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典型特征初探
康 果
内容提要： 从美国历次海外军事行动实践经验看，政治上导控舆论、经济上封锁制裁、军事上拉拢结盟，是战略运筹的主要手段；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者应东道国请求，搜寻对方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相关证据，宣扬自身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合法性，是进行法理斗争的主要手段；清晰明确的政治军事目标是行动的重要前提，并尽可能地将作战规模、强度和时间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以最小代价实现预定目标；“多国联合”和“单方行动”指挥体系是两种主要的指挥体系，综合权衡慎重选用，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指挥效能最大化、军事行动一体化。
关键词： 世界军事 海外军事行动 [美国]
海外军事行动利益攸关方多元，国际广泛关注，舆论高度聚焦，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程度、达成什么效果，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面因素，是典型的政治军事仗。本文通过分析研究美国的历次海外军事行动，总结归纳其海外军事行动的一些典型特征。
一、“先胜后战”，精心组织战略运筹
美国历次海外军事行动，越来越呈现出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一体战的趋势，更加注重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导控国际和地区局势，引导国内外舆论，塑造有利战略态势。
“因势利导”掌控舆论。美军认为，国内外政治舆论的支持，对海外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危机爆发前，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向民众传递经过筛选的信息，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攻势，从而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民意归属。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反对动武的呼声很高。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美国迅速发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等主流新闻媒体，大肆渲染伊拉克同“基地”组织有联系、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等信息，使美国民众对伊动武支持率迅速上升到70%以上，国际上支持对伊动武的国家增加到40多个。
“封锁制裁”全力打压。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历来是美军实施海外军事行动惯用的“三部曲”。有时同步进行，有时交替运作，进而从整体上削弱和打击敌方。海湾战争中，美国促成联合国接连通过了12个谴责、制裁伊拉克的决议，说服100多个国家参加对伊拉克的封锁制裁，下令冻结了伊拉克在美的所有资金，对伊拉克实施禁运政策，使伊拉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阿富汗战争中，布什总统和美国高层官员不断向阿富汗地方武装力量施压，布什总统最后抛出“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的强硬言论，迫使阿富汗境内的各个地方武装力量都站到美军一边，为后续军事打击行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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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连横”争取盟友。美国十分注重争取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支持。美国甚至在作战条令中明确：只要有可能，海外军事行动就要尽量拉拢其他盟国共同参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4天时间里，布什总统就通过专用电话先后给12个国家元首打了23次电话。通过频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斡旋，动员40多个国家参加反伊联盟，为军事打击伊拉克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① 参见李成刚：《第一场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19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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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奉法借势”，极力赢取法理主动
争取“合法出兵”。海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是行动获得国内外支持的关键，也是决定海外军事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变量。为此，美国在向海外派兵前，都会积极寻求出兵的法理依据。主要有两种方式：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者应东道国请求。即使一些绕过联合国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也都会想方设法披上“合法外衣”。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在美国的斡旋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678号决议，授权成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将伊军赶出科威特，为美军发动海湾战争提供了法律依据。
海外军事行动涉及第三方国家领土主权，国际关注度高，制约因素多，一旦出现不利局面或行动失败，往往需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如何既不突破国际法有关规定，又能够有效实现政治军事目的，成为美国海外军事行动中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重要问题。
美国实施海外军事行动，首要，是确定所要实现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以使整个行动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作战终止线；其次，是所确定的目标必须符合国家全局利益，并有足够能力和恰当方法以实现目标。
海外军事行动远离本土依托，战场环境生疏复杂。而清晰明确的目标，有助于明确方向和增强信心。越南战争后，一份对参战军事指挥官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军许多参战官兵对战争所要达成的目标时常感到困惑，在得不到上级指令时，往往无所适从。这是导致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海湾战争中，美军深刻吸取了这一教训。1990年8月5日，布什总统发表《这是不能容忍的》声明，提出了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国家政治目标：伊拉克军队立即、彻底、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维护沙特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确保美国海外公民的生命安全。围绕这一国家政治目标，美军中央总部在第91-001号作战命令中，明确了如下的战区军事目标：打击伊拉克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和指挥控制系统；夺取和保持制空权；切断伊拉克的补给线；摧毁核生化武器的生产、储存设施和投掷工具；消灭科威特战区的共和国卫队；解放科威特市。美国国防部在评述确立作战目标的作用时指出：清楚明确的政治目标确保了提出同样清楚明确的军事目标，这是海湾战争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点到为止”，合理规划行动目标
注重“师出有名”。海外军事行动是典型的政治军事仗。除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者应东道国请求的“合法手续”外，美国一般都会为出兵冠以“名分”，力争“师出有名”。美国历次海外军事行动，都高举“正义”大旗占领“道义”制高点。比如，为主导和控制海湾地区局势，打着“解放科威特”和“消灭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旗号，发动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了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以“保护人权”、反对“种族灭绝”为由，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为了进驻中南亚，高举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号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在未获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再次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并宣称是“保卫伊拉克集体自卫行动的延伸”。
在父亲的影响面前，卡夫卡的处境就像是这段话中所表达的那样——偏偏还是发生了。卡夫卡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很荒谬的态度，那就是，他“让”父亲击溃了他的世界。卡夫卡如同手足无措的孩子般无法主导自己的世界，直到生理上长大到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摆脱父亲的影响，他还是选择沉浸在父亲的“余毒”中。接下来的人生，卡夫卡唯一做的，就是持续地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抗父亲，来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不满。
（一）目标要清晰明确
强调“依法行动”。由于传统和非传统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军事行动早已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尤其是海外军事行动，每一次战斗都会引来国际关注和舆论热议。因此，美国力争做到依法指挥、依法行动，避免陷入被动局面。为指导海外军事行动，美军先后颁发了JP1-04《对军事作战的法律支持》、JP3-05《非常规战争》、JP3-07《维和作战》、JP3-16《多国作战》、JP3-18《联合强行入境作战》、JP3-29《外国人道主义援助》、JP3-33《联军总部》、JP4-08《支持多国作战的后勤》等一系列条令法规，对海外军事行动中的武力使用予以规范。指挥官在确定作战目标和手段时，一般也会征询法律顾问的专业意见。
（二）目标要匹配能力
海外军事行动目标，必须与国家综合能力相匹配。目标过高，难以有效实现，国家在政治、外交上可能陷入被动；目标太小，战果影响轻微，导致国家丧失战略良机，甚至留下重大隐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为进一步压缩苏联的战略空间，保持“冷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不顾苏联和中国的严重警告，强力介入越南事务，从一开始派遣400多人的军事顾问团，到后来的50多万大军① 参见解力夫：《越南战争实录》，153页、42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参战力量不断增加。但是，越南人民的反抗意志愈战愈强，世界人民的反美声浪不断高涨。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不仅战争无果而终，连时任总统约翰逊也被迫放弃参加连任选举，战争引起的后续社会问题更是持续了几十年。
在while、for、do-whiler或switch结构中执行break语句时，break语句会造成程序从该结构中退出，程序接着执行该结构之后的第一条语句。
（1）总结了与电动汽车出行路径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电动汽车本身、道路交通以及充电站三方面的因素，有利于对电动汽车出行方案的制定。
（三）目标要严格控制
使用有限力量实现有限目标，是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显著特征，即使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也要通过各种措施将作战规模、强度和时间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合适的方式早日结束战争，以最小代价达成预定目标。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普遍认可仅对有限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以迫使时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屈服的行动方案。虽然北约一度将科索沃边界沿线的兵力增加到接近五万人，但始终没有发动地面攻势，通过11周的持续空中轰炸，最终迫使米洛舍维奇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成为仅通过空袭行动就达成作战目标的经典战例。
四、“量体裁衣”，科学构建指挥体系
海外军事行动通常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军种、多个领域。只有构建合理顺畅的指挥体系，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指挥效能的最大化、军事行动的一体化。从美国历次海外军事行动实践看，指挥体系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多国联合”的指挥体系
海湾战争中，美军在西方国家军队中就建立了“国家指挥当局（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中央司令部（多国联合指挥机构）—各国任务部队”的指挥体系。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代表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以美军中央司令部为基础组建的联军司令部，负责拟制作战计划，向各国分派作战任务，协调联军行动；各国指挥官，则负责各自区域的一线指挥。
（二）“单方行动”的指挥体系
1983年，美国在争夺巴拿马运河管理权的“正义事业”行动中，任命陆军上将马克斯韦尔·瑟曼为南方司令部司令、第十八空降军军长卡尔·W.斯廷纳为一线指挥官，建立了“国家指挥当局—南方司令部—第十八空降军司令部”的三级指挥体系。行动以15个小时推翻诺列加政权，15天后，宣布行动结束，顺利实现预期目的。① 参见顼飞、牛卫利：《反思美军入侵巴拿马的军事行动》，载《轻兵器》，2010（10），49页。 在击毙本·拉登的“杰罗尼莫”行动中，美军建立了“战略指挥机构—任务部队”的指挥体系，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盖茨等政府和军方高层官员聚集在白宫作战指挥室，通过“海豹”突击队的便携式单兵视频采集系统，实时掌握行动进展，指挥控制突袭行动。从近年来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实践看，美军单独直接出兵的情况较少。即便是一些绕过联合国的军事行动，一般也都会拉上其他国家“组团参战”，避免或降低“霸权主义”和非法干涉他国内政的负面影响。因此，美军“单方行动”的指挥体系，实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1]Joint Chiefs of Staff.Joint Pub1-04:Legal Support to Military Operations [Z].2016.
[2]Joint Chiefs of Staff.Joint Pub3-16:Multinational Operations [Z].2013.
[3]Joint Chiefs of Staff.Joint Pub3-18:Joint Forcible Entry Operations [Z].2018.
[4]Joint Chiefs of Staff.Joint Pub5-0:Joint Planning [Z].2017.
[5]李成刚．第一场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中图分类号： E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484（2019）07-0076-04
作者： 康果，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空军少校
（责任编辑：何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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