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 与周边合作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 —东盟关系
赵 洪
摘 要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旨在推动中国国内经济全面发展，更是强调优先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关系。作为区域合作的一种新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东南亚有何影响？东南亚国家(东盟)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使“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与东南亚区域发展愿景相对接？对比中国与东南亚学者的不同观点、探讨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南亚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增进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极具潜力，但合作过程需要良性互动、审慎推进，才能实现双赢。
关键词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东盟经济共同体；东南亚；周边外交；中国—东盟关系
引 言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推动着中国自身对全球治理及区域治理观念的转变。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及地区事务上的战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2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公路、铁路、港口以及工业枢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中国、非洲和欧洲的65个国家连接起来，实现古代陆海贸易丝绸之路的现代复兴。“一带一路”倡议能使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亚太经济和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塑。其不仅要满足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更要赢得周边及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支持。毋庸置疑，“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东盟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东盟共同体作为东盟发展的长远目标，按照2003年与2005年东盟峰会的设想，将构建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2015年东盟正式宣布成立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并出台《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旨在打造一个深度融合、高度凝聚的东盟经济共同体，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但是，东盟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及挑战，包括地区差异巨大、成员国之间连通性差。根据东盟共同体愿景，为达成《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所设想的目标，东盟成员国需要进一步促进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与外部伙伴在政策协调和合作机制创新上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使东盟更具活力和全球化。[注]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Blueprint 2025(《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15》)，东盟秘书处，雅加达，2016年11月。
东盟自2010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东盟关系中，中国设想与东盟进行发展战略对接以实现共同繁荣。中国希望通过深度广泛的合作说服东盟尊重中国的规范和做法、感受到中国的合作诚意。“中方愿与东盟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审视双方关系，扩大共识与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筑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 张高丽：《深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共筑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年9月12日第2版。 对于东盟来说这确实是利好消息。但关键问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怎样帮助东盟成员国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的重点目标？如何让东盟相信“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实现双赢？倡议如何为东盟经济共同体提供新的动力并加强东盟在新一轮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的中心地位，并且不会削弱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凝聚力？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将梳理中外学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一带一路”对东盟影响的不同观点。其次，将回顾中国对东南亚周边政策的演变过程，分析中国希望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的角色。第三，分析中国如何提出“协同”和“战略对接”的概念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并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对接，推动东盟的发展。第四，探讨南海问题如何潜在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东南亚国家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将削弱东盟统一性的原因。最后，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深化中国—东盟关系上极具潜力，但仍需要中国与东盟进行协商、互动、交流，以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共赢。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东盟影响的不同观点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中国国内外广泛讨论和不同解读。一个较大的争议在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通过改变国际和地区秩序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方案，还是为实现区域一体化合作提出的新模式。杰拉尔德·陈(Gerald Chan)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新的全球秩序埋下了种子，这将挑战我们对传统国际关系的理解”。[注] Gerald Chan，“China’s high-speed rail diplomacy： global impacts and East Asian Responses”，EAI Working Paper ，February 2016.罗纳德·埃默森(Donald Emmerson)认为，中国希望利用这一倡议使亚洲国家能通过丝绸之路以不同方式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满足中国不同的利益。[注] Donald K. Emmerson，“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e in Asia”，East Asia Forum ，7 November 2014. 而戴维·阿瑞斯(David Arase)则认为“中国可能会运用经济手段与东盟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全方位’合作，从而有损东盟的统一性和凝聚力”。[注] David Arase，“Explaining China’s 2+7 initiative towards ASEAN”，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No.4，2015.
在中国—东盟关系中，一种传统观点认为，权力不对称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增进互信、建立任何共同体的重要障碍，也是东盟难以接受和遵守中国的规范和做法的主要因素。[注] Alice D. Ba，“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in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eds.) Theorizing 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Routledge，2009.东南亚国家的担忧在于，“如果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在未来变得更具战略导向，东盟国家将面临中国实现区域及全球战略利益的压力”。[注] kavi Chongkittavorn，“Pushing East Asia Summit to new level”，The Straits Times，11 November 2014. 因此，“尽管在实际上，中国及其倡议能促进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但从理论上说，中国有能力削弱东盟成员国之间相对松散的关系”。[注] David Arase，“The geopolitics of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problems and prospects”，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No.15，2016.
但另一方面，爱丽丝·德·巴(Alice D.Ba)认为，虽然权力不对称可能削弱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基础，但也能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动和认知发展过程。“权力本身并不会自动吸引或排斥追随者。新的合作理念、互动的类型及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印象，是决定权利不对称背景下双方能否合作的更为重要因素”。[注] Alice D. Ba，“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in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eds.) Theorizing 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Routledge，2009.因此，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中，中国能否创新区域发展新理念、探索合作互动新模式及提升自身形象显得尤为重要。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新的国际关系模式，强调中国与邻国通过构建区域核心竞争力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注]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38—155页。 尽管受到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概念的启示，“一带一路”的终端都指向欧洲，但倡议本身更凸显了中国对邻近周边地区的重视和以积极有为的举措强化周边外交的意愿。[注] 张骥，陈志敏，《“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36—52页。 中国所要树立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要求其更加积极地发挥主动性，并将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通过增加各种贸易壁垒保护美国的市场。虽然当前由日本领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可以帮助亚洲成员通过签署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其过高的标准却不利于亚洲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增长机制。由于TPP失去了美国的主导，东盟于2012年为签署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而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吸引了一些国家的注意。RCEP由东盟领导，主张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从长远看RCEP必须关注全球贸易治理，而非仅仅考虑市场准入和关税减让问题。由于东盟市场规模较小、制定规则能力欠缺，RCEP更适合发展成为区域间合作的平台而非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寻求内部合作机制的TPP和RCEP，而显得更为开放、多元和灵活，“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经济一体化，不需要让渡任何主权，也不会衍生军事意义的战略存在。”[注] 时殷弘：《“一带一路”：祈愿审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151—154页。 因此，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如果RCEP和CPTPP都无法为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提供基石，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可行的替代方案。
二、东盟之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
1990年8月和10月，中国分别实现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外交关系正常化，成为中国改善与东盟之间关系的开端。1991年9月和11月，中国又分别实现与文莱、越南外交关系的正常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发表了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迈入发展新高度。中国在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表现出了主动性和领导力，特别是中国承诺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不贬值，并建议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希望通过更多的援助计划和承诺进一步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稳定关系，包括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提出“早期收获”计划，承诺三年内实现中国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农业是中国与东盟贸易中的重要部分)。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周边外交政策成功地使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变得更加紧密和相互依赖。例如，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从410亿美元增加至4100亿美元。2015年，东盟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达79亿美元，超过欧盟(71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地，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达95亿美元。[注] 王玉主，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4页。 中国希望紧密的经济合作能够改变东盟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
在新的消费模式下，服装供应链需要物流做出快速反应，以此缩短客户响应时间，满足客户需求的不确定性，加快产品库存周转期，减少各环节节点上的库存。根据服装产业流程来看，物流快速反应需要供应链管理和信息管理系统作为有力支持，完成横向一体化管理和信息资源共享与应用。从供应链角度分析，服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时间敏感性极高的产品，因此，完成物流快速响应是顺势而为。延迟策略、敏捷物流和客户关系管理是服装供应链完成物流快速反应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服装物流系统甚至是供应链实现自我优化和改进，从而提高服装产业的服务质量和整体经济效益。
(4)LNG加气站储罐压力升至1 MPa时，对外排放，即从储罐当前压力升至1 MPa所经历的时间为储罐的无损存储时间。
2013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他强调中国应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注]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登录时间：2018年10月1日。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呼吁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构想有望激发亚洲经济发展潜力并实现地区更持久的安全和稳定。[注]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利益共同体。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地位的提升，中国自然更加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由于并联机构具有结构紧凑、承载能力强、刚度大、惯性力小、精度高、响应和运动速度快等优点，多为现代多自由度力控末端执行器所用[4]。然而，传统的并联机构构型设计依赖于数学推演和物理机制，难度大且复杂，采用封闭解和数值解等运动学正解的分析方法难以同时得到全部解和实用解，且求解过程复杂、精度低和适应性差；传统设计中，尺度参数多且量纲复杂，优化目标多样，目标函数建模难度大。因此，研究适用于力控末端执行器的新型并联机构构型综合理论与优化技术对设计高精度多自由度力控末端执行器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源于中国，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核心战略思想。从中国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是一个综合的参与机制和全新的合作模式，中国政府将之描述为 “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 的倡议。[注]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 学者李向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注]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一带一路”之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29—43页。 王玉主也认为，传统区域一体化是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开端，但对于地理分散、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东亚而言显得并不合适。因此，促进区域联通可以成为亚洲区域一体化的新模式，并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区域内贸易创造新动力。[注] 王玉主：《“一带一路”与亚洲一体化模式的重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并加深东盟与外部国家的合作，才能维持东盟作为 “功能性中心”的地位，并使其成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真正动力。从内部来看，东盟需要提升内部整合能力，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增强自身发展。从外部来看，东盟要提高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的参与度，深化与外部国家的合作，提升东盟参与全球和区域治理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东盟可以探索性地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其成员国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倡议可被看作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新模式，可以提升东盟成员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优化跨国市场来增强东盟的竞争力。区域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可以使东盟国家，尤其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被纳入更广泛的区域增长机制，促使他们制定以发展全球价值链为导向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助力东盟的发展，并维持东盟在该地区经济合作中持续的中心地位。
事实上，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互联互通对东南亚而言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1世纪初，云南和广西就率先提出与东盟国家实现区域内商品运输的互联互通，并分别启动了“桥头堡”战略和泛北部湾经济区。[注] Li Chenyang and Lye Liang Fook，“China-ASEAN Connectivity： China’s Objectives，Strategies And Projects”，EAI Background Brief ，No.674，17 November 2011.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南海和印度洋将中国广阔的内陆中西部地区与全球海上贸易联系起来，无疑将为北部湾地区的发展增添新动力。在更为宏大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框架内，建立泛亚铁路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被纳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目标，该计划将通过三条4500—5500公里的铁路线将中国和东南亚连接起来。2015年8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要深化中国与东盟关系，帮助缩小东盟内部发展的差距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更多的帮助；[注] Kung Phoak，“Why ASEAN should embrace Chinese initiatives”，East Asia Forum ，2 October 2015.2016年9月11日，在广西举行的第1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与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表示“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作用，支持东盟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表示中国将东盟视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战略合作伙伴。[注] 张高丽：《深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共筑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年9月12日第2版。
三、东南亚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受益者
事实上，东南亚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已经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受益者，2015年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约占该领域投资总额的17%。[注] Prashanth Parameswaran，“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at 25”，China Brief ，Volume 16，Issue 12，1 August 2016.柬埔寨、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已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做出明确积极响应，并将其基础设施联通计划置于宏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下。2014年5月，柬埔寨首相洪森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声明，柬埔寨将全力支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虽然老挝没有海岸线，但老挝“五年计划”将确保老挝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设施，以实现从内陆国向陆联国的转变，并帮助老挝发展对外合作，实现与东盟成员国及中国相连通的战略设想。[注] “Laos-China railway to benefit various areas，boost investment： gov’t report”，China Daily，24 August 2016，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liattendsasean/2016-08/24/content_26666065.htm，visited on 1 Oct. 2018.
然而，所有的落实都需要教师高瞻远瞩，认识到职业教育是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社会建设输送专业技术合格人才的一项基础工程。教师要具备教学改革前瞻性，树立素质教育新理念和大语文教育观，不断加强学习、更新观念，积极探索职业中学语文教学新思路、新方法，并以新手段精心组织教学，才能促进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共同发展，更有效地提高职中学生语文能力和综合素质。
2014年10月20日，印尼总统佐科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希望恢复印度尼西亚作为海上力量的历史地位，并将其发展成为“全球海洋支点”(GMA)。佐科希望通过加强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连通，使印尼成为促进该地区稳定的关键角色。印尼成为全球海上力量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加强岛屿之间的连通性，并升级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2011年，印尼政府颁布了《全国铁路总体规划》以升级多年来备受忽略且受到财政限制的印尼铁路，促进主要岛屿间的互通升级、整顿铁路秩序和服务。规划目标之一是在2030年前实现主要岛屿的铁路网络新增12100公里，其中包括3800公里的城市铁路网。铁路开发计划中爪哇岛的高速铁路项目计划连接雅加达西部的孔雀港、途经井里汶、三宝垄、泗水，直至爪哇岛东部的外南梦，[注] “Master Plan of National Railway”，Director General of Railway，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Indonesia，April 2011. 这将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印度尼西亚还需要大约60亿美元的投资来扩大苏门答腊北部、雅加达、爪哇东部、南苏拉威西和巴布亚的五个主要港口，并为大型船舶和小型港口建设支线。[注] “Jokowi plans $7.8b port expansion”，The Strait Times，November 8，2014.
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愿景恰逢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该倡议是“一带一路”对海上合作的设想，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增进欧亚经济体之间的联系。2015年3月，佐科和习近平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愿景高度互补。[注] Joint Statement on Strengthening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26 March 2015，http：//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2649_665393/t1249201.shtml，visited on 1 Oct. 2018. 对佐科来说，中国愿意以优惠的条件为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对印尼来说非常重要，例如中国为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HSR)项目提供了55亿美元的全额贷款和2%的年利率，且不需要印尼政府用预算和债务作为担保，由此坚定了印尼吸引更多中国投资的决心。同时，中国还将与印度尼西亚在印尼本土合作生产高速列车、电动列车和轻型列车。由于印尼正面临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中国能够提供其所需的技术、专业知识和资金，因此中国有可能与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一并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最大投资者。
四、“一带一路”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协同推进吗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人士的广泛讨论，其概念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清晰和持续深入的过程：从基础设施联通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从“邀请”有关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到强调与各国发展战略相对接。2015年3月，中国政府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强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注]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
显然，《愿景与行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对接。战略对接是指国家间的政治协调和合作，它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包括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意在化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别国或者国家集团的类似战略或者政策冲突，并与别国或者国家集团的类似计划进行合作。[注] 庞中英，《论“一带一路”中的国际“对接”》，《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第121—124页。 中国已和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负责协调和监督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有效实施的机构)举行过三次相关会议。2017年7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双方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战略契合、领域相通，协同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将进一步讨论优先合作项目，并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实现对接。[注] 《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印尼雅加达召开》，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707/20170702615284.shtml，登录时间：2018年10月1日。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对接。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希望与东盟实现区域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方面的政策协调。在区域产业转移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经济模式已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消费导向型，跨国公司和制造业都在寻找新的生产基地，而东盟成员国有望在这种战略对接中成为更大的制造业中心。因此东南亚学者建议，东盟成员国应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以更好利用发展的机会，实现潜在的利益。[注] Kung Phoak，“Why ASEAN should embrace Chinese initiatives”，East Asia Forum ，2 Oct. 2015.东盟国家还需要提高生产力和开发创新能力，以提升对新兴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在产能合作方面，中国可以将其优质的产能(如钢铁和水泥)转移到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满足东南亚对更多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接对于促进合作而言效果显著，包括中老和中泰的铁路项目，以及基于东南亚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分别与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以及越南的工业园区共同开发项目。一方面，中国希望投资当下适合的行业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对接；另一方面，中国更需要通过进口更多的产品来帮助这些国家消化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因为只有当沿线国家需要甚至依赖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时，“一带一路”倡议才会更具可持续性。
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管理信息化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优化的过程，不仅仅是采用一种信息技术或一个软件系统，更重要的是管理观念的革新。一般而言，现代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管理信息化的建设目标应包括这几个内容：
在地区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还可与东盟的发展愿景相协同。因为这一倡议的实质是促进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区域联通和跨大陆连接。正如《愿景与行动》所强调的，互联互通涉及五大核心利益领域：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包括铁路与公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注]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 海上丝绸之路和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协同推进将促进东盟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实现。
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被认为是东盟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东盟试图制定“航海高速公路系统”或在东南亚海域实施“环海航线”计划，实现岛屿之间的连通。[注]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http：//www.mfa.go.th/asean/contents/files/asean-media-center-20121203-182010-779067.pdf，visited on 27 March 2017. 东盟成员国需要建设新的大容量港口，增加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境海运贸易量，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预测，2016—2030年，亚洲国家每年至少需要投资1.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东盟则每年至少需要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经费。中国资本丰富，具有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相信中国能在与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对接不应仅局限于投资和基础设施联通方面，还应涵盖其他重要领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总体而言是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倡议，与东盟的外交和安全事务没有太大的联系，但对于深化中国与东盟关系而言，宏观政策协调与创新(经济、外交与发展政策)却显得更为重要。在区域层面，中国希望通过对合适的东南亚行业进行直接投资，以加强与东盟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并与东盟共同讨论制定东亚和亚洲的互联计划，将区域联通水平推向新的台阶。在全球层面，中国希望发展亚投行等合作项目，推动中国与东盟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政策协调。但由于东盟十国常因利益不同难以达成共识，因此中国希望东盟能够达成区域性协商一致的意见，并作为一个整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3.3.6 元数据查询。支持以目录形式展现平台元数据信息，实现技术元数据和业务元数据的多维度查询和元数据关系查询分析。以目录树的形式展现元数据信息，帮助用户查找定位元数据内容；基于元数据项提供组合查询界面，由用户输入单项或多项查询条件，根据条件对元数据信息进行查询，返回查询结果。
五、“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
2011年11月举行的第十九届东盟首脑会议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得到东盟领导人的支持，该计划有利于实现东盟成员国及其外部合作伙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的经济利益。RCEP被一些学者看作是中国支持的东亚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支持的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之间的妥协。[注] Quang Minh Pham，“ASEAN’s Indispensable Role in Regional Construction”， Asia -Pacific Review ，Vol.22，No.2，2015.王玉主认为，东盟支持RCEP有三个动机：一是克服“10+3”和“10+6”竞争对东亚合作进程造成的“刹车效应”；二是整合目前五个“10+1”自贸区，解决东亚合作中存在的 “面碗效应”；三是进一步加强东盟的“中心地位”。[注] 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46—59页。 其中，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是RCEP最重要的目标。
鉴于泰国在东南亚海陆地理上的突出位置，中国希望它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注] 周方冶：《中泰关系-东盟合作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析视角》，《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17—22页。 由于越南和缅甸的政治因素复杂，泰国成为中国扩大经济圈、建成泛亚铁路网的首选。中国希望通过在泰国建立快速、高容量的交通网络来改善其进入东南亚的通道。实际上中国在泰国的直接商业利益十分有限，尤其是泰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且当地市场对于中国企业大规模制造业投资来说十分狭小。因此，更为可行的方案是通过泰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来增强其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加之泰国是东盟的中心，与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缅甸、老挝和柬埔寨接壤。总之，泰国是泛亚铁路建设直接受益者，不但将从国内铁路与邻国铁路相连中极大增强自身的联通能力，而且还可以利用中国庞大的铁路系统，进入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甚至通过中国的铁路系统进入欧亚大陆。
近年来，南海问题日益引发东南亚国家关注，中国的南海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在许多东南亚国家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南海相关权益的主张应主要源自地物(land features)。而中国一直以来主要用历史证据来证明其主张。
化学实验作为一种能动的实践活动方式，不仅是一种感性的活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性思维过程，本质是理性思维的物化。本研究基于思维心理学，将思维品质与化学实验进程相整合，将实验认知、实验操作、实验观察相融合，对化学实验能力体系进行水平建构，突出思维在学科能力建构中的重要地位。能力体系的建构是为了服务教学并促进教学，所以在日后的深入研究中应以教学为载体，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化学思维，对化学实验能力体系进行行动研究和评价研究，为实验能力体系的建构提供科学保障。
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后退出了TPP协议，同时美国的区域合作政策也趋于保守，弱化了其对全球秩序的领导。多边主义、贸易自由化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全球和区域贸易体系使得亚洲相互依赖，并实现了亚洲的经济繁荣，维护了亚洲的政治安全。因此，东亚各国要继续推进RCEP谈判进程，探索在“东盟10+3”框架下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新方案。[注] 2017年6月，第15届东亚论坛在长沙举行“10+3”合作成员国共议“东亚经济共同体” 。 目前，RCEP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但RCEP成员国在制定规则和标准方面仍存在一些分歧。例如，日本坚持 RCEP规则的高标准，而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则认为过高的标准不适合相对落后成员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此外，RCEP中的大国之间尚未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印度—中国，日本—中国以及日本—韩国)，而双边问题在RCEP谈判中又占有重要位置。[注] Malcolm Cook and Sanchita Basu Das，“RCEP strategic opportunity”，ISEAS Perspective ，No.76，16 October 2017，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7_76.pdf，visited on 1 Oct. 2018.RCEP无疑需要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才能继续推进并最终实现。在此情况下，东盟的中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仅仅依靠经济合作并不能解决各种安全问题，达到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信任的目的。虽然大多数东盟精英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者，甚至觉得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发展符合预期且增进了双方的信任，但仍担忧双方的合作存在急剧变化的风险。南海争端的不确定性更加深了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疑虑。正如爱丽丝·德·巴(Alice D.Ba)认为的那样，“权力的不对称成为中国说服东盟相信其善意动机的重要障碍。”[注] Alice D. Ba，“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in Amitav Acharya and Richard Stubbs (eds.) Theorizing 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Routledge，2009.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与周边国家整体实力对比确实发生了大变化，中国“以经济为导向”的周边外交政策产生的积极影响正在下降，与此同时周边国家对于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担忧逐渐上升。因此，中国需要调整“以经济为导向”的周边外交政策，更好回应周边国家的其他诉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需要通过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来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而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注] Timothy Heath，“China overhauls diplomacy to consolidate regional leadership，outline strategy for superpower Ascent”，China Brief ，Vol.XIV，Issue 24，19 December 2014，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a-overhauls-diplomacy-to-consolidate-regional-leadership-outline-strategy-for-superpower-ascent/，visited on 1 Oct. 2018.
在行业交流方面，联盟共举办三届“全国BIM联盟联席会”，邀请各省市BIM联盟参加，通过每年举办一届联席会，加强全国各BIM联盟之间交流；走访联盟观察员单位，与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行工作交流；受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和香港建造业议会（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CIC）的邀请参加“全球BIM标准现状”技术论坛。
六、东南亚国家的担忧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但其最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东南亚能否正确认识、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现实中仍存在不少可能滋生中国—东盟不信任的负面消极因素，进而阻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
(一)南海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才开始在“10+3”合作框架中逐步确立其中心地位。通过“东盟10+3”合作，东盟为东亚区域合作创造了一个功能性平台，随着更多的“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平台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注] 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46—59页。 东盟在东亚峰会等东盟中心论坛都发挥了推动区域合作催化剂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所有大国都能够通过这些论坛相互磋商和交流。[注] Quang Minh Pham，“ASEAN’s Indispensable Role in Regional Construction”， Asia -Pacific Review ，2015，Vol.22，No.2，pp.82-101.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着力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要求“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2]。可见，社会责任感教育问题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高校校园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在师生中具有持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作用。
印尼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伙伴。近年来，中印(尼)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似乎有新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印尼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好感。印尼与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海上边界，也不存在海域的重叠，但在中国明确了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后，印尼却宣称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与其纳土纳群岛北部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印尼担心，“一旦南海成为中国的一个湖泊，并由中国的国内法律(而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印尼的海洋愿景将很难实现”。[注] The cited Indonesian submission can be accessed at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_file/mysvnm33_09/idh_2010re_mys_vnm_e.pdf，visited on 10 March 2018. 2016年3月19日，一艘中国渔船进入纳土纳群岛水域捕鱼，随即遭遇印尼海警的阻扰。中国外交部回应称，此行为是中国渔民在“传统渔场”上进行正常工作。[注] Leo Suryadinata，“What does Ind onesia’s renaming of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ignify?”，ISEAS Perspective ，18 August 2017，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7_64.pdf，visited on 1 Oct. 2018.这一事件引发印尼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促使印尼公众舆论对华友好态度持续下滑。印尼国会也就纳土纳群岛问题进行辩论，批准增加在纳土纳群岛军事存在的预算，包括部署战机。2017年7月14日，印尼政府还公布了新的国家群岛官方地图，该地图将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中国称南海)的一部分重新命名为印尼专属经济区(EEZ)，即北纳土纳海(North Natuna Sea)。中国外交部强调指出：“长期以来，南海包括其英文标准地名South China Sea作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地理实体名称，其地理范围是明确的，且早已为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广泛认可和接纳。所谓更名毫无意义，而且不利于国际地名标准化的努力。希望有关国家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当前南海形势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注] 《2017年7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477885.shtml 此前，印尼从未宣称对南中国海的任何海域拥有权利，如今却声称其北纳土纳海域与中国的南海断续线重叠，实际上使得印尼也成为了中国南海的主权声索国。
中国2015年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通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通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因此，可以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终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南海的海上安全与合作。中国一直与东盟就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积极努力地谈判，但“东盟—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最多也只能管控争端而非最后解决争端”。[注] Wenjuan Nie，“Xi Jinping’s Foreign Policy Dilemma： One Belt，One Road or the South China Se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8，No.3 (2016).因此，南海问题可能是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一大障碍。中国固然可以通过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扩大国际合作来维护南海的航道安全，但“只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仍是一国的外交目标，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摩擦就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注] Kaewkamol Pitakdumrongkit，“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Challenging Test for ASEAN”，RSIS Commentary ，No.030，23 February 2018.一旦双边关系因地缘政治变得更加紧张，有关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也将随之变得更加敏感。
通过搭建大数据分析平台，利用各种假绿通分析模型对历史高速公路通行数据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嫌疑较大的数据，为稽查系统提供稽查嫌疑对象。此外，通过辅助数据分析模型得到某车辆历史同种单一绿通货物的车货总重范围、所载绿通货物是否属于通行路径上常见的货物等辅助数据，为绿通治理提供更多的辅助决策数据。
(二)东盟“凝聚力”问题
中国时常被指责“利用东盟内部的分歧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注] Phoak Kung，“Is China a threat to ASEAN unity?”，East Asian Forum ，3 June 2015.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在2017年7月举行的第45届东盟部长级会议上，由于作为主席国的柬埔寨不同意在最后公报中提及南海事件，导致东盟最后未能发表联合声明。但这里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否为阻止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形成一致立场或削弱东盟凝聚力的唯一因素？应该说，中国对东盟在相关政策上的期待与东盟的实际意愿或能力之间是存在差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东盟内部不愿意或无法就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共识。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许多铁路建设项目和联合工业园区开发项目都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以双边的形式合作发展的，而非与东盟整体进行合作。有担忧认为，中国可能通过主导制定双边合作协议条款，进而塑造东盟成员国，特别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例如，随着中国资本在老挝、缅甸的扩张，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地融入中国的生产供应链，从中国工厂购买中间产品，对外销售由中国独资或合资公司生产的食品、电子产品。2015年，缅甸和老挝从中国的进口量分别占其进口总量的38%和30%，对中国的出口量分别占出口总量的40%和20%。[注] IMF，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2016. 这表明缅甸和老挝对中国进口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对单一生产及出口市场的依赖可能产生一系列不同或分化的市场，从而不利于东盟统一市场的构建。
东盟区域互联互通是东盟共同体的长期目标，东盟也制定了自己的时间表，包括《东盟一体化工作计划》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不一定与东盟的计划和初衷相一致，因为“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更多的是将中国与单个的东南亚国家相连接，而非将中国与东盟整体相对接，或加强东盟成员国间的连接，这将对东盟的自身连通性构成威胁，而增强内部连通性是东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注] Truong Minh Vu，“The geo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ASEAN’s China challenge”，13 February 2017，https：//amti.csis.org/geopolitics-infrastructure-asean-china/，visited on 1 Oct. 2018.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在为东盟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将削弱东盟的整体性和凝聚力，进而影响其形成统一市场的愿景。
但这也暴露了东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正如索沃斯·雅拉(Suos Yara)指出，“东盟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共同的应对大国的外交政策，成员国在一些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注] Suos Yara，“The way forward for the ASEAN Community”，East Asian Forum ，12 May 2017.一致同意原则是东盟自成立以来经过多年的实践所形成的运作规范，[注] Mie Oba，“ASEAN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gional Community”，Asia -Pacific Review ，Vol.21，No.1，2014，pp.63-78.虽然这有助于东盟保持团结，并保持成员国对东盟的满意度，但也削弱了东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和意愿，[注] Le Hong Hiep，“Can ASEAN overcome the ‘consensus dilemma’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ISEAS Perspective ，Issue 2016，No.58，24 October 2016，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6_58.pdf，visited on 1 Oct. 2018.因为“一个成员国就可以阻碍共同立场的形成，同时必须以妥协作为达成共识的代价。”[注] Zhang Hongzhou，“Managing fisheries in troubled waters： can an SCS body work?”，RSIS Commentary ，No.046，19 March 2018，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03/CO18046.pdf，visited on 1 Oct.2018.正因为如此，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就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共识，也未能派代表参加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注] Interview with an Indonesian expert in Beijing in May 2017. 东盟似乎需要做出实质性调整，以迎接新的挑战并适应新的形势。东盟有必要与中国政府进行更多的商讨和沟通，促使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更好发挥作用。
由图4可得，在采用摆线运动驱动规律情况下，末端执行器的位移、速度、加速度曲线随时间连续变化、过渡平滑，具有良好的运动学性能；图5所示为理论轨迹和仿真轨迹求解。
总 结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合作共赢、促进互利发展，符合《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并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战略相对接，因此对东盟国家具有吸引力。中国可借此实现连接欧亚的宏伟规划，而东盟则能借此实现区域一体化目标、加强在新一轮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心地位。
但由于力量不对称、合作中信任缺失等因素，影响了中国—东盟更高层次的合作。实际上，外界观察人士仍未真正了解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国内的快速发展及可能对地区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尽管中国对东盟采取了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合作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具说服力，但东盟国家仍存在不少担忧。如果南海问题处理不善或管控不佳，无疑会增加更多的怀疑和猜测，成为阻碍“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实施的重要因素。
因此，中国要努力说服东盟国家相信“一带一路”倡议能实现双赢，推动倡议与东盟发展愿景对接。更重要的是，要将合作建立在非对抗性的互动与相互交流基础之上。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政策合作外，中国还需要与东盟整体进行政策磋商、协调与合作。东盟也需要调整其政策，以更切实际的方式来实现合作的潜在利益。如果中国—东盟双方能进一步加深相互理解和交往，更多地以推进区域发展的思维来思考，那么权力不对称性的消极影响将被削弱。东盟如能形成共识，找好自身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相应位置，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并且实现政策协调，将能实现《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的目标，为战略上改善中国—东盟关系增添新动力。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 -ASEAN Relations
ZHAO Hong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hat seeks to meet the internal demands of the Chinese economy，but also a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which emphasizes on giving first priority to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n，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BRI for Southeast Asia? How does Southeast Asia (ASEAN) fit into China’s BRI? To what extend (or how) can BRI synergize with and complement ASEAN’s regional development vis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by analyzing Chinese scholarly writings and Southeast Asian different views and concerns. It also explor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with a focus on its foreign policy to Southeast Asi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BRI holds great potential to bolster China-ASEAN relations. But it may require a deliberative/interactive process and further mutual exchange to show that it could create a win-win outcome for both side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Maritime Silk Road；ASEAN Economic Community；South-east Asia；neighboring diplomacy；China-ASEAN relations
*赵洪，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文章由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杜莹翻译整理，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教授熊灵校对。
●责任编辑 ：屠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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