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研履历分析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 ：一个文献述评 *
刘洪民 刘炜炜
(浙江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23)
摘要 [目的 /意义 ]科研履历(Curriculum Vitae ，简称 CV)记录了科研人员的成长轨迹和职业信息，为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法和新思路。[方法 /过程 ]从履历分析的基本内涵和方法、应用于科研评价的特点以及在科技人才政策中的演进和发展等3个方面对科研履历分析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结果 /结论 ]指出了现有科研履历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从运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柔性集聚国际人才资源的路径、基于科学家稳定经费配置模式的评估、海外优秀人才引进计划的系统总结和反思等方面给出了对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和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 科研履历 科技人才政策 人才流动 政策效应 科研评价 学术能力
0引 言
科技人才作为一个移动的自主的知识库对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有很大影响。从各省市施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到国家为了选拔优秀人才设立的“青年科学基金”“青年英才开发计划”，再到为了引进海外优秀人才而出台的一系列“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千人计划”等，都说明了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反过来，上述科研基金、计划及其所蕴藏的荣誉称号也是科技人才个体的重要科研履历。履历是科技人才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记录了科技人才的成长轨迹，包括学科专业、教育程度、职位变迁、奖学金获得、基金资助、科研产出、团队协作等大量的信息[1]。科技人才是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科技政策应最大限度符合科技人员个体的实际情况，在归纳分析科技人员个体的基础上提升到整体层面，是科技政策研究的一个基本点，也是科技政策研究特别是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中履历分析法的出发点[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及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入应用，科技人员履历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大大提高，不合理利用实质上是对信息资源的浪费[3]，而以科技人员的履历信息作为数据来源，履历分析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4]，在科技人才政策中的应用实践也逐步增多，如国内李潇潇等[5]基于北大、清华 2011—2017年共810名新任教师的履历分析，探讨精英大学的教职获得问题，为优化我国精英大学师资队伍结构提供建议。教育部于近期正式公布了修改后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明确了退出机制、学术性荣誉称号使用必须注明入选年度等。除了“长江学者”外，两院院士、“万人计划”“千人计划”等重要人才计划在今年都进行了政策方面的重大调整，将对科技人员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围绕履历分析在科技人才政策中的演进和发展，主要从科技人才测评、科技人才的职业特征和职业成长以及科技人才的流动模式和政策效应等方面进行文献述评，期望能对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1履历分析的基本内涵和方法
履历(Curriculum Vitae，简称CV)分析是通过对评价者的个人背景、工作与生活经历进行分析，来判断其对未来岗位适应性的一种人才评估方法[6]。一般来说，履历分析包含如下4个主要步骤[2]：第一，进行目标履历的数据收集，主要通过公开的网络信息收集或定向E-mail获取；第二，对已经收集分类的信息进行量化编码，这其中构建一个完整的CV数据库是重要基础；第三，运用不同方法分析数据或者构建模型；第四，统计分析并对结论进行描述性陈述。
履历分析一般有3种基本方法。第一是履历深度分析法，是一种单纯使用履历分析技术进行研究的方法，更多地用于早期的人才选拔中,通过对履历分析项目进行筛选和权重设定，根据项目所需要求进行设计加权经历调查表，对履历信息进行抓取和分析[6]。履历深度分析又有关键词分析法、职位晋升分析法和关键诱因分析法等3种常见方法[7]；第二是生存分析法，是将终点事件和生存时间结合起来分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可以处理删失数据，适用于研究动态事件发生过程的规律[8]。国内实际应用中，田瑞强等[8]在基于科研履历的科技人才流动和人才职业成长的研究中使用了生存分析法，孙玉涛和张帅[9]则通过生存分析法中的Meier分析法和Cox回归模型，对“青年千人计划”项目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定量研究。履历分析的第3种基本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法，适用于分析科技人才的群体特征和流动研究。田瑞强等以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基于233名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履历信息，探讨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流动特征[10]。基于履历分析技术，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提供更客观以及具有针对性的数据，使得研究结果的解释性以及目的性更加明确[11]。但目前该方法在国内还并未普及。
2基于科研评价和科技人才政策研究的履历分析的特点
利用履历分析技术来开展政策方面的研究，国内一般认为起源于1996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开展的一项“研究价值描绘(Research Value Mapping，简称RVM)”的科研项目[1-2，4]，卫垌圻等[12]则认为最早可追溯到1988年美国已开始利用CV数据进行项目评估，但无疑RVM做出了突出贡献并真正带动了对CV数据的重视和应用。Dietz和Bozeman及其RVM团队通过科技人才的简历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将履历分析技术引入科技政策研究，这意味着科技评价开始从“产量范式”向“能力范式”进行转变[13]。2009年美国《Research Evaluation》出版一期履历分析的专辑，标志着履历分析在科技人才政策与科研评价研究中作为方法的确立和发展[14-15]。
履历分析方法将模糊评价下的履历信息分析改变为定量评价，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区别于对知识、能力的横向截面测评转而变为从人的纵向截面进行评价[16]。履历数据信息量大且种类丰富，可以形成一个人的全景数据[17]。由于科研履历提供了其他数据源所没有的丰富而且独特的信息，情报学研究者正越来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同时专家库带来的大量结构化履历数据以及以履历数据为枢纽形成的数据链，将推动情报学研究向纵深化发展[12]。履历分析方法对于科技政策研究领域来说，是社会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文献计量法的结合[18]。它相对于其他的人才测评方法来说，具有成本较低、操作相对简单，测评结果更加客观等优点。归纳学者们的观点，履历分析方法应用于科研评价和科技政策研究具有几个特点。第一，评价依据的真实性。履历分析技术是以人才的过往经历作为评价依据，该经历通常是可以进行核实的，因此依据具有较高的真实性[6]；第二，数据采集的多样性。对于人才履历信息的获得，履历分析技术从最初的向研究人员发送E-mail的途径获取信息这一单一路径，随着履历应用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以较方便地通过科技人才中介机构、单位或部门人才信息库、专家库等多样化的采集途径；第三，使用范围的广泛性。履历分析技术使用范围较广，它适用于各种行业中的职业层次较高，经历较为丰富的人员[16]，具有普遍性。但同时，它也存在着随着时间推移预测度下降、结果缺乏合乎逻辑的解释原理、数据的多样性和可获得性之间的矛盾、从大量信息中如何准确获取所需信息以及牵涉到的信息伦理等问题[19]。学者们普遍认为履历数据存在可获得性差、数据异质性、信息缺省较多和编码困难4个主要缺陷[1,4]，也有学者认为履历数据的可获得性、异质性和编码困难等问题都是相对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缺省带来的系统性偏差问题[12]。
总之，虽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目前教学中确实还存在着很大问题，但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师教学研究的深入，这一目标的实现会越来越好。
综上所述，在新型自动气象站的仪器设备维护与检修工作当中，首先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基础，同时能够了解到常见的故障类型和发生环境，其次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保证在日常进行有效维护，发生故障时也会及时修理，降低由于气象站的设备故障带来的各种使用问题，提升气象站工作的质量。
3履历分析在科技人才政策中的演进和发展
国内方面，郭俊和马万华[35]基于履历背景的视角，对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牛珩和周建中[36]以“百人计划”“长江学者”和“杰出青年”为例，基于CV分析方法对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一些共性的特征和规律，为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政策制定提供借鉴。田瑞强等[8]将履历分析与生存分析法结合使用，选取233名在ESI中高被引作者库中的华人科学家的履历信息进行分析，表明在不同阶段，博士学位以及是否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对科技人才的职业成长有不同的影响。张莉[37]等也通过对高被引作者的数据分析来了解国际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在鲍雪莹等[38]的研究中，以近10年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得主的履历信息为素材，对国际科技人才进行特征分析，发现高水平的机构对科技人才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科研社会关系对于年轻学者的成长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在黎苑楚等[39]对我国高被引作者群体进行的属性研究中，以高被引作者作为我国科研主力人才的缩影，对科技人才的职业特征进行了分析，提出博士研究生已成为我国科技研究的主力军，且高科技人才呈现流动性好，普遍缺失企业从业经历，承担较重行政职务以及较多的社会兼职等特征。在徐芳等[40]的研究中，通过对免疫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学科领域为例，对博后经历在科研人员成长中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张凤珠等[41]指出项目资助案例研究与受资助者的学术履历分析是多元资助格局下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的两条重要途径。
3.1科技人才的测评 科技人才的测评包括人才的选拔、评价和能力预测研究。通过对人才的履历素材收集和统计，可以很好地对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提供依据。许铎[16]在国内人才测评中较早引入履历分析技术，杨鹏和胡月星[6]对履历分析在领导人才选拔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筛选和权重在履历内容中的重要性，为后续人才履历研究提供了基础。刘大卫[7]在履历深度分析法在高管人员甄选应用的研究中，更加有针对性地通过对高管人员的履历和跳槽经历这进行分析，并得出有利于提高面试的效用。上述研究都是在肯定履历分析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并没有科学合理地说明履历分析技术在人才选拔和测评上的可信性。Hunsley和Meyer[20]通过增量效度来优化履历分析后的测评结果。严进等[21]通过效标关联效度、增量效度思想，分析履历数据的有效性，使履历分析技术的可信性得到了保证。
3.3科技人才流动模式与国际合作 Yamashita[42]通过对高引和未引论文的比较，研究人员国际流动对论文发表的影响。Jonkers 和Tijssen[43]通过研究1996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留美国博士的回归信息，探讨科技人才流动的和国际合作情况，并认为国家出台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动有较大的影响，且人才流动促进了国际合作的水平。Woolley 和Turpin[44]通过80份澳大利亚研究人员的简历信息，分析海外背景和非海外背景，研究生和博士四种不同因素对人才合作的影响。Lepori和Probst[45]通过对67份科研人员的履历信息来研究瑞士的通信科学研究领域的科技人才的国际迁移。总体看，履历分析作为科研评价的一种新视角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而我国基于履历分析的科技人才流动研究是近几年才兴起的。魏浩等[46]利用1999～2008年期间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发现国家间的商品贸易会显著促进留学生在国家间的流动。田瑞强等[1]的研究，是国内较早的基于科研履历的人才流动研究的综述，为我国今后对人才流动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但缺乏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没有对数据可获得性等方面提供改进方法。徐孝娟等[11]的文献中，以信息系统领域为例，基于履历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科技人才的合作模式以及人才流动进行研究，通过科研团队行程机制以及演变过程，提出国内研究领域和国外的差异性，国内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的结果。
3.2科技人才的职业特征和职业成长 科技人才的职业成长包括科技人员的职业素质、职业发展特征和职业成长规律等方面，国外较多关于人才活动对于科学群体的职业特征探讨。Dietz等[13，17]认为学术履历详细记录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主要科学活动和职业发展情况，为进一步剖析科学家的行为特点提供了可能，这说明通过履历分析对科技人才的职业特征进行研究是可行的。在Mena-Chalco[27]等的文献中，通过一个重要的简历数据库——巴西拿铁平台，获取不同主要知识领域相关的研究人员的所有学术活动信息，继而研究巴西研究人员之间以共同作者的形式相互作用的影响。在Furtado等[28]的文献中，研究科研人员的职业轨迹来分析各个因素对人才成长的影响，即利用巴西国家科学技术研究院(INCT)发起的约6000名研究人员的数据，对构成巴西主要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的教育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逐渐减少，巴西院校在巴西科学家教育方面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博士后阶段通常发生在欧洲或美国。在巴西完成全面教育后，进入国际博士后职位意味着在一个更高级的职业阶段，寻求与外国集团进行更高水平的交流与合作。研究结果还显示，巴西的研究人员倾向于在那些与他们获得学士学位的院校较为接近的地区就业，这表明巴西国内的流动性较低。这项研究可有助于确定纠正扭曲的公共政策，并可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国家科学系统。而通过对特定科技人才的群体特征分析，可以科学合理地了解科技人才的职业成长轨迹。Fukuzawa[29]以日本565名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优秀研究人员的简历为基础，分析了研究表现与研究人员个人特征(如职业路径信息)之间的关系。
政策效果及评估一直是国内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以吸引海外优秀人才为目的的国内各类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效果。孙玉涛和张帅[9]从学术人才的能力和收益两个维度构建学术人才跨国迁移决策矩阵，通过生存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国家“青年千人计划”项目的政策效应，指出虽然高学术能力青年人才留在海外是其理论最优选择，但是海外青年学术人才引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与海外市场的收益差异。张兰霞等[60]在海外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和流得动”等4个实施目的以及“招聘、使用、培养、激励、考核和退出”等6个流程维度的基础上，基于QFD方法构建了海外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实施效果定量评价体系。杜红亮和任昱仰[61]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对海外科技人才项目资助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了评估。李兰和哈巍[62]基于中科院81个研究所1993-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百人计划”在实施十年后初步实现了提高中科院科研生产力的目标。
现阶段，科技政策或科研评价利用履历分析方法展开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对科技人才个体层面的人员测评，二是科学共同体层面的科技人才的职业特征、职业成长和资助模式，三是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科技人才的流动模式和人才引进政策等[2]。近几年对海外人才流动与国际合作、海外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的研究成为基于履历分析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领域持续的研究热点。
在我国，基于履历分析的人才测评技术应用研究基本遵循民营企业的商业人才选取、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才的选拔、大学高层领导群体履历特征等序列进行扩散和渗透。陈哲娟[22]和王涛[19]分别说明了使用履历分析技术时，政府选拔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选拔领导人才的主要步骤。张强等[23]的研究中，通过对竞争性干部的履历信息来构建履历评价的概念模型和计分工具，这对评价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胜任力有很好的预测效度。高八民[24]通过对我国“211工程”大学高层领导群体特征进行履历分析，督促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高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李峰等[25]基于108所“211工程”高校的学科动态调整数据和大学校长履历数据，分析了影响大学组织变革意识和强度的校长特征，对我国科技人才的管理具有参考意义。我国虽然还未通过履历分析建立学术简历数据库和创建体测评体系，但在Amador等[26]的研究中，已经提出使用研究人员的简历来设计一套衡量高校科技创新绩效的指标体系。
我便拿眼睛看老婆，老婆丝毫没有征询我意见的意思，便坚定地说：不用商量了，我现在就决定了，在这儿住院做。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后，本文认为，履历分析作为科研评价的一种有效工具和方法已被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纳，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国内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等单位研究起步较早，取得了一定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高子平研究员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持续研究海外人才政策的专家之一。但总体看，我国履历分析的研究基本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实证研究更是缺乏。对科技人才的信息特征有所分析，但基本基于学科内、组织内的群体特征分析，缺少多团队、多国家之间的科技人才互动的系统研究，缺少对现有基于履历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全面的政策效应研究，导致后续科技人才政策的改进缺少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尽管履历信息日益成为一种公开可获取的数据资料，Lepori和Probst基于2154名研究人员的调査，61%的受调查者有自己公开的履历网页[45]。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大数据时代中，最具经济价值的个人信息正在成为各方的争夺焦点[63]，科技人才履历信息更是焦点中的焦点，个人信息的隐私保护和信息伦理问题随之产生。对我国而言，目前尚没有形成完善的、分级分层的科技人才信息库，不仅导致人才履历信息的来源混乱，真实性和准确性降低，而且使得人才信息的贩卖和滥用加剧，人才信息的隐私保护不足，信息伦理沦陷[64]。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如何能够高效地获取人才履历信息的资源，在能够保证信息传递合法有效的途径下最大限度地将信息利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海外科技人才归国发展受到收入水平、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个体特征等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影响[9]。Zweig[52]等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为海外学术人才提供的优厚经济激励有利于吸引海归。Zeithammer和Kellogg[53]的研究认为，收入差异是中国学生留在美国的主要因素。Tian[54]的研究表明，国外一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才留在当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外学术市场具有显著的选择机制。魏浩等[55]认为追求个人经济收益 、追求个人成功、追求工作环境是人才跨国流动的个人动机,国家间环境差异、国家间人才政策差异、跨国公司全球扩展是人才跨国流动的外在动因。孙健等[56]通过构建海外科技人才回流动因的数量模型，指出在人才回流工作中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发展(硬环境)与科技人文环境(软环境)的培育两个方面入手。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高子平[57]基于在美华人科技人才的调查，指出自身职业发展状况、所在国的人才吸引力、国际经济形势、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状况是影响在美华人科技人才回流意愿的四大变量，也是我国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调整的主要依据。基于 27 个主要国家的海外华人科技人才问卷调查数据，发现海外科技人才回国发展的意愿较高，总体上达到了68.9%。其中个体特征、留学过程、职业发展状况及与国内联系的紧密程度等因素是影响海外科技人才回流意愿的最主要变量[58]。基于 20 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大型实证调查，以海外理工科留学人才的学术相关性为切入点和主要关注点，发现该群体的科研选题的持续性、师承关系、职业发展目标、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均对其回流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59]。
Gaughan等[30-31]研究是否获得项目资助这一关键因素对科学家群体科研成果的影响。在Sweeney[32]等的文献中，通过对18位2012年毕业的学者的简历进行分析，评估了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lastic Surgeons)从1992年到2012年的学术学者奖(Academic Scholar) 20年的历史，以评估该计划的价值，并为未来的投资提供依据。在Newman等[33]的文献中，在2005年至2009年间，通过并对42名研究生进行了学科内分析，并对12名2005学年的研究员和12名没有参加该项目的教员进行比较分析，确定了学术进步的10个标准，这项研究对哈佛医学院(HMS)医学教育奖学金的量化结果，并评估其目标的实现。相似地，Baker等[34]对北美HPB外科奖学金候选人的素质和特点进行归类。
4结论和启示
3.4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基于科技人才政策全生命周期的逻辑框架，学者们从政策工具、政策设计、政策过程、政策效果等维度进行了多元研究。从政策工具、政策设计视角，在朱军文和徐卉[47]的研究中，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以来的数理、化学方面引进的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为样本，通过履历分析，对其中相关因素指标进行衡量，发现我国海外引进人才质量呈下降趋势，继而对我国今后引入高层次人才提出建议。刘晓璨等[48]以“千人计划”入选者为信息样本，通过对科技人才的年龄、学科、来源国家、学校、流入地区、职业发展等方面，对国际科技人才的回流规律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对我国现阶段人才引进流入地区不平衡、资源重复配置、缺乏监管评价等问题提出建议，为我国后续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依据。宏观科技人才政策设计方面，杜红亮和任昱仰[49]系统地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脉络，将其划分为政策萌芽、探索、扩张、充实、升华五个阶段，并提出今后海外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改进重点。高子平[50]认为全球经济持续波动为中国逐步扭转国际人才流动中的长期被动局面提供了历史契机。郑永彪等[51]基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法律、政策和人才战略的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在海外人才争夺战中必须从吸引海外人才的法律建设、制度完善、环境改善、创新体制和机制改革等方面做出选择。
至于两药的安全性，有报道称奥沙利铂常见神经毒性反应，其中急性神经毒性反应的发生率可达到85%～95%[19]。本研究中神经毒性反应较少，而胃肠道反应较多，但有研究表示，奥沙利铂的胃肠道反应发生率较低。另有研究中也见肝功能损害，照理讲二药均无需经肝转化与胆汁排泄，所以一般情况下肝功能不受影响[20]。而吉西他滨可能引起白细胞、血小板减少而致骨髓毒性症状。TACE具有不良反应少的优点，从本研究结果看，二药联合并未明显增加不良反应。
未来基于科技人才政策研究的大框架内，履历分析研究除涉及上述提到的问题外，应加强CV数据作为枢纽与其他类型的过程数据的关联，深化科研履历与社会网络的结合，积极探讨在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科技人才履历信息平台方面的研究，支撑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发现。履历分析已被证实是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在未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中的潜力巨大，现阶段对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研究和实践的启示至少涉及以下几方面：
小学阶段的学生处在成长发展的关键阶段，是审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时的学生对教师有着较大的信服感，所以教师在小学语文中进行审美教育的渗透对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需要我们教师切合实际地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
其一，科技人才履历的可获取性是制约履历研究的首要问题[1]，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才跨国流动的动态数据具有了全新的功能与属性，国际化职业社交平台直接推动了国际人才数据的跨境流动与跨国交易[65]，我国亟须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柔性集聚国际人才资源的有效路径，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人才竞争中取得先机。
其二，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时代国家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大背景下，怎样有效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怎样让科学家能心无旁骛地“板凳甘坐十年冷”，而不是大部分时间陷入撰写申请报告、答辩、立项、检查、汇报等的科研经费争取的循环当中？基于部分科学家稳定研究经费支持与竞争性经费共存的改革是否成熟？基于科学家的稳定经费配置模式在科学家的个体特征、职业发展、科研绩效方面与传统项目经费的管理模式及评估方法有何差异？这是科技政策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某高速公路的施工项目中，采取有效措施来进行高速公路路基沉降处理。该高速公路的总设计里程为77.7km，路面设计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最高时速即为80km/h，整个施工阶段中地形条件较为复杂，有超过70%的路基中都是湿陷性黄土材料，因为整个施工的过程中环境比较恶劣且难度较高，如果高填方部分的施工压实度不达标，就会导致出现严重的沉降问题，对于路面行驶的车辆存在非常大的威胁。因此在路基施工的过程中，经过多个方面的总结和分析，确定应用重锤击实的施工方法，可以有效控制路基沉降问题[5]。
其三，中科院1994年启动的“百人计划”开辟了中国大规模海外优秀人才引进计划的先河[62]。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 等人才项目逐渐异化为国内人才激烈竞争的“帽子”而慢慢失去原有引智和吸引海外优秀人才重要功能的时候，应该系统总结和反思我们的科技人才政策。上述精英人才的职业发展轨迹对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建设有何启示？国内外不同阶段经历的科技产出、研究效率相比如何？有无科学的政策实施的效应评估？怎样根据实施绩效进行政策的动态调整？等等，履历分析不失为较为可行的考察这些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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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S &T Talent Policy Based on Curriculum Vitae Analysis Method :A Literature Review
Liu Hongmin Liu Wei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Curriculum Vitae records the growth track and career information of researchers,providing a new method and idea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 policy research.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search curriculum vita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methods of the analysi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lic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and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alent policy.[Method /Process ]Then it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experience analysis.[Result /Conclusion ]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this paper gives some inspirations to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 policy research: us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to gather international talent resources flexibly,evaluating based on the stable fund allocation model of scientists,systematically summarizing the overseas talent introduction plan,etc.
Key words research curriculum vitae the policy of S&T talents researchers' mobility policy effect research evaluation academic ability
收稿日期： 2018-10-15
修回日期： 2018-1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动态演进的政策窗口触发机制研究 ”(编号： 16BGL161)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 刘洪民 (ORCID：0000-0001-5658-8219)，男，1972年生，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与政策;刘炜炜 (ORCID：0000-0001-9182-4520)，女，1994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
中图分类号 C9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2019)04-0074-07
引用格式 刘洪民，刘炜炜.基于科研履历分析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一个文献述评[J].情报杂志，2019，38(4)：74-80.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04.012
(责编 /校对 ：王 菊 )
标签：科研履历论文; 科技人才政策论文; 人才流动论文; 政策效应论文; 科研评价论文; 学术能力论文; 浙江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