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8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巨大变化，都与思想解放运动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以五四运动为发端的。80年后的今天，正处于世纪之交。在这样一个时刻纪念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和本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历程进行若干反思，将别有一番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三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20年前，周扬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曾说，中国现代史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就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现代史而言，我认为这个论断是能够成立的。20世纪即将过去，蓦然回首，对五四运动以来同中国共产党休戚相关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是需要进行再认识的。
20世纪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古代文明的中国走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封建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使国家日渐濒临灭亡边缘。为了救国拯民，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西方引入近代文明。经过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到了包括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五四运动时期，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同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发生激烈冲撞，在中国知识界造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的特点，是冲决封建罗网，破除以孔夫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使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启蒙思想家为引进西方近代文明而提出的“睁眼看世界”变成较为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上世纪末由维新变法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更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成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的先进分子，面向世界，在广泛接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中，经过选择，接纳了通过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直接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没有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物。
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现代史来说，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除了穿插进行的“抢救”运动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外，党内斗争一度出现的偏激、过火、乱上纲，也是一个缺点。但是，从思想路线上说，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以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是非为是非、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批判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及其正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对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中国社会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进行整合，让代表西方近代文明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最高成就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健康成长，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明确了她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不可能在40年代末建立新中国和在50年代中期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就是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经历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从1978 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本身都遭受严重的破坏和伤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由于受长期个人崇拜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种思维定势的毒害而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破除了那种以晚年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冲决了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20年的“左”的思想罗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近30年后纠正自己错误的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历史的具体发展而言，它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伟大转折作了舆论准备。从历史的宏观发展来看，它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革命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1978年5 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号角。没有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我们身在其中、亲自感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20年来新的辉煌历史。
当然，五四运动8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只这几次。但这几次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这是20世纪中国三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共和国50年来党的思想解放历程
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历了78个春秋。党的历史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党的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直至今后一个时期，是党领导的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党在各个时期都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前述延安整风运动。那次思想解放运动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长期的思想基础和理论酝酿。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到30年代初期已摈弃城市中心论，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开始破除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某些迷信，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如果要说思想解放，这就是一次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解放最早的表现。它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后，初步改变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抗战初期，《实践论》、《矛盾论》思想的形成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延安整风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的和政治的基础。没有上述这一系列思想的、理论的和政治的长期准备，也就不可能有延安整风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就不可能实现从大革命后期以来努力探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这里着重谈谈共和国50年来我们党所经过的思想解放历程。共和国50年的历史发展比较坎坷曲折。这与党的思想路线发生的曲折密切相关，也与党走过的思想解放的曲折道路密切相关。
共和国50年的坎坷曲折，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前期的2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党在总体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国家取得了为旧中国不可想象的巨大成就，广大劳动群众有鲜明的翻身作了国家主人的感觉。风风火火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过于急促，但毕竟在中国大地实现了巨大变革。随后，党开始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此前的经济文化建设，包括“一五”计划的许多方面，没有实践经验，只好照抄照搬苏联的一些办法。这样，在不少实际工作部门中产生了建设时期的教条主义。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错误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破除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个人的迷信，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1956年春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就说过：“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半年之后的八大期间，他的这个想法更加明确，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使人能够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是压倒一切的，现在打倒了偶像，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毛泽东、周恩来所讲的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后的思想解放作用是巨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尽管一些国家发生了动乱，但也推动了一些国家的改革。对于中国，解放思想，破除对苏联的迷信，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和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八大之后，毛泽东甚至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允许雇工，让资本家开设私营大厂，让华侨来投资，订个条约，20年、100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可以国营， 也可以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也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毛泽东、刘少奇的这番议论， 尽管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发的，但所触及的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40多年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这样的认识，确实是思想上的很大解放。如果说延安整风是在革命指导思想上的一次解放运动，那么在八大前后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则是在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次解放运动，尽管这次与延安整风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规模性、持续性和深刻性上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但从党的历史看，仍然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
当然，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坚持下去，被随后开展的1957年政治运动打断了，使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大的曲折。在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期29年的历史上，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再没有发生有这样影响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了。这以后虽然有过两次所谓思想解放的喧嚣，但与我们所讲的思想解放形似实非，“貌合神离”，并且出现了两次“左”的严重错误。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也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求敢想、敢说、敢干。报刊充斥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和各种高产“卫星”。这样做的结果，完全破除了科学，“解放”了主观主义、唯意志论，造成了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234页。）。 再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在它的发动之初，也是要求破除迷信，“敢”字当头，敢于“造反”，大破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霎时间，破“四旧”运动风狂雨骤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一个时期又把孔子拉出来批判。从表面看来，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再一次开展的大规模批孔运动；实际上，70年代的批孔运动是为了批林而作的政治文章，是人为制造的一场政治运动。它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上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文化大革命”时期先后发生的这两场运动（即破“四旧”和批孔运动），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象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它既没有那时的民主精神，也没有那时的科学精神，而且整整十年都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反动。因此，它没有什么思想解放可言，与五四时期批孔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文化大革命”是如此，这之前的“大跃进”运动也是如此。它们看似冲破这样那样“框框”的所谓“思想解放”，实际上是将思想“解放”引上了歧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都与我们所讲的思想解放运动风马牛不相及。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于它所起的先导作用，使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成为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261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实现了党的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根本转变，而且成为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我们党执政以后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重要界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历程是怎样的状况呢？由于邓小平的理论贡献，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起被视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来看待，这就要求它贯穿于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党在这些年来的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当然，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呈波浪式、台阶状。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集中、波澜壮阔，处于高潮态；有时则相对地缓和、平静，为非高潮状。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历程的闸门。这以后的思想解放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前，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思想解放历程的第一阶段。这13年的思想解放历程，又集中地表现为三个较大的高潮。
第一个较大高潮，是80年代初起草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曾经在4000人的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大讨论。以后又在全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决议》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也可以说是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来重新审视党的历史，因而是对党的历史问题认识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它否定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说，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否定了对党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错误结论。
第二个较大高潮，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制定的全面改革的经济政策，在指导思想上第一次开始触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4月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长期以来，一直把社会主义视为产品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根本不相容；认为社会主义允许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外壳”。这个《决定》破天荒地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能跨越的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其某些表述还不彻底）。因此，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91页。 ）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就使改革开放政策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这个《决定》为标志而产生的思想解放，推动我们国家进入全面改革的发展阶段。
第三个较大高潮，是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邓小平对这次大会评价很高，认为十三大的精神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2页。）。说十三大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会，是因为它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现阶段基本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思想，初步地建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等等。理论上的这些新认识，充分地体现了思想的大解放。说十三大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大会，是因为它提出了事实上的“科教兴国”战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机制、“两个一切”（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的生产力标准，以及明确提出以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重大决策。完全可以说，十三大是继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道路上的探索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社会主义新时期第一阶段思想解放的这三个较大高潮，应当看做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那次最大高潮的直接延续。这里讲的思想解放的所谓最大高潮和较大高潮是相对的。这种区分，不涉及思想解放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其社会影响的力度、掀起波澜面的广度。十三大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在一个时候仍保持着它的强劲势头。但不久发生的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中断了这个进程。
三年后，以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为开端，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处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同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样，仍然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发展方向上，是西方化、自由化，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易帜”，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作出明确回答。由于一部分人对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产生了怀疑，还有一个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是继续深入改变扩大开放还是回到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走1957年以后“左”的老路？对此，党内外同样议论纷纭。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从总体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驳斥了各种错误观点，消除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许多困惑，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他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使人民经受锻炼，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继续要求抓住历史机遇，加速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他特别强调：“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372、373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直接历史成果，就是党的十四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和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
由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对历史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如果说1978年那次思想解放运动，使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那么，“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十四大的召开，则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也意味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潮流进入了新的历程。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第二阶段的思想解放历程中，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将“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推向了新的高潮。邓小平在1997年2 月去世之后，国内外又很关注中国向何处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否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和路线？十五大对此作了明确回答。它第一次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新的称谓；宣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是十五大对党的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十五大在根本理论层面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思想解放。在理论的应用层面上，十五大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新界定，以及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认识，相对于以往的一些观念来说，同样是思想的重大解放。十五大所引发的思想解放，涉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因而它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历程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也更具深刻性。
抚今追昔，中国共产党诞生78年来，共和国成立50年来，社会主义新时期21年来，党所经历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潮流，不仅其渊源要上溯自五四，而且打上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深刻烙印。君不见，凡是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民主精神能够得到尊重，科学精神能够得到发扬，民主和科学事业也能够得到较大和较快的发展。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一特点更加显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解放历程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历史的启示和时代的呼唤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诞生，但五四的思想解放运动却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催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后，特别是她成为执政党以后，就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问题。尽管“解放思想”被明确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应有内涵，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但共产党人要解放思想却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
30年代初，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已破除了把马克思当作“先哲”的神秘观念，反对盲目执行上级机关的指示，明确提出共产党人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 第116页。）。应当说，这就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运动开展后，不仅“实事求是”已被明确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且毛泽东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的思想更加突出。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3、374页。 ）。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中，他还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现在，似乎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费气力的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苏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注：1948年东北书店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947页。 ）正因为那时党的指导思想十分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延安整风运动才能成为那样气势恢宏的思想解放运动。
建国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1956年八大前后的思想解放大潮能够形成，也是因为那时党的指导思想强调要解放思想，反对照抄照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那时对党的思想路线还没有规范地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大字，但继在延安整风中提出“实事求是”之后，“解放思想”的概念已用得相当普遍。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为了宣传党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党的领导人和负责干部的大力支持）。也正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中，邓小平在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那篇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里，第一次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在一起，使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更具科学性和完整性。他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很不解放，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还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2、143页。）显然， 邓小平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新概括，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成果，同时也推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继续向前发展。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篇重要讲话也成为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历程的号令。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历程，一直是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展开的。邓小平是这个历程的开创者和推动者。这个历程持续的时间之长、涉及之广、影响之深远，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它再一次说明，思想解放运动或潮流的形成和兴起，与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
与此相关，有一个如何理解“思想解放”或“解放思想”的问题。一个时期，思想解放被看成是与实事求是不相容的，似乎要解放思想就不能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就不能解放思想。如果说毛泽东是将“实事求是”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人，那么，则是邓小平首次从哲学上对“解放思想”给予了科学定义。他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又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364页。）针对有人对提出要解放思想的曲解，他还反复强调：“我讲的是真正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解放思想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172、240页。）这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看，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完全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它既不能一次性地完成认识，认识也不应该是静态的、凝固的。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求以发展的眼光和在发展过程中来认识客观实际，达到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因而是实事求是的动态表现形式。解放思想摒弃陈旧的固定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愈是解放思想，愈能实事求是。因此，强调解放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它同实事求是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可分割的整体。
有了对“解放思想”的上述理解，对“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会有正确认识。从认识论上说，它是实事求是的思想、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同习惯势力、固定观念、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以及不适应历史潮流的落后思想等的激烈斗争。习惯势力、固定观念、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等，对实事求是的思想、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压迫愈盛，实事求是的思想、进步思想的反抗也就愈力。它冲决罗网，宣传群众，造成声势，就形成思想解放运动或高潮；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进步思想，那么，它排除各种干扰，对落后、错误思想进行的坚决斗争也会形成思想解放的运动状或高潮态。如果说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同阻挡潮流的落后、反动思想的激烈斗争，那么，这以后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或高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同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激烈斗争，并战而胜之了的外化表现。了解了对解放思想和思想解放运动这样的界定，也就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能算作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道理。
思想解放在形成运动状之后，有的就同某些群众运动的情况一样，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既表现为敏捷性、鲜明性、尖锐性，也难免会出现某种简单化、走极端、片面性。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过形式主义；延安整风思想解放运动中有过偏激认识；与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相伴随，出现过“西单民主墙”的自由化倾向，如此等等。但这些都不过是思想解放大潮中的浪花，是大海汹涌澎湃的波涛所波到岸边的杂物和垃圾。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思想解放的“度”，不能去无度地追求什么思想解放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因有这些“杂物”、“垃圾”，而贬斥和否定思想解放运动大潮。
21世纪即将光临。我们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世纪呢？在上世纪末，先进的中国人是以掀起维新变法的思想解放大潮来拥抱新世纪的。他们哪能想到，是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北京揭开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幕。尽管如此，维新变法救中国的思想解放之火没有熄灭，并且成为引发新世纪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种。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世纪交替之门。历史的接力棒交与我们的任务之一，仍然是传递思想解放之火。当然，今日之“火”远非昔日之“火”。
也许有这样的疑问，20世纪的中国已经历了这么长时期的思想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一直在强调思想解放，难道21世纪还要如此？前已指出，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自然要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无止境，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到头的时候。那种对思想解放感到厌倦，不愿再举思想解放的旗帜，决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应有的态度，也决不可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江泽民说得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无论是发现和选拔人才，无论是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无论是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事业，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因此可以说，思想解放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2080～2081页。）
就目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来说，也必须坚持思想解放不动摇。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又是关键环节。十五大解放思想，在宏观理论上已开阔了思路，指明了方向。现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在具体实施上，如何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既坚持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又使它生机不衰，效益长盛。这个问题解决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大难点也就突破了。靠什么来突破难点？从思想路线上说，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如邓小平所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这就“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解放思想能量可大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27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十五大又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无数严峻的事实也告诉我们，腐败的势头没有能得到有效遏制，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建设不健全，政治权力缺乏制衡。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权力的集中，也需要权力的制衡。两者缺一不可。权力集中能办大事，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但是，集中了的权力若缺乏制衡，也会坏大事，优势就会发生转化。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惨重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原因之一就是权力腐败、吏治腐败。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出生入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对权力的制衡？一种观点认为，讲权力制衡就是要搞“三权鼎立”、“两党制”。这是一种误解。讲权力制衡，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如果我们的有效办法不多，也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周恩来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这段话讲得多么好啊！ 我们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加强监督，制衡权力，就应当像周恩来这样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机制，将历史上那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抛进太平洋里去。
纪念五四，高举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的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使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治久安而奋斗。这是五四以来献身于共产主义的先贤们的遗愿，也是当今全中国人民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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