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怀疑主义对西方认识论的正面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怀疑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种独特而悠久的认识论倾向，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自从怀疑主义出现以后，它就以并非连续的方式伴随着认识的发展与深化，而且每一次怀疑主义的兴起，都总是在人们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及其导致的对知识的确切可靠性满怀信心甚至盲目乐观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怀疑主义往往对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论造成了程度不等的打击，因而它从来就是不受欢迎的。但是，正是怀疑主义哲学家们以其虽令人苦涩却使人清醒的论析迫使建设性的哲学家们进行反思，从而拓展了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促进了人类知识的阶段性增长。
一提到“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马上就会使人想起古希腊的皮浪、近代的休谟和康德，这些人在历史上曾因否认人能认识客观世界或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或彻底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而“声名狼籍”。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的消极意义已经得到广泛的和足够的批评，但是其积极意义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这种积极意义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曾先后被黑格尔和列宁所注意到。本文打算对怀疑主义作一番考察，并揭示其包含的真理的成份以及在认识史上所起的正面作用。
一、早期怀疑主义与认识论的发生
哲学中有关人类知识的性质、对象、范围、确定性和检验标准的那一类研究，通常称之为认识论，不过这一类研究在时间上是晚于另一类研究的，即追究人之外的这个宇宙的起源、本性起源的根据和变化的源泉等，通常称作本体论。哲学最开始只是本体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真正值得关心的，只是与宇宙本身的终极性质和状态有关的那些问题，至于人对于这个宇宙的了解和说明，则是一件当然可能的事情。
在古代希腊，苏格拉底之前的那些被称作“自然哲学家”的人们，基本上都没有对认识论问题予以注意，而是专心营造他们的宇宙发生论，以此向人们提供最初的哲学信念。大致来说，当时的哲学家按地理位置分成了伊奥尼亚派和南意大利派，并形成了最初的哲学对垒：伊奥尼亚哲学家致力于寻找某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物质作为派生、演化万事万物的“本原”；南意大利哲学家则关心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且造成后者千变万化的抽象原则或“思想”。不过，这两种不同的见解还不能被视为一种严格认识论上的争论，因为无论是感觉还是思想，在这些前苏格拉底哲人看来，都仍然是他们力图予以刻画的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换言之，后来被称之为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和分离的那种哲学意识尚未出现。既然如此，这些早期哲学家所能做的，便只是指出感官或思想与自然之间天然的一致性，而不能也不必说明这种一致性在认识上的理由。无论如何，他们绝不会怀疑认识自然的本性是可能的；而知识的可能性问题的提出，恰恰是哲学认识论得以产生的条件。
这个问题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才由智者学派第一次提了出来，其提问方式便是怀疑。智者们对先哲的知识乐观主义进行了最早的批判性审查。他们指出，对自然的说明总是通过人的感官进行的，感官介于客观的自然界和主观的知识表述之间，它既异于前者又异于后者；它既可以是连接两者的桥梁，又可以是阻隔两者的屏障。智者派特别注重感官作为主客体间的屏障的意义。他们因而断言，要想获得关于宇宙本身的存在、性质及状态等等的确切知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认识的目的与认识的手段是不相适应的，我们除了可以知道自然事物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中的“显现”外，什么也不知道；而先哲们的失误就在于将假像或幻像当成了真像。这样一来，就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有天然的一致性的神话，促使人们将关于自然的知识（各种解释、说明和预测）与自然界本身加以对照，以便找出它们之间的界线。智者派反复问道：我们果真能认识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吗？我们自认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究竟有多少确实是自然界本身具有的，又有多少只不过是人的某种精神状态？他们的答案都是消极的：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本来面目，其实是人所无法知晓的，因为我们的感官阻碍了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智者普罗泰戈拉才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暂的。”〔1〕另一位智者高尔吉亚走得更远，他干脆宣布，没有实在这回事；就算有，我们也认识不了它；即便可以认识它，我们也无法将这种知识表述出来。
我们看到，智者派的怀疑主义是以承认这样一些分离为理论要点的：人（主体）与自然（对象）的分离；实在（本质）与表象（现象）的分离；认识（知识的内容）与认识的表述（知识的形式）的分离。正是这些分离或对立导致了认识论——一种旨在消除这些分离或对立的专门哲学分支——的产生，这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个问题的由来。的确，正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认识论问题开始受到希腊人的真正注意，各种探讨人类知识的哲学理论从此发展起来。这些理论都试图证明智者派所持的普遍的怀疑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同时证明那种超越主客体对立的努力是可能的和正当的，并且对感官和理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具体的和分析性的评价。
如此看来，怀疑主义在历史上的最初的积极作用在于，它导致了哲学认识论的产生，尽管这种作用从表面上看往往是反面的和令人不那么愉快的。那就是，怀疑主义的论点总是某种令一般哲学家不能接受而又不能不作为自己知识理论的出发点的东西。事实上，哲学史上所有可知论者（即承认主体与客体之间具有同一性的哲学家），不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要把克服或超越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以及知识与语言表述的对立，作为自己认识论的首要任务。因为当一位哲学家提出了解某事物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时，他的问题一定是针对那种认为了解该事物也许是不可能的考虑的，即一定是针对一般怀疑主义对该事物的怀疑态度的。只有在假定认识或某些认识也许不可能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去证实其可能性才显得有意义。因此认识论以智者派对认识的一般怀疑主义态度为开端，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的理由。因为只有提出了这种怀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才理所当然地被提了出来；一旦提出了疑问，就必须回答；而如何回答，又取决于这种疑问的性质和不同的哲学家受此疑问影响的不同程度，从而导致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认识理论。
二、古典怀疑主义与认识论的发展
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怀疑主义第一次形成了系统的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就是皮浪。根据古代怀疑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兼集大成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记载，皮浪等人提出自己的哲学，完全是针对当时的“独断论者”的，这些独断论者指柏拉图及其“学园派”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为回答智者派的诘难，都先后对认识论作出过开拓性的贡献，并且具体地为后来的先验论、经验论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的学说彼此对立，却又都声称自己是真理的发现者，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不能不使以皮浪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认识自然的真像是可能的吗？他们自称“静观派”、“研究派”、“存疑派”，对所有流行的认识论都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并得出了怀疑主义的结论。他的基本论点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和它对立；我们相信只要停止独断，就会得到这个结论。”〔2〕波浪说：“我们既不能从我们的感觉也不能从我们的意见来说明事物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所以我们不应当相信它，而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固定下来当作教训，因为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说出相反的命题来。”〔3〕从字面上看，这当然是十分消极的，因为他要求对事物不作判断，从而关闭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道路。但是从反对独断这个意义来看，他的见解却并非没有价值。在这里，停止判断是制止独断、开始沉思的第一步，它在客观上将导致更高层次的新判断，那往往是认识发展的新起点。何况皮浪主义在细节上毕竟有其深刻和合理的地方。恩披里可曾说明了为什么应当以一种保留和存疑的态度对待人的认识活动。他指出，第一个理由是，对于追究的对象来说，人们总可以得出互相矛盾的判断来；由于这些判断都振振有词，所以我们既不能确定地认可一个，也不能确定排除另一个，因而只能采取保留态度。特别是，它指出了判断之间的矛盾（即古代的二律背反）的认识根据，乃是这样一种习惯：在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即非辩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它直到黑格尔那里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这在今天都是很有意义的。恩披里可指出怀疑论的第二个理由，是对问题的论证往往会陷入无穷递进或无穷倒退：“我们拿来证明所问的东西的根据，是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而这个证明又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明，这样下去永无止境，因而便产生出保留的态度来，因为我们没有可以拿来作为出发点的据点。”〔4〕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最古老的逻辑问题，即：我们据以推理的逻辑起点是怎样来的？如果能指出它的来源，那么这个来源又是怎么来的？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提下去，以至无穷。对此，怀疑主义者主张放弃推理，因为这种推理的前提是不可靠的，其结论自然也不会可靠。这个理由是不容忽视的：无穷倒退是任何严肃的逻辑学、数学和哲学都力图避免的。几千年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为此煞费苦心，力图在逻辑规则、数学公理的来源问题上找到最完备的解释，出现了直觉派、经验派、约定派等等，至今没有定论。然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类的智力和悟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不能不说是怀疑主义所导致的一个积极结果。恩披里可举出的第三个理由是与人的感觉的相对性有关的。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客体是与作判断的主体相关联的，同时也与那些和它自身一块儿被感觉到的事物相关联，”〔5〕这就使得下判断变得十分困难起来：我们既不能将客体与主体截然区分开来，也难以将这个事物与那个事物明确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保留态度，对它的本性究竟如何不作判断”。〔6〕强调乃至夸大感性事物的相对性，正是怀疑主义的最深刻的认识根源。相对主义一般先是导致主观主义。因为在感觉阶段，客体（感觉对象）与主体（感觉者）是如此地密不可分，以致于客体往往只能通过纯粹的主观体验来得到说明，因而如果没有主体，客体就无从谈起。主观主义的结局便是怀疑主义。因为既然我们只能了解那些表现为知觉、表像的东西，那么关于对象本身如何的任何断言都不免失之独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浪的门徒蒂孟才说；“我不说蜜是甜的；我只承认，蜜看起来好象是甜的。”〔7〕如果换一个人（比如一个患了某种疾病的人），他说蜜看起来是苦的，也是完全有理由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而客观上无是非，进而不要谈是非，这就是从相对主义到主观主义再到怀疑主义的认识发展轨迹。很容易看出这种见解的错误，但反驳起来却很不容易。哲学史已经反复证明，绝对主义、独断论在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论战中，除了宣布其荒谬绝伦、不值一驳外，从未取得过真正的胜利。这说明怀疑主义以感觉为基点，并且不超出感觉进行认识论问题的讨论，至少高于那种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它从反面又一次给人以启示：实践的观点是科学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只有实践才能真正沟通主体与客体，从而驳倒怀疑主义。
三、近代怀疑主义与认识论的飞跃
近代哲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怀疑主义者（或不可知论者）是休谟和康德。长期以来，人们在介绍和说明这两位哲学家的不可知论时，虽正确地指出了其消极意义，却忽略了其积极意义。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否认休谟、康德之后的西方哲学仍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忽视他们的怀疑哲学的正面影响。因为直到今天，还很少有在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超过休谟和康德的近代西方哲学家。哲学史上不乏因提问而名垂青史的人物，休谟和康德则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位。
休谟和康德是不可知论，是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它与古代怀疑主义的最大区别是不为怀疑而怀疑，从而导致放弃确定性的追求；而是通过“认识批判”，对确定性判断的适用范围作出限制。所以，温和的怀疑主义不仅不是非理性主义，反而是一种严谨、现实然而过于狭隘的理性主义。不过这种怀疑主义与古典的怀疑主义毕竟有一致之处，其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认定判断或大部分判断总可以与其相反的判断同时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放弃判断，要么限制判断的确定性程度和范围。
古代的怀疑主义已经笼统地注意到，如果追究一个对象，便可以在得出一个关于它的判断的同时，得出一个与之正好相反的否定判断，而且这两个判断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相互驳不倒。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矛盾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希腊人的选择是：“我们不应当相信它们，而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判断。”〔8〕但是到了休谟，情况已远非如此简单。人类尽管在千余年的求知道路上屡经曲折，却毕竟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不论是理智的深度和广度还是驾驭自然的能力都在不断地提高，古代那种独断的怀疑主义似乎早已被驳倒了。特别是以牛顿物理学为最高典范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成果，大大强化了人们这样的信念：科学的认识足以跨越此岸（认识者）和彼岸（对象）之间的一切障碍，世界已向人类理性展示了一条自由行进的坦途，人们剩下要做的，只是在于按自已的意愿把“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而已。正当人们沉浸在这种乐观情绪之中时，休谟这位机智而深刻的哲学家出来泼了一盆冷水。
休谟对人类理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把认识的对象分为两类：“观念的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和“事实”（matters of facts）。所谓“观念的关系”，指的是那些与客观世界无关的、纯粹 属于思想自身的关系（比如数学符号之间的那种关系）。它们是注定没有矛盾的，其反面是不允许的。所以，数学的对象要么是必然真的（同义反复），要么是必然假的（自相矛盾）。但是人们关于“事实”（自然界）的知识（经验和实证科学）却完全不同，是以承认对象的矛盾为前提的。对于任何经验事实来说，构想它的反面总是合乎情理的。“太阳明天出来”与“太阳明天不出来”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陈述是同样可以理解的。在思想上不会造成自相矛盾。问题在于，贯穿于经验知识的纲领是什么？休谟的回答是：因果关系或因果律。任何因果事实总是两件互不相同的却在空间、时间上多少相近或相继的事情，它们一个称作因，一个称作果。那么因果规律又从何而来呢？休谟说：“因果之被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乃是凭借于经验。”〔9〕既然因果性依赖于经验 事实，这事实本身又是允许反面情况的，那么，关于事实的普遍断言（自然科学的陈述）又怎么能确保真切无误呢？因果律的意义在于从有限扩展致无限，从过去预言将来，而这种扩展、预言除了依据经验外没有别的；既然如此，自然科学有关因果关系的断言又怎么谈得上普遍性和必然性呢？这就是休谟的“温和的怀疑主义”。休谟的论述正值牛顿学说（一种取得了惊人成功的因果理论）深入人心，造成了空前的乐观情绪的时代，它的出现给人们思想上造成的震荡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否定环节，休谟的不可知论在认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休谟的贡献在于以令人不快的方式使人们意识到了盲目自信的可悲性以及自觉地为科学的合理性作辩护的重要性。休谟几乎毁掉了整个近代认识论的发展纳领，却同时为日后更加细致、更具说服力的认识论的兴起奏响了序曲；他提出的问题及其各种变形，业已成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
与休谟相比，康德的不可知论更加温和。作为一位有专业自然科学背景的哲学家，康德是不能接受休谟关于牛顿学说多少已经失效的结论的，但是休谟对牛顿学说的反驳本身却是令他心悦诚服的。正是这种反驳促使他另辟蹊径，为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必然性作出新的辩护。康德对科学是充满信心的，但他对哲学或“形而上学”却满腹狐疑。他指出，人们在追究具体存在物的因果关系时是得心应手的，既有求知的手段（主体的一些直观的或逻辑的形式），又有求知的实际内容（客体提供给人的经验材料），于是创造出了可信、可靠的科学知识来（这也是他对休谟所作的反驳）；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去追求最终存在的性质、状态、关系等等，便立即显得力不从心：关于“世界大全”的任何断言都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或者更糟：关于它的任何两个对立的断言都是言之成理的，即陷入了矛盾（二律背反）。我们通常所说的康德否认“彻底地”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指的正是这种情况。问题就在于，理智妄图去解决自己胜任不了的问题，即解决那些超验的和终极的哲学难题，其结果注定是自己反对自己、导致自相矛盾。在康德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耻辱，必须予以避免。他的解决办法是严格区分科学和非科学（形而上学）：理智自由驰聘的疆域只能限于经验世界，其任务是获取数学和自然科学；超出这个范围是理智的禁地，却是信仰的乐园，所得到的不是理性形而上学，而是道德神学和审美心理学。这样，康德就把人类认识活动分成了确定可知的部分和确定不可知的部分，从而成为继休谟以后又一位影响巨大的怀疑主义哲学家。
与休谟相比，康德的思想更具积极意义。19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科学的发展表明，那种希望获取全面、完备的综合性知识的古老追求已越来越不现实。换言之，自古以来构成人类知识的两个优点——完备性和确定性已经分离，任何现代的科学家、哲学家已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黑格尔那样构造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他要么为达到完备性而不得不失之细节上的真切描述，要么为获得确切可靠性而放弃对总体性或本原性的说明。这样一种情况与康德的开拓性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他的怀疑主义体现了这样一些思考：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富有成果，形而上学就愈是贫乏；人类对世界某些方面的了解愈贴切，就离对世界的全体和最终状况的了解愈陌生。解决这种矛盾情况的办法只能是从二者中选择其一，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只能选择对确定性的追求。这样的考虑当然过于片面，因为就人类理智的本性而言，无论在深度、广度、细节和整体上，世界上都只有尚未认识的东西，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并且“追根究底”往往是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所在。但是康德的想法至少反映或预示了特定阶段的知识状况，即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的认识状况，那是认识史上的“分析的时代”。
纵观哲学史，人类在知识的可能性、知识的范围、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确定性程度以及知识真理性的检验等问题上曾经提出许许多多的见解，从注重感觉到注重理性，从注重直觉到注重启示，从注重归纳到注重演绎，不一而足。所有这些见解都曾流行甚至占据统治地位，而怀疑主义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对它们造成不同程度的打击。怀疑主义的理论后果，往往是揭示或重新造就了主体与客体的严重分离，而弥合这类分离便构成了认识论的主要任务。但是这种分离还将不断地被揭示或被造就，因而怀疑主义这种独特的认识倾向也将继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历程。这没有什么值得悲观的，相反，我们应当面对它、研究它、克服它；虽然它不会被最终克服掉，但它的每一次兴起都是在人类对主客体的分离实现了某种程序的跨越之后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怀疑主义的确是认识发展中令人不快的促进环节。
注释：
〔1〕《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39页。
〔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1—342页。
〔4〕〔5〕〔6〕《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56页。
〔7〕《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2页。
〔8〕《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2页。
〔9〕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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