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懂税收筹划痛失光荣称号（论文文献综述）
杨良敏,马玉荣,蒋志颖[1]（2019）在《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共富实践》文中提出华西村,声名远播。无论是探究"天下第一村"美名的由来,还是剖析今昔巨变的发展故事,都让人激动、令人神往。故事的主角是一代代华西人。而华西人走上不寻常的共富道路、谱写振奋人心的时代凯歌,离不开带领村庄艰苦创业、异军突起的传奇老书记,还有接续奋斗、锐意创新的新书记。正如华西村向导葛晓燕所说,要真正了解华西村,就必
卞梁[2]（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驰[3]（2016）在《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国际共运史上赫赫有名而又复杂矛盾的人物。他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传播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晚年在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与列宁发生了激烈分歧,其政治立场的反复多变及有关错误,大大增加了他的复杂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各种标签也蜂拥而至：“机会主义者”、“背叛无产阶级革命”、“沦陷沙文主义不可自拔”等。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冠以“十月革命最着名的反对者”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实践上的是与非再次引导人民去探寻当年争论上的曲与直。回顾普列汉诺夫一生,革命是他最为显着的标签。对他革命思想进行研究,力争做到客观详实、不带偏见,这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时代话题,也是一个及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课题。无论对于正确探讨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准确判断时代形式,还是正确探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都具有思想价值和启示意义。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具有特定生成场景和思想传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成为时代主旋律；俄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促使他去思考如何在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之“火”“点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思想传承,实质就是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俄国革命道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的论述对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思想基石与源泉；恩格斯晚年对革命理论的补充带来了新的启发,是革命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探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国际视野。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矛盾统一体。连续性是因为普列汉诺夫一直秉承马克思主义；而阶段性则因研究视角不同,对一生革命实践活动的划分也不仅相同。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民粹主义时期：对俄国革命的早期探索；“劳动解放社”时期：奠定俄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孟什维主义时期：采取的特殊政治立场和革命策略；晚年与列宁的争论时期：反对俄国发动十月革命。这四个阶段并不孤立,正因为前期的萌芽导致了后期立场的转变,而后期的革命主张中又恪守前期的原则。因此,以历史为主线,对四个阶段特征做具体分析,才能更深入了解普列汉诺夫毕生的革命主张。具体而言：第一,普列汉诺夫早期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确立。民粹主义运动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危机、整个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民粹派分崩离析,从外界迫使普列汉诺夫脱离民粹主义,去寻找另一种能指明俄国革命前进道路的理论方法。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通过参与工人群众的政治活动,孕育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渴望和追求,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更加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关于俄国经济发展进程和俄国革命运动等迫切问题的正确答案,但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艰辛。事实上,从对民粹主义的扞卫到对民粹主义的怀疑,从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问题的初步尝试到认真研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整个转变也是用新思想自省和清理旧思想的过程。第二,随着“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普列汉诺夫进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秉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张,结合俄国现实写成一系列着作,具体回答了革命实践中的种种问题：斗争形式上,他阐明政治斗争的目的性和必要性；革命道路上,他积极扞卫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革命性质上,他坚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性。概括起来,他在以下四个方面为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着作,在俄国有组织有领导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次,他发表了一系列论着,扞卫、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了在俄国社会盛行的各种错误思潮,并结合俄国革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理论和实践主张；再次,他培养了一大批年轻革命骨干,同列宁一起创办了无产阶级报刊杂志,草拟了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后,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着作活动家,他加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联系,交流彼此革命经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但也应看到,他的革命理论并非完美无瑕,侧重理论问题批判的革命交锋形式,以及一些重大问题上主张的缺陷成了后期政治立场转变的萌芽。第三,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与列宁分歧的加深过程也是他政治立场的演变过程。具体而言包括：合作阶段,建党初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分歧阶段,党二大以后的调和主义立场；决裂阶段,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右翼立场；拥护阶段,反取消派时期的护党立场。俄国1905年革命也是普列汉诺夫政治立场转变之后面临的一个新考验。他采用历史类比的形而上学方法,以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对各个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总之,这一时期,“特殊性”是普列汉诺夫的显着标签,具体表现在：政治立场的特殊性,孟什维克主义立场中包含国际主义精神；转变成因的特殊性,对不同意见的错误取舍；以及思维方法的特殊性,分析政治立场演变与哲学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十月革命前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归纳起来双方的分歧主要是：一是布尔什维克是否应该发动十月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二是在夺取政权后是否应立即开展向社会主义过渡,即是否应立即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革命的主张中暴露出一些原则性错误,这和他早年理论上的不彻底有密切联系。从内容上看：他回避了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忽视了阶级矛盾对国家产生的重要意义。从方法上看：他对俄国革命进程的理解呈教条化色彩,对俄国革命指导原则论述的偏简单化,这都成为普列汉诺夫晚年革命主张的缺陷。事实上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两人不同的革命策略,也折射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其争论的本质在于对跨越论的不同理解。从主观层面看,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反对俄国社会跳跃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一跳跃带来的滞后性及其深远影响。而客观层面,俄国民众革命反抗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普列汉诺夫原本对社会发展规划以及本人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都因“背叛革命事业”的指责而遭到了无情批判和抛弃。但从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普列汉诺夫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和现实意义。所以他晚年一些主张也值得予以关注和反思。因此,在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中,既有巨大成就,需要我们坚持发展,也有失败教训,值得我们警示反思。在分析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我们既要坚持以历史视角,分阶段考察,不能一概而论；又要以辨证方法,分角度评析,不能混为一谈。同时,透过他与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我们可以获得不少现实启示：首先,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又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发展创新；其次,对待革命队伍内部犯错误的人,既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又要以辩证、历史的态度评判；再次,对待社会发展既要尊重历史客观规律,又要发挥自身能动性；最后,对待落后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既要直面困难,经得住曲折考验,又要敢于战胜困难,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
秦岭[4]（2013）在《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文中研究指明前言:一次宿命的行走我穿行在荒山枯岭之中,却恰似一叶小舟,独行水上。水在哪里?抬望眼,到处都是旱地。安全的行走,却在考察中国农村饮水的安全与不安全。水,生命之源,它是在呼唤我吗?我宁可相信,给我安排这样一次行走的,是水,更是命运。二者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水既然能成为生命之源,必然与命运有关。我的行走,由北国到江南,由内地到边陲,因水而来,为水而去。中国农民与安全的饮用水之间,撼动我的,是缺一口水而遭遇的死亡、流血以及满脸泥石流一样的眼泪;是得到一口水
李英[5]（2012）在《朱里亚·克劳迪王朝皇室妇女的婚姻和政治生活》文中研究说明就古代罗马妇女史的研究而言，国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着作。国内对古代罗马妇女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妇女们的婚姻家庭、宗教文化、法律地位等方面。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罗马帝国皇室妇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婚姻生活和政治地位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将在这方面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察，希望能为我国古罗马妇女史的研究做出一份贡献。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是从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后到公元68年尼禄自杀百余年时间。本文重点在描述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迪王朝时期皇室妇女的婚姻生活和她们在帝国中的政治经历，本文将详尽整理和分析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和迪奥·卡修斯等古典作家的着作，充分利用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梳理基本史料和摆脱传统的历史偏见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来探讨和评价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迪王朝时期皇室妇女的生平、婚姻和政治生活，对特别是史籍中所载的有关她们的一些看似荒诞的活动进行文本的分析和适当的推论，摒除古代男性作家的偏见，试图还给她们一个相对公正的、客观的和合乎实情的评价，从而使国内学术界对罗马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作用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全文分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主要介绍了罗马皇室妇女研究的背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所使用的史学资源以及本文的研究意义及方法等。正文包括三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古罗马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参政传统。第二章介绍和分析了朱里亚·克劳迪王朝前期主要皇室妇女的婚姻和政治生活。第三章则介绍和分析了朱里亚·克劳迪王朝后期主要皇室妇女的婚姻和政治生活。结论总结了朱里亚·克劳迪王朝皇室妇女参与政治的条件、方式和动机等，并分析了她们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郭震旦[6]（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说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朱旭晨[7]（2006）在《秋水斜阳芳菲度 ——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在经历了发生期（1919-1949）、停顿空白期（1949-1978）、恢复繁荣期（1978- ）三个阶段的发展后，至2005年底，大陆出版的“五四”以来第一、二、三代女作家的传记作品（自传、他传、日记、书简、回忆录等）已近三百部，其文化含量的多层次性使作者队伍及读者群落均呈现多元结构的特点。基于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基于女作家传记作为研究对象的充分的形式独立性与内涵丰富性，对其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思考和分析，既可丰富整合已有的文学研究成果，又可为传记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同时，在具体传记文本分析研究基础上总结出的规律和发现的问题，对作家传记乃至一般传记的写作与批评亦可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为论述的方便，本文以传主为单位选取了5位较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通过对她们的传记／自传的研究探讨有关传记写作的一些普遍性问题。第一章通过对丁玲传记的分析，主要讨论作家传记如何处理对传主的人生描述和文学评述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处理好传主作为“人”的层面与作为“作家”的层面二者间关系问题，提出了作家传记的“双螺旋”架构模式。认为作家传记应做到“个人生活与个性的历史”和“志向或职业叙事”双向发展有机融合，写出丁玲与一般传主不同的女性作家的一面，将传主的人生描述与文学活动评述有机结合是丁玲传记写作成功的关键。以此为标准，我们认为宗诚的《风雨人生——丁玲传》和杨桂欣的《丁玲评传》在已出版的丁玲传记类读物中堪称典范，尤其前者。丁玲几十年的文学生涯，几十年的生活沧桑，始终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按年代细读她的作品可以深深感受到那浓郁的时代气息，丁玲及其文学活动于是成为多方面研究的典型范例。总结数十部丁玲传记写作的得失，我们发现作者的政治立场、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作者所置身的时代等诸多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一部传记的写作。第二章以萧红传记为例探讨传记写作中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史实辨证、写作视角及作者主体情感在传记中的介入尺度等。提出传记作者在处理史料时应明了真实有时亦埋藏于伪真实之中、吹尽黄沙始是金的原则。面对众多隔了一定时空的出入极大的不同人的回忆，或是同一个人随着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的记忆，通过对萧红传的比较阅读我们充分领悟了事情发生时的不经意性及事实的时空属性，在“故事”的真实情形之外，它们共同推演出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故事”文本的产生语境、不同类型的“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等等。传记作者只有将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梳理清晰，蕴涵其中的事件的“真相”方能穿透云雾。由于传记写作过程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传记表现出某种主体情感取向是自然的，但过于浓重的主体情感投放势必会降低读者对其涉及的某些史实的可信程度，这又是传记作者所应警惕的。不同作者因其所掌握资料及与传主关系等不同，其传记所选择的切入视角亦有所差异。笔者认为意在描写完整的传主形象的传记，不应从感情出发，而应从事实出发，并采用宽泛开阔的视角。第三章主要讨论史料挖掘及文学批评对作家传记写作的促进和影响，这里我们选择的研究案例是张爱玲传记。张爱玲的内向性格及其大隐于市的生活方式使得外界愈发对其生活产生了解的渴望，女性作家自身的神秘性、张爱玲个人性格的倔强与对平静自由生活的崇尚、张爱玲作品永难穷尽的魅力、少作及后期作品的不断“出土”等诸多因素使得张爱玲传记的写作始终处于更新与完善中。由此可以认为，较之本文所及其他传主的传记作品而言，关注史料挖掘及文学批评的态势与走向并及时汲取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张爱玲一类作家的传记写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四章我们将视角转移到自传与他传的关系及比较研究方面，并同时讨论影响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相关背景因素，谢冰莹传记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便利的研究素材。谢冰莹以一部在“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写出的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的“气宇轩昂”的《从军日记》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祖母’”，“第一个在现代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领域建树卓着的女作家”。此后，谢冰莹的命运始终与时代紧紧联在一起。但作为最早发表出版自传的现代女作家，唯一一部他传《从“女兵”到教授——谢冰莹传》却直到2004年5月方才问世。传记写作受到政治立场及资料短缺等众多因素的制约。而自传与他传之间的关系与差异也是对比阅读中一个鲜明的存在。由此可以认为，在自传与他传的关系中，应重视两者的互补性。考虑到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从传主挖掘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女作家传记的阙失问题，为此设置了第五章。这里以梅娘为例表达笔者对文学史上“被发掘”作家的传记写作的关注及焦虑，希望能引起传记作者对这些曾经被遗忘的作家的重视，并提出在作家自传或传记写作条件尚未成熟之际，口述历史可先行一步。
吴晨[8]（2004）在《老子新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序言老友吴晨先生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久未见面,八十年代,我正筹备兰州市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在同窗好友谢笠处相遇,谈起近况,大家都已退休在家,遂邀参与,老吴欣然答应,自此我们又走在了一起。
二、不懂税收筹划痛失光荣称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懂税收筹划痛失光荣称号（论文提纲范文）
（1）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共富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天下第一村”的由来 |
| 从“造田”“造厂”到“造城” |
| 1.70年代“造田” |
| 2.80年代“造厂” |
| 3.90年代“造城” |
| 新老书记的“变”与“不变” |
| 1.“不变” |
| 2.“变” |
| 农村第一股上市开启金融版图 |
| 1.资本运作与负债争议 |
| 2.产业转型+管理体制创新变革 |
| 不以华西为世界, 而以世界为华西 |
| “一村富了不算富, 全国富了才算富” |
| 1.先富带后富, 小村变大村 |
| 2.在外地复制华西村 |
| 3.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 |
| 乡村名片 |
| 华西村 |
（2）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大陆学界的有关研究 |
| (二) 台港澳学界的有关研究 |
| (三) 西方及日本学界的研究 |
| 三、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西人来台背景及其职业 |
| 第一节 近代来台西人所处的时代背景 |
| 1.1.1 十九世纪中叶的台湾 |
| 1.1.2 大航海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西方 |
| 第二节 近代赴台西人的职业 |
| 第二章 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 |
| 第一节 实证主义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历史记述中的实践 |
| 2.1.1 社会学理论及其在西人述台中的作用 |
| 2.1.2 人类学理论及方法在西人印象形成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与东方学 |
| 2.2.1 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实际运用 |
| 2.2.2 东方主义理论及其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影响 |
| 第三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上) |
| 第一节 地理景观与风物特产 |
| 3.1.1 对台湾的地质学考量 |
| 3.1.2 对台湾本岛的描述 |
| 3.1.3 对澎湖地区的描述 |
| 3.1.4 台湾的植物 |
| 3.1.5 台湾的动物 |
| 3.1.6 台湾的矿产资源 |
| 第二节 历史变迁与城镇面貌 |
| 3.2.1 台湾的历史沿革 |
| 3.2.2 近代台湾的城镇面貌 |
| 3.2.3 近代台湾原住民地区面貌 |
| 第三节 “二元”的社会构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
| 3.3.1 西人的对台人种学理论 |
| 3.3.2 西人眼中的台湾先住民形象 |
| 3.3.3 近代西人眼中的汉人形象 |
| 第四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中) |
| 第一节 台湾文化与台湾社会 |
| 4.1.1 台湾医疗 |
| 4.1.2 台湾音乐 |
| 4.1.3 台湾教育 |
| 4.1.4 台湾方志及游记 |
| 第二节 台湾的宗教与民间信仰 |
| 4.2.1 在台汉人的宗教观 |
| 4.2.2 台湾原住民的宗教观 |
| 4.2.3 近代天主教在台传教活动 |
| 4.2.4 近代基督新教在台传教活动 |
| 4.2.5 风水迷信 |
| 第五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下) |
| 第一节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樟脑战争 |
| 第二节 牡丹社事件与台湾社会的转型 |
| 第三节 法军侵台与西人眼中的战时台湾 |
| 第六章 西人“台湾印象”形成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赴台西人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 |
| 第二节 “文化优越论”与西方中心观 |
| 第三节 基督教义与潜意识中的“救世”心态 |
| 第四节 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时代背景 |
| 一、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国内背景 |
| (一) 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
| (二) 20世纪初俄国国内矛盾深化 |
| 二、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国际背景 |
| (一) 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 |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新现象的“反差” |
| (三) “反差”所致的理论分歧：否弃或发展 |
| 三、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论述 |
| (二) 恩格斯晚年对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新补充 |
| (三)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争论 |
| 第二章 普列汉诺夫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的客观前提 |
| (一) 实施个人恐怖策略致使革命陷入低潮 |
| (二) 主张跨越资本主义使民粹派失信于众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思想脉络 |
| (一) 革命早期：接受并宣传民粹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 |
| (二) 动摇时期：对民粹派理论立场正确性的怀疑 |
| (三) 转变时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社会问题的初步尝试 |
| (四) 确立时期：认真研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三、普列汉诺夫早期的革命主张 |
| (一) 察觉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 |
| (二) 猛烈抨击个人恐怖策略的危害性 |
| (三) 预测农村公社即将瓦解的必然性 |
| 第三章 “劳动解放社”时期奠定俄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
| 一、普列汉诺夫“劳动解放社”时期的革命主张 |
| (一) 斗争的形式：阐明政治斗争的目的和必要性 |
| (二) 革命的道路：扞卫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 |
| (三) 革命的性质：坚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性 |
| 二、“劳动解放社”时期为俄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 |
| (一) 积极翻译马恩着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二) 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扞卫马克思主义原理 |
| (三) 培养革命骨干,筹建马克思主义政党 |
| (四) 加强同欧洲革命党联系,促进无产阶级国际团结 |
| 三、“劳动解放社”时期革命主张中的不足 |
| 第四章 孟什维主义时期特殊的政治立场和革命策略 |
| 一、孟什维主义时期特殊政治立场的演变过程 |
| (一) 合作阶段：建党初期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 |
| (二) 分歧阶段：党二大以后的调和主义立场 |
| (三) 决裂阶段：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右翼立场 |
| (四) 拥护阶段：反取消派时期的护党立场 |
| 二、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的策略主张 |
| (一) 主张“平行领导”,号召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 |
| (二) 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反对工农民主专政 |
| (三) 批判武装起义,颂扬国家杜马 |
| (四) 搬用“万里长城论”,否认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 三、孟什维主义时期特殊性的具体表现 |
| (一) 政治立场的特殊性：孟什维主张中包含国际主义精神 |
| (二) 转变成因的特殊性：面对不同意见的错误取舍 |
| (三) 思维方法的特殊性：政治立场演变与哲学思想演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晚年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
| 一、普列汉诺夫晚年对俄国革命道路的主张 |
| (一) 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 |
| (二) 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 |
| (三)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得到国际响应 |
| 二、普列汉诺夫晚年革命主张的实质 |
| (一) 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社会跳跃”的批判 |
| (二) 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社会跳跃的主观原因 |
| (三) 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社会跳跃的客观依据 |
| 三、普列汉诺夫晚年革命主张的错误缺陷 |
| (一) 回避无产阶级革命中对待国家的态度 |
| (二) 忽视阶级矛盾对国家产生的首要意义 |
| (三) 考察俄国革命进程的机械化色彩 |
| 四、普列汉诺夫晚年革命主张的合理成分 |
| 第六章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地位及现实启示 |
| 一、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一) 应以历史视角分阶段加以考察 |
| (二) 应以辩证方法分角度加以评析 |
| 二、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 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基本原理,又要丰富创新 |
| (二) 对待复杂历史人物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又要坚持辩证历史态度 |
| (三) 对待社会发展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革命能动性 |
| (四) 对待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既要直面困难,又要充满信心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朱里亚·克劳迪王朝皇室妇女的婚姻和政治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0.1 罗马皇室妇女研究的背景 |
| 0.2 本文研究的朱里亚·克劳迪王朝的皇室妇女 |
| 0.3 本文所用史学资源 |
| 0.4 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方法 |
| 第一章 古罗马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参政传统 |
| 1.1 罗马妇女的社会地位与权利 |
| 1.1.1 父权制下罗马妇女的地位和权利 |
| 1.1.2 共和晚期和帝国前期罗马贵族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
| 1.1.3 古罗马妇女的婚姻和贞节观 |
| 1.1.4 共和末期帝国初期罗马社会的道德堕落和奥古斯都的道德改革 |
| 1.2 罗马贵族妇女的参政传统 |
| 第二章 王朝前期主要皇室妇女的婚姻和政治生活 |
| 2.1 奥古斯都的姐姐：小屋大维亚 |
| 2.1.1 屋大维亚的早年生活和婚姻及政治作用 |
| 2.1.2 屋大维亚与安东尼的婚姻和寡居后的生活 |
| 2.1.3 对屋大维亚一生的评价 |
| 2.2 里维亚·德如西拉 |
| 2.2.1 里维亚的生活与婚姻 |
| 2.2.2 里维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
| 2.2.3 里维亚与提比略的微妙关系 |
| 2.2.4 对里维亚合理和公正的评价 |
| 2.3 小安东尼亚 |
| 2.3.1 小安东尼亚的婚姻和寡居后的生活 |
| 2.3.2 小安东尼亚的政治作用 |
| 2.3.3 荣誉和历史学家的评价 |
| 2.4 大朱里亚 |
| 2.4.1 朱里亚的童年和婚姻生活 |
| 2.4.2 朱里亚荒乱的感情生活和她在婚姻和政治上的失败 |
| 2.4.3 对朱里亚的评价 |
| 2.5 提比略的前妻及儿媳：维普萨尼亚·阿格瑞皮那和里维亚·朱里亚 |
| 2.5.1 维普萨尼亚·阿格瑞皮那 |
| 2.5.2 里维亚·朱里亚 |
| 2.6 朱里亚和阿格瑞帕之女、日耳曼尼库之妻：大阿格瑞皮那 |
| 2.6.1 大阿格瑞皮那的婚姻和她在军营的优秀表现 |
| 2.6.2 日耳曼尼库的死和大阿格瑞皮那对提比略的怀疑 |
| 2.6.3 大阿格瑞皮那的失败和毁灭 |
| 2.6.4 关于“阿格瑞皮那党” |
| 2.6.5 导致大阿格瑞皮那失败的性格和出身以及对她一生的评价 |
| 第三章 王朝后期主要皇室妇女的婚姻和政治生活 |
| 3.1 卡里古拉统治下的朱里亚·德如西拉和朱里亚·里维拉 |
| 3.1.1 大阿格瑞皮那和日耳曼尼库之女德如西拉 |
| 3.1.2 卡里古拉的第三个妹妹朱里亚·里维拉 |
| 3.2 克劳迪的皇后：瓦莱瑞亚·美萨里那 |
| 3.2.1 美萨里那的政治权力和手段 |
| 3.2.2 美萨里那的垮台 |
| 3.2.3 美萨里那政治失败的原因 |
| 3.3 克劳迪的皇后和尼禄的母后:小阿格瑞皮那 |
| 3.3.1 小阿格瑞皮那成为皇后以前的生活和婚姻 |
| 3.3.2 小阿格瑞皮那皇后和克劳迪皇帝之间的关系 |
| 3.3.3 母子争权和小阿格瑞皮那之死 |
| 3.3.4 对小阿格瑞皮那的评价 |
| 3.4 尼禄的两个皇后：克劳迪亚·屋大维亚和坡帕埃亚·萨比那 |
| 3.4.1 克劳迪的女儿和尼禄的第一个皇后克劳迪亚·屋大维亚 |
| 3.4.2 尼禄的第二个妻子坡徘亚·萨比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古典所中西文专有名词对译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秋水斜阳芳菲度 ——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作家传记的"双螺旋"架构:以丁玲传记为例 |
| 第一节 丁玲传记写作概况 |
| 一 雏形期 |
| 二 发展期 |
| 三 繁荣期 |
| 第二节 "双螺旋"架构的几种形式 |
| 一 战士——武器说 |
| 二 演变说 |
| 三 矛盾说 |
| 第三节 丁玲传记写作得失 |
| 第二章 吹尽黄沙始是金:萧红传记研究 |
| 第一节 萧红传记写作简况 |
| 第二节 史实辨证与主体情感的投入 |
| 一 真实与伪真实 |
| 二 传主作品的入传 |
| 三 主体情感的介入 |
| 第三节 萧红传记写作中的视角举例 |
| 一 人生与文学的评述 |
| 二 萧红与鲁迅 |
| 三 萧红与萧军 |
| 第三章 批评视野下的传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
| 第一节 张爱玲研究与传记写作回顾 |
| 一 五十年代初张爱玲离开大陆前 |
| 二 六、七十年代 |
| 三 八十年代以后 |
| 第二节 传记文本与文学研究的互动 |
| 一 早期创作在传记文本中的不同记录 |
| 二 关于成名期创作 |
| 三 后期创作转变在传记中的反映 |
| 第四章 从自传到他传:谢冰莹传记研究 |
| 第一节 曾经的女兵 |
| 一 谢冰莹与她的自传作品 |
| 二 他传的长期空白 |
| 第二节 自传与他传的关系 |
| 一 他传源于自传 |
| 二 自传的文学性与他传的研究性 |
| 三 自传与他传对传主身份认同的差异 |
| 第四节 自传与他传的互补性 |
| 第五章 传记的阙失:梅娘 |
| 第一节 梅娘生平与创作情况 |
| 一 生平与创作概况 |
| 二 我所接触的晚年梅娘 |
| 第二节 沦陷区文学研究与梅娘等作家的"被发掘" |
| 一 沦陷区文学研究 |
| 二 梅娘的复出及其作品的重新出版 |
| 第三节 梅娘的女性意识 |
| 一 水族系列小说对女性命运的探索 |
| 二 梅娘小说的女性文本特征 |
| 三 梅娘女性意识的形成 |
| 第四节 梅娘传记阙失探因 |
| 一 主客观原因 |
| 二 口述历史先行一步 |
| 结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后记 |
四、不懂税收筹划痛失光荣称号（论文参考文献）
- [1]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共富实践[J]. 杨良敏,马玉荣,蒋志颖. 中国发展观察, 2019(15)
- [2]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3]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研究[D]. 张驰. 武汉大学, 2016(12)
- [4]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J]. 秦岭. 中国作家, 2013(06)
- [5]朱里亚·克劳迪王朝皇室妇女的婚姻和政治生活[D]. 李英.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6]“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7]秋水斜阳芳菲度 ——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D]. 朱旭晨. 复旦大学, 2006(02)
- [8]老子新译[A]. 吴晨. 老子故里话老子（第十一集）,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