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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先生从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中整理出29支说《诗经》竹简，认为是孔子所作，定名《孔子诗论》（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此所谓《孔子诗论》的内容有三，一为综说《诗》及《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反映了作者的《诗》学观；二为解说具体诗篇（有时是篇中警句）意旨，反映了作者解《诗》的思想观点；三为对所引诗句的评说，反映了作者评《诗》的思想倾向和评说方法。此竹书《诗论》若真为孔子所作，当与其他典籍所载孔子说《诗》观点和解《诗》方法相一致。反映孔子说《诗》观点和解《诗》方法的直接文献资料是《论语》。《论语》载与《诗》相关语录18则，其中10则反映了孔子说《诗》观点和解《诗》方法：6则载孔子综说《诗》，2则载孔子解《诗》篇意旨，2则载孔子引用《诗》句加以解说（注：《论语》所载其它8则均非孔子说《诗》解《诗》：《子罕》载孔子“吾自卫反鲁”云云言《诗》的整理，《述而》“子所雅言”云云述孔子读《诗》之语言，《泰伯》载孔子“师挚之始”云云述孔子说《诗》乐，《宪问》载“荷蒉者”引《诗》与孔子说《诗》无关，《八佾》载孔子引“相维辟公”云云说三桓僭越，《子罕》载孔子引“不忮不求”云云说子路境遇，《泰伯》载曾子引“战战兢兢”云云表人生态度。另有《子罕》载“唐棣之华”云云是否与《诗三百》有关，历来有争论，今且不论。）。孟子自诩得孔子真传（《荀子·非十二子》），《孟子》载孟子转述孔子解《诗》或引《诗》句加以评解者3处。随着近些年简帛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礼记》的先秦史料价值越来越重视。《礼记》载孔子说《诗》引《诗》62处，其中除说《诗》乐1处、引用《诗》句50处外，尚有综说《诗》4处，综说《诗》篇旨意1处，解《诗》句6处。
以下我们就综说《诗》及《风》《雅》《颂》、解说《诗》篇意旨、解说所引《诗》句三个方面来比较竹书说《诗》与《论语》、《孟子》、《礼记》载孔子说《诗》的差异。
（一）
今存竹书综合说《诗》者仅1处，引孔子曰“
（诗）亡
、（离）志”云云（1简）（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之第1简。以下所引竹简编号及释文，均据此书。此书出版后，学者们就释文和篇目分合提出诸多意见，因本文主要针对马承源所考《孔子诗论》的作者发表意见，故暂从马氏释文及分篇。），其下残缺难以看出竹书作者观点，今且不论。就综说《颂》、《雅》、《风》各类诗，竹书作者谓“《讼》坪（平）惪（德）也，多言
（后）”（2简），谓“城（成）工（功）者可（何）女（如）？曰《讼》氏（是）也”（5简）。平德，马承源解为“平成天下之德”。那么这两句互参可解为：《讼》是歌颂周王功业的诗，多言文王、武王创立功业而泽被后世。就《大雅》，竹书作者谓“《大
（夏）》盛惪（德）也，多言……”（2简）。以竹书说《讼》例之，《大夏》盛德，当指《大雅》歌颂周先王开创基业之大功。就《小雅》，竹书作者谓“……也，多言难而
（悁）退（怼）者也，衰矣，少矣”（3简），与竹书说《讼》、《大夏》联系起来看，当言周后世之王举步艰难，道德衰，功业少，与马承源在此简解说中所引另类字体残简之“《少夏》亦惪（德）之少者也”意义相合。就《国风》，竹书作者谓“《邦风》丌（其）内（纳）勿（物）也，尃（溥）
（观）人谷（俗）安（焉），大
（敛）材安（焉）”（3简），纳物，马承源解为“包容各种事物”；溥观俗，马承源解为“普观民风民俗”；敛材，马承源以“采诗”解之。可见竹书综说《诗》，重视《大夏》对周先王功业的歌颂，重视《讼》对文王、武王功业的歌颂，重视《少夏》对周后世诸王功业的评判，重视《邦风》对民间生活和上下关系的反映。由此看来，竹书作者是把《诗》作为历史史料来看待，作为一部反映周先王基业、文武功业、后王少功以及民间风俗政事的历史风俗画卷来对待，具有“以《诗》为史”的思想倾向。这与孔子的《诗》学观是否一致呢？
《论语》综说《诗》6处：《阳货》载孔子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学《诗》能“事父”“事君”，强调的是《诗》的社会政治作用和教化作用；谓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的博物作用。《子路》载孔子谓学《诗》后授之以政则“达”，突出了《诗》的社会政治作用；谓学《诗》后使于四方则能“专对”，强调了《诗》的外交作用。可见孔子认为《诗》的主要作用有政治作用、外交作用、博物作用三种。其他所论，如《为政》载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归于正”；《泰伯》载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言修身当先学《诗》”；其所言都是《诗》的社会政治作用。《季氏》载孔子督促孔鲤学《诗》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则与《诗》的外交作用有关。《先进》载孔子因南容“三复‘白圭’”而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安国以南容常诵《诗·大雅·抑》中“白圭之玷”等诗句而谓“其心慎言”（何晏《论语集解》引），那么由此事可见：孔子既认为《诗》可观志，又认为读《诗》可加强道德修养。由上可见孔子综说《诗》的思想特点是：强调《诗》的政治作用、外交作用和博物作用，并特别强调《诗》的社会教化功能。这与竹书《诗论》的《诗》学观不同。
《礼记》载孔子综说《诗》4处，所说都与礼乐教化有关。《礼器》载孔子曰“颂《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云云，比较礼与《诗》的政治教化作用；《经解》载孔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并谓“《诗》之失，愚”，强调《诗》的教化功用；《仲尼燕居》载孔子曰“不能《诗》，于礼缪”，郑玄注“缪，误也。……歌《诗》所以通礼意也”，强调学《诗》可达礼；《孔子闲居》载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解说《诗》与礼的密切关系。这些论说，强调《诗》与礼的密切关系，强调《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即《诗》的社会政治作用，可证《论语》所见孔子说《诗》强调其教化功能的记载不误。
由上述可见，竹书综合说《诗》，重在归纳、陈述《诗》各部分的历史意义，看重《诗》的历史作用，与《论语》、《礼记》载孔子综说《诗》时除述说《诗》的博物作用、外交功能外，特别强调《诗》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的观念不同。尤应注意的是，竹书综说《诗》时，无一处将《诗》与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而孔子综说《诗论》则反是。由此可见，竹书《诗论》作者的《诗》学观与孔子《诗》学观不同。从思想工具的角度讲，竹书《诗论》综说《诗》时强调《诗》的历史工具意义，可谓“以《诗》为史”，而孔子综说《诗》时强调它的政治教化工具性，可谓“以《诗》为教”。从这一区别看，竹书《诗论》的作者有可能不是孔子。
（二）
从对具体《诗》篇的理解、解说看，竹书说《诗》与孔子说《诗》的区别更加明显。
《论语》载孔子解《诗》篇意旨之语录2则：《阳货》载孔子教导其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八佾》载孔子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将两则结合起来考察，见其主要强调“二南”的教化功能即社会政治作用。可见孔子解《诗》篇意旨亦主要强调它的道德教化功能，即强调《诗》的社会政治功用。
《孟子》载孔子说《诗》篇意旨1处。《离娄上》载孟子转述孔子以“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评《沧浪》诗义，孟子谓孔子此评之义在于“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云云，可见孔子系借此诗意论人的道德修养，即强调它的社会政治功用。
《礼记》载孔子综说《诗》篇旨意1处。《缁衣》载孔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缁衣》唱赠人新衣，《巷伯》斥“谮人”“谮言”。孔子此说借评人际关系来强调《诗》的教化功用，与《论语》载孔子说《诗》篇旨意的思想倾向相同。
马承源先生整理的29支说《诗》简中，涉及到今本《诗经》存诗52首、逸诗7首。存诗52首中，9首说诗句，42首（1首与说诗句重合）说诗篇，2首因残缺太多（《
者芋》仅余一“则”字，《少明》仅余一“不”字）难归类。这42首诗篇的解说，解《诗》篇意旨者23处，表面看似解《诗》篇意旨而实际解说诗中警句者19处。
解《诗》篇意旨23处，涉及《讼》1首、《大夏》2首、《少夏》8首、《邦风》12首。
解《讼》诗1处：第5简“《清
（庙）》，王惪（德）也至矣”，联系第6简以“
（吾）敬之”评《清庙》之“……多士，秉
（文）之惪（德）”，即因周文王之德传于后世之“多士”而使竹书作者“敬”，可见此第5简之“至”当解为“到达”。其言《清庙》所歌为：先王之德已通过“敬宗庙之礼”流传到后世，被众多贤士继承。那么竹书作者所说当《诗》中所写文王道德流传的史实，所重当非此诗引申出的教化意义。
解《大夏》诗2处：第24简“后稷之见贵也，则
（以）文武之惪（德）也”，马承源考此为说《生民》，并分析后稷所以被后人“配天”祭祀的原因，在于文王、武王灭殷兴周功业。第25简“肠＝（肠肠），少人”，马承源谓此为说《荡》，“少人”即“小人”。按“小人”当指《荡》篇中文王所斥的殷纣王。此所说亦重《诗》中所写史实。
解《少夏》诗8处：第23简“《
、
（鹿鸣）》（以）乐
（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
（效），冬（终）虖)（乎）不
（厌）人”，述此诗中相见之乐、朋友之道等。第9简“《天保》，丌（其）
（得）录（禄）
(畺)（疆）矣；巽（馔）
（寡），惪（德）古（故）也”。得禄疆，马承源谓针对此诗中“神之吊矣，诒尔多福”、“君曰卜尔，万寿无疆”等诗句而言；馔寡，德故也，马承源解为“是说孝享的酒食不多，但守德如旧”；准此，竹书作者对此诗的解说亦重原始本义而不向教化方面引申。第18简“《折杜》则情憙（喜）丌（其）至也”，第20简“（吾）（以）《折杜》（得）雀□”，马承源考“折杜”即“杕杜”，此说《小雅·轪杜》。今按《小雅·轪杜》写怀念征夫，故竹书作者以念妇“情喜其至”说之，表其切盼之情。其尤应注意者，是竹书对汉人解《诗》所特别强调的怨刺之诗如《节南山》、《十月之交》、《雨无正》等的论说。第8简“《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雨无正》、《节南山》中有“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国既卒斩”、“弗恭弗亲，庶民弗信”、“不自为政，卒劳百姓”等指斥时政的诗句，故竹书作者言“上之衰”；《雨无正》、《节南山》中有“匪舌是出，维躬是瘁”、“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等诗句，故竹书作者言“王公耻之”。联系第3简综说《少夏》“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即周后世诸王道德衰、功业少等说，可见竹书作者此言“上之衰”、“王公耻”云云之所重者，仅是《诗》中所涉及的现象，而非此现象所产生的警示意义即教化作用。第8简“《十月》善諀言”，《广雅·释言》“諀，訾也”，《说文》“訾，不思称意也”。《十月之交》言自然灾异、民人苦难、奸臣佞妇，确为在上者不称心之言。但竹书作者之说亦仅揭示此现象而未引申到教化意义方面。其他如说《少夏》之《容
》、《
＝者莪》诸篇亦无道德教化说。
解《邦风》诗12处，如第10简“《
疋》之
（怡），……《疋》（以）色俞（愉）于豊（礼）”，第11简“《疋》之（怡），则丌（其）思
矣”等等诸说均与《关雎》诗句有关，当言此诗多述男欢女爱，而不妨于礼义。所说仅止于诗句内容，而无后人解此诗之种种教化说。第18简“因《木苽》之保（报），（以）俞（喻）丌（其）
（捐）者也”，马承源联系《木瓜》诗句解此为投桃报李之说。据马承源考，第20简“
（币）帛之不可迲（去）也，民眚（性）古（固）然，丌（其）
（离）志必又（有）（以）俞（逾）也。丌（其）言又（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
也”，亦说《木瓜》。它与第19简“《木苽》又（有）
而未（得）达也”同述民间赠物交往。今按竹书作者言赠物交往是维系民间人际关系的必要手段，舍此则可导致民“离志”而“有以逾”，实无礼乐教化之说；其将民间之投桃报李解为“民性固然”，将人间交往报效解为人的内在本性使然，而不是外在的礼乐规定性所设，更与孔子的礼乐教化之说有质的区别。第25简“《又（有）兔》不
（逢）
（时）”，马承源考其说《兔爰》。该诗三章皆叹“我生之后，逢此百罹”、“百忧”、“百凶”，故谓其“不逢时”。第26简“《
又（有）长楚》（得）而
之也”，《隰有苌楚》写“乐子之无知”、“无家”、“无室”，是娶妇人后悔之词，故言“得而悔之”。其他如解《邦风》之《兔虘》、《
＝》、《浴风》、《北风》、《郑风·汤之水》、《
中》、《涉秦》、《东方未明》诸诗篇意旨，皆如以上诸篇，只重诗篇所述内容，无道德教化论说。
竹书中看似解《诗》篇旨而实际上解说诗中警句者19处，均为解说这些警句的原始义而不引申出道德教化说。除马承源已考说的《少
》、《考言》、《伐木》、《谇父》、《黄》、《甘棠》、《绿衣》、《七
》等篇（注：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37、138、140、144、145、157页。）外，其他如：第8简“《少旻（文）》多
＝（疑矣），言不中志者也”，马承源考此评《小旻》诗。今按此“多疑”，系针对《小旻》诗中因朝政昏暗而怀疑国家“胥以败”诸诗句而言；“言不中志”，中、衷可互借（注：《周易·讼卦》“中吉，终凶”，汉帛书本“中”作“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服之不衷”，《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衷”作“中”；均为中、衷可互借之证。），“言不衷志”，当言诗人因疑心、因“战战兢兢”而不能尽吐胸中块垒。第26简“《翏莪》，又（有）孝志”，该诗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等句，故言“有孝志”。第21简“《
大车》之嚣也，则（以）为不可女（如）可（何）也”，马承源考此评《无将大车》。其诗中有“无将大车，只自尘兮”、“维尘冥冥”、“维尘雝兮”等句，勾画因车马喧嚣而尘上九天的行军景象，故竹书以“嚣”说之。另外，评《少夏》之《少
》、《大田》、《青
》，评《邦风》之《
而》、《梂木》、《滩
》、《
槕》、《北白舟》等莫不如此，只说诗中重点诗句的原始本义，而无道德教化说。
由上可见，竹书解《诗》篇意旨，解说《诗》中警句，所重者均为诗篇或诗句的历史意义，并不刻意挖掘它的社会政治意义；它虽然也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能生发的教化意义，不强调《诗》的政治功用。这与《论语》、《礼记》载孔子说《诗》篇时联系礼乐教化、强调《诗》的社会教化作用的思想倾向不同。从这些区别看，竹书《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
（三）
从对所引《诗》句的解说看，竹书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所用方法更与孔子所用大异。
《论语》引《诗》句加以解说的记载有2处。其一，《八佾》载子夏问《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含义时，孔子答“绘事后素”；子夏接此又问“礼后乎”时，孔子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巧笑倩兮”云云，本义乃描述庄姜体貌之美，孔子答“绘事后素”已属此原始义的引申比喻义；而子夏顺此又问“礼后乎”，更成为引申比喻义的再引申。如果说孔子的“绘事后素”所引申的还是由诗句启发出的生活技能类意义的话，那么子夏的再引申就是由诗句启发出的礼乐教化意义了。其二，《学而》载子贡问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如何时，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接此又问“《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得是否就是“贫而乐、富而好礼”时，孔子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赞赏子贡解《诗》“告往而知来”，即赞子贡能将《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包含的磨练进取原始义，与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贫而乐、富而好礼”的道德进化联系起来，赞美子贡解《诗》时对道德教化作用的强调。由此可见孔子解《诗》句亦像解《诗》篇意旨一样，强调《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强调《诗》的政治道德作用；并用引申甚至再引申的方法解《诗》。
《孟子》载孔子引《诗》句加以评解者2处。其一，《孟子·告子上》载孟子引《大雅·ｚ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后，紧接引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孔子谓其“知道”，即称赞诗人强调民人追求道德修养。其二，《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引《豳风·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后，紧接引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其《诗》之原始义系言鸟儿警告自己应及早筑巢，以免受树下人欺侮。而孔子解此，则引申为比喻人“能治其国家”，赋其社会政治意义。可见《孟子》载孔子解《诗》句的思想倾向和解《诗》方法与《论语》载孔子解《诗》句的思想倾向和解说方法相同。
《礼记》载孔子引《诗》句加以评解者6处，其解皆与礼义教化有关。如《孔子闲居》载子夏问“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的含义，孔子答“必达于礼乐之原”云云，直言礼义；同篇载子夏问何《诗》近于“三无”，孔子答《周颂·昊天有成命》“夙夜其命宥密”是“无声之乐”，谓《邶风·柏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注：逮逮，《毛诗》作“棣棣”。）是“无体之礼”，谓《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是“无服之丧”，皆以礼仪解之；同篇载子夏问“三无私”，孔子以天、地、日月比况后，又谓“其在《诗》”，“帝命不违”云云（《商颂·长发》）“是汤之德也”，“嵩高惟岳”云云（《大雅·嵩高》）是“文武之德也”，“明明天子，令闻不已”（《大雅·江汉》）是“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协此四国”（注：弛，《毛诗》作“矢”。协，《毛诗》作“洽”。）（《大雅·江汉》）是“大王之德也”，均引申到道德教化上去。《表记》载孔子联系“仁人”、“仁”去解《大雅·文王有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云云和《邶风·谷风》“我今不阅，皇恤我后”；同篇载孔子以“《诗》之好仁如此”解《小雅·车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学》载孔子就《商颂·玄鸟》“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小雅·绵蛮》“缗蛮黄鸟，止于丘隅”（注：缗，《毛诗》作“绵”。）感叹“（鸟）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郑玄注“言人亦当择礼义乐土而自止处也”，是此解亦涉乎礼义。这些解说，突出强调先王道德，发挥诗句原始义并引申到仁义道德教化上去，与《论语》载孔子解《诗》句的思想倾向和解说方法同。
竹书引《诗》句9处，其评解则大异于此。第5简“《清（庙）》，王惪（德）也至矣。敬宗（庙）之豊（礼），（以）为丌（其）
（本）；‘秉（文）之惪（德），（以）为丌（其）
；‘肃
（雍）……’”，及第6简“‘……多士，秉（文）之惪（德）’，（吾）敬之”，均涉及《清庙》诗句。言周文王之德传于后世之“多士”而使竹书作者“敬”。从思想观点上看，它重文王之德流传历史，而不是道德教化之说，已见上述。从解说方法上看，它重视诗句的原始义，不过多引申发挥。其他8处皆如此。第6简“‘乍竞隹（唯）人’、‘不（丕）
（显）隹（唯）惪（德）’、‘於
（呼）！前王不忘’， （吾）敚（悦）之”，评《烈文》诗句。其所“悦”者，当此三句诗所表现的急于得人而承前王之业的心情，并未引申发挥到礼乐教化方面。同简“‘昊＝（昊天）又城（成）命，二后受之’，贵
（且）（显）矣”，评《昊天有成命》诗句。所评“贵且显”的对象是“二后”文王、武王。文王、武王承天命而有天下，因而尊贵且显赫。其所评重在历史，而没有引申到此史实产生的教化作用。第22简“‘
王才上，於邵于天’， （吾）
（美）之”，评《文王》诗句。其所“美”者，当为文王承天命而使周兴的局面，并未引申发挥它的道德教化意义。第7简“‘褱（怀）尔明惪（德）’害（曷），城（诚）胃（谓）之也”，以“诚”说《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注：由竹书《诗论》所引“怀尔明德”看，毛诗“予怀明德”字或有倒讹。）云云，当指“帝”诫文王“怀明德”以尽职守的关键是一个“诚”字，其说亦不涉及礼乐教化。第7简“‘又（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城（诚）命之也”，评《大明》诗句。其意当肯定文王确实承受天命。第21简“孔＝（孔子）曰：……《於差》（吾）憙（喜）之”，第22简“《於差》曰‘四矢
，
（以）御
（乱）’，吾喜之”，马承源考此说《猗嗟》。作者喜《猗嗟》中“四矢反兮，以御乱兮”之勇武，故言“喜之”。第21简“孔＝（孔子）曰：《
丘》（吾）善之”，第22简“《丘》曰‘訇（洵）又（有）情，而亡望’， （吾）善之”，马承源考此说《宛丘》。今按《宛丘》“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写虽情深而无非分之想，竹书作者将孔子所评的“善”字落实到这两句上（注：第22简说《甸丘》诸句，当竹书作者对第21简孔子所说的引申发挥，详下论。），既无《郑笺》“荒淫之情”之论，又无道德教化之说。第21简“《
》（吾）信之”，第22简“《 》曰‘丌（其）义一氏，心女（如）结也’， （吾）信之”，马承源考此说《鸤鸠》。《鸤鸠》“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写执义如一、无比坚定的君子行为，故作者以“信”说之，但不似《毛序》引申到“在位君子”身上，也不做道德教化发挥。
就竹书《诗》句的解说形式，还应予以说明。这29支简中有6处标明“孔子曰”，其在行文形式上可分两类。其一，第3、7、16简之“孔子曰”均在作者论述之后，这种引他人论说以为结论的方式，是战国论辩的常用形式，儒家后学在论说中引“孔子曰”作结亦常见，如《孟子》之《公孙丑上》1章、《滕文公上》9章、《离娄下》21章、《万章上》4章及6章、《告子上》8章、《告子下》3章、《尽心下》37章（2处）中9处论说，均在作者论说后引“孔子曰”云云作结。以此形式例之，此三简作者当非孔子，否则不会再标明“孔子曰”。其二，第1、21、27简之“孔子曰”在论述中以作引论，这亦是战国论辩的常用形式，如《孟子》之《公孙丑上》7章、《滕文公上》1章及4章、《离娄上》2章、7章、8章、14章、《万章上》4章8处论说，均用“孔子曰”云云以为引论。以此形式例之，此三简作者亦非孔子，否则也不会再标明“孔子曰”。第21简的“孔子曰”语气看似直贯第22简，但与第22简行文形式相同的第7简在作者评诗句后引孔子话时特别标明“孔子曰”，两相比较可见，第22简这种未标明“孔子曰”的《诗》句评语，以及与之行文相似的大量评《诗》句的简文，还有竹书中大量“吾×之”这种评《诗》篇的未标明“孔子曰”的简文，都非孔子所作。也就是说，这些简中除标明“孔子曰”的几句话外，其他话语都非孔子所为，它同样不能证明竹书《诗论》为孔子所作。
由以上分析可见，竹书作者评《诗》句，看重的是《诗》句本身所反映的历史状况，而非此历史状况所能引申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虽有对先王道德的赞美，但并不刻意挖掘此种道德所能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它们同样存在“以《诗》为史”的思想倾向。这与《论语》、《孟子》、《礼记》所载孔子说《诗》句时联系礼乐教化、强调《诗》的社会教化作用的解《诗》观点，与孔子“以《诗》为教”的思想倾向不同。竹书解说《诗》句，仅止于它的原始本义，不似《论语》所载孔子解《硕人》诗句等那般层层挖掘其“微言大义”，看重引申义，表现着不同的解《诗》方法。从标明“孔子曰”的6支简的行文形式上也不能证明竹书《诗论》为孔子所作。由此看来，竹书《诗论》的作者确实不是孔子。
（四）
通过比较，无论是《诗》学观，还是说《诗》观念和解《诗》方法，竹书作者与孔子均不同。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两者分属不同的先秦《诗》学系统。
先秦《诗》学系统可从先秦人说《诗》引《诗》的相关记载中寻绎。
记载西周人和春秋人说《诗》引《诗》的主要典籍是《国语》和《左传》。今本《左传》存与《诗》相关记载279条、《国语》存与《诗》相关记载38条。除去《左传》载春秋人作《诗》5首不计，参考董治安先生统计（注：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27页。），可将其余312条记载分为：西周3条（均见《国语》）、春秋前期（隐公至闵公）2条（均见《左传》）、春秋中期（僖公至成公）72条（注：《左传》引《诗》45条、赋《诗》13条，《国语》引《诗》9条、赋《诗》5条。）、春秋后期（襄公至哀公）183条（注：《左传》引《诗》82条、赋《诗》55条、歌《诗》25条，《国语》引《诗》14条、赋《诗》1条、歌《诗》6条。）、《左传》作者以“君子曰”“君子以”等形式引《诗》52条。分析除去《左传》作者引《诗》之外的260条资料可见，春秋及其前人说《诗》引《诗》已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的不同学术传统。
西周人引《诗》3条，见于《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1次）和芮良父（2次）所引，他们在劝谏或评说中视《诗》句所述为史实以引作论据，明显存在着“以《诗》为史”的思想倾向。春秋前期2条均为引《诗》，思想倾向与此同。而春秋中期除引《诗》53条与此思想倾向相同外，尚有赋《诗》18条。赋《诗》的目的在于“见志”，即引《诗》以表本人或本方的社会观念或政治抱负，这使得人们在《诗》本义外更重其引申义，成为“以《诗》为教”思想倾向的萌芽。春秋后期赋《诗》56条，发展了这一倾向。另外，《左传》、《国语》还载春秋后期乐工歌《诗》31首。歌《诗》依据适用对象品级有异而用不同篇章（注：见《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乐工所歌。），这便使得《诗》与礼仪紧密联系；歌《诗》的另一作用是借此知世之治乱（注：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诗》乐论世。），这便使得《诗》与社会治理和道德教化联系起来。这些，都使得“以《诗》为教”的思想观念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孔子适应“克己”复周礼以制止天下大乱的政治需要，倡导礼乐教化，盛赞以引申义解《诗》，联系礼乐教化说《诗》，确立了“以《诗》为教”的学术传统。而《左传》、《国语》载春秋后期人引《诗》97条以论人论事，仍延续着“以《诗》为史”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后来被竹书《诗论》的作者所继承，因而其《诗论》呈现着与孔子相异的《诗》学观，表现出不同的说《诗》倾向，使用着不同的解《诗》方法。
但这并不是说竹书《诗论》与孔子说《诗》毫无关系，就竹书《诗论》中6处引“孔子曰”，特别是由第22简这类竹书作者对孔子言论加以发挥的论说来看，其间当有接受与被接受的关系。
孔子《诗》学观的确立有一曲折过程。《左传》载孔子引《诗》6处计7首，均与《左》、《国》所载春秋人引《诗》方法和观念无大差异。《宣公九年》载孔子引《大雅·板》诗句评泄治谏陈灵公，《昭公五年》载孔子引《大雅·抑》诗句赞昭子“不赏私劳”，《昭公七年》载孔子引《小雅·南山有台》诗句赞孟僖子“能补过”堪为榜样，《昭公十三年》载孔子引《小雅·鹿鸣》诗句赞子产，皆以所引《诗》句作为评说人物的依据，可见孔子是将这些诗句作为广为流传的历史准则来看待；《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评子产宽猛相济以治民，在引《大雅·民劳》“民亦劳止……以绥四方”后曰“施之以宽也”、引“毋从诡随……惨不畏明”后曰“纠之以猛也”、引“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后曰“平之以和也”，在引《商颂·长发》“不竞不絿……百禄是遒”后曰“和之至也”，均未像后世那样作“怨刺”之解，呈现出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的思想观念；《昭公二十八年》载孔子赞魏献子时引《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后解曰“忠也”，当视诗句所述文王训诫语为史实才有是评，与《文公二年》载赵成子引《文王》诗句作训诫语、《昭公二十三年》载沈尹戌引《文王》诗句作训诫语的《诗》学观念相同。这些引《诗》解《诗》的观念和方法，与《论语·八佾》所载孔子以《周颂·雍》“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来比照三桓“以《雍》彻”为僭越的《诗》学观和解《诗》方法相同。它们说明着孔子确曾有过“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阶段。这也是孔子以为《诗》有“博物作用”、“外交作用”的思想学术原因。但后来随着孔子学术思想的逐渐政治化，即其“礼治”思想的确立（注：详郑杰文《试论孔子的社会治理构想》，《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第71-75页。），孔子的《诗》学观发生了变化。《礼记》载孔子引《诗》50则中，除《檀弓下》载孔子评“晋之觇宋者”、《表记》载孔子论“事君欲谏不欲陈”、载孔子论“后稷之祀”这3处引《诗》表现出“以《诗》为史”的思想观念外，其余47处或联系礼乐教化、或结合道德修身、或结合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都表现着“以《诗》为教”的思想观念。《礼记》载孔子引《诗》观念的矛盾，可谓孔子《诗》学观前后变化的佐证。
孔子《诗》学观发生变化的时间尚可寻绎。《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死时让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仪以利外交，春秋时外交礼仪与引《诗》赋《诗》奏《诗》乐紧密联系。孟僖子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时孔子34岁。其前后孔子当以学《诗》后“使于四方能专对”为目的之一教生授徒，孟僖子才有是举。这是可考证孔子具有“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最早记载。由《左传》作者引《诗》52条可见，《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而《左传》不载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之后的孔子引《诗》说《诗》言论，这或许是因孔子《诗》学观于是年后发生变化所致。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弟子与孔子年岁差异推算，《论语》载孔子与子贡联系道德进化解《淇奥》，与子夏联系礼乐教化解《硕人》，均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八年（时孔子38岁）后（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子贡少孔子31岁，子夏少孔子44岁。古人十五而就外傅，那么孔子最早于46岁收子贡为徒，子夏则更后。又，日本枫山文库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元板彭寅翁本《史记校记》言子夏少孔子30岁，即使此说不误，其师从孔子亦当在孔子45岁之后。）。那么是否可以说，竹书《诗论》作者于公元前518年至公元前514年间，或其前后不久，曾向孔子学《诗》或受孔子“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影响，因而才在其《诗论》中引孔子部分论说并加以发挥？春秋时学在官府。由《左传》载大夫在外交场合赋《诗》引《诗》歌《诗》时大家有基本相同的理解看，春秋官学中当有《诗》学在教授。竹书《诗论》作者当以后世流传的春秋官学中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论说为主体，吸收孔子早期《诗》学观中的许多论说，作成了这竹书《诗论》。
综上可见，上博竹书《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而是一位虽受孔子早期《诗》学观影响，但主要是接受春秋官学“以《诗》为史”的《诗》学论说的作者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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