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兼论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品性论文,新时期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5-0016-06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的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发表论文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褊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二人”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韧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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