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从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角度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农民工论文,住房问题论文,角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5-0034-08
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07年的44.9%（《中国统计年鉴》，2008）。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大多从事低技能的行业，收入普遍较低①。据初步估计，目前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工已约2亿人②。这些农民工面临着严重的住房问题。他们许多都聚居于“城中村”、工棚以及不宜住人的地下室等未纳入城市规划与房屋管理体系、缺乏基础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居住拥挤且环境恶劣、价格低廉的居住区内（本文简称其为“农民工聚居区”③）。这些聚居区与城市主流社会隔离，严重破坏城市面貌和社会和谐，被称为“城市的伤疤”④。
尽管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很突出，但针对这部分群体的住房政策一直没有被正式纳入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的体系。目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政策仍然将户籍作为一个必要的门槛，城市政府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为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居民提供住房保障。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逐渐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促使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开始认真思考针对农民工的住房政策。特别是在国务院最新确定的“四万亿”刺激内需的经济计划中，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占到其中的约四千亿人民币。但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在其中是否会被重视，以及被重视的程度如何，都需要有科学和严谨的理论研究为相关的政策设计提供支撑。
本文将在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从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角度探讨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以及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住房政策具有怎样的社会和经济效果。而这正是论证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动机，或者怎样才能使政府有动机来投入资源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的关键。
一、住房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中的关键作用
住房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物质空间，它决定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空间，为社会民众获得各种城市资源，积累人力资本，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提供机会（世界银行，1995）。因此，需要从物质空间（“数量”）和居住环境（“质量”）两个角度去理解住房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中的作用。
1.“数量”的角度：住房供给、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
劳动力是城市产出的关键投入要素之一，而劳动力必须居住在住房中，因此住房供给是城市劳动力供给最为重要的约束条件之一。Glaeser(2006)通过建立住房市场与城市增长的理论模型，阐释了住房供给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他认为，住房供给是城市增长过程中的重要约束条件，较高的住房供给弹性可以缓解需求冲击(Demand Shock)下城市工资水平与住房价格的上涨速度，有利于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
2.“质量”的角度：居住环境、劳动力产出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源动力(Glaeser，2007)。居住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会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的质量和信息可得性，从而影响劳动力产出和经济增长。
从物质环境看，住房条件（包括拥挤水平、住房质量和设施完备程度）会对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快乐感有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城市的众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治安等）以及就业机会都是附着在区位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住房（及其空间位置）表征的是与区位相关的公共服务的一个捆束(a bundle of services)，决定了居民接近和获取这些城市资源的机会，以及这些机会的质量。这些城市资源能够给居民带来技能提升、知识积累、信息、就业以及发展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其劳动力产出。
同时，住房及其区位也决定了居民的社会交往空间。社会资源（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有形或无形地附着在区位之上。社会环境主要通过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的机制发挥作用，而社区是社会互动发生最为频繁和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密集发生的空间范围（Glaeser，1999；Glaeser和Mare，2001）。作为社会互动的对象，邻居的状况会通过“同群效应”(Peer Effect)直接影响劳动力的技能、信息和社会机会（即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⑤。
3.社会的角度：居住分割、社会分割与社会融合
居住分割(Residential Segregation)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割(Social Segregation)，会在上述机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各种社会群体（例如西方社会中的不同种族，或者中国城市中的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在居住区位上形成明显分割，这种居住分割降低了社会群体之间社会互动的机会和频率，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割。西方众多学者对居住隔离问题的研究不断证实（Kain，1968；Massey和Nancy，1989；O'Regan和Quigley，1996；Bayer，McMillan和Rueben，2005），居住分割阻碍了弱势群体获得城市公共资源、社会福利和进行社会交往的机会，对其道德水平、劳动力产出、公共品消费及福利水平都存在显著负效应，不同群体之间人力资本和福利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体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
居住分割和社会分割还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福利水平产生影响，主要有两个主要的渠道。第一，社会分割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城市部门通过增加非生产性投资进行防范，这对城市产出而言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损耗。第二，农民工聚居区这类城市的“伤疤”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城市居民需要耗费资金和精力来减小这类负外部性对自身的影响（例如防范盗窃和人身伤害），同时也会降低幸福感。尽管上述两个影响渠道稍有差异，但最终均会降低城市总体的福利水平。
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现象、形成机制与负面影响
1.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现象与形成机制
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大量农村移民进入城市，投身城市建设。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对住房形成巨大的需求。农民工大量聚居于“城中村”、地下室和建筑工棚这些价格低廉的住房中。以“城中村”为例，刘琳等(2009)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粗略估计，在全国城市的城镇范围内，“城中村”约容纳了1/3的城市常住家庭。而根据2008年9月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郑思齐等开展的北京市“城中村”调查（以下简称“北京‘城中村’调查”）显示，北京市的“城中村”居民中，85%以上为农民工。“城中村”社区普遍缺乏统一规划、建筑密度大、人口拥挤、环境脏乱、道路狭窄、设施配套不全。Wang和Zuo(2009)针对上海的“城中村”的分析表明，较低的人均使用面积、厕所和厨房等设施的普遍缺乏是其主要的特征。北京“城中村”调查显示，“城中村”中人均使用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的住户占到40%，九成以上的住房缺乏独立厕所和厨房。在过去半年里所住社区发生案件的比重达到81%，其中1/4的案件涉及人身伤害和死亡。同时，这些群体无法享受城市中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缺乏就业信息和培训机会，无法融入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感淡漠。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没有得到过各类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培训机会，没有各类保险，子女基本均留在老家，少数被带到北京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工学校。42%的居民感觉被“城里人”看不起，对“社会上的人”不信任的比重占到63%。这些数据都形象地刻画出居住在“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主流社会相分割的事实。
廉价住房的需求和供给是农民工住房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界已经对中国城市中“城中村”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做了许多的描述和分析。比较普遍的观点是（Yan Song等，2008；Zhang等，2003；Li Tian，2008），中国过去三十年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快速城市化形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大量农民工，他们无法承受住房市场上的高价格和高租金，对于低成本住房有很大的需求。但是，户籍制度和其他城市倾向的政策将他们阻挡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包括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政策性住房）之外，因此不得不去寻找廉价的非正式住房。同时，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现行的征地和拆迁政策在客观上形成了大量“城中村”的供给。城市在空间扩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被城市包围但仍然保留集体土地性质的零散村庄，这些村庄中的农民可以不受城市规划和建设管制的约束自己盖房出租，也不存在土地成本，形成了低廉的“城中村”住房供给。与之类似，地下室和建筑工棚等非正式住房也是由于规避了城市正式经济里的管制成本而得以实现其低廉的租金，但管制的缺乏必然导致居住过度拥挤，基本市政设施和服务缺失，糟糕的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
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分割是农民工住房问题形成的内在机制。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也在城市内部表现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新的“二元社会”分割。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经济起飞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依赖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城市政府没有动力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并希望维持劳动力的低成本。其次，以户籍为主要代表的社会经济二元结构使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以及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政治权利。在住房方面，城市政府仅面向户籍人口提供政策性低收入住房，农民工一直没有被纳入住房保障的范畴。在城市高房价的压力下，他们只能去寻找“城中村”这类没有纳入城市住房产权管理体系和缺乏公共服务的廉价住房。这种弱势群体的空间集聚，加剧了与户籍制度相伴随的社会分割。第三，农民工被认为是“暂时性”和“候鸟式”的，他们自身也缺乏在城市中消费和投资的动机，包括住房消费和投资的动机。
2.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对劳动力产出的负面影响：来自北京的实证证据
居住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的质量和信息可得性，从而影响劳动力产出和经济增长。而居住环境恶劣是农民工住房问题的重要表现。
为了验证农民工住房问题给劳动力产出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司2007年大样本调查以及2008年郑思齐和曹洋等完成的北京“城中村”调查两套微观数据，研究在“城中村”（作为农民工聚居区的典型代表）中居住的劳动力与在普通住房社区居住的劳动力在劳动力产出上的差异。为了能够进一步形成直接对比，两个样本均选择移民⑥。
实证模型选用明瑟工资方程(Mincer Wage Equation)。该模型认为，在劳动力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工资反映了其边际产出水平。具体而言，工资由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劳动力市场匹配程度和其他个体特征所决定。我们首先控制个体特征、受教育年限和是否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在模型中加入“进入北京时间”变量，度量劳动力在北京生活的过程中，与他人交流所获得的经验、技术和知识增长（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通过获取信息和各种机会达到劳动力市场中更好的匹配，这均有助于提高劳动力产出。两套微观样本在居住环境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因此该变量前面的系数可以被用于近似度量居住环境对劳动力产出的影响程度。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两个样本的变量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就业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培训、职业与工作行业的条件下，“城中村”中移民的劳动力产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普通住房社区中的移民。居住时间每增加1年，前者的劳动力产出仅增长6%，而后者则增长10%。这表明，与普通住房社区相比，“城中村”中恶劣的居住环境不利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信息获取和机会获得，从而给农民工劳动力产出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三、农民工住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的推动作用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将城市住房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关联在一起，并将两者分别离散化，即住房市场包含农民工聚居区和普通住房社区两种类型，而劳动力市场包含城市原有居民和农民工两种类型。为简化起见，我们将居住环境对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信息和机会等多方面的影响综合抽象为对劳动人力资本的影响⑦。
考虑到中国城市明显的住房市场分割，假设普通住房市场和农民工聚居区具备不同的居住环境和租金水平，前者更高。假设城市居民均居住在普通住房社区，而农民工则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普通住房社区与“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之间进行选择。定义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随着其在城市工作时间的增加而上升，且其积累速度与其居住环境正相关。因此，农民工在普通住房社区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快于其在“城中村”的积累速度。所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总和进入生产函数。城市总产出在扣除社会不和谐导致的非生产性损耗之后，分配给城市原有居民和农民工。
在以上理论框架及其基本设定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可以发现⑧：
1.“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的住房供给能力的提高对城市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较高的“城中村”住房供给弹性，将增加城市的劳动力总量，从而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其内在机理在于，“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在“数量”上供给能力的提高，将降低农民工的居住成本，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上升，从而提高城市总的人力资本水平。但是，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升级，这种“数量”上的供给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会下降。这是因为，“城中村”的住房“数量”供给能力的提高虽然可以增加农民工数量，但同时会延缓农民工进入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通道”（即进入普通住房社区），从而导致城市总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下降。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其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因此，随着产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日益增加，单单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如何促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2.致力于改善“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公共政策有利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并进而促进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经济的增长。其内在机制在于，“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居住环境的改良有利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会加快农民工进入普通住房社区的速度。这将提升城市总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城市产出水平。更进一步，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类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将逐渐增强。这是由于，随着产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居住环境的提高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城市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日益明显。
3.改善“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公共政策也有利于社会融合，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根本的机制在于，改善“城中村”的居住环境将促进这些社区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降低社会不和谐程度。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用于防范社会冲突的非生产性投资，从而增加产出中向城市居民分配的收入；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不需要耗费资金和精力应对此类负外部性，幸福感会增加，这均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从长期看，随着产业的逐步升级，城市政府无论是从城市产出(GDP)增长的角度，还是从优先考虑城市居民福利的角度，对“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进行改良的政策都是有足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住房是城市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的关键机制。但在中国当前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住房问题。他们大量聚居于“城中村”、地下室和建筑工棚这些价格低廉的住房中，居住环境非常恶劣，与城市主流社会严重分割。本文使用北京市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城中村”中移民的劳动力产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普通住房社区中的移民，“城中村”中恶劣的居住环境不利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信息获取和机会获得，从而给农民工劳动力产出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本文建立了一个农民工住房、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基于理论分析发现，在城市化早期，农民工聚居区的廉价住房的大量供给能够有效地降低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对经济增长存在推动作用；但当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时，这类住房社区在居住环境上的劣势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充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逐渐衰减。这时，对其居住环境进行改良能够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城市的产业结构越趋高端化，这种改良的边际贡献越大。同时，改良这类社区的居住环境的政策能够减少社会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并改善社会福利，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因此，城市政府对其进行改良的意愿可能会逐渐增强。
本文的实证和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首先，应全面客观地看待“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的存在，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如果单单出于对城市环境和管理的考虑，拆除这些“城中村”，而同时无法提供充足的替代性低成本住房供给，将会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并非合适的政策选项。其次，改善“城中村”等农民聚居区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公共政策有利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例如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和工业园区建设基础配套设施齐全的农民工宿舍，在拆除“城中村”的同时提供替代性的廉租房，提高城乡结合部农民工聚居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改善其社会交往环境并增加其社会机会，等等。第三，本文的分析凸显了住房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密切关联。改善“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区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政策不再是狭义上的住房补贴，而是一揽子的公共服务供给。因此，在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以及相关联的社会问题上），不能孤立地考虑住房，而应与城市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共服务政策等统筹起来考虑，形成协调和互补的城市化政策体系，这样能够更有效率地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以及促进社会融合。
注释：
①在政府文件和学者的研究中，“农民工”一词已逐渐成为专有名词。对该词的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见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些农民工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信息，2009年农民工数量为2.2亿(http://finance.qialdong.com/30055/2009/01/21/2530@4840468.htm)。
③国外很多研究习惯将与现有的土地权属制度、土地利用管制（含城市规划和分区规划）、建设和使用管制等条文存在冲突的住房称为“非正式住房”，即“Informal Housing”(Arnott，2008)。这类住房普遍表现出居住环境恶劣、价格低廉、缺乏公共服务、贫困人口聚居等特征，与本文研究的低收入移民聚居区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当然不能完全等同）。
④它们能否被称为中国城市的“贫民区”，尚存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争论。
⑤在现代社会，邻居之间并不一定接触很多（例如高档小区中每家每户均紧闭房门）。但学者的研究显示，低收入社区中邻居的交往意愿和频率要远高于高收入社区，因此低收入社区的社会环境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⑥需要指出的是，移民在城市中的劳动力产出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受城市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中国最近30年的城市变化非常明显。因此在不同年代进入北京的移民，其劳动力产出的增长速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只能使用截面数据，这个问题可能会凸显出来。为了保证样本之间的积累路径的一致性，本文利用移民的进城时间对样本进行限制，选取进城时间在5年以内的样本。
⑦尽管在短期，社会网络、信息和机会往往会首先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程度实现劳动力产出的增长，但在长期，它们都会形成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积累。同时，在理论分析中我们主要通过生产函数与经济增长相联系，人力资本能够更方便地进入生产函数，也具有更强的政策含义。
⑧理论推导过程详见曹洋(2009)，这里限于篇幅不再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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