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典文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典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共识。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要关注“经典文化”，即关注那些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形式，经过历史的淘沥流传至今、并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精品。尤其是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篡改、戏说和贬损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提倡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
“经典文化”之所以值得尊重，是由于它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形式，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将文化比作民族精神的血脉，则“经典文化”就是其主动脉；如果将文化比作民族精神的骨骼，则“经典文化”就是其脊梁骨；如果将文化比作哺育民族精神的食粮，则“经典文化”就是其中的大餐。
“经典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既非其创作者的自吹自擂，也非什么人物的加封，而有其重要的原因。
首先，“经典文化”是其作者在进步世界观指导下，怀着崇高的创作目的、付出艰辛的劳动创作而成的，是其产生当时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史记》这部被鲁迅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经典，是其作者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摧残之后，经过长期辛勤笔耕创作出来的(在此之前，他已进行过大量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其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 (P83)司马迁站在被同情、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上，痛斥滥施屠杀的酷吏，谴责侵夺人民的豪商巨贾，暴露贵族的丑恶面目，嘲笑具有无上权威的帝王，赞美反抗暴力的游侠，歌颂英勇起义的农民。它对后来的文学特别是史传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称自己作诗“非求工律细，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 (P108)他受这一进步创作思想的指导，创作过程中力求做到浅近通俗，尽可能让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听懂。他笔下的“新乐府”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疾苦，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行径，因而得到广泛传播。元稹称它“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3] (P374)甚至在日本、高丽、契丹等国，也争相抄写、贩卖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怀着拯救国民灵魂的目的而弃医从文，他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 (P512)其小说《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塑造了阿Q、祥林嫂、闰土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深刻地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腐朽本质。鲁迅晚年体弱多病，且随时可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但他英勇不屈，奋力写下大量“投枪”\“匕首”式的优秀杂文，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斗争。毛泽东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 (P691)。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怀着为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出恶习的清单”的目的，创作了由96部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马克思称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6] (P47)，恩格斯称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7] (P42)。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曾说：“我再也无法兴致勃勃地为老爷们写作了”，还说他只要想到自己是为那些农民及他们的孩子写作，“马上就会变得精神振奋而渴望写作”。[8] (P417)托翁晚年创作的《复活》等作品，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土地私有制的罪恶和官办教会的虚伪，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列宁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9] (P369)。
其次，“经典文化”不是仅凭其作者个人的才华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这些作家善于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说，“经典文化”是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劳动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相传为荷马创作的古希腊光辉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其实并非他一人所为。据专家考证，这两部史诗的前后风格均极不统一，变化多端，可见它们出自多人之手笔。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取材于16世纪德国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作品通过主人公浮士德的经历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过程，反映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向往。恩格斯称歌德是“最伟大的德国诗人”[10] (P275)。明代陈铎称“李白诗祖风、骚，宗汉、魏，下自徐、庚、鲍照，亦时用之。”[11] (P502)唐代元稹称杜甫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2] (P66)至于白居易的代表诗作《新乐府》与东汉乐府诗的继承关系，更是显而易见。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在成书之前就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这两部小说的重要素材。鲁迅曾写过《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翻译过《死魂灵》等外国小说。郭沫若幼年即能背诵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名篇，后又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等西方诗歌名著。由此可见出鲁迅、郭沫若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坛泰斗的创作成就，与其善于继承前人优秀文化遗产的关系。
再次，“经典文化”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历史的筛选而保留下来的文化精品，具有重要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古希腊雕塑、绘画的被发掘，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勃兴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要“复兴”古希腊艺术中蕴含着的伟大的人文精神，摒弃中世纪的“颂神文艺”。马克思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中，发现了高利贷者剥削、压榨农民的秘密，并将其写入《资本论》。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2] (P684)。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战士季米特洛夫曾说过，他“在参加保加利亚工人运动的日子里培养起来的那种坚持力”和“在莱比锡法庭上所采取的那种一贯的坚持力、信心和坚持精神”，都同他“在青年时期读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作品”有密切关系。[13] (P50)《三国演义》、《水浒传》问世后，深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14] (P873)。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其截取《三国演义》《水浒传》尤为多”。[14] (P873)太平天国的旗帜上有“顺天行道”字样，义和团则干脆将水泊梁山聚义厅前竖起的杏黄旗上的“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搬到了自己队伍的旗帜上。[14] (P872)鲁迅在其小说集《彷徨》扉页题写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以自勉。上述表明，“经典文化”在经过时代的更迭、历史的风雨及社会生活的变化、筛选、淘汰之后，其意义往往不减当年，甚至历久弥新，其价值断难颠覆，具有永久性的魅力。它们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
二
既然“经典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永久性的魅力，因而，努力弘扬“经典文化”，充分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古今中外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或者发掘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加以发挥，表达新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或者纠正经典文本中因受时代局限而存在的某些不足，将其改造为新的经典；或者将经典文本改编成其他门类的艺术，使之得到广泛的传播，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经典文化”所具有的永久价值和魅力，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任何“经典文化”在它被创作而成的当时所产生出来的价值和内蕴，同后来所产生的价值和内蕴并不完全相同。后来的优秀作家总是根据发展了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去发掘经典文化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和精妙之处，创造出新的作品，以弘扬原作精神，为发展了的现实服务。普罗米修斯原本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小神，他违背众神之王尤比特的意志窃火天庭，为人类送去光明和温暖。马克思称其为“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5] (P47)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其诗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将他塑造成一个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的神，使其成为勇于同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的雅典民主派的代表。英国诗人雪莱19世纪初创作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虽然也有埃斯库罗斯剧中的情节，却又改变了埃斯库罗斯剧中的结局，突出写了普罗米修斯经过英勇斗争而终于获得解放后，世上从此再也没有了黑暗、专制和暴君，到处都充满光明、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美好景象。雪莱剧中普罗米修斯和天神尤比特的斗争，表现了法国革命失败后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情绪和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不难看出，埃斯库罗斯和雪莱都根据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需要，对前人留下的经典文本做了加工，创作出反映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们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恩格斯称埃斯库罗斯为“悲剧之父”[16] (P385)，称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17] (P251)元代马致远创作的杂剧《汉宫秋》，是根据《汉书》和《后汉书》中有关昭君出塞的记载创作的。《汉书》和《后汉书》中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不过二百余字，其中突出强调了“昭君自请掖廷令求行”，促成了胡汉友好。《汉宫秋》则根据元代的社会现实，对《汉书》和《后汉书》中的记载进行了再创造，抨击了呼韩邪单于为索要王昭君而发兵攻打汉朝的侵略行径和汉元帝朝廷中的投降派官员，表达了反抗民族侵略、要求民族平等的愿望。郭沫若1923年创作的三幕话剧《王昭君》，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汉元帝的荒淫无道以及朝廷官员兼画师毛延寿敲诈、勒索宫女们的丑行，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赞扬了王昭君追求自由的精神。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曹禺创作了五幕话剧《王昭君》，一改历史上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作品中昭君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形象，塑造了一个为促进民族友好自愿出塞的笑盈盈的昭君形象，唱响了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上述三部以昭君出塞为素材的剧作，各自反映了其创作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弘扬了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可见，任何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经典文本，在不同的时代会显示出不同的价值，产生出新的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再创造活动，只要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就完全能够开辟出新的审美境界。
过去时代的“经典文化”受其历史局限，难免存在某些不足，这就需要后人对其加以改造、补充、丰富，使之更趋完善。此即所谓“推陈出新”。历代优秀作家正是这样做的。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中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代元稹笔下颇负盛名的传奇《莺莺传》，其中的张生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封建文人，但作者元稹却对这一人物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以赞赏的笔调将他始乱终弃的丑行写成是“将功补过”，宣扬“女色乃祸水”的封建思想。金代董解元将《莺莺传》改写为《西厢记诸宫调》。作者不但把一篇不满3000字的传奇改编为五万多字的讲唱文学作品，而且还改变了其“女色乃祸水”的主题思想，赋予了崔、张爱情故事以新的艺术生命，使反礼教的主题臻于明朗化。后来，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又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改写为戏曲，其故事虽基本相同，但使题材更加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也更加鲜明，更加明确地体现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作品中的莺莺、张生、红娘及老夫人的形象，也较董解元诸宫调中的形象更加鲜明、饱满、生动，因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中，贾宝玉同林黛玉一起偷读《西厢记》的故事，即表明了这一点。根据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对原作中的某些败笔进行了改写，收到好的效果。小说《水浒传》的作者因受封建社会流行的“女祸论”影响，将潘金莲等几个女性写成荡妇，仿佛她们生来如此。而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原本是个聪明、善良、美丽的女子，只因她在财主张大户家当佣人时拒绝张的侮辱，张出于报复，故意将她卖给又矮又丑的武大郎。潘金莲虽然不爱武大郎，但却起早贪黑地帮助丈夫做烧饼生意，生活得较为满意。后来，只是在邪恶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和王婆的引诱、胁迫下，才误入歧途，成了他(她)们杀害武大郎的帮凶。电视剧通过潘金莲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从而克服了小说《水浒传》中的不足，这是称得称道的。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是在宋代陆游《卜算子·咏梅》的启发下创作的。陆游在遭受腐败的当朝权贵打击后以梅花的形象自勉，抒发其不与权贵们同流合污，决心保持高尚气节的志向。(“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这首词不失为陆游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但其中流露出的英雄失意、消极无奈情绪，则不足为训。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则“反其意而用之”，赞扬梅花在冰封雪冻的寒冷季节仍然迎风怒放，将春天将至的信息报告给人间，但当春暖花开时却不与众花争芳斗艳，而与其共度美好的春天。(“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诗中的梅花形象象征共产主义战士在战争年代英勇奋战，但革命胜利后却不居功、不骄傲，与人民群众共享胜利欢乐的高尚情操。毛泽东创作的《卜算子·咏梅》，可谓弘扬古代“经典文化”的一个光辉范例。
弘扬“经典文化”的另一途径，是在尊重原有经典文本思想内涵的基础上，将其改编为其他体裁的艺术作品，使之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文学剧本《祝福》，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剧本《家》，以及根据革命历史歌曲《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成的大型交响音乐《黄河》，根据壮族民间故事《刘三姐》、彝族民间故事《阿诗玛》分别改编而成的歌剧《刘三姐》、《阿诗玛》，均属此类。它们在上映或演出之后，使原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更值得称道的是，有些被人称作“红色经典”的文本经改编后，原作的思想内容得到了补充、丰富和深化。如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成的京剧《华子良》和舞剧《红梅赞》，使原作中的华子良及江姐这两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因而受到广大观众的称赞。
三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具有阶级性。列宁当年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18] (P6)因而，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同一部作品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相互间的斗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斗争在对待“经典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历史上进步的阶级总是努力弘扬“经典文化”，以此作为同反动阶级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而反动阶级则竭力诬蔑、排斥“经典文化”，以消除其积极影响。
屈原的《离骚》这部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受到后世的热烈赞扬。汉代司马迁称它“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19] (P2482)，唐代李白称“屈平辞赋悬日月”[20] (P157)，今人郭沫若称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天才的作者”[21] (P79)。但是，汉代封建文人班固则贬损《离骚》“多虚妄之语”，说屈原“露才扬己”，“非明智之器”[1] (P89)。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来，后代众多的散文家和史学家对其推崇备至，每当他们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艰古涩奥的文风时，往往要打出《史记》这面旗帜。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明代的归有光等都是这样。然而，封建统治阶级则将司马迁看作是“离经背道”的人物，将《史记》诬蔑为“谤书”。班固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多有贬词，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1] (P84)《水浒传》问世后曾极大地鼓舞了农民起义队伍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但却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金圣叹称其为“妖言惑众，不可使子弟寓目”，并诅咒其作者施耐庵：“令其子孙三代皆哑”[22] (P49)。西方文学史上，此类事例也同样大量存在。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等，由于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因而得到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但同时却遭到当时执政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排斥，只能在城外的小剧场内演出。俄国19世纪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因其对贵族地主腐朽本质的深刻揭露和批判而得到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的高度称赞，夸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行列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23] (P111)。但是，这部现实主义杰作却遭到沙皇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评论家波列伏依疯狂咒骂它“是一幅愚蠢的漫画”，“是不能称之为艺术的”[24] (P96)。高尔基以其《母亲》等作品，深刻反映并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称“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25] (P202)。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则污蔑高尔基“被布尔什维克嚼得连骨头都没有剩下”。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们对“经典文化”会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反动阶级对抗、排斥“经典文化”的手法之一，就是对“经典文化”及其作者进行歪曲、篡改，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评论家卡尔·格律恩为了将小市民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合法化、合理化，一面将歌德身上的所谓“人的东西”加以吹捧和颂扬，一面又将歌德思想中天才的人文精神加以抹杀和歪曲。为此，恩格斯写了《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揭露和批判了格律恩歪曲歌德的险恶用心，指出这种被格律恩抬到全人类高空云端的抽象的人，只不过是“穿着有产者式的大礼服的地道的小市民”[10] (P274)。1908年至1910年，俄国沙皇的御用文人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借托尔斯泰80寿辰和逝世之机，掀起一场托尔斯泰主义大合唱，他们闭口不提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却竭力鼓吹其“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妄图以此麻醉人民群众，破坏革命。列宁为此而写了一组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科学地评价了托翁的思想、学说及作品，指出：“作为俄国革命到来前千百万农民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为一个‘救世新术’的发明者，托尔斯泰是可笑的”[9] (P371)。号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继承托翁的优秀文化遗产，摒弃其“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的反动说教。20世纪初，法国后现代主义画家杜尚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创作的名画蒙娜丽莎加上两撇胡子，也算得上篡改“经典文化”的一个典型事例。中国文化史上则有清代反动文人俞万春恶意篡改《水浒传》的事件，俞万春在其长篇小说《荡寇志》中，将《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宋江、吴用、武松等，歪曲篡改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抢男霸女的土匪强盗，还凭空杜撰出宋江等被朝廷派来的张叔掖“擒拿正法”的结局。这样一来，《水浒传》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经典之作，被俞万春篡改成诬蔑农民起义的坏书。汉代班固写的《汉书》，虽然多半取材于《史记》，但由于作者是奉旨修书，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去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故而使得《史记》中的人民性和战斗精神大为削弱。从某种意义上看，《汉书》也是对作为经典文化的《史记》的一种篡改。虽然它也有其较高的价值。
近年来，我国文化界围绕如何对待“经典文化”的问题展开过多次争论，一些人士通过“排座次”、封“经典”、“重写文学史”等做法，竭力贬低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及其作品，却将胡适、周作人、张爱玲等打扮成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人则对鲁迅、曹禺等经典作家创作的《阿Q正传》《雷雨》等经典之作，以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林海雪原》、《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现当代优秀作品，随意地进行改编和“戏说”。在这些“戏说”之作中，阿Q这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典型形象，变成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阿Q的故事》)；智勇双全的共产党地下女交通员阿庆嫂，变成了潘金莲式的淫妇，她既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情人，又与汉奸胡传魁勾搭。郭建光和胡传魁还联手抗日(小说《沙家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变成了匪气十足的老油条，小说中杨子荣为剿匪英勇牺牲的情节，变成了为情仇而丧生；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由一位矮个子小品演员和一位高个子男节目主持人联手演唱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一场中的对唱。只见“李奶奶”一瘸一拐地走上台，脸上作出各种怪相。“李铁梅”则裹一头巾，不男不女，阴阳怪气。不客气点说，此类“戏说”不但是对革命历史的歪曲和对革命精神的亵渎，而且是对艺术规律的践踏。正由于此，它们遭到广大读者、观众的严厉批评，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里，我们无意将近年来一些人士贬损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言行以及一些人随意篡改、“戏说”经典文化的做法，同前面谈到的金圣叹之流贬损《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以及俞万春篡改《水浒传》的行径相提并论。在贬损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抬高胡适、周作人的人们中，绝大多数属于认识问题。至于那些“红色经典”的“戏说者”们之所以步入歧途，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红色经典”缺乏深刻了解，又不愿下苦功自己创作优秀作品，于是便企图傍着“红色经典”追名逐利所致。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确有少数人是由于受近年来某些人士鼓吹的“告别革命”论、“躲避崇高”论的蛊惑而步入歧途的。既然“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都“只有消极作用”，则贬低革命文学，抬高反动文人，当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至于极个别人之所以不择手段地以各种方式贬低革命文学，抬高汉奸文人、反动文人，则是由于其偏狭的阶级偏见所致。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否则，我们对上述错误倾向的批评，就会成为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贬损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及其创造的“经典文化”文本，这不应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前苏联解体之前，一些人就曾一面拼命向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等革命作家及其作品泼污水，一面竭力抬高那些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作家及其作品，因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这是苏共和前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保卫“经典文化”的口号，不应当被看作是“小题大做”的“极左”行动。
人类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出无数灿烂的文化，只要我们善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其进行批判的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以建设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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