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专业学术刊物和大众传媒充斥着关于“全球化时代”的言论。不少国家政府以及企业界努力寻求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对策。这一切，反映了当前学术界、政界、企业界及公众对全球化浪潮的特殊关注。
在研究中，全球化作为一个描述人类活动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相互融合的用语，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由于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经济要素跨国流动的过程，注意到这一过程对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全球化变成一个热门研究领域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有时被当成“全球化”的同义语。经济过程自然不是全球化的全部内容，因为经济过程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文化和权力结构及其演变。下面，就经济全球化问题，简要介绍中外部分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限于篇幅和能力，没有更多涉及政治、文化等方面。
一、定义或概念
对于什么是全球化，迄今仍是众说纷纭。按照不同标准，全球化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归纳分类，例如，按学派分为自由经济学派、世界体系理论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李钢，1999），或者按立论基础分为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裘元伦，1999）等等。但是，无论在各个不同学派和理论之间，还是在它们之内，全球化仍然有不同的定义和多种理解。
很多人同意，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概括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
在这个共识之上，不同观点往往反映了对全球化不同方面或特征的强调。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全球化”一词，在很多人看来，说的是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Ostry，1997）。 人们还注意到国际化和全球化之间存在差别，前者指经济活动在地理上越出国界，后者指扩散于国际间的经济活动达到一体化程度。另外，经济活动不仅在规模上是国际化的，而且在组织上也是全球化的。因而，有人指出，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新颖之处不在于经济活动的跨国扩散，而在于国际生产和贸易由代表工业和商业资本核心国家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织（Gereffi，1997）。 全球化发展涉及“主体和客体”两者的流动，即货币、服务、货物、人员的流动和跨国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通信技术和媒体扩展正在逐步消除边界的限制，由于移动人口更多地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全球力量的影响使生产地点变得无关紧要，而这一切推动着一个全球秩序的建立（Kennedy，1993）。
国内大量研究基本上遵循类似的思路。例如，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跨国投资的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信息交流日趋快捷和方便、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等等（李长久，1997；陈宝森，1996）；认为与“世界经济”相比，经济全球化虽然覆盖同一空间，但它囊括更多的领域和部门，渗透更深，因而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内容。因此，经济全球化时代标志着从“国际贸易时代”走向“国际生产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1997）。
但是，也许正像有人（Axford，1995）指出的那样，这些以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和资源配置为内容的全球化定义或概念虽然看上去比较宏大，却远不是成熟的。问题在于，即使对这些过程和现象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详尽描述，其本质特征和背后的规律性还有待进一步揭示。事实上，如果全球化指的是经济要素和活动的跨国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配置，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和依存关系，或者指的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经济，那么，无论在“全球化”这个字眼流行以前还是以后，许多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研究（Wallerstein，1974，1979，1980，1989；Chase—Dunn，1989；Arrighi，1994）， 已经对现在所说的全球化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指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例如，世界体系分析学派指出，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过程，一出世就把世界作为舞台，形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运行、以资本积累为动力和目的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生存在其中的世界经济。依照这条思路， 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裘元伦，1999）。
从国家关系的角度说，全球化是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挑战，表现为国家界限的突破，越国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强化，部分国家权力的丧失（ Burbach，1997；Holm and Sorensen，1995；Giddens，1990）。甚至，全球化不仅表明全球性联系，而且表明了人们正在经历的时空变化，即“时空浓缩”（Harvey，1989）。
除了定义分歧外，全球化概念本身也在受到质疑。有些人指出全球化被大大夸张了，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思想”（汤普森，1998）。还有人认为，全球化的概念根本就是不科学的，作为分析全球经济政治关系的术语，它远比不上另外一些概念（例如“帝国主义”）有用（彼得拉斯，1999）。
二、几种观点
首先，关于全球化是不是新现象或新发展的问题，可以说，大致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看法。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涉及新或不新的界限究竟划在哪里这样一个问题。在认为全球化是新现象或历史发展新阶段的看法中，时间最短的只有一二十年。即认为全球化只是对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分工发展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概括，因此，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沈骥如，1998）。更长一点的，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最后30年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Cox，1997）；或者是二次大战以来的产物， 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全新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李琮，1995；陈宝森，1996）。还有的研究认为，全球化启动于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但那时的世界经济进程很难被称为全球化，因为今天的全球化比较那个时期有着深刻的技术内涵，世界经济涉及的范围更广，各国市场的融合更容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不难理解，把全球化看做新现象或新阶段的都是近年的研究。他们有些虽然看到全球化的历史联系，但更强调全球化的新特点或新内容。
认为全球化不是新现象的观点大多并不否认世界经济有新的发展，不过，这些看法更强调历史过程。在时间判断上同样存在不同意见。例如，认为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全球经济是经济关系国际化长期过程的一部分（Axford，1995），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戎殿新，1997；汤普森，1998）。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观点通常不把全球化当做新现象，认为它不过是用来说明一个发展已久的过程的新名词。世界体系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存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还有人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始终是一个全球性的制度，世界政治经济并没有比100年或150年前更加全球化（塔布，1998）。
其次，对全球化是不是一个线性过程的问题，把全球化说成是科技进步或生产力发展必然结果的看法似乎倾向于肯定的回答。这些研究喜欢用比较级形容词描述全球化发展。例如，说各国生产越来越国际化，多国或跨国公司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贸易和外国投资更加活跃，国际资本流动达到空前规模，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等等，同时借助大量证据，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来支持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看法（Thompson，1992；Campanella，1992），把全球化经济看做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甚至各国经济同质化趋势。
许多强调世界经济历史过程的研究则注意到，全球化不是一个没有中断甚至逆转的线性过程。有研究表明，19世纪后期，国际经济中货币、货物和人员流动比最近30年更为开放（Glyn and Sutcliffe，1992）。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汤普森，1998）。全球化过程在19世纪末就曾轰轰烈烈地展开，不仅当时交通、通讯技术的突破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跨国投资和贸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劳工的流动性甚至比今天还要强（戴维·黑尔，1999）。当然，注意到全球化非线性发展的人不一定反对存在着一个经济关系国际化的长期趋势。但即使这一点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另一个重要而又有争议的问题是，全球化在什么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作用。一方面，强调全球经济的人提出“无边界世界”的观点（Ohmae，1990），用民族国家界限的破除来描述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事实上，早在六七十年代，有关跨国公司的一些研究就指出，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正在消失（注：早在20世纪初，有人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Angell 1911）。）（Kindleberger，1969；Johnson，1975）。另一方面，大部分国际经济现实主义著作则坚持认为，国家仍然是国际调整和管理的主要工具，即便是跨国公司也仍然从属于各个国家，并没有失去国籍（Kapstein，1991—1992）。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一系列看法。有的承认跨越国界的生产网络和全球通信流动具有改变传统经济模式的潜力，但民族国家仍在全球经济管理以及决定公司和本国成功中起重要作用；国内条件，例如生产要素、国内需求质量、国内竞争程度以及一国国内的经济制度仍是决定一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它们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发展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变得更加重要（Porter，1990 ；Reich，1992）。有的则指出，全球化力量被过分渲染了， 所谓国界消失的看法不符合事实（Wade，1996；汤普森，1998）。侧重战略管理的研究则从最新发展入手，例如廉价和强大的电子计算机和通信、对外投资和融资障碍的扫除等等，具体探讨大公司是否变成了独立于国家的“世界选手”（Prahalad and Doz,1987；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Bartlettet al.eds.1990）。
大量研究都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不平衡。有些研究更强调这种不对称、不平衡的状态，提出在估计不同的整体秩序和冲击时要更谨慎（Giddens，1993；Axford，1995）。 全球化过程的不对称性在动荡的90年代十分明显，与全球经济自由化密切联系的多边组织或体系受到地区贸易集团和 “微型多边主义” 的挑战（Campanella，1992；Ruggie，1992）。事实上，地区、国家和各种力量对全球化的抵制一向存在，因为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一个古典矛盾，即全球互相依存性和民族自主性的悖论之上。
全球化的动力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说法：1.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辛琪，1997；李琮，1995，1996）。2.主要动力是各国的跨国公司或者企业，它们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最后发展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尽管这个历史过程也反映了生产力的不断扩张（陈宝森，1996；龙永图，1999）。3.最重要的动因是这些因素的结合：分工的深入和市场的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罗肇鸿，1995）。还有的把世界生产力看做经济全球化的原因，把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发展看做推动力（薛荣久，1998），或者把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看做经济全球化的“源泉”等等。另外，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带动的科学创新被看做新的知识经济的基础，有人认为这使竞争优势中例如技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传统因素的重要性下降，智力成为全球经济中财产的新形式和创造财富的基础（Handy，1994）。
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动力是资本扩张，目的是通过剥削剩余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认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冲动完全由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决定。这种观点，虽然看上去也主要着眼于经济层面，但资本积累是一个比单纯技术、生产力、企业或者国际贸易都远为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所以，这类研究显然不局限于生产力或纯经济分析。
三、理论—历史建构
全球化的概念和观点如果不是直接源于特定的理论框架，也一定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全球经济中的行为者；全球体系的形成是单一还是多个逻辑作用的结果；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结构，以及行为者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传统的内部／外部分界；全球化经济中的变量和常量；全球化的演变方向及其是否具有革命性意义等等，不同理论和历史分析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在一些理论分析之间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在另一些理论之间则截然对立。此外，虽然全球化研究中基于各种学术传统的看法很多，但真正自成体系的学派似乎并不多见。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
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会因民族国家边界的存在而被阻止，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使“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现代殖民地正是资本在全球进行地域扩张、征服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比较集中地阐明了这一思想。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具有不断扩张本性的理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卢森堡以及布哈林（Sklair，1991）的著作中发展成关于一个全球体系发展的理论。例如，帝国主义论建立在资本全球扩张逻辑之上，指出了资本扩张不仅导致殖民地化，而且导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争当世界霸主的争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为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展所证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霍布森、熊彼特等则认为，帝国主义扩张不能仅仅看做出于经济原因，还有文化历史等原因。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由于资本主义一开始就被看做是世界性的，因此，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建立替代它的新制度。“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这一结论完全符合他们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也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列宁则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从而提出一国内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没有使用全球化字眼，但无比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趋势。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社会历史发展检验。
（二）依附理论关于全球经济关系
依附理论建立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之上。现代化理论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成现代化的楷模，经济落后国家可以它们为榜样，逐步从传统社会变成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进化论，其中罗斯托的发展5阶段论有相当代表性， 它把复杂的历史演绎为同质性过程，对各国发展持有乐观态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对社会发展进行简单化概括的理论，尽管在学术上评价不高，却从来不乏追随者。罗斯托的现代化阶段论终结于高消费社会，而福山（Fukuyama，1992）认为历史中止于资本主义，因为一切剩余问题都可以在现行资本主义体制内得到解决，体制本身则不会崩溃。但是，福山所说的现代国家或者体制内的国家，并不包括所有国家，例如那些处于体制外的所谓非现代地区和国家，即大量发展中国家。无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盲点。
依附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击中现代化理论的要害。依附论者最初试图揭示全球各部分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他们发现，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核心现象，必须从全球经济的结构特征上理解。核心国家的发达和边缘地区的不发达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两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因此，他们认为，边缘地区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并非如李嘉图所说的那样是发挥各国比较优势、从而对各国都有益无害的发展过程，而是由资本主义核心国资本积累所决定，造成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系统性不发达。由此追溯到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各国或当地发展，资本主义向各地的扩张等等，而这一切，都受到核心国家资本积累的制约。不难看出，依附理论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关系全球扩张的理论。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依附理论对边缘国家的前景总的来说比较悲观，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结构不变，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改变，发达和不发达的分界就会存在下去。边缘地区和国家即使有所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发展，与发达国家发展的性质不同。
按照依附理论，在现存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十分有限。这一理论后来也遭到挑战，有些学者以新兴工业经济为例，不同意依附理论中的决定性观点，认为冲破这种束缚而求得发展是可能的，例如强调国家和阶级斗争对改变边缘地位的作用。不过，就依附理论的分析立足于全球经济关系而言，也就是以全球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分析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各国各地区看做彼此独立、自主运行的实体而言，它比现代化理论更接近世界经济的本来面貌。
（三）世界体系论关于世界经济
在对法国年鉴学派、依附理论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论可能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化研究最系统、最完整的理论。如果世界体系论者也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现代世界体系囊括世界的过程很可能被称做全球化过程。就研究内容来说，世界体系论无疑是“全球化”研究的最早开拓者之一。
按照世界体系论，现代世界体系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从诞生至今五百多年间，它的结构基本稳定，今天仍处于同一个世界体系中。最近几十年，世界体系进入一个结构变化的过渡时期。
现代世界体系由三部分构成：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分别为当前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国家，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和地区。三个区域中每个区域的存在都以其他区域的存在为条件，它们不仅在交换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在生产活动上也有显然差别。核心国家主要从事高科技、高垄断因而高利润的生产，即“核心类生产活动”；边缘国家生产活动的特点是低科技、低垄断因而低利润，即“边缘类生产活动”；半边缘国家中这两类生产的比重大致相当。现代世界体系的这个等级结构保证了世界财富在损害边缘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有利核心国家的再分配。核心国家保持优越和特权地位主要依靠经济垄断，同时从来不排除与之相配合的政治、军事手段。
在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分析上，世界体系论不仅提出了区域结构，还对商品—资本—劳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政治结构，种族—文化结构等等各个层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冲动。世界体系论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概念，把全球政治经济的运行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只要这个体系的结构不变，边缘国家的发展前景就不会乐观。
（四）自由经济学关于生产国际化
自由经济学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破国界障碍，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利润，推动经济增长。从这个立场观察问题，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或者世界市场的扩大、国际竞争的加剧等等就被看做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进行全球贸易和生产的跨国公司以及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财团等，被看做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跨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侵蚀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现实。例如，全球金融市场的运行，跨国或全球公司的行为方式，以及越来越多的环球旅游、公务出行、学者往来等形成的全球交流，大大弱化了国家的作用。但是，自由经济学派尽管在理论上反对国家干预，却并不笼统地反对国家的作用，不反对利用国家保证经济全球化的有序进行。通常，基于生产国际化的全球化经济理论很少考察生产关系，也不回答例如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对谁有利这类问题。自由经济学派对全球化的看法在发达国家中是主流观点，而国内多数研究似乎也可以归结到这个理论框架之下。
（五）国际政治经济学或国际关系学关于国家关系
从广义上说，国际关系学主要以国家为单位，探讨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个学科内部的不同学派对全球化的分析是不同的，其中基本问题之一是：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在多大程度上被非国家行为者的迅速发展、被跨国力量和全球过程所瓦解。在这个学术传统中，现实主义学派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它把全球政治看做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诸如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概念，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
现实主义学派之内存在不同流派，并不断有所发展，例如新现实主义学派。与本文有关的是，它们在承认全球化对各国经济、政治、安全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仍然坚持把国家看做理性行为者。作为理性行为者，国家一方面追求各自的利益，不能容忍一个单一的世界统治者， 由此产生的彼此冲突和矛盾使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Krasner，1994；Wendt，1994）。另一方面， 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各国相互依赖增强，一国的力量越来越不足以确保本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因此，全球化浪潮下产生“复杂的相互依赖体系”或“国际政治经济”的概念（Kegley and Wittkopf，1993）， 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提出挑战。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顺应全球化的制度安排，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制度安排逐步转向适应国际和跨国经济过程的制度安排，承认主要行为者和力量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目前，尽管对主权国家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空心化”，什么是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行为者等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论，基于这一学术传统的全球化研究仍然占主导地位。
近年来出现的网络分析（Hannerz，1992；Emirbayer and Goodwin，1994；Wellman and Berkovitz，1988 ）提供了全球社会关系组织比较系统的图像。它把全球舞台看成联络许多网眼和分支的总网络，通过各式各样的网络，个人和组织被纳入日益全球化的现实中去。网络分析的优势在于：第一，网络既可以是组织内的，也可以是组织间的，还可以超越通常的分析单位来分析不同个人和政治之间存在的联系。第二，网络这一概念既能够突破空间限制，也不用面对面地接触来分析社会关系，似乎更适用于全球问题。例如，美国娱乐业的文化产品在全球流行所形成的联系，看上去似乎更像是文化传播，而不像网络建立。但是，这些文化产品流动中的实际权力分布取决于它们在不同地区被接受和使用的情况。网络分析的长处还在于抓住了社会关系开放性这一特点，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或者市场交换，也受行政、规则和权力系统运行的控制，而不受地域限制。因此，网络的形象能够指出全球化中许多不易被市场或权力关系解释的特征。从全球观点来看，网络分析涉及物质资源的交换，或者权力关系的管理，从而着重于活动或者网络在全球的延伸，把地域因素只看做第二位的。例如，对世界市场的商品经营者网络来说，地域（国家或地区）只在地方因素（例如内战，饥荒，或政权更替）影响到全球化市场平稳运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网络分析是全球化研究值得注意的领域。
四、方法论
理解和诠释全球化与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研究方法决定了从什么角度或切入点观察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影响到如何描述全球化现象和揭示其运行规律。限于篇幅，这里只涉及两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
第一个是分析单位。吉登斯指出（Giddens，1990）， 除了个别学者的著作之外，有关全球化研究的文献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国际关系研究，另一类是世界体系理论。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它们的主要分野之一是分析单位不同。两大流派虽然探讨相似的问题，彼此之间却极难沟通。
国际关系流派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从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透视全球化过程。这类研究通常着眼于经济关系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把全球经济看做生产和其他经济要素国际流动导致的各国经济融合。这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社会理论长期被以社会或者国家为中心的模型所左右，把国家当做社会分析的给定单位。这一传统难以突破“国家”、“社会”这些概念的束缚，难以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
国内外许多研究把民族国家视为天然合理的分析单位，从一国或某一类国家着眼，例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或在这些国家之内再细分几类，看全球化对一国、各类国家的所谓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那些超国家组织，例如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等，则被看做全球化力量的代表，对各国经济、政治施加影响（李琮，1995；辛琪，1997；何方，1998）。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决定内部事物的主权越来越小。正如人们指出的，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缺陷在于，只涉及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即国家间的国际协调，而这越来越不能正确概括当今的国际秩序。例如，把民族国家看成在国际舞台上独立的、彼此相互对峙以及与其他组织互动的主体，就难搞清那类既不在国家之间、也不在国家之外，而是处于跨越国家分界的社会关系（Giddens，1990），因而， 全球体系不能被理解为只是包含多个社会和（或）其他大规模行为者的一种态势。人们还指出，强调全球特征并不会模糊所有社会体系都是相互联系、重叠甚至镶嵌这一事实，只不过社会关系中可能存在“全球性”的一面，需要从“特有的全球观点”来看待和分析（Robertson，1992）。但是， 也有许多人不同意把全球体系看做一个自主的体系，它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国家和社会单位以及团体和个人。
从国家主权受到的限制来诠释全球化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它把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看成似乎是一致的。这一倾向不仅在涉及国家主权，而且在涉及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中也很常见。现实中，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主权遭到削弱，而另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由于联盟、战争以及各类政治经济的变动，主权范围有所扩大，这两个过程往往是同时产生的。认为全球化对所有国家的作用都差不多相同，例如国家主权都遭到削弱，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全球化的辩证过程。
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论的分析很不相同，它把世界经济当做一个整体、当做一个基本分析单位来看待，从而突破传统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Giddens，1990；路爱国，1994）。 世界体系论以历史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选择历史体系作为分析单位既不出自于臆断，也不出自于分析方便，而是由于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若解开它的谜底，就能揭示当代世界经济的矛盾、规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他们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有自身的边界、结构、成员群体、合法规则，以及内聚力。体系的生命由彼此冲突的力量造就出来。这些力量之间的对峙使体系得以作为整体存在，而当每个群体试图把体系变得对自己永久有利时，冲突力量就使体系解体。它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即存在生命周期（Wallerstein，1974）。很明显， 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类相关或看似相关的各种因素和过程的综合。这种方法也存在缺陷。例如，吉登斯指出世界体系论由于过分集中于以资本主义来解释现代历史的演化，未能对国际关系流派关注的民族国家兴起问题做出满意的分析。
另一个方法论问题涉及学科分野。大致存在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学科范围内的研究，另一种是综合性或跨学科研究。前者源于西方学术传统。经过认识论的长期演变，社会科学的学科已经相当明确。这种认识论把人文社会研究中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相对立的状况加以制度化，确立了独立的学科或领域。例如，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人类学等等。在每一个学科中，又分为多个专业甚至更细小的专题。例如，国内外一些全球化研究强调“经济”全球化，至少部分地是为了突出学科特色。（注：这样做，符合现存学科规范和社会科学者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不这样做，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经济学内部各专业则集中于更专门或某一方面的问题，例如常见的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
综合性或跨学科研究有所不同。跨学科研究很早以来就不乏提倡者，六七十年代甚至被称为跨学科研究时代。全球化研究中已出现不少跨学科研究成果，今后很可能会更多。世界体系论可以被看做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尽管遭到过于注重经济分析的批评，但这一学派采用的是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等多层面和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方法。沃勒斯坦曾经提到，不能将真实世界的现象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样三个（或更多）范畴，以不同的方法在封闭的领域中进行研究。因为，经济有它的制度根源，政治是社会经济力量的表现，社会结构则是政治、经济压力的结果。这些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分割的，把它们分开研究，难以反映和理解真实的历史现实。事实上，世界体系论者不以跨学科研究为满足，而提倡打破现有学科界限。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据以分科的标准，包括分析层次、中心问题、方法、假定等等，或者已经失去了现实依据，或者即使还有现实依据的话，也已经成为新知识形成的障碍。所以，应该以探索或研究领域来代替传统的学科分类。（注：应当承认，跨学科研究不易，打破学科界限另辟新路更难，两者都使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面临挑战，后者甚至还要求有思想家的智慧。）
在全球化研究中，还可以发现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统计计量方法等等。除分析单位以外，各种方法还涉及指标体系、时间、主体、客体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方法论问题可能会更多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五、实践意义
与任何研究课题一样，全球化研究具有实践意义。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对实践产生影响，前者的影响大多是间接和潜在的，后者以政策建议、公司策略等形式直接为特定对象服务。作为科学研究，学者的工作主要在于提出问题、分析矛盾、指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及预测未来趋势等等，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强调对历史的责任。现实问题研究则直接涉及对现存秩序和现行政策的分析、评价。至于具体对策、建议等等，常常由政府、公司和其他各类单位的谋士来做。谋士中当然不乏学者，但这些学者的研究和提出的对策理所当然带有比较强烈的利益取向。
旨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或事物本质的著述虽然免不了展望未来，却很少落脚于对策建议。（注：因为这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给谁的对策建议？）例如，世界体系论认为在一个世界体系中，反对力量只有具有全球性或在全球范围才会有效，因此，世界体系论者把全球范围的反体系运动看做促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瓦解的希望所在 （Arrighi，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9）。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不是落后国家如何赶上先进国家，因为那样并不会改变这个全球体系的基本结构，而是世界范围的反体系运动。按照经济和政治相适应的逻辑，世界经济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来管理。显然，这一点离现实还很遥远。
按照世界体系论的逻辑，一切关于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要求和行动都比只考虑一国如何赶超更切中要害，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他不带偏见的研究也都承认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必要性。例如，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提出，必须改写全球化的规则，使这些规则为人而不是为利润服务；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使穷人和穷国更穷，富人和富国更富，在那些从这个体系中得到好处与那些只是被动接受其影响的国家和阶层之间产生危险的两极分化。
大量有关全球化的讨论集中于全球化对各个领域的影响，分析这些领域所产生的或者应该进行的调整等。例如，有关世界贸易规则、金融管理、自由贸易区等，全球化与公共政策，全球化与全球法律体制和执法问题等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比较系统地研究除了强调自主发展道路以外，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曾经被当做成功赶超的范例。但是，大凡对全球化过程的生产关系进行过认真研究或思考的学者，都很难不对全球化持相当保留的态度，甚至提出强烈批评。例如，把全球化看做“陷阱”（马丁和舒曼，1998），看做当代“人类灾难的根源”（Burbach，Nunez and Kagarlitsky，1997），看做打着私有企业和全球性竞争旗号的市场暴政（Bourdieu，1998）。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到各国学者，人们提供了大量关于全球化加剧两极分化的证据（Bradshaw and Wallace，1996；Adams andGupta，1997；Marfleet，1998；Cox，1997；Mittelman，1996）。 对这类有目共睹的事实，自由经济学派除了继续强调全球化有利于资源的全球配置之外，还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反驳。
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一些学者认为（Brecher，Childs ， andCuter eds，1993）， 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来反对由西方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所谓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指由关心环境、人权，反对父权和种族、文化歧视，寻求消除阶级、贫困、压迫、凌辱和集团暴力的各种跨国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全球人民联盟，来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Ichiyo，1993；Falk，1993）。总之，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而不是指责作为受害者的国家或人群，或者怂恿人们赶快跳上全球化列车。
提倡追赶全球化浪头的当然大有人在， 有学者指出（彼得拉斯， 1999），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大致可分为全球化提倡者、反对者和态度暧昧者三类。提倡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包括四种力量：世界经济中上升的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及其主导经济企业；被统治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依附于前两类的人，包括国家高级官员或技术官僚、与国际接轨的学者和公共人物等；包括各类商品进出口商在内的商业阶级。反对力量也有四种，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但人数众多，包括：发展中国家内的农民；富国和被统治国家的工人；公众部门的雇员；小商人阶层。态度暧昧者在某个特定政策下有得有失，例如，一些产业部门、制造商、农民等，他们态度摇摆，随全球化风向变动而改变立场。实际上，全球化的提倡者、反对者和态度暧昧者在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内部都能找到。这一分析，对理解全球化研究的实践意义不无启示。
国内不少研究强调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或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俞可平和黄卫平，1998；龙永图，1999；张碧琼，1999；李越，1999），强调全球化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主体条件，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可能。全球化经济被描述成一个“共衰共兴的统一体”或者“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世界经济体系（刘力和章彰，1999）。至于全球两极分化问题，则被看做是经济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等全球化的“蛋糕”做大了，落后国家的状况也就改善了。有人认为，最贫困国家的经济落后，与全球化毫无关系，相反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却是由于它们积极参加了全球化过程。从这个判断出发，全球化被看做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只有顺应这个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甚至惟一选择（沈骥如，1998；刘力和章彰，1999）。以上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国内全球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实践有一定影响。
近来，似乎有更多的研究注意到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强调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分析全球化中存在的弊端和消极面，认为全球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进行的，指出经济全球化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裘元伦，1999；李钢，1999；肖刚，1999；李滨，1999等）。在承认发展中国家难以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之外的前提下，这些研究的政策取向与一味强调顺应全球化潮流的主张不同，它们或者强调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或者提倡实行适度开放，推进区域化，兼顾效率与平等，以造福全人类的全球化来代替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全球化等等，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
截稿日期：2000年1月
标签：全球化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