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利益视角下的外语教育问题研究
姜雪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摘 要：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国际间经济发展和文化交往的需要，各国都非常重视以英语为主的外语课程设置，我国亦不例外。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针对这些主要问题，本文主要从多语种设置、翻译规划和外语教育衔接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外语教育；国家利益
国家文化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与推行本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之一。语言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语言文化的交流正是国家文化利益的体现。当今世界，语言及其文化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一国“软实力”强弱的风向标。“软实力”是除了军事、经济实力以外，以文化和价值观所主导的隐形的国家力量，展现了大国之间一种没有硝烟的竞争。诚然，文化软实力作为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指标，成为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重要工具,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又为本国硬实力的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信息去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为此，国家往往都要制定一系列的外语教育政策来维护国家文化利益。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和大调整的变革时期，呈现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作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中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外人文对话与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举措都赋子外语教育新的使命、挑战及发展机遇。
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我国需要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以满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外语教育改革需要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一点应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客观审视和反思我国外语教育现状,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 我国外语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其分析
与全球教育战略相配合，外语教育在世界各国均受到空前的重视。我国的外语教育发展迅猛，其中以英语最甚。时至今日，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从学前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直至升入高校，英语已经成为中国人完成学业、发展事业的必考科目。这种教育机制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外语人才，但同时也造成了时间、精力与金钱的过度消耗。从某个角度来看，盲目的推行全民英语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产物。本文主要从三个阶段对外语教育问题进行梳理：
朱大可先生把大洪水的世界性叙事作为非洲神话传播的结果。如果大洪水是世界性的，那么，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会有对大洪水的记忆，不需要延续非洲神话不可。同样面对大洪水，中国人的态度不像诺亚那样是逃避，而是治水，一次不成两次，大禹的父亲鲧没做到，大禹做到了。
（一） 学前教育阶段
总体来看，当下外语教育研究各阶段、各分支常常各自为政，执一隅于自己某一狭窄的领域。在探索我国外语教育应该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自恢复外语教育以来，我国外语院校进一步结合外语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相呼应，新近研制的《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将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列入外语教学的核心培养目标，加强外语人才的复合能力培养。然而，我国高校实际的外语教学总体仍基本沿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培养模式，虽然曾经历过“复合型人オ”“通识＋专业”等改革探索，从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来看，仍无法切实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等重要国际事务需求。目前仍存在优秀国际语言服务人才、高端复合型人才稀缺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文化“走出去”的瓶颈之一。
当前我国学前英语教育的政策制定，教材选取，教学模式使用，师资力量提高，学前儿童学习兴趣及能力培养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二） 基础教育阶段
文化是语言使用不可缺少的环境。文化是语言教学的核心，文化意识是语言水平的基石和映像。全球化语境中的频繁交往需要相互理解，因此对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了解都是外语教学不能缺少的内容。而翻译是重要的文化交流，而外译是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的重要举措，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媒介，更是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利益的重要途径。在积极参与世界发展的今天 ，为了分享更多优秀的中华文化，我国外译活动也越来越多。
2009年，孙宝国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北京市属市管院校自己产生的第一位院士，也是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第一位“60后”院士，那一年，他48岁。
高校是我国英语人才培养的关键阵地，是外语教育研究的重中之重，支撑中国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更是一流大学的使命。大学生在其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学习外语对于其母语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应该把外语学习看成是用来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有利途径。
此外，随着英语越来越被重视，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日益加强，不断冲击着社会主义思想价值体系，更出现了轻视、冷落母语和母语文化的现象，这势必会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应注重外语学习内容的调整，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发挥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功能，不断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豪感、自信心。
当Moran’s I＞0且Z＞1.96时，表示研究区域生境质量或其变化量呈高聚集（或者低聚集）性分布；Moran’s I＜0且Z＜-1.96时，表明研究区域生境质量或其变化量呈高值与低值交叉离散性分布；当Moran’s I趋于0且Z∈[-1.96,1.96]时，可认为研究区域生境质量或其变化量呈随机分布，不具有空间相关性。
（三） 高等教育阶段
李岚清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目前的外语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费时较多，收效较低”。基础阶段外语教育主要是以应试教育表现出来的，其科学性、系统性等方面还缺乏有效的规划。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制定和调整还是微观层面的教学模式、教材编写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中，教育评价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指挥棒”，是外语教育的关键环节。原有的应试性英语教学模式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违背语言习得和学习规律的教学方法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对此，近年推出的高考改革方案——英语考试社会化，其内涵是将它从政府赋予行政强制性的考试变为不具有强制性的专业化考试。让英语的社会地位由它的实际需求来决定，而非通过政府的强制政策来抬高，在高校录取中仅作为参考，而不必要分分必较，这样才能使英语学习更为理性，让社会对英语或其他外语的真实需求驱动它们的教学，这一次改革能够促进英语教育本质回归，促进英语教学和测试研究，能够体现以生为本，对英语教育的理性回归起到推动作用。当然，新的改革还需要做实践检验，让外语教育实践反哺外语教育理论。
总的来看，我国学前英语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从起初是否应该开设英语课程的讨论阶段发展到如何有效的开展英语课程的实践阶段。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关研究也已经表明学前英语育对孩子以后的英语学习的确有显著影响。但是目前我国在学前外语教育方面缺少完整的政策，英语课程标准方面对学前英语也缺少相关规定，在当前学前教育热”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学前英语教育机构及幼儿园将加入英语课程作为招生的筹码，但由于缺少政策体系和规章制度为依据，出现了许多“滥竽充数”的学前英语教育机构。在2000年至2009年间，国家提出了“以社会力量办国为主体的办学体制”的政策导向，各级政府集中力量办好一所或几所公办幼儿园，这样容易导致部分幼儿园经费得不到保障，师资力量下滑，学前教育随之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
图书馆作为高职院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对院校教育教研工作的开展有重要作用。“高职院校图书馆具备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源，拥有组织信息的专业水平与应用技能的能力。”因此，可以创新远程教育课程，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创新出更多的服务项目。例如，借助于当前新媒体技术，通过建立起的网络平台，为师生提供便捷的文献资料查询、外借预约等服务，不断提升图书馆服务工作质量和效率，使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管理更加高效。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是一门重要的素质教育课程，但没有形成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应用目标。历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都把大学英语教学定位在打语言基础、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方面，而应用目标始终缺位。当下，培养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是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必然选择。除了考虑大学外语教育面临的挑战外，还应帮助外语专业学生在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时建立起以母语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文化认同，巩固其核心文化价值观，增强大学生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能力，令其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90年代以来，外语教育在国际上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当前英语教育的开展在众多国家及地区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目前，我国教育部对儿童外语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教育制度的起始阶段。
二 基于国家文化利益的外语教育发展探讨
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为了维护我国的国家文化利益，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时，建议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合理统一布局外语语种政策，加强人才培养
衔接问题是不少国家在小学开设外语课程上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将成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面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公共英语教学时间越来越长，一方面初级英语教学越来越提前，大学英语教学不断向高学历延续，然而教学效果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提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教育之间缺乏有效衔接。
目前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培养了解所研究地区文化国情和民族语言特点、各民族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政治法规、宗教及民族心理，具备全方位专业素质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研究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应紧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探讨其背景下区域与国别研究及人才培养的路径与方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オ支持和智力支撑，促进国家间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
（二） 注重外语翻译规划，助推文化走出去
为了适应当今国际局势，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外语人才，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不断推出和调整相关的外语政策。自1978年重新开设英语课，到1983年高考外语成绩记入总分，1986年制定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教学要求适当降低，1999年突出强调语言的实践性，2001年把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把英语教育提高到小升初，初升高，高考必考主要科目之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快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步伐。总体来看，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正朝着培养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方向迈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此，各阶段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外语专业教育更应重视翻译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的、能够汇通中西文化精粹的新文化引领者。让“用外语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我们”。
（三） 推进外语教育贯通式衔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我国对外语的需求从英、法、德、日、俄等大语种转变为如今全面关注世界语言。应合理规划各阶段外语教育的语种、内容、形式和范围等，让英语及其其他外语，甚至是各色的民族语言成为各阶段教育体系中的“可选项”，为我国国际化战略的发展需求提供有力的前提和保障。
贯通式衔接是一个有效的衔接方式，上下学段，双方主动衔接，双向主动沟通。应积极组织上下学段英语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研究不同阶段学生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风格方面的特点，同求索、促教改、育新才。而教材衔接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尤其应重视各阶段外语教材中中西方文化所占比例的安排，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使外语真正成为交流、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这是新时代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及提高国家战略储备人才的现实需要。
（四） 适应智慧互联时代的教育变革
在信息时代，信息将成为比物质和能量更重要的资源，信息会逐步主导社会发展。对应的教育变化是所有的教育要素都集中在网络平台，互联网带来了碎片化的时间，不受限制的地点的移动个性化学习，也带来了在教、学、评、课堂形态等方面的改变，如何教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引导学生学习系统知识成了当今学校和教师面临的挑战。诚然，信息技术可以让教师智慧地教、学生智慧地学、学校智慧地管、最终培养出智慧的人。在外语教学的探索、研究和应用中，应科学开发和充分利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在线开放课程，外语课程应以学校为基础，扩展至社会，注重课程群建设，寻求校际合作、校企合作，实现线上线下结合。
智慧互联时代的外语教育变革需要国家政策、教育领域及社会各界的协作努力，共同促进外语教育的健康发展，共同打造线上与线下外语教育的新模式，共同描绘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智慧教学的新蓝图。
为青岛德式历史建筑中具有特殊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室内地面制定修复策略，首先要对其进行特征认定、劣化分析，比选适宜修复技术，在最大程度上保存原有特征与历史信息，同时解决劣化问题.
三 结语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对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等国家发展需求，我国的外语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不断优化知识结构，提升学科素养，推动外语教育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中展现新价值，通过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民族统一和政权巩固。另外，还需根据我国的外语教育现实问题，加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协调推进，服务国家大战略，提升大格局研究，促进外语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他听师父说起过，有些新死的尸体，躺着躺着会突然坐起来，甚至会跳下床扑人，这种现象便是诈尸。该现象非常少见，且通常会发生在打雷的时候，或者尸体受到黑猫等一些带有灵性的生物触碰的时候。师父告诉他，这是因为有些人虽然表面已经死去，但身体中某些神经细胞还处于活跃中，一旦受到自然界雷电或生物电的刺激，便会瞬间激发出能量，引起尸体的某些生命特征反应，比如抽搐，比如忽地坐起，或比如被身周更强大的生物电吸引而追随，但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动作都持续不了多久，你什么都不用做，它很快就会消停下来，如果你实在想做什么，就用一声大吼来震慑它。
她望着火苗，气得直跺脚，一边打自己的耳光，一边咒骂自己：“我真该死，我真该死哇，我为什么不清理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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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姜雪.国家文化利益视角下的外语教育问题研究[J]. 教育现代化，2019，6（11）：11-13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11.0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院级项目《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教学的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7009）。
作者简介： 姜雪，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育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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