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研究——基于跨时最优消费理论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成因论文,中国论文,最优论文,贸易顺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D920,F140,F430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并呈加速增长之势，2000-2007年期间年均增速达到40.62%，远远大于1994-2000年期间的28.31%水平。贸易顺差的加大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越发显著，也引起了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不满。因此，深入研究中国贸易顺差激增的根本原因和探寻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的有效策略迫在眉睫。
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已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有关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观点大致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利用。卢锋(2006)认为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强调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并认为贸易顺差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2)中国廉价资源和贸易政策的共同推动。王晋斌和李南(2007)指出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认为贸易顺差扩大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基本态势，不存在任何低成本快速降低贸易顺差的短期措施。余芸春(2007)认为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是形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是解决顺差的重要途径。(3)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和祁春节(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中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化对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分析或描述性的推理，较多地忽视了贸易顺差形成的微观机制。这些分析也没有对贸易顺差的长期趋势和短期变动加以区分，即没有考察长期趋向和短期变动方向的一致性问题。本文首先以跨时最优消费理论为基础建立以中国贸易余额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然后运用Johansen协整技术、Granger因果检验法及VEC模型对中国在1978-2006年期间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而言，中国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资本使用成本与贸易顺差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中国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与贸易顺差显著负相关。其中，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短期内，实际资本存量与居民实际财富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甚至会出现与长期关系相反的现象。据此，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居民实际财富是解决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的重要途径。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节建立中国贸易余额的跨时最优模型；第三节根据理论模型建立经验模型，并简要说明数据的来源和处理方法；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被安排在第四节；第五节总结本文的结论，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模型
本节理论模型是Burda(1992)和Singh(2004a)两文中理论模型的拓展。前者以美国贸易收支问题为研究对象，将贸易品区分为耐用贸易品和非耐用贸易品，并据此建立跨时最优消费理论模型；后者则以发展中国家印度的贸易收支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建立整体贸易收支的最优消费理论模型的假设中忽视了耐用贸易品的存在，将所有的贸易品均假设为非耐用贸易品。Burda(1992)和Singh(2004a)构建的分析框架对于从微观机制研究中国贸易收支的宏观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时，它们具有以下共同的局限性：(1)未区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忽略外资企业的生产活动对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而在中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50%，并且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在分析中国贸易收支时，外资企业的生产活动不容忽视。①(2)未考虑外资企业经济活动对内资企业生产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中国FDI对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因此有必要在模型中引入FDI技术外溢因素。②(3)假定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国内外的资产收益率完全一致。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内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国内外资产收益率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考虑到国内外资产收益率差异的贸易余额理论模型更贴近中国的现实。
本节从中国经济的特点出发，构建了贸易余额跨时最优消费理论模型，以此探讨中国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为下节的经验分析提供理论支持。与Burda(1992)和Singh(2004a)提供的模型相比，本节构建的模型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考虑了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本国资产与外国资产收益率的差异性。第二，考虑了外资企业作为生产者对国内生产的直接贡献。第三，考虑了外资企业生产活动通过竞争、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等渠道对本土企业生产形成影响的间接效应。
三、模型和数据
上节理论分析结果揭示了实际贸易余额与内资企业实际资本存量、外资企业实际资本存量、实际资本使用成本、居民实际财富以及政府实际消费支出的关系。根据(16)式给出的关系，考虑到计量分析的可行性，本节采用如下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分别用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和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变化率表示，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等于名义固定资本形成额除以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其中2002年及以前各年的名义和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2》，2003年至2006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近似衡量，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而200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2007年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均以1978年为基期。外国利率
取美国国债利率，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数据库。在模型中，为了求解的方便，将δ视为常数。在经验分析中，放松这一假设，视δ为变数，其值等于固定资本折旧额除以固定资本存量与折旧额的和，固定资本折旧额是汇总全国各省的折旧额而得到，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及以前的固定资本存量来源于张军(2003)，2002年后的固定资本存量是根据各年固定资本形成额和折旧额推算的。本文中的
是经过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处理后而得到实际资本存量，即等于名义固定资本存量除以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
理论上，居民实际财富W
与实际贸易余额负相关，参数
对应于方程(14)中的1-s[,t]。鉴于中国缺乏居民实际财富数据，本文根据Hall(1978)的消费行为理论，用滞后一期的居民实际消费额作为居民实际财富的代理变量。居民实际消费额用国内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额来测定，均以1978年为基期，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政府实际消费额
的数据也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所使用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
由于经济变量多具有非平稳性的特征，为真实地反映上述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对这些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这些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将进一步考察这些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为后面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做必要的准备。
（一）单位根检验
我们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检验过程中，根据各变量时间序列的折线图确定截距和时间趋势的有无，最佳滞后期以AI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时间序列均存在单位根。ln的一阶差分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其余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变量序列都是Ⅰ(1)序列，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分析
用Johansen(1991)极大似然法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目前，在选择滞后期方面存在一个尴尬的局面，既要考虑所选的滞后期能够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又要考虑所选择的滞后期能使模型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囿于本文样本空间有限，在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基础上，我们选择的滞后期为2，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3。
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表明，每一个VAR系统的变量之间均存在至少2个协整关系，这说明实际贸易余额、居民实际财富、政府实际消费、实际固定资本存量和实际资本使用成本的倒数在样本期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们以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协整关系作为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第一个协整向量作正则化处理，得到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实证模型(18)很好地度量了实际贸易余额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和方向，但不足以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解释实际贸易余额变动的原因。为此，本节进一步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以探究1978-2006年间中国实际贸易余额与实际资本存量、实际资本使用成本倒数、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之间因果关系，具体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中国实际贸易余额与实际资本存量、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互为因果关系，实际资本存量、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的变动均可引致实际贸易余额的变化。因果检验结果也表明实际贸易余额与实际资本使用成本之间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实际资本使用成本不是实际贸易余额变动的原因。
综合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长期而言，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是中国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支出增加均有助于缓解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之势，并且实际贸易余额对实际资本存量的弹性绝对值大于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
ln的系数为2.98，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资本存量增加1%，则实际出口额与实际进口额的比率将提高2.98%，即高速投资必然伴随着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是资金供给和投资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资金供给角度看，多年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发达国家，而且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从而国内投资不仅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还享有低成本的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也是重要的资金供给渠道。从投资需求角度看，一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产生的财税体制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博弈对地方政府投资具有极强的激励作用，而政府强烈的投资动机又缺乏科学的约束机制，所以，相当一部分投资是通过政府推动完成的；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缺乏硬约束机制，私营企业市场风险意识淡薄，导致投资过度增长。充足的资金供应和强烈的投资需求导致产能急剧扩大，而中国市场消化能力有一定限度，所以，过剩的产品只能输往国际市场，中国的贸易顺差也随之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流入我国的FDI相当一部分是生产导向型FDI，投资主体的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其生产的产品主要输往国外，从而为贸易顺差添火加薪。
1nW的系数为-1.21，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实际财富增加1%，实际贸易余额将降低1.21%，这意味着中国高额的贸易顺差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的实际财富而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然而，多年来，由于国际分工地位低下和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我国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速，1990年至2006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分别增长7.95%和4.92%，而同期实际国民总收入增长10.22%。收入增长缓慢，收入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居民预期支出的心理负担过重致使我国居民储蓄倾向较高，进而使内需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始终让位于投资和出口贸易而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我国居民实际财富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抑制作用不是很强劲。
ln的系数为-1.83，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实际消费支出增加1%，则实际贸易余额将减少1.83%，明显大于与居民实际财富相对应的1.21%，这意味着提高政府实际消费支出可以显著地降低实际贸易余额。尽管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障碍，中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政府实际消费支出却表现出良好的发展之势。2006年中国政府实际消费支出6431.57亿元，约是1978年的14倍，年均增速9.88%，高于同期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的增速7.22%。即使在近年来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政府消费率也呈上扬之势。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政府消费率也不算低，2006年中国政府消费率14.5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15.61%，美国为13.45%，日本为16.34%，印度为10.76%。可见，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对扩大内需起了积极作用，对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上面的分析仅仅考虑各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没有涉及短期的动态变化关系。格兰杰定理(Engle and Granger，1987)指出，如果一组变量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一个有效的误差修正模型(ECM)，此模型包括各变量差分项的滞后项和用协整关系表示的误差修正项的滞后项。我们用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本文中各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该实证模型的
=0.858，表示模型的样本拟合度很强。误差修正项系数λ为-1.81，在1%水平统计显著，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在短期内中国实际贸易余额可能偏离它与实际资本存量、实际资本使用成本倒数、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的长期均衡水平，但由于纠正速度系数的绝对值较大，所以这几个变量的短期自我调整过程是围绕长期均衡波动并快速衰减而趋向长期均衡的过程。从(20)式来看，滞后一期的实际贸易余额对当期实际贸易余额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滞后两期的实际贸易余额却表现出反向抑制作用，说明中国贸易顺差存在一年期的惯性，但作用力微弱。模型(20)还显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实际资本存量对当期实际贸易余额均具有反向抑制力，与长期关系相反，说明中国实际资本存量对贸易余额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现象。在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方面，短期内，居民实际财富与实际贸易余额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长期关系相反，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对实际贸易余额具有反向抑制力，与长期趋势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而言，中国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资本使用成本与贸易顺差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中国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与贸易顺差显著负相关。其中，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财富相对缓慢的爬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短期内，实际资本存量与居民实际财富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甚至会出现与长期关系相反的现象。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和缓解急剧增长的势头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1)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特定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下，微观主体选择投资和消费的结果。由于中国贸易顺差具有这一结构性的背景以及主要因素变化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不一致性，中国贸易顺差的调整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从更深层次上看，了解中国贸易顺差的成因需要对外资进入与国内投资增加共同推动的中国生产性固定资产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中国居民财富增速缓慢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2)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和引导的借鉴意义。多年来，资金供给充足和投资需求强烈致使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增长，社会产能急剧增加，商品供应迅猛增长。供过于求的商品被迫输往世界市场，在进口增长相对缓慢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快速攀升。因此，要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势头，必须在充分发挥现有固定资本存量的生产潜能基础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增速，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同时，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有选择地引进外资，鼓励有实力的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转移本国的产能过剩产业。(3)对提高居民收入以降低贸易顺差的借鉴意义。中国实际贸易余额对居民实际财富的反向敏感度小于对实际资本存量的正向敏感度，说明只有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有效降低贸易顺差。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渠道，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与此同时，应加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消费支出，使内需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本文研究的局限在于：(1)发现固定资产减少和居民财富增加可以减少贸易顺差，但这种变化是否符合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2)只关注了国内部分经济因素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没有考虑国外经济因素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3)未能将汇率纳入分析框架，从而未能对汇率与贸易顺差的关系进行分析。这些问题都有待今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199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39.10%，2000年上升至49.91%，2005年快速增至58.49%，2006年再创新高，达到58.87%.
②参见吴延兵(2006)和平新乔(2007).
③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未完全开放，一般认为在中国的外国资本获得的收益率高于中国拥有的外汇资产获得的收益率，即r[,d]＞，中国持有外汇资产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具体参见余永定(2006).
④为简化表达式，在(16)式中省去表示最优消费和最优资本的上标*。
⑤1978-2006年间内资企业实际资本存量序列和外资企业实际资本存量序列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7。为避免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以内资企业实际资本存量和外资企业实际资本存量之和作为实际资本存量解释变量。外资企业实际资本存量根据中国各年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计算而得，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和国贸发会议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库。
⑥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较小，2006年仅有10.07%，所以本文分析的贸易余额仅指货物贸易余额。
⑦本文也考虑了用进出口价格指数作为价格P[,t+1]的替代变量，但由于在此基础上的实证结果与文中的实证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为节省篇幅，文中没有列出相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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