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2－0015－05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转换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经常被其他学科领域借用来厘定本领域的发展、变迁路径及未来走向。科学的发展，必然会体现在范式的转换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在面临新的时代课题与新的实践时，在研究的主题与方法上也会不断进行范式转换。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过程，也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来看，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新的实践，把握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转换的必要性
根据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科学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又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既有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不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时，就必须进行概念、方法和理论的重新整合和创新，以解决累积的问题。这一理论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第一，“危机”是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面临危机。这个危机源于问题的积累。比如，对于微观领域的研究，使牛顿的机械力学面临危机，其中，力、质量等基本概念均受到了挑战。第二，拓展新领域，进行理论创新，是解决危机的必由之路。比如，在微观领域的研究中引进量子力学以解释粒子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已经160年，其间，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经历了国际和国内重大的社会变革，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知识社会，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时代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研究课题：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做出新的说明与解释；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多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冲击，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出新回答；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当代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而引发的对唯物史观的冲击，需要马克思主义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邓小平则提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291－292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继承者们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适应实践的新需要，通过范式转换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现理论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研究与探索的主要目标，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根据时代提出的课题进行范式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努力，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这其中共进行了三次范式转换，每一次转换都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和发展。
二、从苏联机械范式向中国辩证范式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建设主要是以苏联为榜样。原因在于，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吸引着一切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国家和人民。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当时也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只能虚心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有着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苏联模式。这种模式影响着社会主义各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概念、假设与方法所构成的框架，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共同实行的规范、规则。这种苏联范式是苏共及其领袖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的理解而提出来的，其中有些本来就是错误的理解，有些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比如，在经济上表现为高度集中，片面追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重视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致使农轻重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在政治上表现为高度集权，中央对地方卡得过死，使地方丧失了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大搞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官僚主义盛行。
苏联范式对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范式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及每个国家各异的国情下，特别是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长期机械地、僵化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便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195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觉察到国际上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同时，我们国内也由于仿效苏联模式而开始出现诸如市场紧张、物资短缺、物价波动等情况，导致群众的不满。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发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各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转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在经过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之后，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与文章，提出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思想。苏联范式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没有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甚至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这些矛盾，当然更谈不上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种只看一点、不及其余的，显然是机械、静止的思维方式；相反，既看到主要矛盾，又能够综合平衡地处理其他矛盾的，则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毛泽东总结道：“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4]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体现出的对苏联范式的转换，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相信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更应当坚持唯物辩证法本身的规律，正视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客观存在。毛泽东还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农、轻、重之间的矛盾、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矛盾、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矛盾等问题，并将主要矛盾归结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第二，处理矛盾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经济上，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利益；在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上，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同时也要加强群众的思想教育；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既要给予信任、重用，又要帮助知识分子继续自我改造；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工业化道路上，既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又要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既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等等。
三、从生产关系范式向生产力范式转化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人们一直处于摸索阶段。长期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停留在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在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提到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虽然他指出社会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存在商品经济，但总体上是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这对中国当时乃至后来几十年的经济建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也进行了研究，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把商品经济引进来，不过并没能真正在实践中加以全面推行。因而，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195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主导范式还是生产关系范式。
长期以来，我们并非不懂得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但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却更多地放在所有制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就不甚明了，甚至存在极大的认识误区。例如，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阶级斗争，以至发展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大搞破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而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如按劳分配原则、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当做资本主义加以否定。这种生产关系范式的主要特点：一是要求社会主义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之上，追求实现高度的国有化。二是要求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由国家对生产过程进行统一管理。三是发展生产力主要依靠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其结果是，我国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了超越阶段的冒进，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导致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难。直到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农村仍有2.5亿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城镇有上千万待业人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本没有体现出来。为此，邓小平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思了我国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推动着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由生产关系范式向生产力范式的转换。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不是一个系统。社会生产力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状态和关系，社会生产关系表达的是人与社会生产结果或财富的状态和关系。生产力系统表现和追求的是数量，是效果，是效益，是效率，人在其中是劳动力，是社会生产要求的不同分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既不在一个系统，也不在一个层次，却在同一个实体的、实际的、实践的循环发展运动之中。唯有正确科学地理解和区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大系统，才可能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上述种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才能真正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有产与无产，什么是有限与无限，什么是有为与无为，才有可能实现无产者的进步无限和无为而治。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这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无疑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并且是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实现社会进步的经济根源。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认识，既从根本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又从根本上纠正了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迫切需要，又对当代世界提出的挑战作出了回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当然不在于生产力，但社会主义的最大功能、目标和价值，却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而且，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它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四、从以物为本的范式向以人为本的范式转化
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但是，持续高速的发展在突出“物”、强调“物”的同时，也使经济建设这个“物”被神圣化，手段超越了目的，甚至手段被当成了目的。“以物为本”在社会发展战略上的具体表现，就是把经济增长视为社会的发展，把物质生产的高速度、物质财富的高积累以及物质生活的高消费放在核心的地位。我们把这种思想归结为以物为本的范式。例如：在经济建设中强调产值、数量，忽视质量、效益、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社会发展上强调物质财富的增加，忽视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注重总体财富的增长，忽视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生产力水平并未实现同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总体上虽然达到小康水平，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仍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协调发展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虽然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逐步贯彻，但民主法制建设和扩大人民民主的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亟待继续深化，等等。
2003年7月28日，在总结抗击“非典”的会议上，胡锦涛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他说：“发展绝不只是经济的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人和自然的和谐。”紧接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把胡锦涛同志的上述理念概括为“科学发展观”。十七大的完整表述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由以物为本范式向以人为本范式的转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重要阶段。以人为本范式的主要理念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古已有之。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项重要思想原则。
第二，以人为本的关键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眼于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因此，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从具体事情做起，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把以人为本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首先，必须明确，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绝不是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热衷于上项目，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稳定。实践告诉我们，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此，除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外，关键在于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用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
第三，以人为本在方法上强调统筹兼顾。人主要处在四层基本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具体理解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要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要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积极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人与组织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各级组织既要注重解放人和开发人，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与舞台，又要努力做到使人们各得其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既要尊重精英群体的能力和贡献，更要尊重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及时进行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机械地、僵化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在一定时期采用一定的范式是必要的，但是，前进的道路上问题会更多，转变思路、改变范式、消除危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集中体现在它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但适用于对旧事物和各种形而上观点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自身的批判与革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理论，不断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及时消除自身面临的“危机”中实现范式的转换，把自己的理论推进前进。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转换证明了这一点。今后，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将在这样的范式转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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