樊川文集》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15)[清]董诰：《全唐文》卷四七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60页。 (16)[清]董诰：《全唐文》卷四七七，第2161页。 (17)[清]董诰：《全唐文》卷六一三，第2741页。 (18)[唐]权德舆：《权载之诗文集》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82页。 (19)[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一○，第156页。 (20)[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一，第2～3页。 (21)[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六，第241页。 (22)[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一○，第161～162页。 (23)[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八，第126页。 (24)[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九，第142页。 (25)[唐]房玄龄：《晋书》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2页。 (26)[唐]魏征：《隋书》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79页。 (2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5页。 (28)陶敏：《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61页。 (29)(30)(31)西安市长安博物馆：《长安新出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4、132、205页。 (32)李浩：《唐代杜氏在长安的居所》，《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 (33)[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18～1019页。 (34)李献奇、郭引强：《洛阳新获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35)[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第107页。 (36)(37)[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四，第329，264页。 (38)李献奇、郭引强：《洛阳新获墓志》，第45页。 (39)参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1页。 (40)[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11页。 (41)[清]杨伦：《杜诗镜铨》附录一，第1129页。 (42)[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外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0页。 (43)墓志载王其禕、周晓薇：《长安新出隋大业九年〈杜祐墓志〉疏证》，《唐史论丛》第十四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4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2页。 (45)参见周晓薇、王其禕：《新见隋代〈尚衣奉御尹彦卿墓志〉研读——兼说“小陵原”和“少陵原”名称的沿革》，载《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46)[宋]程大昌：《雍录》卷七，第146页。 (47)史念海、曹尔琴：《游城南记校注》，第143页。 (48)[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七，《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3页。 (49)[明]王嗣奭：《杜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50)[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第139页。 (5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九，第1701页。 (52)[日]妹尾达彦：《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5～36页。 (53)[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第75页。 (54)[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第2158页。 (55)有关杜甫此赋的作年，历来颇有争议，有天宝九载、十载、十三载之说。张忠纲考定为天宝九载作，可参考。详《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载《文史哲》2006年第1期。 (56)[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第107页。 (57)[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三，第174、175页。 (58)(59)[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四，第264、329页。 (6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六九，第4400～4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