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对自我利益绩效归因的促进作用研究_盈余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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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意义重大。在对外报告中，上市公司关于业绩信息的披露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利润表为主体的利润数据，表现为财务信息形式；二是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中的业绩归因①，表现为非财务信息形式。业绩一直是信息披露操纵的“重灾区”。盈余管理就是利润数据操纵的直接表现形式。相类似的，上市公司对于业绩归因也可进行“控制”和“加工”，称为“自利性业绩归因”。

      研究者们将公司的业绩归因划分为内部管理归因和外部环境归因。内部管理归因(也可简称为内部归因)是指公司将业绩表现归因于管理层的主观努力，如拓展销售渠道、降低成本等；外部环境归因(也可简称为外部归因)是指公司将业绩表现归因于外部环境变化，如金融危机爆发、原材料价格上涨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中有自利性归因假说，即公司在业绩归因过程中存在自利性倾向，管理层会刻意披露和夸大对自己有利的归因，掩藏和弱化对自己不利的归因。当盈利状况良好时，企业会表现出自我宣扬倾向，即强化内部管理归因，弱化外部有利环境归因。当盈利下滑甚至亏损时，企业会表现出自我保护倾向，即强化外部不利环境归因，而尽量少地涉及管理方面的不足和失误。

      关于业绩水平对企业归因倾向的决定性作用已被大量研究证实。早期的研究如Bowman(1976)就发现，业绩较差的公司更多地将亏损归结于市场竞争、政府监管等外部环境因素，而业绩较好的公司则更多将盈利归因于管理、战略等内部因素。Clarke(1997)量化了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指出绩优公司将盈利归于自身努力的概率是归于外部因素概率的3倍。Baginski等(2000)、蒋亚朋(2008)、Aerts和Cheng(2011)在盈余预测和招股说明书中也同样发现了自利性业绩归因现象。Tsang(2002)、Clatworthy和Jones(2006)、Halim(2008)、Aerts和Tarca(2010)、Xu(2011)和孙蔓莉等(2012)的研究则比较了中、英、美、日、加等国企业的业绩归因，发现均存在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只是程度有所差异。

      在自利性业绩归因的影响因素方面，各国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考察。Mcgill(2000)比较了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美国管理者和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泰国管理者对不良公司绩效的业绩归因。Staw等(1983)、Gooding和Kinicki(1995)考察了管理者个人因素，如首席执行官(CEO)的年龄、任期、薪酬等是否对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产生影响。孙蔓莉等(2012)以股权结构为分类标准，发现不同的代理矛盾类型对应着不同的自利性业绩归因水平。孙蔓莉(2014)发现股权激励和控股股东变更对自利性业绩归因有促进作用。Aerts(2001)认为公司管理层在进行业绩归因时存在惯性，这种惯性决定了公司管理层的归因习惯、公司传统以及程序化的业绩归因过程等。

      分析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影响自利性业绩归因的核心因素在于代理矛盾。只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公司特征和不同的管理者特征使代理矛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管理层才有可能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披露和夸大有利归因，弱化甚至掩蔽不利归因，即为自利性业绩归因。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绩优公司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值大于零，存在自我宣扬倾向；

      H1b：绩差公司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值大于零，存在自我保护倾向。

      盈余管理，作为另外一种常见的业绩操纵手段，和自利性业绩归因一样，其根源也是代理矛盾。它们的动机如出一辙，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很容易推测，如果企业实施了盈余管理行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期利润水平，那么在年报的业绩归因中，管理层根本不可能承认盈余管理对业绩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层必须人为地找出其他理由来诠释当期利润。此时，自利性业绩归因就必然成为管理层的理性选择：将盈利归功于内部管理措施得当；将亏损推诿于不利的外部环境。Aerts和Cheng(2011)就已发现在中国的招股说明书中，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但是考虑到我国公司上市对于企业的盈利水平有一定要求，因此该文中的研究样本都是绩优企业。并且，源于我国公司对于上市的强烈渴望，招股说明书中的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也会被最大程度地提升。以Aerts和Cheng(2011)的研究结论为线索，本文试图将其拓展到绩优和绩差企业年报，通过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数据，检验公司上市后业绩归因的自利性是否会因盈余管理而增强，企业是否通过业绩归因操纵以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三、特殊研究背景设定

      为了获取更有利于开展自利性业绩归因研究的样本，本文选取了一个特殊研究背景：煤炭价格在2003～2011年间持续大幅上涨。在以往自利性业绩归因的研究中，即使发现了绩差企业存在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其统计显著性也总是不如绩优企业。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这是由于管理层担心过度明显的自利性业绩归因会被投资者察觉，反而导致投资者的反感。因而，绩差企业在对亏损进行归因时，往往有所顾忌，使自利性倾向不那么引人注目。而绩优企业就不必担心，因为业绩优秀是对投资者最大的回报，无论管理层如何夸耀自己，投资者也不会深究。而在特殊经济环境中，绩差企业管理层的这种顾虑就不存在了，其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可以被大幅强化。例如，在钢铁产能过剩时期，钢铁行业全面亏损，企业管理层就很容易将亏损全部归因于市场需求萎缩，钢价下滑。即使企业管理混乱，业绩在全行业倒数，也不会引起投资者的足够警惕。因此，为了克服绩差企业自利性业绩归因不明显的问题，本文选择了煤价上涨这一特殊经营环境作为研究背景。在以往的自利性业绩归因研究中，很多学者都采用过这种研究方式。如孙蔓莉等(2007)以我国2003年“非典”的发生为背景，对比了医药行业与旅游餐饮行业，发现“非典”事件对旅游餐饮企业的自利性归因倾向起到了放大作用。孙蔓莉等(2012)以人民币持续升值为特殊条件，发现纺织企业普遍存在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且这种行为被市场所接受，引发相应股价反应。王德发和张佳(2010)、Keusch等(2012)均选取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分别针对中国和欧洲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时期比其他时间段的自利性归因倾向显著更强。

      我国在逐步进入市场化机制后煤价出现了大幅上涨的态势。以秦皇岛5 500大卡动力煤平仓价为代表的电煤市场价，从2003年的264元/吨涨至2011年的820元/吨(如图1所示)。虽然在2009年因金融危机有所回调，但是8年间的总体价格走势不改。2012年以后煤炭价格开始逐步走跌。

      

      图1 秦皇岛5 500大卡动力煤平仓价及波动情况(元/吨)

      电煤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电煤采掘与火力发电这两个上下游产业，是决定两行业企业业绩表现的直接外因，并且影响方向相反。对于电煤企业来讲，动力煤是其主要的销售产品，煤价上升直接抬高了企业利润，长达8年的大牛市使电煤企业坐收巨利。而对于火电企业来讲，煤炭是最重要的生产原料，占企业总成本的70%以上。火电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上网电价)受到严格管制，火电企业无法将煤炭上升的成本转嫁出去，煤价的上升导致火电企业盈利能力总体明显下降。

      从煤炭价格与火电、电煤企业的每股收益指标关系来看，煤价对两行业的经营业绩产生了方向相反的重大影响。如图2所示，电煤企业业绩与煤价变化趋势相符；而火电企业业绩与煤价变化的趋势正好相反。

      因此，从火电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在煤炭价格上涨过程中，相当多的企业逐步濒临亏损或已经亏损，为了避免被ST或退市，他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大大加强。另一方面，长期的煤炭价格上涨非常明显，火电企业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这一特殊经营环境。

      

      图2 火电、电煤企业业绩与煤价变化趋势对比图

      四、实证研究

      1.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4～2011年间沪深A股市场中火电、电煤两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火电企业选取方面，主要是从全部发电行业企业中除去了水电、核电和电网企业。在电煤企业选取方面，在煤炭采选业的基础上，通过阅读年报有关信息，排除了生产炼焦煤与焦炭企业。最后选取火电上市公司年报197份，电煤上市公司年报113份。本文对以上样本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处理：考虑到需要业绩变动数据以及可比性要求，因此将第一年上市以及第一年转为火电或电煤行业的样本剔除；由于需要以每股收益变动判断业绩好坏，所以将每股收益变动为零的4个样本剔除。经过以上样本数据的处理，共得到283个有效样本观测点，其中火电行业196个，电煤行业87个。除此之外，鉴于本文有效样本观测点数量不多，因此对于有些观测点控制变量数据缺失的情况，没有按照直接删除样本的方式处理，而是在SPSS中以临近点均值替换缺失值。而且，为了减少异常值对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将实证中运用的解释变量中落在1%至99%范围以外的数值分别用1%和99%的分位数替代。本文的数据来源是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中的年报和巨灵财经数据库的公司研究，所用统计软件为SPSS21。

      2.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下列回归模型，并应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OLS)进行检验。

      

      (1)被解释变量——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取值

      业绩归因的计量方法是研究自利性业绩归因的关键所在。Salancik和Meindl(1984)依据自利性归因原理提出了最初的取值模型：绩优企业归因的自利性程度为内部归因减外部归因(IP-EP)②，绩差企业归因的自利性程度为外部归因减内部归因(EN-IN)③。后来的研究大都是运用这一基础模型。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了反向归因现象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归因的自利性，如Giacalone和Riordan(1990)、Tessarolo(2010)、Aerts和Cheng(2011)、Keusch等(2012)以及孙蔓莉(2014)。他们均发现，在绩优企业中，除了内部归因倾向外，企业还通过陈述不利的外部环境来突出公司业绩的增长，称为归因强化(Enhancement，以下简称ENH)。典型的句式表现为：“尽管面临原材料大幅涨价、市场竞争加剧等外部不利条件，但是我们采用了诸多措施，仍实现了利润增长……”这里的环境因素与企业所取得的业绩方向相反，说明企业能够在逆境中赚得利润，明显突出了管理绩效。而在绩差企业中，除了外部归因倾向外，有些企业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责任，反而陈列他们已采取的改进措施，称为因果否认(Causality Denial，以下简称CD)。典型的陈述方式为：“在本年度，全体员工积极克服诸多困难，大力推广产品，压缩产品成本，改进生产工艺，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企业继续亏损……”这里的内部管理归因实际上是与企业的业绩方向相悖的，强调虽然外部环境不利于公司业绩，但管理层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而达到求得投资者谅解的自利性目的。因此，反向归因也是自利性的表现，应将其纳入业绩归因自利性程度的计量。

      本文结合反向归因，提出一个拓展的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取值模型。在拓展模型中，归因被重新整合为有利归因和不利归因两类。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等于有利归因字数与不利归因字数之差。自利性归因的目的在于自我宣扬，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将业绩归于内部表现好，包括基础模型中的绩优内部归因(IP)，也包括绩差企业所做的反向归因——因果否认(CD)；二是将业绩归于外部环境不利，既包括基础模型中的绩差外部归因(EN)，也囊括了绩优企业的反向归因——归因强化(ENH)。不利归因同样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将业绩归于内部表现不好，即基础模型中的绩差内部归因(IN)；二是将业绩归于外部环境有利，即基础模型中的绩优外部归因(EP)④。企业的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以“IP+CD+EN+ENH-IN-EP”来表示。

      本文拟同时采用Salancik和Meindl(1984)的基础模型和作者提出的拓展模型对自利性业绩归因进行计量。为了消除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级差的影响，归因取值被除以100。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样本企业年度报告中“董事会报告”一节。通过逐句阅读其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或“经营情况”，找出对业绩情况进行解释的语句。如果语句中包括带有“受……的影响”、“由于”、“因此”、“主要原因为……”等体现明显因果关系的词句，则为明确归因；如果语句中虽然不含因果词语，但可从语义明显判断为与业绩呈因果关系的语句，则作为暗示归因。暗示归因部分需两名作者复核确认。业绩归因语句确定后，按照表1进行分类，以归因字数分项赋值。企业以每股收益变动为标准被分为绩优企业和绩差企业。

      (2)解释变量

      业绩归因是对业绩情况的解释说明。按照自利性业绩归因假设，企业在业绩表现好时，会表现出自我宣扬倾向；在业绩表现差时，会表现出自我保护倾向。因此，企业的业绩水平和业绩变动对自利性业绩归因的影响最为直接。为此，本文将体现当年业绩水平的每股收益(EPS)与业绩变动的ΔEPS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旨是研究盈余管理对自利性业绩归因的促进作用，因此，盈余管理作为解释变量进入方程。以往盈余管理相关研究以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ADA)衡量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操控性应计利润大于0说明向上进行盈余管理，小于0说明向下进行盈余管理，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则代表了无论向上还是向下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数值越大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大。鉴于本文是研究火电企业与电煤企业的自利性业绩归因，样本企业所有8年的观测点分别只有196个和87个，因此为了减少误差，在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时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年提出的修正Jones模型，对火电与电煤两个行业分别做所有年份的一次性截面回归。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3)控制变量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设计主要考虑到：管理者与股东间的代理冲突是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的根源。孙蔓莉和蒋璐(2013)证明了促进代理冲突的因素和削弱代理冲突的因素与自利性业绩归因有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本文加入一系列影响委托代理冲突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促进代理冲突的变量包括股权性质(GOV)、公司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FS)、董事会规模(BS)、企业自由现金流(FCF)、股权制衡度(SH)；削弱代理问题的变量包括两职分离(CEO)、管理层持股(MNG)、高管薪酬(PAY)、监事会规模(SS)、资产负债率(LEV)、四大审计(AUD)。另外，为减少两行业间自利性业绩归因特点的可能差异影响，将行业变量(IND)加以控制；为消除不同年份的干扰，本文同时将年份变量(YEAR)加以控制。

      本文的变量定义详见表2。

      

      3.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3。通过表3可以看出，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总体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中，基础取值模型

的均值为3.8617，中位数为1.0500；拓展取值模型

的均值为7.0093，中位数为3.9700；均大于零，说明很可能存在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并且，通过观察绩优组和绩差组均值，可以发现绩优公司

和

的差异很小(分别为6.5378和6.7204)，说明绩优公司反向归因(ENH)数量很小，而绩差公司

和

的差异较大(分别为0.8436和7.3698)，说明绩差公司的反向归因(CD)利用非常普遍，且意愿强烈。也就是说，反向归因主要体现在绩差公司中，而且数值很大。

      解释变量每股收益(EPS)的均值为0.4468，中位数为0.2544，最小值为-0.9429，最大值为2.9900，说明大部分企业盈利，但有些企业亏损，盈利额高于亏损额。每股收益变动(ΔEPS)的均值为0.0121，中位数为0.0060，说明多半企业业绩有所改善，一小半企业业绩变差，其中ESP上升最大的上升了1.8元/股，下降最多的下降了1.62元/股。盈余管理程度(ADA)的均值为0.0470，中位数为0.0324，最小值为0.0001，最大值为0.2257，标准差为0.0446，说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分布较好，火电与电煤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

      根据表3的T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a和假设1b得到支持。代表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的变量

和

，不论是从总体均值还是从绩优或绩差组均值来看，均显著大于零。尤其是考虑了反向归因以后，因为

的最小值为0，意味着所有样本企业的自利性业绩归因值都大于零。可见，反向归因提升了归因的自利性程度。

      

      从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中，有些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显著，有些则不显著。除了公司规模与四大审计、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与股权性质，每股收益与行业的相关系数大于0.4以外，其余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即使显著，相关系数也较小，可以认为是较弱的相关关系。因此从整体来看模型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间没有较强的相关关系，模型方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而且，回归结果中除了股权集中度与股权集中度平方两个变量的VIF值分别为18和20，其他变量的VIF值均在1至5的范围内，说明没有严重的共线性。考虑到篇幅，本文未列示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表。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知，两个回归方程均显著，调整

均在0.3以上，方程解释力较强。

      

      自利性业绩归因

与盈余管理(ADA)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自利性业绩归因

与盈余管理(ADA)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时，其在解释业绩时自利性程度也越强，盈余管理对自利性业绩归因确实存在促进作用。企业倾向于在对会计数据进行盈余管理的同时，在语言表述上也予以配合，更多地进行自利性业绩归因描述，从而假设2得到了支持。比较基础模型和拓展模型的结论还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与反向归因关系不大，考虑到反向归因的内容，这一结论不难理解。如果企业进行了向上盈余管理，企业当然会直接归于管理有效，而不需强调外部环境不利；如果企业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则推因于环境更为合情合理。

      另外，我们还发现，对于EPS，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高度显著，这说明企业利润水平越高，自我宣扬倾向越强烈，但利润水平差时保护性倾向也随之下降，这可能是与绩差企业担心过度自利性归因将产生副作用相关。自利性业绩归因指标与每股收益变动均高度显著相关，但两次回归的系数符号相反。考虑到反向归因，说明企业在业绩上升时，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也随之提高，企业主要利用加大内部归因达到自利性的目的，更多地罗列企业的管理成效，但却不会再增加很多强化式的反向归因(ENH)。而在业绩下降时却会通过强调管理层已采取的管理措施(CD)，说明管理层已尽到了最大努力，这与描述性统计中所发现的情形完全一致：反向归因主要出现在绩差企业中，而绩优企业中不明显。

      在控制变量中，监事会规模、资产负债率、高管薪酬与自利性业绩归因显著负相关，公司规模与自利性业绩归因显著正相关。这与孙蔓莉和蒋璐(2013)中促进和削弱自利性业绩归因的代理变量统计结论是一致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煤价上涨为研究背景，选取火电与电煤这两个同处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行业作为研究样本，针对其年报中的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进行探究，拓展了特殊环境下自利性业绩归因的研究领域，发现了盈余管理与自利性业绩归因的内在联系。本文的两个主要发现是：第一，在煤价波动背景下，火电与电煤企业均存在显著的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第二，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其在解释业绩时自利性程度也越强，说明除了客观业绩表现之外，盈余管理对自利性业绩归因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与以往研究相比，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揭示了特殊经营环境下企业自利性业绩归因的特点；第二，发现了盈余管理对自利性业绩归因的促进作用；第三，对自利性业绩归因的基本取值模型进行了拓展。盈余管理向投资者呈现出被歪曲的利润数据，将直接导致投资者对企业历史业绩的误判，削弱会计信息的信号作用。而自利性业绩归因又误导了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变化趋势的预测，使资本市场失灵。这种现象和行为应引起投资者和监管层面的充分重视，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年报阅读者应对涉及内部因素的归因描述提高警惕，而监管者更应在业绩归因的披露标准上进行适当的规范，并加以监督。

      本文的不足体现在：第一，业绩归因表现为语言性质的非财务信息形式，而内容分析法是通过人工阅读信息并加以分析来衡量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人们的主观判断难免会有不同，因此自利性业绩归因程度的大小也难免会有偏差。第二，在样本选择方面，由于我国沪深两市火电与电煤行业上市公司数量不多，本文的有效观测样本量为283个，样本量较小，有可能会影响到统计结果。

      ①业绩归因是对业绩数据及其变动的原因解释。我国《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5年修订)》中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需“概述公司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列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的同比变动情况，说明引起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②IP为(Internal Attribution，Positive Performance)，代表将绩优归因于内部因素；EP为(External Attribution，Positive Performance)，代表将绩优归因于外部因素。

      ③EN为(External Attribution，Negative Performance)，代表将绩差归因于外部因素；IN为(Internal Attribution，Negative Performance)，代表将绩差归因于内部因素。

      ④之所以模型中没有考虑绩优企业归因于内部管理不足，或是绩差企业归因于外部经营环境良好，是因为这两种归因模式对企业管理层极为不利，我们从未在年报中观察到此种归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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