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六朝南方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试论论文,特征论文,原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六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虽多有论述，但是，作为商品经济摇篮和最发达地的城市，却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作一肤浅探讨，冀希同仁教正！
一、南方城市大量兴起的原因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所提到的江南地方经济都会，不过是“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的江陵、“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的陈、“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的吴、“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的合肥、“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的番禺和“亦一都会也”的寿春等六个而己，再加上地处巴蜀的成都，区区七个，就其数量和分布的密集程度远远不及北部中国。这一状况在太史公身后一直到汉末，虽然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江南城市增加的数量并不显著；在全国城市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还有降低的迹象①。由此看来，在六朝以前，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呈现出北强南弱、北多南少的特征。
六朝以前，江南地区城市经济之所以落后于北方，是由江南人口稀少和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导致的。我们知道，形成城市的基本条件之一，必须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聚居。而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在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十四个郡国中，除西北的敦煌、张掖、酒泉、朔方、安定外，其余九个郡国全部在南方。人口密度最低的郁林郡，每平方公里仅0.56人，地处荆州的武陵，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52人，这个数字还不及张掖、酒泉、朔方、安定的每平方公里人口数②。如此稀少的人口分布，当然难以形成城市。东汉时期，南方的人口数量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并不快，人口总数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可通过将两汉书中所载南方各郡国的人口数进行一番比较，便可一目了然。至于说江南地区生产水平不如北方，开发程度较低，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我们从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不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③，以及东汉时期，九真、庐江一带尚不知牛耕④，足可想见！
六朝以前江南地区城市发展缓慢的状况，从汉末开始，发生了变化。
首先，江南人口大增。江南人口的增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殖以外，主要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关于这一时期北方人口南迁的情况，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有精辟论述⑤，无容赘言。关于南方人口增加的数量及其规模，我们不妨以广陵郡为例：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该郡领有淮阴、射阳、舆、海陵、广陵、盐渎、淮浦、江都八县，户八千八百，而到东晋安帝时，衍生出海陵、山阴二郡，而成三郡。这三郡在宋时领县十四，户为一万四千一百八十。在一百多年间，户口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有余。以此一地，自可推及整个江南。
其次，北方人口的南下，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江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加速了江南的开发。因而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产品中商品化的比重也就大大增加了。昔日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区，迅速转变为沈约在《宋书》卷54“史臣曰”中所述情况：
“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兆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城市兴起的因素，这主要是随着地方行政组织机构大量设立而出现的以政治为依托的城市，以及因交通路线开辟而形成的商业性城市。
早在战国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的出现和政治中心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数量由春秋时以单一的国都而发展为郡、县都筑有城，城中有市，即如《战国策·秦策一》说赵国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而《史记·赵世家》云上党有城市之邑七十。城市的设置已成为县级地方行政单位所普遍具有的。《汉书·高帝纪》载：大一统的汉帝国的出现，当地方行政机构重新组合之后，汉高祖刘邦即“令天下县邑城。”让新设立的县，沿袭战国以来旧制，均建立城市。战国秦汉以来在城市制度上的这一规律，是建立于地区政治中心往往定位于经济较为发展的中心区域基础上的，也是集权政治需要的反映，因而，在六朝时期具有继承性。这样，由于北方人口南下在江南所产生的侨州、郡、县的设立和因江南全面开发所新增的郡县，使江南新出现了一大批根植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城市。
六朝时期侨州、郡、县的设置，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等的不完全统计，全设侨州八、侨郡一百、侨县二百二十四。这些侨州、郡、县设立的情况尽管复杂，有一县侨置于二地者，有的有实土，有的徒有虚名，有的派出了太守、县令，有的为“寄治”，但是，确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实土和实际管理机构的。
新增的郡、县则更多。仅从郡而言，《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江南的郡国约三十个，而《晋书·地理志上》在总述全国郡国一百七十三之后，云：“仍吴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汉旧九十三，置二十三。”以此言之，仅吴、蜀之世就新增了三十六郡，比东汉江南的郡国数增加了一倍多。东晋以降，析增、新置郡县屡见不鲜，如《南齐书·州郡下·荆州前序》云：“桓温平蜀，治江陵。从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径裁通，南通巴、巫，东南出州治，道带蛮、蜑，田土肥美，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此郡在东晋时领有的汶阳、僮阳、沮阳、高安四县，均为新置县。尽管由于六朝后朝、郡县省并频繁，我们一时难以统计出新增郡县的确切数，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六朝时期江南的州、郡、县级行政机构是在大量的增加之中。
正是在这些大量的新增之州、郡、县的同时，在其管理机构治所所在地，新兴的城市同步产生。在现有的文献材料中，固然不可能有这些新增的每一城市的材料，但我们从某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新增治所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宋书》卷37《州郡三》雍州刺史华山太守条载：“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堤。”作为华山郡治所大堤，据梁简文帝萧纲《雍州曲·大堤》诗云：“宣城断中道，行旅亟留连，出妻工织素，妩姬惯数钱，炊雕留上客，贳酒遂神仙”⑥。可知从刘宋建城，到梁时短短几十年间，已成为织机声声，店铺林立，钱货周连的繁华城市了。这个事例足以说明侨州郡县和新置郡县的设立，对六朝城市的兴起有着巨大的作用。
因交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商业性城市，在春秋时已经萌芽⑦。六朝时期，交通道路的开通虽然没有秦汉时期那种在北部中国大规模开辟陆上道路的行动，但是，利用江南水网密布的自然条件，展开了大规模水上运输，从而使水上交通运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有关水上交通繁忙的情形，从孙吴直至陈亡，文献中俯拾即是，如孙吴时州郡吏民及诸营兵“浮船长江，贾作上下”，竟至“良田浙废，见谷日少。”⑧晋安帝元兴三年二月，长江大水，“是使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贩流断，骸胔相望”⑨。刘宋末年，齐高帝萧道成于“元徽二年五月，举兵于寻阳，攸略官民，数日便办，众二万人，骑五百匹。发盆口，悉录商旅船舫”⑩。陈时南兖州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记”(11)。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由于水上交通道路的开通和迅速发展，因而在一些关津、渡口、码头逐渐发展成为商业性的城市。孙吴时出现的“会市”，可以看作是这种商业城市的萌芽。据《建康实录》卷2记载，破岗渎开成后，“上下一十四埭，定会市，作邸阁。”可见在舟船过埭的地方，不仅存在有会市这种交易场所，而且还有储货的邸阁，已经具备了城市的基本条件，惟其规模甚小而已。这种孙吴时期出现的会市，到南朝时其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多、扩大，发展成为草市、小市等不同于官方正式市场的商业性市场和城市。从《水经注》卷32《淝水》和《太平寰宇记》卷90升州上元县条所记“草市”，以及《隋书·食货志》说秦淮河“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来看，这些商业性市场和城市大多靠近大中城市，或者是交通要道之处。这就是六朝后期城市群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五个相对独立经济区内城市的兴起
毫无疑问，“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12)。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开发历史和地理条件等原因，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并不是平衡的。大致说来，六朝时期，江南地区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楚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和以番禺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当时南部中国的五大经济区域。由于城市中的商品经济因素是由某一经济区域内人口流动和物质财富交换决定的，所以，六朝时期江南的城市发展迅速和集中的地区也主要在上述五个经济区内。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论述：
1、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经济区内，江南中心城市的定位和新兴城市的勃兴：
这一地区为江南为开发较早地区之一，也是六朝政权的核心地带。域内城市遍布，大小城市几乎是一个接一个。重要的有建康、京口、吴兴、山阴、乌程、宛陵等。
建康：“本楚金陵邑，秦改为秣陵，吴改为建业，晋愍帝讳业，改为建康。元帝即位，称建康宫”(13)。据《金陵记》所云，这座城市的规模，“西（自）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南北各四十里”(14)。早在孙吴时，这里已是“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圜阓而流溢，混品物同廛，并都鄙而为一”(15)。东晋时，建康淮水北“有大市百余所，小市十余所”(16)，形成了城市群落。南朝时，建康城市人口增多，史称“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17)。如以每户五口计，则多达一百四十万人。即使在今日，也足可称得上大型城市。城内宫府所设的市场，也是不断扩大的。史称“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18)。官府所设市场外，商人们在城中设置了大量用于商业活动的邸、店。《南史·邵陵王纶传》记梁武帝大通四年（公元523年），扬州刺史萧纶“遣人就市赊买绵采丝布数百匹，拟与左右职局防阁为绛衫、内人帐幔，百姓并关闭邸、店。”不仅贵族官僚子弟，象刘宋西阴王刘子尚诸子“皆置邸舍，逐十一之利，为患遍天下”(19)。而且连皇帝都指使臣下开设店铺，《宋书·刘休传》记宋明帝命其“于宅后开小店”，使其妻王氏于店中亲卖扫帚、皂荚。
京口：号称建康门户。《隋书·地理志下》称为“亦一都会也。”它“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是一个滨临长江而又有江南运河可通吴、会的商业城市。早在东晋时，该城的商业就颇发达，南渡士族刁逵，“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20)。到刘宋时，京口更是“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途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壹，苞总形胜，实唯名都。”(21)
吴兴：为“三吴”之一。在三国时期就被称为“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22)。东晋以后，这里被人们目之为“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的“国之关铺”(23)。
山阴：王彪之《整市教》云：“近检山阴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属承承宽，亦皆如之”(24)。可知，在晋代，山阴城内店铺林立。据《宋书·顾恺之传》说，山阴城在刘宋时人口多达十多万口，号称“海内剧邑”。附近农村的物产源源不断运往该市场。史称戴法兴少时在该城市中卖葛，郭世道曾与乡人一起到城市市场出卖货物，事详《宋书·戴法兴传》和《孝义·郭世道传》。
乌程：即今浙江吴兴县。《齐书》曰：“王敬则少时屠狗，商贩遍于三吴，后为吴兴太守，入乌程，从市过，见屠肉
，叹是我少时在此作也，召故人饮酒，说平生，不以屑也”(25)。据此可知乌程县治所城市所在地，其市肆中有专门出卖狗肉的商人。
宛陵：作为宣城郡之治所，《隋书·地理志下》云其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2、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经济区内，具有战略地位和以“五市”为经济特色的城市的发展。重要的城市有寿春、彭城和广陵：
寿春：为“一方之会”(26)，曾为楚都，建城历史悠久。到六朝时，它“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日；西接陈、许，水陆不出千里……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27)。它不仅是淮南地区内著名的商业城市，而且还是南北政权进行互市的主要地。
彭城：在六朝时虽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但它也是南北互市中南方的重要经济城市。《宋书·张邵传附张畅传》记载有北魏与刘宋在此城进行互市活动的具体情况，并且说城中有“小市门”等商业市场。
广陵：即江苏扬州。《芜城赋》云其“全盛之时，车挂轊彗，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孽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28)。完全是一幅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闹市景观。
3、以江陵为中心的荆楚经济区内，沿江码头要津之地城市的发展和增多。《南齐书·张敬儿传》称：“荆州物产，雍、
、交、梁之会……良皮美罽，商赂所聚”。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江陵，是这个经济区内最大的城市。除此之外，还有夏口、襄阳、浔阳等一批城市。
江陵：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非常繁荣。所谓“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29)。凭借这里“水陆通便”(30)，和六朝时期这里历代荆州治所的前提条件，其作为长江中游中心城市的经济作用表现十分明显。南朝刘宋乐府诗《石城乐》中即云“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据说梁元帝在荆州竹林堂养有雌鹤，“霜天月夜，无时不鸣，商旅江津闻之，多为坠泪。”(31)
夏口：即今武昌。在汉末三国时，它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要塞(32)。到刘宋何尚之建议以这里“浦大容舫”等为理由，建议孝武帝以夏口为郢州治所，从此夏口迅速发展为商业性都会。至萧梁时，曹景宗为郢州刺史，“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陆法和在梁元帝时为郢州刺史，在夏口无为而治，“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无人领受，但以空槛龠在道间，上开一孔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33)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为长江中游地区南北交争要塞。《隋书·地理志下》云：“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南齐书·州郡志下》说：“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邑居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
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为东晋江州之治所。该城商业发达，商船云集。《晋书·刘胤传》云其为该州刺史时，“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前揭元徽二年五月齐高帝萧道成举兵于寻阳，二万兵士“悉乘商旅船舫。”
4、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经济区内城市的普遍出现。这个经济区中的城市，在六朝时期，除了中心城市成都以外，主要是中小城市的兴起。
蜀汉时期，由于成都在汉末几乎未遭战乱，所以该城未受破坏，在前代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蜀都赋》在描述其商业状况时说：“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又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贾贸
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穷于八方……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到南朝时期，这里“水陆所凑，货殖所萃”，蜀锦、川马，驰名中外(34)。
关于巴、蜀地区的中小城市，我们从《水经注·江水》所载长江流经之地可以约略知其一斑！该书云：
江水“又东□瞿巫滩……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图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江水又迳东阳滩……常璩曰：水道有东阳，下瞿数滩，山有大、小石城势，灵寿木反橘圃也。故《地理志》曰：具有橘官，有民市……江水又东，右迳夜清而东历朝阳道口，有县市，治下有市，十日一会。江水又东，左迳新市里南，常璩曰：巴旧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也。”长江所经之县，莫不有市，反映出巴蜀地区中小城市的普遍发展。
5、以番禺为中心的岭南经济区城市的大量兴起。六朝以前，除番禺以外，文献中不见有其它城市。到六朝时期，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新建的城市近三百座(35)。
番禺，即今日之广州，位于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上，是岭南海陆运输的枢纽。由于六朝各代政府对这里加强了统治，使这里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发展，因而其对外的经济交往大大增强，外国的贡使和民间商人往来于番禺和建康之间，他们“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36)。南朝时更加繁荣，《南齐书·州郡志》说：“广州填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卷握之资，富兼十世。”南齐时，“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37)
除番禺外，六朝时岭南城市尚可称道的另有始兴、林邑、合浦、苍梧、郁林等。如萧齐时内史范云治郡有方，始兴曾一度出现了“商贾露宿”(38)的景象。
由于岭南境内城市的大量兴起，城市经济的异常活跃，所以到六朝后期，出现了“工贾竟臻，鬻米商盐，盈衢通肆。新垣既筑，外户无局，脂脯豪家，钟鼎为乐。扬祛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39)的经济繁荣景象。
六朝五个经济区内城市群中大中城市，反映了当时城市经济的主体风貌，表明南方城市的大量产生，是附于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前提的。
三、六朝城市经济的特征
由于六朝时期城市的大量兴起，因而也给南方的城市经济带来了某些新特征。这些特征除前所述“草市”的产生以外，主要是传统市场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和城市网络联系萌芽的出现。
传统市场制度发生变化是指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市场制度中要求商品分门别类，按不同类别集中陈列的做法，已不为商人们严格遵守。明显的例子是山阴市，该市自东晋以降“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漏没，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40)商人为了追求利益，置成规于不顾，占据有利商业的地点。随着这一现象的出现，传统的市场管理体制便不能适应了，既不能保证商税的顺利征收，致使“商估漏没”，又不能使商业活动公平化，有权有势的商人“凌践平弱之人”。钟对这种情况，王彪之特地要求用行政手段加以整顿。
第二，传统市制中，市场内设立市门，交市开放市门，闭市关闭市，门不许市场内有其它活动的制度被逐渐破坏。其表现便是市场内住家的出现和存在。据《梁书·吕僧珍传》记载其起自寒微，后来官居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其“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显然吕僧珍微贱时的住宅就是在市场内。
第三，传统市场制度中定期开市，交易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的制度也已放宽。这从梁人庚肩吾之《看放市诗》所云：“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可以得到证明。黄昏时市场中那种熙熙攘攘情形，说明开市时间延长了。
第四，市场内部出卖商品的商人，似乎已不需要向官府登记成为有市籍者，人们只要有出卖的商品，且缴纳市税和交易税便可以在市场出售。此可从文献中所载东晋南朝不少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生产者将产品投放市场中得到证明。如郭世道“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而“误得一千钱”，其子郭原平步行到钱唐货卖自己所种的瓜(41)，穷家出身的戴法兴“卖葛于山阴市”(42)，会稽陈氏三女“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43)等，其例颇夥。
第五，商品交换已不局限于官府所设的固定市场，在住宅区内开始出现店铺。这种店铺在文献中包括店、邸、邸店。如南齐时刘休“于宅后开小店”，使其妻王氏于店中亲卖扫帚、皂荚等商品(44)。市外住宅区或其它地区店铺的大量出现，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市场制度在地域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再也不能适应不断扩大的交换的需要。
从上述六朝传统市场制度的变化来看，传统市场制度中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定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同一时期的十六国北朝，在文献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反映。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北方。
与传统市场制度变化齐头并进的，还有城市网络联系的萌芽。众所周知，就单个城市来说，虽然大都定位于一定的经济区或者位置重要之处，但其建立主要是出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其城市经济主要是仰赖其区域和附近自身的生产活动提供的物资集散，以及出于某种必需的人为的物资调拨。由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所产生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一情况，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六朝时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自然条件的差异、物产的不同，必然要以其它地区作为补充和依托，从而开始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和商业联系网络。
我们说六朝时期城市间商业网络开始形成，基于下列事实：
首先，城市网络联系所必须的交通初步形成网络。商品运输工具的制造业在整个手工业制造中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
江南地区河湖密布的自然条件，在发展水上交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六朝时期商品流通的方式正是以水运为主。这一时期水上交通之发达，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第一，内河港口的大量出现。如地处长江中游的夏口城，就有“黄军浦”、“船官浦”、“夏口浦”(45)、“石桥浦”(46)，区区一城，见诸于史的港口就多达四个。第二，人工运河的开凿和牛埭的大量设置，说明官府十分重视发展水上交通运输。第三，造船业的发展，既是水上交通发达的明证，反过来它又促进水上交通运输的发展。六朝时期从孙吴开始，造船业始终是官府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不仅数量甚多，而且造船的水平不断提高。
其次，社会人口中，不仅直接从事商业买卖的人口很多，而且有大批人口专门从事商业运输活动。在《乐府诗集》中的《吴歌》、《西曲》有不少诗篇反映沿江上下商船旅客的频繁来往(47)，《梁书·孝行·苟匠传》等记载有商船运输日夜不息的事实。
再次，城市与城市之间，物资和商品交换频繁，整个经济生活中，与外界关系十分密切。东晋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48)。南齐雍州刺史临川王萧映经常派人到京城贩运货物，为此有人建议说：“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可以微有所增”(49)。许多城市因与其它城市经济交往密切，因而商品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号为“一都之会”的京口，便主要是依赖其“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50)而崛起的。
六朝时期城市网络联系的萌芽，主要是通过以下三条主要交通线来实现的：第一条是从成都经江陵至京口的长江水道，它连结巴蜀、荆湘、扬州三大经济区；第二条是从江陵、豫章至番禺的湘赣水道，将荆湘、扬州、岭南连接起来；第三条是海上运输，北起句章，中经建安，南至番禺、沟通三吴与交广。在这三条主要交通线之间，存在着众多的辅线。每条辅线与主要联结点，便是一个个城市。这些城市通过主线和辅线与其它城市发生经济往来。
注释：
①这主要是指全国的郡、县分布中，北方增加的速度与数量比南方快和多。
②这里参考了葛剑雄先生《西汉人口地理》第101页表8的研究成果。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后汉书·循吏传》。
⑤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出版。
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20。
⑦《史记·货殖列传》：“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
⑧《三国志·吴书·孙休传》。
⑨《宋书·五行志四》。
⑩《南齐书·高帝纪上》。
(11)《太平寰宇记》卷124引《南兖州记》。
(12)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刊《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
(13)《建康实录》卷1。
(14)《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三年注引《金陵记》。
(15)《全晋文》卷74左思《吴都赋》。
(16)《隋书·食货志》。
(17)《资治通鉴》卷162《梁纪》十八注。
(18)《太平御览》卷827《资产部七》。
(19)《宋书·沈怀文传》。
(20)《晋书·刁逵传》。
(21)《宋书·文帝纪》。
(22)《宋书·二凶传》。
(23)《资治通鉴》卷163简文帝大宝元年条。
(24)《初学记》卷24《居处部·市》引。
(25)《太平御览》卷828《资产部八·屠》引。
(26)《史记·货殖列传》。
(27)《晋书·文苑·伏滔传》。
(28)《文选》卷11鲍照《芜城赋》。
(29)桓谭《新论》。
(30)《南史蔡廓传》。
(31)转引自《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65《杂记》。
(32)参见王素：《南朝夏口地区社会经济杂考》一文，收入《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一书，武汉出版社1988年出版。
(33)《北齐书·陆法和传》。
(34)《南齐书·州郡志下》。
(35)《参见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一文，刊《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6)《宋书·蛮夷传》。
(37)《南齐书·王琨传》。
(38)《梁书·范云传》。
(39)徐陵：《广州刺史欧阳德政碑》，载《广东通测·金石略》。
(40)《全晋文》卷21《王彪之整市教》。
(41)《宋书·郭世道传》。
(42)《宋书·戴法兴传》。
(43)《宋书·孝义传》。
(44)《南齐书·刘休传》。
(45)《南齐书·张冲传》。
(46)《梁书·武帝纪》。
(47)参见唐长孺《魏晋隋唐史三论》第135页。
(48)《晋书·刘胤传》。
(49)《南史·齐临川王映传》。
(50)《隋书·地理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