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重论文,对策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等收入者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总体收入状况不同而有不同的标准和范围。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中等收入者是按收入差距来分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为20%，如果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比重将达到40%左右。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具体目标，是逐步将城镇居民最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者由目前的64.15%降低到20%-25%左右，使高收入者、中等偏上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中等偏下收入者及低收入者之间的比例，由7∶9∶20∶32∶32分布结构转为12∶28∶35∶15∶10分布格局；逐步使农村居民温饱型、小康过渡型、小康型及富裕型家庭之间的比例由目前的30∶50∶15∶5转变为15∶25∶35∶20的分布（注：唐新林、陈文：《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是改革下一步的目标之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11期2002年10月18日。
），并努力缩小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要途径，有利于调整居民消费结构；中等收入者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明智选择。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当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较好地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拉美一些国家在紧要处举措失误，陷入动荡和停滞掉进了“拉美陷阱”。中国如果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临界点，社会就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否则，也可能掉进“拉美陷阱”。即人均GDP并不低，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动荡不安。另外，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更是顺应社会民众发展要求的明智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财富整体增长的前提下，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的利益分化，导致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政策的调整和规则的重建，中国完全应该而且能够重新协调各方利益，走向社会和谐。
二
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影响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农村生产力尤其不发达。在总体上实现小康水平以后，今后1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农村低收入者所占比重较大。近年来，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培育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收入差距增大，制约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慢，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在总体上步入小康水平。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大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改革前，我国城市基尼系数在0.2以下，农村基尼系数在0.21-0.24之间。2002年全国基尼系数已达0.46，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40个基尼系数超过0.4国际警戒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率为2.36，2004年达到3.24。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率为1.5。
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影响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并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总的来说，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社会保障经费筹资渠道单一，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整（注：吴松.《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出版社，2002年月12日，第295页。）。影响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和保护，使他们不能享受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果，这不仅使弱势群体难以成为中等收入者，甚至可能使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由于天灾人祸而沦为弱势群体。所以，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严重障碍。
教育机会不平等，妨碍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在农村还没有完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学生失学、辍学愈来愈严重，高收费、乱收费剥夺了一部分人受教育的机会，削弱了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获取较高收入的机会。只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才能消除因教育不平等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使得人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平均主义思想妨碍中等收入者的形成。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仍然存在体制内的平均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没有彻底根除，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3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4倍多；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2.8倍。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结果，在我国城镇，高收入者的比重只有7%左右，在农村，高收入家庭只占5%左右，绝大部分城乡居民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以下。
三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首先要靠经济发展。只有通过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才能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需要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在此期间必须保持年均7.2%的增长速度。但是，要使人均GDP也能同步增长，必须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如果同期人口增长过多，增加的GDP总量就有更多的比重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所以，在2020年之前，要把我国的人口年均出生率控制在5%以下，我国的人口总量到2020年就可以控制在15亿以内。按这样的人口基数计算，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3000美元，使中等收入者比重达到40%左右。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结构转换。如果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经济结构转换，就会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必须实现三个基本转换：一是产业结构的基本转换，二是就业结构的基本转换，三是城乡社会结构的基本转换。
其次，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基本思路是减少低收入者比重，调整高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即“减低”、“调高”促“扩中”。
在分配政策上，继续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确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一根本取向，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人口多数，并占有大部分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格局。
创新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打破体制内平均主义。国有企业分配要向企业的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倾斜，使有限增资额度体现出人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在分配中要保证企业的骨干职工的收入有较大增长，大部分职工收入有所增加。把科技和管理人才引入市场，促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使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迅速成长为中等收入者。
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农民是低收入者的主体，让更多的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是实现“扩中”目标的关键。但是，目前他们的职业技能仍然不足以成长为中等收入者，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来提高其职业能力。如果把劳动保障部出台的《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的范围扩大到农民，将农民中的优秀部分培训成高中级技术工人，不但会增加我国目前急需的技术工人队伍，而且会确保城市化过程中进城的农民安居乐业。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为农民提供各种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是向他们发放进入中等收入者行业的“通行证”。如果措施得力，未来5年通过城市化可以使近1.5亿农民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与此同时要把农民引入市场，通过包括立法在内的各种手段，保护先富裕起来农民的利益，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激励广大的农村劳动者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合理调整高收入者收入。我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合法收入，另一部分是非法收入。针对我国高收入阶层的现状，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对高收入者征收合理税赋，并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来补贴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处于最低收入的阶层，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等分配政策，减少高收入者的非法收入和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
关注弱势者，强化社会保障，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我国目前大约有约4000万人处于收入的最低层，他们主要是下岗后长期未再就业的职工、部分提前退休和早期退休人员、停产或半停产企业职工、因疾病年老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者、进城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农民、中小民营企业中的体力劳动雇工等。对这些低收入者中的城市者，应适当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失业救济标准。对低收入者中的农民，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他们的收入。如免除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建立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需求向农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将农村贫困户的救济纳入全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再次，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增加就业，鼓励创业，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政府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目标。为了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劳动者的就业权与全面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树立政府形象，必须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一般来说，提高就业率的首要的前提是保持经济增长。当前，扩大就业，提高就业率，关键在于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发展适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企业结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量。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一方面要加快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步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发展具有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行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
加快城镇化进程。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人口太多，农民就业减少。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减少农民人口，增加农民的就业。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一个长期战略选择。据中国科学院《2001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供的数据：我国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相当的国家相比低了10个百分点；与国内工业化率相比低了12个百分点；与国内非农就业比重相比低了20个百分点（注：易杳：《膨胀的就业压力.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第46期第18页。
）。因此，加速城市化进程，对扩大就业有重要作用。
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有了就业岗位只是为低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者开辟了一条通道，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能否跨过这一步，还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增强低收入者从业、创业的本领十分关键。因此，加强教育和培训是提高我国就业水平和劳动者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
鼓励创业，培植中等收入者。从就业的角度看，创业既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带动他人就业，可谓一箭双雕。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要培养劳动者的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的勇气和精神。其次健全创业的基本制度环境。有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人以财富和事业为追求的目标，如果一个地区不能为他们提供发展和发财的机会和环境，就很难留住并进一步吸引人才，创业愿望也不可能实现。
注释：
①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③《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