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模型与莱茵河模型的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经济绩效及成因分析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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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41-09

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基本定义和特征

在当今众多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无疑是最为著名的两大模式。尤其是在这一轮信息技术为依托、金融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两大模式典型国家的绩效好坏、孰优孰劣成为广受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又称英美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托,尤其突出自由竞争;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劳动者享受有限的法定劳动所得和社会福利;公司注重短期目标的实现,证券市场在公司投融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模式的特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和美国总统里根当选,分别推行“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而更趋强化。在经济上其主张削减赋税、自由竞争、放松管制、私有化和鼓励个人财富的积聚。

“莱茵模式”则是以莱茵河畔的德国、法国等为代表的、主要存在于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最为典型,被奉为圭臬。“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其经典著作《来自竞争的繁荣》中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后人将其总结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①。该模式主张在国家所制定的秩序框架下实现竞争;它强调社会公平性与集体的利益,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劳工组织如工会拥有直接参与劳资谈判、参与企业决策的能力和地位;公司更注重长期发展,公司之间或公司与银行之间往往联系紧密,因此证券市场的作用相对较小②。

两大模式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为比较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大模式的经济运行表现的优劣,我们运用考察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衡量指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魔术四边型”)对两大模式的典型国家英美和德法的经济表现作一考察评估。我们以实际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时间趋势和波动情状说来明四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趋势和质量,以GDP平减指数来衡量物价,以标准失业率和就业率这两个指标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表现。由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国际收支更多的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变化,因此本文就略去了对该指标的讨论。

1.实际GDP增长率的比较

从1980年到2005年的26年间,两大模式的实际GDP增长率表现优劣分明(见表1),莱茵模式的德、法分别是1.93%、2.19%,明显逊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英、美的2.36%和2.98%。其中,美国一枝独秀,26年中有18年表现好于莱茵国家;英国从1983年开始,除个别年份外,一直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率。盎格鲁—萨克逊国家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其他年份都是英、美更占上风,优势明显。

2.人均GDP的长期趋势

为了准确地比较各国的人均GDP的长期趋势,剔除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笔者对四国1960-2004年的对数GDP采用H-P滤波,分离出时间趋势和周期性的波动。从对数GDP的时间趋势,可以看出,德国和法国的人均GDP数值较为接近,且未来趋势走软;而美国在绝大多数年份要远远好于这两个国家,且增长趋势强劲;英国在2000年前的人均GDP表现一直弱于德法,但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开始赶超德、法,趋势向好。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美、英两国很明显要比莱茵国家的人均GDP增长趋势见好。

3.GDP的波动程度

以往的研究已证明,经济波动会降低一国的福利,波动大小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我们考察经济增长的同时,利用H-P滤波得出的对数GDP偏离长期趋势的数值,反映、分析四国经济波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实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英、美的经济波动程度低于法、德两国(德国在1990年代初由于东西德的统一造成较大异常的经济波动)。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通过偏离长期趋势的标准差得到精确验证:法、德、英、美四国的标准差分别为0.0187、0.02722、0.01705和0.01693。

4.通货膨胀

依据GDP平减指数,由表2可见,莱茵模式的国家(特别是德国)近20年来的通货膨胀率基本上要低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当然这并不能说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稳定物价的能力上不如莱茵模式,因为通胀率与一国政府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德国央行一直坚持反通胀的政策,以维持低通胀率为目标,而英美国家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不主张以政府政策制约市场,所以相比起来通胀率的波动性更大。

5.失业和就业状况

无论是从标准失业率来看,还是从就业率来看(见表3,4),总体进程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均明显好于莱茵国家。在标准失业率上,虽然80年代末英国表现不佳,90年代初美国的失业率也较高,但其他年份都是英美国家的失业率更低。就业率则表现的更明显,从1990年开始的所有年份,英美比德法的就业率都要高出好几个百分点,其中,法国的平均就业率只有60%左右,德国不到65%,而英国和美国都在72%左右。

综上,从1980-2005年这个时间段内,总体来讲,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英、美要比莱茵模式的德、法宏观经济运行相对更有效率,经济表现更好。

两大模式经济表现差异的原因分析

1.宏观背景

尽管林林总总的因素很多,但这一时间段具有全球影响的原因主要是以信息和金融为主角的经济全球化和对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全面冲击的老龄化。

(1)全球化冲击。经济全球化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拆除阻碍生产要素在国家间流动的人为藩篱,使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上世纪90年代发端的此轮全球化主要特征则是金融和信息的全球化,导致了国际市场上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贸易往来更为频繁,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逐渐放宽对国家间人口流动的限制。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国家相对更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或者说,全球化的进程、结果相对更接近盎格鲁-萨克逊的模式理念、做法。英美国家一向推崇放松管制、放任自由,国内经济所受政策秩序的约束较小,所以国内市场能更好的依靠自身的灵活性来适应外界的变化。而且国内的较低的税率也更吸引各国企业来本国投资,管制较少的金融市场和富有多样性的金融工具的发展,也鼓励全球资本流向本国。

莱茵模式的国家则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略输一筹,这与该模式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有秩序的竞争”是莱茵模式所强调的,虽然竞争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自由主义相比,莱茵模式通过国家的作用给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套上了秩序的“笼头”。③具体地,在政府的干预与控制下,一方面,资本的流动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市场发展受到抑制,国内经济的监护职责落在金融部门(主要是银行)的肩上;另一方面,政府制定的福利政策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既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来源,又保证了经济中消费群体的稳定性。因此,莱茵模式下的经济平衡其实是通过政府、资方、劳方三方动态博弈而形成的,任何一方力量的相对增强或衰弱都会削弱平衡的稳定性。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可以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其逐利性决定了资本会流入税收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面对全球厂商的竞争,一国厂商不能索取高价来弥补上述成本。这对高税收和劳动力成本的莱茵国家明显不利。

(2)人口老龄化的重负。囿于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制度,莱茵模式的国家普遍具有“高福利”的特征,而福利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随着人口结构中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见表5),福利支出也不得不随之提高。与英、美相比,德、法社会中的老龄人口比例更大,而且近20年来(1985-2005年)上升趋势很大,其中德国上升了28.8%,法国28.7%,而英国为5.3%,美国只有4.2%。在老龄化社会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冲击。社会、政府、企业所负担的福利成本大大提高,同时,各方用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则受到挤出。

宏观外部的冲击,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内部凸现出来。这主要来源于相关国家各自结构性差异。

2.结构性差异

(1)福利制度。由于理念、传统的差异,两大模式国家的福利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异,莱茵模式国家社保费用远高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国家。(见表6)。前者如德国等均是以强制社会缴费的形式为巨大的社会福利筹资。

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下的美国,则强调个人自我责任,惟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社会贫困线下的弱势群体分别由联邦和地方政府提供社保覆盖。在英国,尽管它也是福利国家,但是其缴款一般是由一般税提供的,而这又受财政预算的约束,所以社保费用并未像德国等那样出现福利费用的激烈膨胀。

较之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国家相对高昂的福利费用和强制社保缴费的形式导致高税收和社保缴费、高成本、高国债、低竞争力、出口相对下降、低盈利、高破产率、低消费、低国内投资,最终荼毒经济,遏制福利增长,陷入恶性经济社会循环。以2004年为例,德、法、美、英四国税收加社会保障强制缴费率分别为34.62%、43.7%、25.4%和36.5%;每小时的工资成本分别为26.32欧元、20.74欧元、19.89和18.76欧元。可谓泾渭分明。

(2)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受到一系列因素如文化、体制、政治、法律等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结合,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外在的管制和约束。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包括就业保护,如对员工解雇的限制,对合同固定期限、解约提前通知期限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劳资双方谈判等方面。

美、英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程度较轻,市场具有灵活性。而在莱茵模式国家中,工会拥有强大的与资方直接谈判的能力,工人享有更多的权益。雇主与雇员之间是“社会伙伴”的关系,“共同参与决定制”保证雇员可以参与管理决策,在工资、工作时间、养老金、休假等的制定上由雇主联合会和工会代表来协调劳资双方利益。④就业保护虽然保障了在职者的工作稳定性,但同时也降低了雇主的雇用新员工的意愿,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明证之一就是:德法两国的长时间失业率比起英美两国要高的多(见表7)。

此外,根据经合组织的一项调查,最低工资水平与25岁以下年轻人的就业率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最低工资每提高10%,就业率下降2%~4%。莱茵模式国家的工会在最低工资确定方面拥有更大权力,年轻人就业率相比英美国家就要低得多(见表8)。尤其是法国一直低于30%,而英国在60%左右,而且近十年来有加大的趋势(美、德从1993年相差4.5个百分点到2004年相差12个百分点)。

(3)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是为解决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不一致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股权结构则是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它决定了公司的控制权处于谁的手中,而不同的控制权主体则会为自身的利益采取不同的行为,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而间接对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各自具有鲜明的公司治理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因此影响到它们的宏观经济表现。

美英的公司治理可以说是股东模式(the shareholder model),而德法则是利益相关者模式(stakeholder model),这主要体现在不同的股权集中程度和股东身份上。在股权集中度上,据Edwards和Weichenrieder的研究,在其所选取的102家德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中,46家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超过50%。尤其是商业银行中,股权更是高度集中。如德国的德累斯顿银行股份公司和BHF银行股份公司分别由安联股份公司和ING德国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与此相比,英美模式下的股权集中度要低的多见表9。

“当大股东股权比例超过某一点、基本上能够充分控制公司决策时,大股东可能更倾向获取外部少数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Shleifer和Vishny,1997)。过高的股权集中度赋予大股东绝对或相对的控制权,大股东会通过剥削外部的小股东以获取自身利益,如进行关联交易,支付特殊红利,获得内部控制利益。

在股东身份上,美、英国家中,金融机构以代理人的身份掌握了超过50%的股份,而私人持股只占20%~30%,但在德、法等国,私人公司持股20%~40%,金融机构10%~30%,个体15%~35%,不同公司之间往往相互持股,互为股东,如在德国大股东中私人公司持股比重为38.80%,而且金融机构的身份并不是代理人而是作为所有者。据统计,在德国最大的33家公司中,银行的投票权就占了82.7%。

从上述的两个指标来看,在莱茵模式国家中,股权集中度更高,股东中银行身份所起的作用较大,不同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使得公司内部管理控制方式更复杂,降低了透明度。公司可以自由地将资金从盈利公司转向陷于困境的关联公司,而不是投资到更有利的项目,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而银行成为公司的大股东,掌握着其客户公司的内幕消息,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旦该银行由于某种原因不再为该公司提供贷款,由于信息不对称,其他银行可能会因此认为该公司是在进行一项不利的投资,从而也不愿意为该公司提供贷款,这样就增加了公司的融资成本、限制了公司的资金来源。此外,银行领域自身的不稳定性也给企业的持续融资带来困难,一旦银行资金周转不灵,企业得不到更多的资金,即使有好的投资项目,也不得不放弃,投资效率降低。⑤

而在英美,股权结构高度分散,企业融资更多的依赖于公开市场上的交易。分散的股权降低了内部人控制对外部小股东的利益损害,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反托拉斯法和母公司-子公司之间的“一臂原则”(arm's length rule)简化了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增加公司的透明度,减少内部人交易而损害公司利益。而发达的公开市场也帮助企业摆脱银行的束缚,有了更多的资金来源。

另外,较之英、美以资本及股东利益为核心,德、法模式企业更倾向于平等对待包括资本、劳动力在内的各生产要素的作用,使得公司决策机制中劳方地位举足轻重,当其在投资、用工福利保护等方面权力过大时,导致企业投资、用工决策颇受制肘、缺乏弹性、效率低下。

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的不同影响了企业投融资的效率,从而影响到宏观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效率。莱茵模式国家由于公司内部股权结构不透明、银企之间关系复杂,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率。

(4)创新活动。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劳动密集型产业萎缩,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日益壮大。科技创新成为促进和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实质是各国在科研上的人力、资金等投入、研究成果产业化上的生死决斗。在这方面,美国无疑独占鳌头。首先,美国在包括研发领域、高等教育(公共与私人)和软件方面在内的“知识投入”上远远高于其他各国。据经合组织2006年经济、环境和社会统计年报的最新数据:美国在知识投入上的比重占GDP的比重,2002年是6.6%,远高于德、法和英国的3.9%、3.7%、3.7%;其次,在科研人员的比例上也如出一辙(见表10)。再则,高投入获得高产出,在作为标志之一的专利数量上,平均每年美国获得的专利数基本是德法总和的近2倍。当然,这里我们并没有发现英国较之德法有任何优势。

最后,作为科研、管理对产业化的转化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集中体现在反映GDP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的技术管理要素的生产率上(见表12)。结论也是一样。

结论与启示

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典型代表国家英、美和德、法近30年的数据统计来看,前者的经济表现要好于后者。应该说这两个模式最根本的区别源自于它们的理念,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强调竞争与个人主义,而莱茵模式更注重公平与秩序性。进一步地,外界宏观环境如全球化、老龄化的冲击影响,通过两大模式在制度上的差异(如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程度、社会福利制度、金融体系、公司治理方式、科技创新体制)结合在一起,才导致了两大模式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且我们应该看到在这轮全球化初期,英美以追求效率为导向的经济表现较出色。但存在这种可能,随着进程的深入,德、法这类在市场竞争框架下强调社会保护和公正的莱茵模式国家会重新成为赢家。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英美等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国家的民众对莱茵模式国家较高社会福利水准的看齐(Benchmark)压力日增,劳动力全球化和社会福利将不可避免。全球都会进入一个同时强调效率和公正,甚或更突出公正的新时代。如同上一轮工业化为标志的全球化从自由竞争最后进入强调社会福利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一样。

对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日益加速,处在转型期,同样面对全球化、老年化挑战的中国来说,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首先,突出重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尽管目前中国经济总量的排名已是世界第四,但人均收入还属下游水准。“发展还是硬道理”。在相对较长时期内,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蛋糕持续作大。充分学习以效率为圭臬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励企业和个人竞争、完善高效的金融市场、建立更加高效的银企关系、激活劳动力市场,以满足和适应我国自身追赶、崛起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社会公正莱茵模式代表着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借鉴莱茵模式经验,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必须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伙伴间的对话、提倡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

其次,在学习和借鉴两大模式过程中,必须摈弃和警惕业其已暴露出来的各自劣势,免蹈覆辙。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过于强调自由放任,而忽视了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管,造成了诸如安然、世界通讯、施乐、泰科等丑闻。过于突出竞争忽视社会公正的恶果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基尼系数明显偏高就是明证;而莱茵模式过度的社会保护造成的巨大福利负担,拖累了经济发展,消遁了公民的进取性和市场活力,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危及社会福利和公正。

最后,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绝无可能完全照搬上述模式,必须在借鉴、批判、吸收两大模式优点的基础上,长、中、短期着眼,宏、微观层面入手,兼顾效率和公平,竞争与秩序,通过政府的作用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双赢,走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收稿日期:2007.07.15

注释:

①张世鹏.莱茵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国际政治研究,2002(4):106。

②Peter Saunders.Turning Back the Tide-Welfare Lesson From America.Policy,autumn 2003,19(1).

③张世鹏,李海东.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比较.商务周刊,2003(8):59。

④李振全.论莱茵模式的合理性及发展走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54。

⑤Andreas Busch.European Integration,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henish Capitalism".Paper for the DVPW Sektion,2004:12.

⑥多要素生产率指的是不能由资本和劳动力变化所解释的GDP变化的部分,或指技术进步(disembodi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多要素生产率来源于生产过程中的有效管理,可以是通过更好的使用劳动力与资本来实现,也可以是更好的组合使用资本与劳动力,或通过降低生产一定量产出所需的中间产品或服务。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解释实际GDP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

收稿日期:200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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