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批评空间的语境论建构与拓展
王不凡
摘 要： 海伦·朗基诺的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CCE）通过诉诸主体间的话语互动及其规范，建构了一个追求客观性的社会化批评空间。然而，这个社会化空间所刻画的知识生产图景建立在话语互动的基础之上，并不能充分说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因而其规范性条款的有效性遭到了质疑。一种关注科学技能性知识的实践拓展从行动层面重新考察了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不仅可以回应先前的问题，而且可以升华朗基诺的理论旨趣。
关键词： 批评互动；客观性；技能性知识；实践拓展
一、社会化批评空间的建构
海伦·朗基诺的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以下简称CCEa 朗基诺所使用的“critical”强调的是不同视角的评价，并不限于专家的评判，它更多关注的是“评”而非“判”。因此，本文将CCE译为“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 ）是当前科学的社会认识论中最为显著的理论之一。她在《知识的命运》中正式提出该理论，CCE理论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经验、语境和批评。朗基诺认为科学知识源于经验，但经验是可错的，不同的人对经验的解读会出现差异，这就要求对经验证据与理论假说的相关性作出说明。背景假设作为一种语境介入关于这种相关性的说明中，但不同的人由于历史、文化、地域等差异，在解读经验证据时所负载的背景假设也是不同的。背景假设包含实质性的假说和方法论的假说。但相关性的解读出现多样化时，背景假设的可靠性就需要进一步得到考察。朗基诺主张通过主体间的相互批评来对背景假设作出审查。能在多种批评性对话中幸存的那些背景假设才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批评性的互动可以逐渐地过滤掉各种偏见，提高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实现信念到知识的转化。CCE理论把批评性的话语互动作为知识成长的动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提高科学知识质量的进化机制。
为了保证遵循CCE的进路能够获得客观的知识，朗基诺又为批评性的话语互动过程建立了四个规范：（1）要有可供批评的场所，如开放的期刊杂志、会议论坛等原创性研究平台；（2）要对批评进行吸收和回应；（3）要有评价假说或理论的公共标准，也就是说参与对话的人应当分享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4）学术权威需要有适中的平等性，批评互动可以允许多样的话语参与，不受经济、政治等力量的干扰。a 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成素梅、王不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72页。 这四个规范为CCE进路的开展提供了约束性的条件，构成了一种旨在消除偏见的社会化批评空间。在这个批评空间中，分享共同话语标准的不同主体或共同体将会对某些特定的科学议题贡献出各自的见解，这些见解以话语互动的形式得到回应和评价，因此开放性、社会性、规范性和平等性成为这个批评空间的主要特征。
实际上，遵循CCE理论的旨趣来看，这个社会化批评空间旨在处理三个问题：（1）科学知识的“理性——社会”二分局面是否可化解？（2）社会化的科学知识如何具有客观性？（3）如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征？根据朗基诺的理解，二分问题实际上是对社会语境的态度问题；社会维度的客观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主体间互动的过程中；而作为知识之源的经验的特征同样反映了科学知识的特征。对此，朗基诺聚焦于三个要点，即经验、语境和批评。经验的可错性提示人们证据和假说之间的相关性必须得到说明，然而，理性与社会的二分则分别采取了逻辑相关和价值相关的两种对立说明进路，这使得非充分决定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朗基诺建议把知识理解为内容、知道（knowing）和知识生产实践三个层面，她指出，二分者的僵局之源在于双方对知识概念理解上的混淆。理性主义者很多情况下在内容和知道的层面上谈论知识，建构论者通常以知识生产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知识，而且他们经常会从一种层面出发得到另一种层面的结论。解决僵局的方案是，承认价值对认知的渗透，用社会化的认知来替代二分认知。这种社会化包含三个知识归因的要素：知识生产实践或辩护的语境性、声称知道的行动者的相互依赖性、内容概念的多样性。b 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第123页。 它实际上融合了根据经验数据进行辩护的理性规范以及构成推理的话语互动的社会规范。
朗基诺认为，在CCE进路得到贯彻后，偏见就会在批评的话语互动过程中被消除。有效的批评互动可以把主观的话语转变成客观的知识，这个过程的实现不是要把一种主观性凌驾于其他人，而是要确保被认可为知识的内容从多种观点的批评中幸存下来。这就弱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把科学实践置于互动的语境中来考察理论假说的实际符合程度。朗基诺把社会化知识的客观性视为一个程度问题（objectivity by degrees）。她认为，一种探究的方法在其允许得到有变化的批评的程度上，它就是客观的。它的客观性不仅存在于主体间的批评中，还存在于其程序和结果都对这种描述的批评具有回应的程度中。a Helen E.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6.这种客观性的理解打破了传统培根模式的客观性说明，它不再是一个僵化的绝对概念。一种科学知识够不够客观，依赖主体间的互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偏见和质疑。因此，社会化的知识同样具备客观性的可能。
以一种社会化的视角来审视知识的内涵，这意味着认知主体、对象、研究过程和目标都是有条件的。社会化认知的结果是社会化的知识，它满足共同体的“认识可接受性”与“构型”的要求。b “认识可接受性”（epistemic acceptability）和“构型”（conformation）是朗基诺用以考察知识时所使用的标准概念。“认识可接受性”被用来替换“辩护”的概念，既包含了辩护的要素，也从语境依赖的角度对辩护作了补充。“构型”用来替换“真理”的概念，它的范围要比“真理”更宽，它对内容和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拥有一般的叙述。 这两个要求赋予了方法论的灵活性，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运用不同的方法实现不同的目标。批评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语境可接受的；知识的内容不是普遍的，而是在定域中暂时有效的。进一步说，在朗基诺那里，一种以过程为核心的客观主义知识观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最终导向了多元主义，偏好性、暂时性和多元性是理解知识的主要特征。
至此，CCE进路的推进在追求知识客观性的意义上完成了社会化批评空间的语境论建构。该空间中话语互动的有效运作，有利于以一种社会化的视角来规避理性与社会二分的认知对立，也有利于以一种新的客观性概念来解读科学知识的实践品质。然而，这个空间认可的规范性条款对科学实践的有效开展，以及它所依赖的语境内容和批评互动对客观性的实现，其充分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二、批评及其分析
消费行为的外部性体现为副产物破坏和污染环境、公共设施的过度使用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如机动车带来的尾气污染、交通堵塞等负外部性问题主要在特定行政区域体现，2015年《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16号)规定对电池、涂料课征消费税。电池中重金属成分对土壤的污染、涂料挥发的外部性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居民增加该类商品消费在提高了消费税收入的同时，也拉高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成本。在将公共治理行为视为一种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前提下，居民纳税与公共产品体现出直接的交换性特征。由地方政府直接取得这类商品的消费税收入并负担相应的外部性治理支出较为适宜。
其三，公共标准为共同体的话语互动提供了一些价值或目标，而且标准会随着微观认知或微观批评的考验而发生改变，然而，当标准作为一种先决条件排除一些不符合标准的科学论点时，它将与适中的平等性发生矛盾。一方面，洛伊什纳（Anna Leuschner）指出，第三点和第四点规范将陷入循环——为了追求客观性，只有合格的贡献才是可接受的，然而，决定一种贡献是否合格本就诉诸共同体成员共享的质量标准。因此，一种贡献必须符合共同体成员既定的观点和期望。这样，标准的客观性就以一种产生那种客观性的多元主义过程为前提。a Anna Leuschner， “Pluralism and Objectivity: Exposing and Breaking a Circle”， Studies in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 Vol. 43， No. 1， 2012， p. 193.也就是说，共同标准决定了合格贡献的可接受性，而可接受的合格贡献也决定了共同标准的客观性，这是自相循环。另一方面，朗基诺将适中的平等性与客观性联结起来，实际上承诺了一种多元实在论，它排除了一个共同体最终将依附于错误标准或错误理论的可能性。这将确保大多数符合标准的内容不会不一致、矛盾或相互排斥，而是将会像拼接的地砖一样，每一种不同的模式都占据了自己的地方，没有尴尬的重叠部分。弗里德曼（Karyn Freedman）问道：如果我们对世界的表征是多样且部分的，那为何我们应当假设它们将不会发生冲突和对立呢？又是什么在为这种实在论承诺做辩护呢？……当共同体之间和内部出现真正的分歧时，如果不能确保世界将决定我们哪一种语境依赖的标准和科学目标将会胜出，那么多元实在论就将无力抵抗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每个小组都将用自己的标准来把自己的结果定为优越的。b Karyn L. Freedman， “Diversity and the Fate of Objectivity”， Social Epistemology ， Vol. 23， No. 1， 2009，pp.53—54.但如朗基诺所愿，为了实现一种平等观念的真正价值，洛伊什纳和弗里德曼都认为对科学事业的审查应当诉诸一种政治干涉或政治价值。
以Van Genuchten模型作为土-水特征曲线拟合及非饱和渗透系数估算的模型，并忽略水的体积压缩。该模型的参数基于文献[25]提出的各类型土的建议值及滑坡勘察报告测试数据进行综合确定，其取值情况见图6和图7。
其一，要求批评空间中具备开放的场所，这确实有助于科学话语的输出和公开，然而，随着科学的商业化发展以及某些领域的私有化限制，很多研究成果并非能够以公开的形式面世。同行评议的期刊已经存在于一个私有化的系统中，并对文章的出版收取了一定的费用。品托（Manuela Pinto）认为，我们在评估公共场所的商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时，似乎有理由怀疑第一个规范的有效性。一些公司在出版过程之前将同行评审过程隔离、私有化和商业化，提供标准化的、及时的审查，目的是加快出版物的速度，以换取一定的费用。如果同行评审制度继续这种趋势，这可能对独立的或国家资助的研究人员等提交论文的数量造成一定的限制，而为富裕产业和私立大学工作的科学家的发表物数量会增加。a Manuela Fernández Pin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r Globalized Privatization: Uncovering Some Limitations of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 Studies in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 Vol. 47， No. 3， 2014， p. 12.
其二，要求对批评空间中的话语进行吸收甚至回应，这一点稍显过分。品托指出，对批评的吸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科学家们不会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处理和回应无休止的批评上。即使他们应该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或至少认真对待他们的批评，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批评都是同等有效或同等重要的。b Manuela Fernández Pin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r Globalized Privatization: Uncovering Some Limitations of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 p.13. 比德尔（Justin Biddle）认为，朗基诺的吸收要求立足于共同体中对一切都保持开放的个人，但对一切都保持开放恰恰消解了吸收这个规范的必要性。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个别科学家不接受对其他研究项目成员的批评，没有什么认识论上的问题；尽管每个研究项目的科学家都没能接受对另一个研究项目的批评，但科学进步还会取得进展。c Justin Biddle， “Advocates or Unencumbered Selves？ On the Role of Mill’s Political Liberalism in Longino’s Contextual Empiric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 Vol. 76， No. 5， 2009， pp. 617—621.艾尔文·戈德曼（Alvin I. Goldman）认为，“健康的教条”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必要的，研究者们在提交他们的研究报告时，他们并不希望他们的科学方法受到挑战。在标准层面上增加任何反教条主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限制以至于没有任何知识生产的共同体能够满足那种开放的批评要求。d Alvin I. Goldman， “Knowledge and Social Norms”， Science ， Vol. 296， No. 5576， 2002， pp. 2148—2149.也就是说，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对批评话语秉持一种彻底开放心态并作出吸收并不显得完全符合实际，研究者经常会因为多种原因而忽略或搁置很多批评。如凯瑟琳（Catherine Hundleby）所说，由于文化背景、压迫或个人特质，人们可能对他们的异议或协议保持沉默，或者对进一步的支持信息和挑战保持沉默。e Catherine Hundleby， “Silenc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Contextual Objectivity”，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 Vol. 11， No. 2， 2009， p. 264.
朗基诺通过社会化批评空间的建构叙述了一种可批评的科学，它有利于提高科学知识的质量。CCE进路包含了经验、语境和批评三个要素。但从更为实践的角度看，这个批评空间还应当照顾到话语之外的要素。不妨从非充分决定性的行动层面入手，对CCE进路作出拓展，把CCE三要素相对应地转向实践，去考察具身经验与技能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从行动的语境中考察人与世界相互关系，通过效用审查来检验科学任务的完成情况从而评估个人与共同体的技能性知识。
以上四种问题分析表明，社会化的批评空间的规范及其运作对于确保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并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充分，它在追求一种新的客观性旨趣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乐观。然而，如果从一种实践的角度而非理论的角度来对CCE进路的立足点，即关于非充分决定论题分析，进行再次考察，那将有利于该进路的突破。
三、出路：关注另一种非充分决定性
在经验和假说之间介入语境（即背景假设）是朗基诺回应非充分决定论题的主要方案，她的语境包含着实质性假说和方法论假说：一方面，它们形成了进行探索的框架或直接的学术语境，另一方面构造了进行探索的领域。b 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第165页。 也就是说，背景假设以多种方式影响科学研究者进行证据选择和说明，促进了知道的内容与假定的内容之间的关联。然而，从一种更为实践的角度讲，当知识作为一种知道和作为一种生产实践——而非作为内容——得到考察时，非充分决定性的两个基本要素有必要得到拓展。科学事业的试错行为一方面表现在对假说的猜想，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实验的技能表现。经验不仅可以是数据内容，还可以是具身的；假说在行动层面的表达通常是某种技能表现。因此，在具身经验和技能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必要得到说明。
高校本科毕业论文作为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选题多样化设计，考虑课程体系设置、学生未来岗位需求、研究需求以及创新需求等，激发学生兴趣，能够发挥毕业论文在衡量学生是否满足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是否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方面的作用，提高业务水平。通过能力多元化培养，对学生进行走向社会、踏上工作岗位前的最后一次系统培训和综合锻炼，能够提高综合素质和科研能力。
科学研究中对科学家的技能性知识的考察通常可以涵盖具身经验和技能表现。在学习过程中，明言知识和意会知识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会获得与他人完全一致的技能性知识。明言知识和意会知识发生协同作用需要依赖特定的行动语境。就拿学习开车的例子来说，在同一练车场学习开车的人们，由于自身关于场地环境、汽车状况、规则内容、教练的指导等会有差异化的体验，所以他们在进行实际操练的时候对这些条件的实践反应也会存在不一致，在学习的最后进行驾照考试，很有可能会有人失败不合格，也有人顺利通过，但通过考试的那些人所具备的技能性知识也会存在层次性的差异。这是一种具身经验与技能效果之间的不对等。具身经验并不能直接决定理想的技能效果。
朗基诺在说明知识内容和认知对象之间的关系时，把一种现象符合主体事件内容的过程视为一个构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程度（degree）和“方面”（aspect）上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具体说明我们想要使一种表征符合对象的哪个方面以及我们需要符合的哪种程度。这种情况同样在技能性知识的理解中出现。技能性知识的差异化不仅可以表现在纵向层次上，还可以表现在横向水平上。由于体验能力的不同，认知者总是倾向于寻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技能性知识和技能任务之间也可以是一种构造关系。以游泳为例，游泳比赛考察的是运动员游泳技能的水平，游得快慢可以从技能掌握程度上显示个体技能性知识的含量。游泳这项运动本身也包含不同的方式：蝶泳、蛙泳、仰泳、自由泳等。就游泳技能本身而言它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个体的游泳能力。在科学研究中，面对同一个情境问题，科学家可能会给出多种技能方案。微积分的发明就是一个例子，莱布尼兹和牛顿都发明了微积分，但是他们所表现出的数学技能性知识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都是根据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来给出方案，这也体现了他们对微积分这项数学工作在不同程度和方面上的认知。由图1可以看到两组类非充分决定问题的对比。
与背景假设相对应，个体对情境的体验能力决定了他们的认知承载力。用德雷福斯的术语说，熟练应对的程度会在不同技能学习阶段表现不同，这根源于个体对理论理解和实践理解的水平不同。体验能力包含了认知者对明言知识和意会知识的理解程度，是一种智力和感知力的集合，它意味着认知者在实际问题情境中承载认知负荷的水平。体验能力可以作为在具身经验和技能效果之间建立相关性的纽带。重新回到学习开车的例子：不同学员在实际练习过程中对场地环境、汽车状况、规则内容、教练的指导等会有不同的认知，情境问题的变化造成了学员的认知负荷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认知水平的学员的体验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具身经验也不相同，当然技能的效果也不相 同。
从图2可以看出，SNR从0dB变化到15dB，6种调制信号的识别成功率不断增加。当信噪比升到10dB时，2FSK、4FSK、2PSK、4PSK识别成功率高达95%，2ASK、4ASK识别率基本在50%以上，完成了算法的仿真和实现。
那么，如何使所有的学员都能够通过驾驶考试呢？换言之，不同的具身经验如何通往理想的技能效果呢？认知负荷调控可以为此提供方案，即针对不同层次的体验能力的认知个体制定复杂程度不同的情境任务，以此来逐渐提高认知者的体验能力。在简单的情境中，把明言规则的外显指导和认知者根据自身体验所追求的规则设置为一致时，就会对技能性知识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在复杂的情境中，会要求认知者投入更多的智力资源对相关的信息进行认知加工，情境问题的设置可以给予认知者更多的自我理解和解释的机会，帮助认知者构建技能性知识的操作图示，提高技能表现的质 量。
互联网金融作为互联网技术与现代金融的产物，其发展不断渗透到金融行业的各个领域．按照目前互联网金融形态在支付、信息处理、资源配置的差异，主要从网络融资、第三方支付、互联网货币基金三个方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行分析[8]．
女人见我目不转睛的看着她，脸不由得红了，她下意识地抽回自己的手。我的眼睛仍没有离开女人，我明知故问地说：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相同的技能效果呢？具身经验与技能效果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逻辑关联。朗基诺所主张的背景假设在连接证据与假说的时候它充当了中介，其中包含的实质性假说和方法论假说在维系证据与假说之间的关联时为证据提供了稳定的解释力。同样，从实践的角度看，具身经验也需要依赖类似于这种解释力的支持才能在实际的应对中有令人满意的表现。在体育运动技能的研究中，相关研究者认为运动技能学习过程中任务的复杂程度影响着学习者对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从而影响着运动技能的学习效率。通过对学习者认知负荷的调控来解决信息资源和问题解决资源在学习者记忆空间的合理分配，这样有助于促进记忆系统对不同复杂程度运动技能各元素的编码、储存及提取，进而提高运动技能的学习效益。a 梁波、金珂屹、姜勇、宋冬寒：《认知负荷调控对不同复杂程度运动技能学习的影响》，载《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25—126页。 也就是说，不同个体对情境问题的认知承载力是不同的，如果对不同个体采取差异化的认知调控，那么就可能会避免同等情境问题下认知负荷的差异，不同个体的具身体验也会由于认知的调控而趋于一致。
图1
由此，从行动层面来关注一种类似的非充分决定性，这对于重新思考社会化批评空间的实践要素及其规范具有启发意义。在具身经验和技能表现之间填补某些语境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话语转向行动，因而CCE进路也可以在实践上得到进一步阐发。
四、CCE的拓展
其四，社会化批评空间的知识生产是否客观值得商榷。米利亚姆·所罗门（Miriam Solomon）说，朗基诺恰当地“把一些社会过程视为科学客观性的组成部分”，但“把这些社会过程当作有利于科学家个体作出更好推理的批评实践”c K. Brad Wray， “A Defense of Longino’s Social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66， No. 66， 1999，p. 549.，“朗基诺是希望通过社会来评估个人的‘偏见’，如认知偏见、错误、情感偏见等”d Miriam Solomon， Social Empiricism ，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p. 143.，“（她）把理性置于个人的层面，并期望用社会互动去改正‘由偏见因素’引起的个人错误”e Helen E. Longino， “Norms and Naturalism: Comments on Miriam Solomon’s Social Empiricism”，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 Vol. 16， No. 3， 2008， pp. 241—242.。在所罗门看来，朗基诺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是参加批评活动的主体及其主体间的关系，这种视角的社会化方案具有个人主义的嫌疑。对此，朗基诺也强调了她叙述的个人不带个人主义。但要通过话语互动来消除个人偏见并上升到一种共同体共识层面的客观性，她有必要对批评空间中的互动过程建立某种秩序（如分工策略、奖励机制、职称制度、资助程序等）来超越私人观念的地位。此外，由于朗基诺强调价值语境在知识生产中的介入作用和可靠性，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认为朗基诺的语境经验论脱离了客观性，容易倒向相对主义，他指出：“朗基诺给出的知识概念只是比少数相对主义更加精致。”a Philip Kitcher， “Socializing Knowled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Vol. 88， No.11， 1991， p. 676.在基切尔看来，恰当理解的社会化知识生产实践依赖有序的劳动分工及认知聚合，而不恰当的理解却会像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样消解客观性。鉴于此，CCE进路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科学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学化之间的区别。
CCE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讨论，其理论贡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但同样如朗基诺本人所期盼的那样，批评和质疑也不可或缺。其中，两类声音比较突出：一是社会化批评空间中的规范性条款的有效性问题，二是社会化批评空间中知识生产的客观性问题。现提供以下四个方面的分 析。
由此，CCE理论可以尝试进行实践拓展：具身知识，如自然界和社会界中关于对象和过程的知识，建立在具身经验的基础上。这是经验的部分。但那些具身经验是可改变的，人们在执行某项研究任务的过程中会根据当时当地的具身经验作出不同的技能表现。这就产生了语境的部分，即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具体的动态的行动语境，使得当时当地的具身经验与技能表现具有真实的相关性。然而，行动的语境引起了关于技能性知识的可靠性问题，由于行动语境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我们无法通过观察和实验对它进行彻底的评估和检查，但可以通过效用审查的方式对个人或共同体的技能性知识进行检验。能够顺利完成研究任务并表现出比其他竞争者更具优势的技能性知识才是值得依赖的。即便没有任何竞争者，我们也会预设存在这样的竞争者参与其中。关于效用审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角度，但与研究任务最相关的方面才会体现其有效性。这种实践的拓展作为CCE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升华，在适当回应先前面临的问题的同时，依然可以继承其哲学旨趣。
上文提及的四个问题可以相应地作如下诊断。（1）朗基诺对知识的区分包含三个层面：作为生产实践、作为知道和作为内容，然而，四个社会规范似乎是为作为内容的知识服务的。CCE理论的结果，知识是暂时的、定域的和多样的，这些反映的都是作为内容的知识的特征。而知识作为生产实践和知道的方面，需要何种规范，她并没有作过多分析。生产实践（观察和推理）和知道（明言地和默会地）包含着除了话语之外的更多行动的细节。社会化的批评空间主要围绕主体间的话语互动来作文章，而在涉及科学技能与实践层面的封闭平台和隐性知识时经常被一带而过。（2）朗基诺的进路把能动者的地位从私人转向了社会或公共语境。就像个人主义的观点那样，语境的客观性依赖于一种可沟通的标准而不是先前宣称的客观授权的技能标准。但正是由于这种可沟通性，导致个人知识与共同体知识之间的角色转换并不明朗。而且，过分的公开性、开放性和透明性要求并不符合某些私人的语境，即便为了消除个人偏见，也不能强迫私人改变其实践标准。（3）朗基诺极富洞见地看到，在社会化的批评空间中获得知识的客观性，这是一个程度问题。然而，理论假说在多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偏见，我们的考量范围不应局限于话语本身的可接受性，还应诉诸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其他认知要素，如科学实践技能的水平。
从实践的角度讲，除了背景假设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着经验的相关性。黄翔认为：“朗基诺给出的社会性维度难以说明证据相关性标准的客观性的所有来源。……大量研究表明，实验所采用的物质材料、仪器的涉及以及实验者隐含的技能等因素，决定性地影响着一个数据是否能成为证据的判断。”基切尔的批评的启示是，社会互动不仅要关注主体在认知价值上的差异，还应当关注主体在具体实践中行动方式的差异。也就是说，除了背景假设，社会语境还要照顾到与具体情境相关的行动语境。可以看到，朗基诺的语境观是以理论或文本为基础的，她把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理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有利于克服相对主义。但这种语境处理的不是实际变化的情境问题，所以导致她的语境观并没有照顾到实践中的人与世界互动的行动语境，尤其是科学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处理问题的实践技能。
如果从技能性知识的角度出发，社会化批评空间的规范可以包含更多的内涵。一种开放的互动空间可以更具包容性，例如场所可以是实验室或竞赛的现场，吸收可以在当下进行的实验或技能切磋中获得，标准可以是在某种紧急状态中临时下的决定，适当的平等性也可以根据适时发生的状况纳入或排除相关的参与要素。品托的批评提示我们，由于知识生产依赖某些私人的技能性知识，因此应当在尊重个人认知标准的情况下允许忽视某些细节或允许沉默的出现。场所也不应局限于话语平台，只要能够承载科学技能的现实空间都可以被纳入考察知识的范围。而公开标准和平等性的之间平衡需要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如果从共同体层面对个体技能性知识设置某种认可标准或评价机制，那么不同认知个体的知识层次将得到区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程度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公开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某些不合格的贡献，而是为技能个体提供某种准入的参考，那些不符合公开标准但依然能完成技能任务或推动研究进度的努力也值得欢迎。进一步说，一种非个人主义的个体不仅要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展现能动性，而且要兼顾所罗门式的结果主义，要服从共同体层面的审查，并且对研究项目贡献有效的结果。
基于上述诊断，一种共同的话语和实在所建构的互动空间的可获得性，它对于客观性而言并不充分。朗基诺试图在经验与假说之间填补必要的语境细节。但这个语境细节除了通过批评空间中的话语互动得到显现，还可以出现在某些并不是那么开放的实践空间中。社会化的批评空间如果把科学家的技能性知识及其行动的语境纳入考察，那么不仅可以在知识作为生产实践和知道的层面上进行规范性分析，而且可以对开放的共同体知识与私密的个人知识之间的张力作出协调。一种技能性知识的拓展在社会化批评空间中增加了技能互动的内容，对明言知识和默会知识作出整体的考量。这种拓展性论述试图结合技能个体的主动参与和共同体的规范标准来表达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CCE进路反映了科学知识的有程度的客观性，其实践拓展也贯通其中。首先，技能性知识允许多样的认知主体参与到包含多样化语境的任务问题中，不仅人类认知的方式是多样的，而且世界凸显的问题也是多样的，人类与世界发生相关性的形式更是多样的。这样一种复杂的多样性使得技能性知识对人类在理解世界和进行科学实践的活动而言是片面和多元的，因而是有程度的差异。因此，客观性有必要允许片面和多元的内涵进入到知识的考察中去。第二，有程度的客观性在技能性知识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可体验的和可接受的客观性，也就是一种社会化的客观性。可接受性和可体验性的出发点是认知主体是有主见和有体验能力的而非全能或被决定的。建立在具身经验上的技能性知识不仅必然具有可错性，还必然带有不可消除的能动性。可错性和能动性之间的博弈可以促进“批评—辩护”以及“体验—审查”的双向展开，从而使得技能性知识在实际的应用中凸显对人类和世界有益的效用。
浮置型梯子式轨道结构，由混凝土纵梁和左右纵梁之间的钢制横向弹性连接件组成“梯子式”的一体化结构，并在纵向轻轨之间进行减振支撑，该轨道结构由于重量小，维护方便等特点主要用于在城市轨道的高架桥。
对CCE理论的实践拓展实际上是将一种可批评的科学转向了一种可体验的科学，进一步升华了朗基诺的社会化知识观。朗基诺的进路立足于实践，但这种进路在脱离传统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看到传统印记。她关注证据经验、背景假设和话语互动，而忽视了这三者本身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批评也是一种体验，但它属于话语层面的体验。体验更多地要求身体的参与和技能的施展。这种进路使得朗基诺提倡的构型和认识可接受性的规范在身体层面同样得到贯彻，通过身体对世界的技能化理解来获得一种行动的表征，它既有明言的成分，又有意会的成分，以一种符合身体特殊性的方式达到个体的认识可接受性。与此同时，这种体验进路所依赖的技能性知识需要对不同的情境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并在共同体的互动和认可下被推进，以此避免单方面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说，一种可体验的科学包含着技能的互动，强调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它的社会化模式与朗基诺的话语互动相得益彰。
中图分类号： B8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19）02-0026-11
作者简介： 王不凡，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19D111601）、东华大学人文社科繁荣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6-10-0108029）、东华大学示范马院建设重点研究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韦海 波）
标签：批评互动论文; 客观性论文; 技能性知识论文; 实践拓展论文;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