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中的五大弊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弊病论文,五大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现代性研究在经济学、法学、人类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文化及文学研究方面却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研究这些缺陷与不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以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其基本使命的。综合起来看，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弊病。
弊病一：以文化解释者的主体性遮蔽文化存在的客观性，缺乏对文化运动自身复杂性的认识
中国文化的解释者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从未接触过外国文化的中国学者。他们自信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眼见体察，因为他们自始至终生活在中国文化的完整语境里，但其实他们未必深知中国文化的优劣利弊，水中之鱼是不能跳出水外去客观评说水中冷暖的。第二类是海外华人。他们熟悉中国文化，同时由于其乡土情结和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地位直接与中国文化有关而高扬中国文化，甚至在一种遥望与回忆中将中国文化完全美化。第三类是成长于中国文化中，以后或因长期游学国外、或因大量翻译外国文化著作、或因大量阅读外国著作而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视野的中国学者。他们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与异域视野的启迪中能够发现常人所不能察觉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对中外文化各自在对照中显示的优劣利弊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他们对两种异质文化的解释很容易此时此地因胭脂说其美，彼时彼地因麻斑而又定其丑；他们对异域文化之间的比较很难严格在相同层面或统一标准上进行，往往拿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指责中国文化的糟粕，又拿中国文化的精华来指责西方文化的糟粕，或来个中庸将一切文化想当然地调和得无比圆满完备，并美其名曰“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第四类是外国学者。他们虽然能够客观观察中国文化，但由于处在中国文化之外而极难在根本上洞察中国文化的真正全貌与复杂内涵；他们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同时也多有误解甚至隔阂，很难洞见其中的秘密与奥妙；他们对中国文化语码的解读与接受只是简单地从公开出版的书刊报纸入手而很难深入原生态的文化内部亲身体验，难以觉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下中国部分甚至大部分书报文化的有限与遮蔽。加之部分西方人或希望中国永成古董以供鉴赏，或出于嘲讽与误导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方面不可告人的目的，因而常常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特别提出的还有第五类。这类学者有三种情况：一是另类，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表示强烈不满，力抗中国传统，诅咒中国社会，对讲究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文化抱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二是由于看到了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许多弊端，认识到现代性的复杂性与悖论性，企图重新张扬中国文化，以求得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纠正与弥补；三是经历了中国政治的太多运动与斗争，在一次又一次的“洗礼”中消磨了自己的文化追求与思想个性，宁愿成为“紧跟派”，也不愿再去冒险或自讨苦吃。
在西方，有人希望中国永远落后愚昧，中国人也特别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与文化殖民，加之国家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情结，于是中国文化史上便不断出现保守主义潮流。同时，出于对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追求，从“五四”以来就一直存在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潮。三种思潮的对话不是站在一个平台之上。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不管多么“激进”或“自由”，都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去努力建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保守主义不管怎样全面稳妥、爱国爱民族，甚至也讲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但其目光始终是面向过去，将文化追求的价值基础封闭在传统与历史的陈迹之中而不是现实与未来的创新之上。三种思潮似乎互相撞击得很激烈，但其实都只是中国文化的一元，它们在各自的文化视野中都具有其各自的文化依据与存在的合理性，但都不能代替中国多元文化的实际客观整体运动。他们之所以互相批评，是由于不恰当地将自己的文化观点看作了中国文化在实际存在中的客观整体，同时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文化的本来实际整体存在是在各种文化既彼此冲突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合力中诞生。客观地说，一个文化人不可能以全知全能的身份了悟与评判一切文化，他总是站在一个特定文化视角来表达其文化观点的。由于文化是人的文化，而人是有时间与空间局限的人，所以，文化的解释永无完美与定格。不同的人对同一文化及不同文化的感受的不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无可回避的局限性。文化本身很复杂，人本身也很复杂，以一个非常复杂的主体系统去研究另一个非常复杂的客体系统，世界更显示了无比的复杂。而如果试图在文化运动中扮演文化英雄的角色，必然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论争。
弊病二：以化约化观点简单对待民族化与西方化、古典化与现代化、传统与世界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缺乏对其作以具体语义场的动态理解
民族化与西方化对应，侧重于空间形式，其超越性概念是世界化；古典化与现代化对应，侧重于时间形式，其超越性概念是传统。西方化与民族化互不包含，但都能面对世界化：民族化以民族性走向世界，西方化以西方性走向世界。古典化与现代化互相排斥，但其中都有传统的存在。古典化与现代化中都存在民族化问题，但古典化不具有世界化，而现代化意味着世界化。真正的民族化不排斥而是追求现代化与世界化，化民族其实是在化现代与化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的。西方化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西方化虽然具有一定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意义，但它并不等于现代化与世界化，虽然它目前在中国人眼里似乎就是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代表符号。严格来说，民族化的对应概念并不是西方化，东方化才是西方化的对应概念。在东方，除了中国文化，其他民族如印度文化与日本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民族化的对应概念应该是世界化。民族化并不专指中华民族化，它是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而言的，但习惯上我们普遍将民族化默认为中国化。其实，应该用本土化或中国化来表达，与本土化对应的概念应该是他族化而不是西方化或者世界化。同样，西方化也并不专指美国化，美国化更不能代表世界化，也许在经济上可以代表，但在文化上却是不可能的。
文化有世界化，但没有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经济范畴术语，意味着一体化，而文化的一体化则不可能，借用这个经济术语来表达文化世界化的意思会造成混乱。全球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是全球一体化对局部本土化不断消解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政治、文化、审美、观念、伦理、道德、行为、人生观等多方位的全球化和同质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是采用“世界”的提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 （P124—125）鲁迅经常用的概念也是“世界”：“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2] （P391）文化的世界化不同于经济的全球化，在企图寻求同质化的同时更是一个异质化过程。当国家职能、区域界限、族性特点逐渐淡化并使其非同质化的因素边缘化时，大大激起了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族性群体的亲和感、民族文化的尊严感。在文化上，没有异质化就无所谓同质化，同质化以异质化存在为前提；只有同质化而没有异质化，文化就会失去活力与动力。
民族化通过控制时间来控制空间，全球化则通过控制空间来控制时间；全球化是对距离的暴力行动，而文化作为资源可以全球和平共享。文化不像经济全球化一样拥有一个各国各民族都要甚至不得不遵守的世贸组织式的共同游戏规则与整体运动模式或一体化协定。经济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部法则，美国经济遵循它才能发展，中国经济也要遵循它才能发展；但文化却是人为创造的，与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变化性、求异性紧密相连。文化的生命在于求异，经济的生命在于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即兼并与求同。思想与文化从来就是不统一的，而经济总在找寻着它的同一定律；文化同一的结果是其死亡与枯竭，经济统一的结果是其强大与发达。中国文化永远不同于美国等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中国文化就在它的这种不同中显示着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意义，从而为文化的世界化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中国文化也永远不可能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或消灭，在一百多年的剧烈文化碰撞中，中华民族怀着复杂的迎拒心态选择了启蒙理想等部分现代性要素，也显然排斥了西方文化中另一根源深厚的传统即基督教传统，可见即使在武力征服与殖民统治下，文化极权的专制制度也不能完全压制每个个体的文化选择。
民族化是现代化、世界化中的民族化，建构民族文化的动力就来自对现代化的追求，倘若没有这个追求，一切讨论都会失去同一标准而导致许多无谓的纷争。现代化绝不是复古化、古典化，也绝不是西方化与民族虚无。现代化本来是世界化的，但现代化的世界化必须有传统文化这个基础，一切外来文化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母体中受孕，现代化才有可能生成。世界文化体现在各民族文化中，文化的世界化要靠民族化去实现，没有“我在”就没有存在，没有民族化就没有世界化。民族化与世界化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体的，真正的民族性必定具有一定的世界性，世界性就是在民族性中体现并发生的，没有民族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比较与相通，世界性就是一个空壳。世界性是相通的民族性，民族性是世界性中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性。不是说你写了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风情、不同心理、不同观念，这才叫民族性；而是要通过写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在不同的风情、心理、观念的表面背后存在的对一些永恒问题如人性、战争、爱情、宗教等的共同关注及其共鸣时各自又显示了怎样的不同，这才叫民族性，它同时也体现了世界性。民族化是走向世界的民族化，不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性是没有价值的；价值是从其要求中获得其存在的，而不是从其存在中获得其要求。虽然世界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追求，但面对价值的焦虑恰恰等于承认了价值的理想性。鲁迅于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的信中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2] （P391）许多后人对此有所误解，将地方色彩误解为狭隘的古典与地域，如1939年萧三在论及中国新诗的民族形式时就说过，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其误区是将世界化看作各个民族化的并列体或简单的相加，认为只要各个民族的个性文化机械杂呈于世界文坛就构成了世界文学。其理论盲点是没有把世界文学视为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相互调整的结果，其现实误导是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与盲目排外主义。
建立全球化的中国文化不必一定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殊性上，而是要试图去重新解释西方文化。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西方文化霸权所预设了的。当中国文化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后，世界文化格局就会发生变化，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图景与标准就不是当下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标准，其中东方文化是一重要动力。现代化的新意义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现代化后各自现代性的重新整合。所有的现代文化都应该是平等的，都是世界文化的重要存在形态。文化的民族性是不可遮蔽的，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失去其特殊性时就不再是文化；但是，文化的独特性也不能保证其在个别方向上取得纯粹发展。只有当不同民族的文化保留各自特点，同时又能通过世界交流来发展自己的时候，世界文化才有可能形成。世界文化存在于各民族文化有效融合和相互影响当中，是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冲突而不是各自特殊的独立存在。民族文化既通过特殊性来认识自己，又依靠特殊性来建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既保存各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又具有各民族共同的世界历史使命。
弊病三：以机械粗暴的态度来理解反传统，缺乏对反传统的深刻辨析
传统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与生殖力，它与人的潜意识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思想模式表现在每个人身上。传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由过去流传下来，可以是制度、思想或行为方式，也可是具体物件。传统绝不是过去、古典、陈旧、古代，不是在过去凝结成型的一种客体，而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中的一个过程。传统先于人们而存在，每个人不得不接受传统并沉浸其中获得各种信息。传统的霸道是在人们无力抗拒之时已经在人们身上打上烙印。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传统或脱离开传统的。任何人的问题、信仰、思考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在某个传统中进行，任何智性探究者都必须从一个传统出发。现代中的传统是一种隐性制度，它既构成现代的基础，规约着现代的发展，同时为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价值资源与动力支持。传统是无法灭除的，它看上去是按部就班地在现代化面前不断后退，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在现实和当代历史时期的作用。它是文化生成的基因，基因可以变异但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传统不仅是历时性的更是共时性的，现代化有时还要靠传统思想模式战胜最新时髦思想。传统意味着耐久性，其信念或习俗具有抵制变化的完整性和迁延性，每个传统都有其既得利益的大量守护者与保卫者。因此，传统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它总是区别对待“内部者”及“他者”。传统含有道德和情感内容的持久约束力，能够在信徒身上创造出强烈的情感依附，从而导致对传统的威胁常常演化为对自我的威胁。一个中国人不管怎样反传统，他仍然是生长于中国文化里而不是外国文化里，中国文化传统是其骨子里不言而喻、不必强调的“存在”。
传统的存在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建立权威信仰与经典以构成传统的核心，它具有权威性甚至被视为神圣，其真实性不受质疑；接着，传统出现问题及缝隙等潜在威胁并寻求解决办法；最后，通过解决问题重新评价与建构传统。每个传统中的人都有属于这个传统的一套观察世界的架构模式，这个架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当这个架构不能适应现实文化结构存在时就成为人们的障碍，世界或部分世界变得不可理解，传统不但停滞并且有可能陷入危机，倘若传统中这时有人对另一个文化体系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时，他就能用别的文化结构来解释为什么这个传统陷入困境，同时也能从另一个传统资源中提出解决办法。所以，传统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并且每个解释者都会认为自己的解释最符合经典原意。每个人的观点都内在于不同的传统之中，世界上并无一个客观的绝对的独立于所有传统的理性、公正的标准。每个传统都有自己的核心部分，两个不同传统之间的理解，越离各自核心远的部分越容易翻译，越离核心近的部分越难翻译，而核心部分则无法翻译。中国文化的元传统永远是《易经》，西方文化的元传统永远是《圣经》，中国现代文化再反传统也反不掉《易经》传统，西方文化再现代化也背离不了《圣经》传统。儒、法、墨、道、释等构成的传统是对中国文化元传统的一种解释，但对元传统完全可以作出不同于这些解释的另一种解释。所以，反传统其实不是反中国元传统终极信念，而是反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元传统曾经作出各种解释而现在已经僵化的传统。
传统文化不等于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各种形态丰富生动的、可分性的、具体的、历史上的思想学说并通过典籍形式共时性地以其思想性与审美性存在于现代文化之中，而文化传统则通过社会心理、习惯定势及集体无意识以其伦理要求与行为准则在现实生活中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使其不敢前进不求创新。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丰富存在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努力珍视的，而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奴役体制虽然在现实生活与人们心理中顽强存在，但为了“人”的解放与自由，我们还是要理性地反抗它。所以，反传统反的是不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
传统既能够发展成熟，也能够发展到衰弱。传统的生命不是源于简单的时间延续而是源于不断的阐释。传统不是不可改变，既有惰性又具有流动性，我们无法消灭传统但可以利用传统和重构传统。传统应该是现代中的传统，不具有现代意义的传统是僵死的传统。传统永远处在被制作与被创造中，传统不只是一代又一代继承下来的现成物或遗产，更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其中从而进一步规定、生发、扬弃、选择着传统，我们无法摆脱传统但我们可以在传统之中反抗、改造、重构、辨析传统。其实，每一个传统内部几乎都有一个与其相关共生的反传统的传统；所以，传统总在变化之中。现代化要立足传统之上，没有传统就不存在现代化；但现代化立足传统的方式是扬弃传统，而不是无条件地继承传统。既然20世纪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世界化的视野，有了一个可以作为比较对象的西方文化的参照系；既然传统具有可塑性、可选择性、可诠释性、可重构性，传统中本来就包含了革命、更化等反传统的倾向和资源；既然传统对现代人来说并非意味着时间上的过去而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关注现实就不得不针砭传统；既然传统文化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漫长发展历程中总不断吸收容纳、更新创造；既然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它绝对不是全部文学作品的简单相加总和而只是一种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阐释；既然反传统不是为了消灭传统，而是为了文化的现代化建构；既然反传统是传统获得新生的源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动力，那么，为什么不能反传统或者说扬弃传统呢？
弊病四：以圆满与完美的想象来处理文化尤其是对待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急于想建构一种十全十美的集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之精华的终极至境文化，缺乏对文化建构立足点的把握以及对任何具体文化复杂性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认识
圆满与完美的文化建构在文化操作与实践上都是难以实行的，它只能成为人类文化建构的永恒追求。文化重建最大的困难是在实践层面，文化价值存在着自身的悖论性：认同其同一性理论的学者力主各民族不同文化的综汇融合，而认同其排异性理论的学人则对这种融合不屑一顾。前者以为后者片面偏激，后者以为前者幼稚空想。实际上，文化重建的事实情况肯定会更复杂，绝不会走这两条单纯之路，在理论上对立的有可能在操作上结合，在理论上融合的并不一定在事实上融合。文化重建不仅仅是个理论难题，更是一个实践上的大难题。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融合、西化、苏俄化、民族化、传统化、现代化……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几乎将所有的可能都已经提出，但文化重建的巨大困惑仍然延续至21世纪。
其实，在我们的意识中，始终存在着文化融合论与文化冲突论的紧张对立和错综纠缠。当我们感到融化古今中外所有文化之精华而极力试图建立一种十全十美的永恒文化信仰的同时，我们已经深深意识到了这种文化建构在实际上的难度！而要最终克服这种文化难堪与矛盾达到文化建构的“软着陆”，就要以中国文化为立足点，在吸取外国一切文化时都应以中国文化的建构为取舍。
然而，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就中国文化而言，儒、法、墨、道、释之间也不是很容易能融合为一体的。虽然表面看来，在几千年的文化变迁与延续中，借助统治阶级的政权力量，儒家的伦理道德等级文化渗透于其他文化之中并形成核心，但是，法家仍是法家，道家仍是道家，佛家仍是佛家，墨家仍是墨家，它们虽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支配，但并没有因此而演变成儒家，它们一直有着与儒家文化的根本不同点。其实，边缘存在也是一种甚至是最有力的一种存在，边缘存在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其边缘性上。从另一种视角与意义上看，边缘存在实际就是另一种中心！如果边缘存在消失了，变成了所谓的中心，那么，这个边缘也就等于消失甚至死亡，不具有任何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以中国文化为立足点吸纳外国优秀文化、力求重建新文化的难堪不仅仅在于中外文化的难以调和，而且存在着中国文化本身的一切复杂与巨大困惑！如此说来，文化重建其实是不能预设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新构建同时面对着两大难堪：一是一种文化体系的精华与糟粕能否像切西瓜一样一切为二，然后很容易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精华即使拿来但它们能否很容易很协调地得以调和，像调颜料一样地调还是像烙馅饼一样的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面临中外文化的难以圆满调和，而且面临中国文化内部各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难以完美调和！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不能首先预设一个统一的文化模式，也不必急于寻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论，因为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优与劣、利与弊、精华与糟粕的不可分的化合存在，一个文化体系不可能被主观地为所欲为地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融各种文化精华于一体的文化系统，我们也很难创造出一个没有糟粕的文化体系来。无缺陷无弊端的文化只能是理论上的想象，根本不具有实践性与可操作性。
弊病五：以西方现代性硬套中国现代性，缺乏对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与悖论性的考察
现代性源于欧洲历史文化语境，同西方文化传统具有亲缘关系。西方现代性是过去几百年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一种悖谬性存在。西方现代性于19世纪上半期就开始分裂：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作为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的理性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一种是反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美学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社会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将旧秩序颠覆从而导致了广泛不安，一切依效益与利益为准而遮蔽了生活的独立目的。黑格尔批判现代启蒙本身的浮泛和不彻底。马克思指出现代分工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造成了工人异化。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对现代社会充满悲观。尼采发现现代商人比比皆是永不满足的肮脏贪欲。弗洛伊德就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开出过精神分析药方。海德格尔对人类无家可归状态表示了深深忧虑。萨特抨击科学与理性。韦伯“铁笼”说质疑现代性以及整个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方面，资本主义谋利行为的合法性源于宗教救赎，为财富而追求财富被斥为最应谴责的贪婪，但伴随着财富的巨大积累，谋利本身成了目的，禁欲主义精神则被抛弃，出现了形式合理化与实质非理性的难堪结合，世俗化的人虽不再是宗教奴仆却又变成了金钱奴隶，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另一方面，现代官僚制所蕴涵的目的合理性崇拜效率与功能，却剥夺了人的独立与情感，导致了自由的丧失。卢卡奇的“物化”说指出人自身的活动与劳动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劳动者被沦为单纯机械的附属品成为机械体系的一部分，现代化与物化成了一枚铜板的两面。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更进一步指出对自然的统治势必导致对人的统治，征服外在自然的胜利势必要以人的内在自然的毁灭为代价。哈贝马斯则指出，在进化的意义上，工业文化无疑比农业文化前进了一个阶梯，但是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自身存在种种痼疾，物质文明扩展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会成为不可避免，工具理性渗入到交往世界，金钱原则代替了道德原则，形式合理性挤迫了价值合理性。可见，现代性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具有极大的负面效应。
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不同。西方现代性是时间上由古典向现代的有序性运演，是原初发生的原生型现代性，经历了追求现代性与反抗现代性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并在空间上由本土本族向非现代性国家文化主动扩张；而中国现代性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巨大裂变，在被动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时候，西方现代性已经是一个追求现代性与反抗现代性并存的结构。所以，中国现代性从发生期就是一种悖论性存在：在现代性内部有对话力量，在现代性外部有反抗声音。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中国在远未实现现代化之时就已经由于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国家政权等原因始终使反抗现代性处于文化主潮，而现代性追求在经历启蒙运动的短暂辉煌后一直处于文化边缘。传统的不同导致了现代性的不同。西方现代化出自对神圣宗教神学传统的反动始于世俗化，充满了强烈的入世精神与人性解放需求甚至纵欲等此世性；中国现代性并非起始于反神学世界观，而是在西方现代性进攻下发生的后发型现代性，并经历了技术现代性、政体现代性、科学现代性、主权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等各种现代性的尝试。中国现代性始终面临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痛苦反思。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既无法割裂又不可能统一，离开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被迫学习及接受，中国现代性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真实的理解与说明。因为现代性内在地指向了全球与未来，诚如刘小枫所言：“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3] （P3）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既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在世界化语境中考察中国现代性，又要注意其独特具体的提问方式及问题领域，避免以西方现代性来生硬地套解中国现代性，因为“根本世界上就存在着多种现代性”[4] （P3）。
所谓现代性，其实是人们在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建构而成的。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就在于它不仅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古今演变，而且也是由西方到中国的西化式演变，即是在西方现代性强有力的介入下生成。西方文化的植入过程，同时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急剧断裂的过程。中国现代性的置入性一方面诱发了对传统强烈而急切的决裂及变革渴望，另一方面引发了民族主义激情的护守传统。对中国来说，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中国面对着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强势，只有中国变成了西方的对象的时候中国才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对西方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对西方的反应。西方的入侵成为中国讨论现代的起点，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历史，使停滞静止的中国进入现代变革之中。中国现代化进程其实是对于西方现代性的不断追寻与切近，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不是自然发生而是被迫反应，这种原初性的创伤经验使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异常复杂。中国现代性同时面对着传统与西方。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复杂与西方文化的复杂以及两者相互碰撞的所有复杂性。西方现代性无力为中国现代性提供一个完整的知识和价值体系，而是在知识和价值之间充满了不可克服的巨大裂痕，因此造成了中国现代性极大的悖论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