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易学论文,合州阳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1）03－0035－08
南宋合州阳氏家族从朱熹弟子
渊、度正等人学《易》，尽得朱子易学之传，除五世传其学、弘扬程朱易学蜀中之传外，又传学于鄞县史蒙卿，终成静清一大学派。可以说，合州阳氏于易学所得深，影响大，是朱子后学在蜀中的一大派，又成就四明朱子之学。学术界对此却缺乏研究，今表而出之，以显宋代蜀学之盛及南宋晚期朱学发展的新动向。
一、合州阳氏的易学渊源及易学活动
阳枋（1187－1267），初名昌朝，小字宗骥，易名枋，字正父，号字溪，学者称大阳先生，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县）人。端平元年（1234）冠乡选，登嘉熙四年（1240）进士第①。历官昌州监酒税、大宁理椽、绍庆学官。晚以子炎卯贵，加朝奉大夫致仕。年八十一卒。著有《字溪集》十二卷，久佚无传。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录传世，得以考见其学术成就。阳枋“少颇有志当世”，但见到世道转艰，其志不能得以伸展，故多退隐不仕，以讲论学术为乐，易学则是其学术中最为主要的内容②。其讨论易学诸作，有“门人所集《易说图象讲义》等十二卷”，包括《图象问答语录》一卷、《易正说》二卷等在内，今仅能从《字溪集》窥见一二。（卷12，《附录》，第438、470页）
阳
原名醇，字东翔，后更字曰存子，号存斋、存庵，阳枋侄，阳恪父，学者称小阳先生。阳尝与阳枋一道从渊游，得其易学之传，著有《存斋易说》，已佚。朱彝尊称：“二阳易说，其学本于朱子门人氏，黄晋卿（溍）所谓大阳先生枋、小阳先生也。其后裔又有《玉井易说》，而杨用修（慎）志全蜀艺文、曹能始（学佺）记蜀中著作均未及之，何与？”③
“阳氏世以诗书传家”，本治易学。阳枋九岁时，“九经诵毕，皆能强记”，十五岁，“淹贯经史，出入诸子百家之书，天文地理之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下而医药卜筮，莫不博极而究其蕴”。阳枋叔父阳伯高（号斗山）之仲子阳元泽则“治《易》笃学”。（卷12，《附录·纪年录》，第431页）
阳氏易学更多地受师学的影响。阳枋携侄阳、弟阳房（又名南午，字全父，号全庵）等人从度正、渊、徐侨等朱熹门弟子游，得其易学之传。阳枋从度正游，得受周敦颐《太极》、《通书》等学，又得到朱熹《易学启蒙》善本。在度正指导下，阳枋与弟阳房、侄阳往造渊。“门庭甚峻”，阳枋数请学《易》，并作《阴阳消长图》以进。“熟视久之，喜曰：‘曩欲作此呈考亭而未也。大抵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今子得之，始可与言《易》也矣。’乃以一正八悔，见乃谓象之旨，思无邪、毋不敬，惺惺法授之。”（卷12，《附录·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第442页）“一正八悔”即一贞八悔，乃朱熹易学筮占之说，见其《周易五赞·原象》，意“如《乾》、《夬》、《大有》、《大壮》、《小畜》、《需》、《大畜》、《泰》内体皆乾，是一贞，外体八卦，是八悔，余放此”④，“见乃谓象”乃谯定所传郭载易学⑤，“思无邪、毋不敬”则为朱熹上承程颢“心正意诚、正心诚意”学⑥，“惺惺法”乃朱熹上承上蔡谢良佐之诚敬学⑦，可见阳枋从氏尽传程朱之学。端平三年（1236），阳氏兄弟叔侄告别朱熹弟子叶味道、徐侨、郭友仁、赵师恕等人，徐侨更说“诸公今裹《易》而西矣”（卷12，《附录·纪年录》，第433页），肯定了阳氏得朱熹易学之传。
朋友弟子之讲益也是阳氏易学活动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阳枋在遂宁明善堂，与魏了翁门人严师夔等人讲论易图象数；在武信，与好友罗东父、宋寿卿，“偕门人讲学于巴岳精舍，究濂溪《易通》、邵子《经世》、横渠《正蒙》、朱子《启蒙》等书，理与数咸诣精纯，各有义疏”，并与宋寿卿论律吕纳甲；又与好友宋东山讲明爻象，载诸《易》编；“与文考功活庵论《易》，有《十二卦网罟书契》及《咸九四屈伸相感》等说”；与度正同门黄应凤，“每以其同得于师者，相与抉象数之蕴而发挥之”；与璧山杨明夫论阴阳消长，与赵子寅论《艮》卦，与魏了翁门人税与权论《易学启蒙小传》；赵汝廪辟凤山堂，请阳枋日讲一卦，命子赵崇樵师事阳氏，并“相与讲明《易》书，答问往还，逐卦各有义疏”，接受赵氏请求，为《易学启蒙》作跋；又与侄阳、阳昂等人讨论易学。阳枋尝为广安郡前进士杨甲等人讲论先天图义象数之学；为侄阳昂订正《读易记》，书《未济》之义；在北岩书院，为李震午、刘叔子讲《易》，作三陈九卦等义疏；“李侯卓率子弟请问，公一本程朱之学，疏为卦义，曰《易学正说》”；诲子侄炎卯、炎巳《周易》下经“终于水火不交”之说等。
阳枋“平生于易学用功最深，《乾》、《坤》以下逐卦各有问答”，其自学自修也十分突出。阳枋自年幼受学至八十一岁临终，一直研讨易学，老而弥笃。年五十六，避地泸南，“深入蛮夷之境，袖中惟《易本义》一编”。年六十六，“于卧龙山阳丈室斗牖，讨论紫阳师弟子易学渊源及莲荡公（渊）师传手编，集其奥义为一书，目曰《文公进学善言》”。年六十九，结茅渝江之东，开轩玩《易》。年七十三，“游荆楚间，僦居白水，掩关玩《易》”。年七十七，作诗称“学《易》假年天若许，横书长作傍梅人”（卷12，《附录》，第451、469、434、451、466、437页）。年八十，玩《大学》、《易本义》。直至临终时，阳枋还为子侄讲说《周易》下经《未济》诸义。
二、合州阳氏的易学思想
合州阳氏的易学思想集中体现在阳枋易学之上。
（一）研习程朱之易，不拘碍于章句义疏
阳枋易学反对章句疏义，表现出强烈的义理学特征。阳枋认为《周易》所传天地之道，无法用言语说尽，所以即便穷究先贤疏解，大费辞句，却不能穷尽易义。他说：“比蒙谕诸儒训解，元有说未尽处，足以见极深研几，用功精致。但天地之道，纷纶杂揉，变化消息，无有穷极，自是先贤不能以言语说破。伊川道说得七分，算来有七分在。后来文公备论详说，亦只到得七八分，万万千千，如何说得尽？如今只于先贤说了处，与他疏解，已大费辞。元无穷尽，况未说到处乎？”（卷5，《与赵明远书》，第314页）既然易义无法以言语穷尽，所以阳枋并不赞同章句之学，以为研习章句弊精神而入于支离。他对宋东山说：“近得观友兄易学一二，如《乾》自是有许多样说话，但尊友言之太详，不便说得那一个《乾》。如伊川解，文公尚云说得人事尽好，只是本卦爻未著实。盖游骑太远，不免失中军将也。古圣人合下便说出那卦，说中那爻，后人犹自解脱不得。所以先贤人一一疏解，已说尽了，只有些子未周致处，更从而为发明之，便好若要旁蹊曲径，一一推穷寻究，令无遗逸，是多少言语，虽极心思，费辞说，万万千千，终说不尽，而我反敝精敝神，而支离蔓延矣。”（卷5，《与宋东山书》，第313页）如此，则《周易》一书，三圣人已解释得清楚，只是后人没有理解透，所以反复疏解。今之学者如果陷入章句疏义之中，终有说不尽的意思，反而显得支蔓，不得其义。
阳枋认为先儒解说并不周全，程颐仅解得七分，朱熹也不过七八分。易学有二百余家，难于穷尽。因此，易学要选正当者读，其余不必遍览，只读程、朱二人之著便有八九分明。如此研习，虽于《周易》“解说疏略”，于前辈易学也有“寡陋之失”，但能得其大气象，识其大体。阳枋对其侄阳昂说：“易学二百余家，当只详看伊川、晦翁所言，便有八九分明了。众说只须猛省一观，不必人人与之辨析。如入通都大邑，看珠玉绮罗，文绣铺席，处处熀耀，花眼乱心，到底只有正当靠实一两铺。只主意于此，买卖便了，安能遍逐眼界，遮拦令尽乎？侄年已如许，才见圣贤地步分晓，便勇力进步。且直截去源头坐定了，徐徐纵观四方八面，尽不劳心劳力，便是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气象。若今时只埋头章句文义，煞然有旁蹊曲径，万水千山，到几时钻得尽？”（卷4，《与前人（阳昂）书》，第310页）此外，阳枋不赞同章句注疏之学还在于诸家各有拘碍，而他的目标是淹该通贯，通天地为一。他对好友宋东山说：“易学有多少千门万户，曲学名家，亦无不皆通，则有醇疵偏全，浅深而已。尊友更数年淹该通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便无这般拘碍。那时胸襟与天地为一，百家之说，嘒彼小星，亦无庸为言矣。”（卷4，《与宋东山书》，第304页）
对于具体的《周易》解说，阳枋主张以卦义为主，而以爻义顺从卦义，但要讲求平易，不可迂曲出奇。他说：“易学只看卦是甚卦，究其名义大概了，其六爻虽各随时取义，然终不离得卦，毋又只顺圣人言辞语脉求之，便得其正，亦不能执定拘前贤所解。若有不通，须玩究，却只要平易，不要崎岖深远，不必背畔自为之说。如夫子《彖》、《象》、《系辞传》是多少分明显著，若说道理，断只用夫子为准，不过详明之而已。”（卷4，《与前人（阳昂）书》，第309页）
（二）于日用常行之间求《易》
阳枋易学继承了渊“于日用常行求之”（卷3，《与族孙恪书》，第285页）、“于日用常行研究天理造化之精微”的思想（卷8，《赵使君汝廪刊〈易学启蒙〉于涪属予为跋》，第366页），认为“功名富贵诚身外事，惟性中天理是靠实，合从事处”（卷3，《与族孙恪书》，第294页），表现出强烈的践履力行精神。阳枋分析易学的现状，认为《易》有不能明、不能践履、无人导之三种缺陷，关键在不能践履上。他说：“愚夫昧《易》而不知，非不知也，不能明之也；才士口《易》而无益，非无益也，不躬履实践也；童蒙有《易》而不露，非不露也，无人导之也。”（卷5，《示侄昂书》，第312页）阳枋认为学者学《易》时虽用尽心思，但或得其理而无其事，或有其事而复忘其理，终未得《易》之用，所以讲求在日用中求易理。他说：“此番煞有晓解精进处，更极致其知，而力于行道无终穷，愈玩愈明，愈求愈有。盖一爻一象，该天地万物之理。假使心思虽穷得至，却未曾遇得此事，亦轻易过了。又复废忘，一旦事来，又无以应之。所以学者只大概说得《易》，而终不能用《易》也。”（卷4，《与谊儒侄昂书》，第310页）因此，阳枋非常讲求将学易与践履结合起来。他说：“某之学只是见得一句明，便要行得一句到。才行不到，终日忧悒，求其所以不到之因，而必要至之，往往解说疏略，而于前辈议论，不能遍阅，亦自知其有寡陋之失矣。”（卷5，《与宋东山书》，第313页）其从子阳昂就称他“抉象数而见诸用”（卷12，《附录·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第470页）。
阳枋认为在日用中力行以寻求易义，不仅能真实地将之化为自己所有，同时也能在行有不通处发现对易义把握不到的地方。他说：“《易》元无出于圣人言语之外者，只是力行求至，行得一尺，是自家的一尺；行得一事，是自家的一事。行来行去，到那快活时，和前时讲不得的也都晓了。若行处有阻滞抵碍，亦因以见我所讲不通不明处。”（卷4，《与前人（阳昂）书》，第309页）具体而言，学《易》的方法就是在熟玩力行上下功夫。他对族孙阳恪说：“《易》中‘酌损之’、‘纳约自牖’两句，诚万世事长、恤民之要法，要在熟玩而力行之也。”（卷3，《与族孙恪书》，第287页）又说：“纳约、酌损不只恤民、事长用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有这样处。”（卷3，《答伯强侄孙恪书》，第287页）很明显，阳枋的易学具有强烈的经世思想。阳枋甚至认为易道在《河图》、《洛书》之中，也要求体悟践履。他说：“大抵《河》、《洛》两图是道之体用，凡所谓道，无出于此两图之外者，莫不皆通，愈求愈有，只是要入身子体之为难。”（卷5，《答赵传之书》，第317页）阳枋重视易学之践履日用，甚至不惜流入于卜筮术数。“公谓《易》固形而上之道，而实前民利用之书，吉凶悔吝都切近日用常行。文公《本义》只于占筮上说，大概不使人求易道于高远，因欲取诸家卦林而折衷之，览究，甫及旬日而考终。”（卷12，《附录·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第453页）
阳枋之所以强调用《易》，在日用常行之间求《易》，还在于论说易义甚易，而行之者难。他说：“自强不息之语易说，而自强不息之事难当。一日之间，多少事为能自强不息？使件件纯乎天，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终竟一日，便是日至。如此存心，煞是功夫力量，方见得《易》之难行。”（卷5，《与赵明远书》，第314页）在阳枋看来，历代易学家讲说《周易》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在运用践履上，只有程颐、朱熹做得好，所以要后来学者学《易》折衷于程朱之学即可。他说：“今时易学不下百余家，皆能释字义，讲爻象，说道理，而迹其为人，则往往与《易》不相似，则其所言未必真知《易》。惟《伊川易传》言人事最切，晦翁说《易》，于卦爻义最精，而二先生非苟言之，实允蹈之。后学于此折衷焉可也。”（卷5，《与前人（赵明远）书》，第316页）
阳枋易学虽讲求实用，注重践履，用功于将易学与日用常行联系起来，但其方法则多在体悟之上，所以隐约地呈现出心学倾向。阳枋从度正学，讲究求放心、立大本，已有陆九渊心学倾向。他作《阴阳消长图》，“于图中央以朱作点”，以为“万事从心起”（卷7，《图说》，第350页），而将《易》看作是“包括总统心性之书”（卷3，《与袁泰之书》，第291页）。他强调“心”的作用，方法则是“辟室静观，以求所至”（卷12，《附录·纪年录》，第432页）。阳枋说：“圣人心与天地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方寸间事。”（卷4，《与谊儒侄昂书》，第310页）《易》为圣人之心的文辞再现，卦爻就成为心中之事。要求得易义，体悟身心义理即可。阳枋还将《周易》义理之要归结为“乾”，能不能“乾”，就要看心“对付”得如何。他说：“近来见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乾之为。虽改头换面，取象取义各自不同，只是一个‘乾道变化’得恁地。所以一爻便有一天理，才天理处便只是乾。两间万物万化，虽阴阳四时，山河大地，辗转生出，然都是乾健为主。当借他面貌模子变化，使形色散殊，群分不同而已。只如人一生有多少胶胶扰扰的事，元只是一心对付将去。对付得成时，只是一个乾。若心才不健处，事便不成。乾所谓健，非强猛勇敢之谓，信得过，看得彻，行得竞处便是，虽顺亦健也。”（卷5，《示侄昂书》，第311页）阳枋将易义归结为乾健的认识，当然与南宋孱弱的国势和士气有关⑧，但阳枋以心求之，具体方法为端坐参透，与佛家参禅相去无几，因此不可能真得易义。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乾健之理“捉摸不得”，未能学到、做到此种地步。阳枋说：“某老矣，掩门兀坐，于十二时中，观三百八十四爻，焜耀流转，就其间求乾健不息之理，而捉摸不得，徒切浩叹而己。”（卷5，《与赵传之书》，第314页）又说：“所言乾健之学，安敢到此，不胜赧惧，但拳拳自勉，希见此气象而已。”（卷4，《与谊儒侄昂书》，第310页）
（三）发扬象数图书之学
阳枋在象数学上也颇有独到见解，并自作易图，加以发挥。他认为以图像解说《周易》当下盛行，于儒学发展有支离薄蚀之弊，所以不愿跟从。阳枋说：“承问某有何著述，庸谬衰颓，安敢妄有议论。又见今时图像解说，自为一家者甚多，深惧斯道渐有薄蚀湮晦之患，所以对人缄默，不乐腾口。”（卷3，《与袁峡州书》，第286页）他还向族侄阳昂表达了对图像解说之学的忧虑，说：“某见今时煞有图象讲说了，此学极是支离散漫，后学必多讹误，甚为斯道忧。”（卷4，《与谊儒侄昂书》，第300页）
不过，阳枋对象数图书学十分关心，虽不甚赞同朱熹高足黄斡弟子饶鲁（号双峰）的易图学，但又表现出一定的渴望与失望。他说：“近又有双蜂《五行先后次序图说》，某亦见其不必如此。此公学问粹明，不知如何亦然。惟辨证江西拟议周、程之说为得之。自《太极图》后，今时煞有图象出了，不知叔季乃有许多龙马龟文，只是不曾见其有包羲、神禹、周文者出，不知是如何？”（卷3，《与宋东山书》，第284页）事实上，阳枋也好以图象解说《周易》，他不仅对《易学启蒙》中的易图有解说，而且还自作《图说》一编，以图解《易》。阳枋作《阴阳消长图》向渊请教，得到氏赞赏。该图表达了阴阳从心而起，同时又结合十二消息卦、十二辰、十二月及二十四节气表现出阴阳二气互为消长的情况，与汉代以十二消息卦论一年节气的卦气说密切相关。阳枋《周年卦气图》更是汉代卦气说的图象讲说，其中以坎、离、震、兑四正卦二十四爻代表二十四节气，而以其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论一年日数，并以物候纳入其中。阳枋对纳甲之说也有一定的研究，他的《月受日光图》说明日月运行天度的情况，而核心内容则是纳甲说，其依据就是《周易参同契》及虞翻关于纳甲方面的解说。
阳枋的卦气说多本汉儒，纳甲说又参以《火珠林》，尚沿袭朱熹对象数的讨论而继续前进。此外，阳枋认为卦气、律吕、纳甲虽不可废，但也并非易学中之切要事。他对宋东山说：“纳甲不足以比禹文，惟权其轻重，自是如此。然姑以拟其似云尔。况以圣人在时，斥去纳甲而不用乎？大挠作甲子，那时便有支干了。圣人自晓得所谓治历明时，当时只付之羲和，成周职之太史，算来亦不创出于汉儒，要此不必深辩。吾人如今只是用心于内，力求仲尼、颜子乐处，曾子忠恕一贯，使心中义理，如日之中天，则六合之内，不遗微小，容光必照，无往而非日之所到也。”（卷4，《与宋东山书》，第304页）同时，阳枋认为律吕与纳甲各有攸当，互不相妨，并以朱熹之说为依据，认为不可轻议《火珠林》所言纳甲之法。他说：“若言起历自是用律吕相生，若言纳甲又当从配六爻法，两不相妨而不相合。……律吕相生法，与八卦纳甲各有攸当，如先天、后天虽不同，而用无不合。文公与李方子说《火珠林》是汉人遗法，后鲁可几问卜筮恐不如今之《火珠林》，文公曰，恐亦有这法。如左氏所载支干纳甲配合，似不可废。如遇《屯》之《比》，不用《屯》辞，亦不用《比》辞，自推一法，恐亦不废此道理，则《火珠林》亦未可轻议也。”（卷4，《与宋东山书》，第304页）
阳枋在易数学上也有自己的见解，而有附会之弊。他著《周易先天参伍错综数》一文，分析《易》中三五之数。其结论是：“凡《易》数积或三百六十，或二百四十，或百有二十，或二百一十有六，或百四十有四，或一百八，或三十六，或二十有四，皆天地阴阳自然策数。虽纷纶变易，进退乘除之不齐，而莫不有合，不可以私意臆度增损安排。圣人言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盖不三则五，不五则九，然止言阳数而不言阴数，则错数动而变，以阳为用故也。”（卷7，《周易先天参伍错综数》，第352页）通览该文，阳枋明显继承了朱熹易图数为天地自然，不假人为的思想，但除了爻数、策数外，阳枋为得出三、五、九之数，增减其中，实为附会所得。
阳枋解说《周易》“一本程朱之学”，但也作出了一些自己的发挥，而尤用心于践履经世。四库馆臣据阳枋《图说》一编，认为“多参以卦气、纳甲之法，乃不尽与朱子《本义》合”，将其原因归结为渊师学的影响，而论阳枋“《与税与权论〈启蒙小传〉》一篇”，则以为是阳枋“暮年所作，尤见其孳孳力学，至老不衰，于紫阳学派之中，犹不离其宗旨”⑨。其实卦气，尤其是纳甲为朱熹所讲，更为朱熹《参同契考异》追寻周敦颐、邵雍图书易学渊源的重要内容，阳枋之说则更作了进一步的继承发挥。
三、合州阳氏的易学流传
阳氏家族以诗书传家，其中进士有阳枋（1240年）、阳少箕（1262年）、阳炎卯（1247年）、阳昂（1262年）、阳恪（1262年）、阳醴（1262年）、阳义方（1262年）等，以习《易》为著者则有阳元泽、阳枋、阳房、阳昂、阳、阳恪等，除阳枋外，其他诸人之易学已不可考。阳枋、阳房、阳从度正、渊、徐侨等朱熹门弟子学《易》，其他人则多为家传。
阳枋“及门从游者众”，可考者有王孙复、王三应等人，族侄阳昂易学成就较为显著。阳昂字谊儒，阳枋叔父阳伯高仲子阳元泽之次子，景定三年（1262）进士，尝辟渝州节判。阳枋于阳昂教诲良多，仅今本《字溪集》就存有书信十四封、诗两首。阳枋还为阳昂订正《读易记》，并对门人王复孙说：“谊儒侄书写平日易说，附以己见来求正。某今载心力亦衰，而目昏，勉强随其所写解释去，中间煞著思量。”（卷3，《答门人王复孙教授》之二，第283页）临殁，阳枋尚书《未济》之义示昂。
阳随阳枋从度正、渊、徐侨等学，与阳枋相唱和。其子阳恪字伯强，号以斋，“理宗三十九年（1263），为蜀举首”⑩，得阳枋、阳学术之传，著有《易说》、《春秋夏时考正》二卷（均佚）。《字溪集》有与阳恪书三封。阳枋五世孙有《玉井易说》二卷，其名及书均佚。元王申子引或者之问称：“玉井阳氏家传易学，盖自五世祖得之莲荡（渊），莲荡得之晦庵，渊源有自，故其家如字溪，如以斋，各有《易说》行于世。玉井亦以明《易》擢高科。年将八十，工于《易》久矣。今见子《缉说》，特编二帙与子辨难。平山蹇氏又为之跋，以致诸子。”(11) 玉井阳氏世传易学，且老而弥笃，是深于易学者。就王申子所引述来看，其易学上承程颐、邵雍、朱熹，力非后传的图书之说。王氏对其说一一辩答，又称“玉井赐教，诚非后学浅见所及”，“兹承玉井不鄙，极口垂教，故亦不敢不尽其愚，以俟夫学者之自择”(12)，则其推敬之意亦可想见。惟二人之说，各有其是，以“万事不出乎奇偶，故图书之学，纵横反复，皆可以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耳”(13)。
阳易学传史蒙卿。史蒙卿号果斋，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从巴川阳公岛学《易》、《春秋》”(14)，学者称为静清先生。《宋史》以为史蒙卿“为学淹博，著书立言，一以朱熹为法”(15)，但“深宁（王应麟）不喜静清之说《易》，以其嗜奇也，则似乎未必尽同于朱（熹）”(16)。元代邓文原说：“（史蒙卿）先生有《易究》十卷，未及见。然所论《河图》、《洛书》，足以抉先儒未发之蕴，又以见学者踵袭固滞，宁使先圣王之书郁而不彰者，可悲也。”(17) 史蒙卿易说“足以抉先儒未发之蕴”，正是其不同于朱熹易说之处。自渊易说已与朱熹《本义》有异，而阳枋之说亦复如此，阳易说虽不可考，亦当有此风。史蒙卿解经好奇说，正是对此学风的继承，而于理学多有发明之功(18)。不但如此，阳传学史蒙卿，改变了四明地区的学术状况，对朱子理学的传播也作出了卓越贡献。黄溍就说：“四明之学祖陆氏（九渊）而宗杨（简）、袁（燮）。其言朱子之学者，自黄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传则氏渊、大阳先生某、小阳先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生（程端礼）承之。黄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务明体以达用。”(19) 阳枋、阳学重践履，于史蒙卿学也有所发见。此外，“礼部郎中韩公居仁尝学于小阳先生”(20)。
阳易学又传韩居仁，即黄溍所谓“礼部郎中韩公居仁尝学于小阳先生”者也。韩居仁字君美，本开封人，后徙居明州（今浙江宁波），仕至礼部郎中(21)。韩居仁学通《易》、《诗》，官庆元经历时，与诸公讲《易》(22)，陈著数为诗赠之，赞其在“穿凿簸弄到今日，家自为诗人自易”的现实情况下，能“指《易》之全体大用，以祛破碎；脉《诗》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23)，对易学、诗学的发展有新的贡献。
四、小结
南宋合州阳氏从度正、渊等朱门弟子学习，尽得其易学之传，并对程朱理学的传播与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五世相传其学，成为宋元蜀中朱学一大流派，而且下传鄞县史蒙卿，开四明静清学派，影响甚著。
合州阳氏在易学思想上继承并弘扬了程朱之学。阳氏反对章句义疏，力主程朱易学而折中之，体现出宋末至明初固守程朱旧范，而略加发挥的学术取向(24)。阳氏讲求于日用常行上真体实践，又注重用心体悟，体现出重践履而又接纳心学的朱陆合流之势。阳氏对象数图书易学的发展有所忧虑，认为其间多有附会，以为图书学对儒家之道渐有薄蚀湮晦之患，不过，阳氏又在汉宋象数图书学的基础上，创制新图，将儒家易学思想图书化，对易学确有弘扬之功。阳氏的所言所行折射出宋末以后图书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阳氏上承度正、渊，又下启史蒙卿、韩居仁，破除当时儒学发展之弊，而又不尽同于程朱，对易学思想作出了新的阐发，对改变四明地区陆学独盛的学术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合州阳氏对程朱之学有深入透彻的领悟、继承，又有力行践履、注重发挥的传播弘之功，成为程朱理学持续发展线上重要的一环。他们的所言所为，折射出南宋末期乃至稍后较长一段时间之内程朱理学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对于深入认识与研究理学乃至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确有特殊的意思。
收稿日期：2010－12－03
注释：
① 按：此据《字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9《祭鼐三弟贡元堂长文》，阳枋自称“某庚子叨第，老不欲仕”，同书卷11有《庚子叨第贽合州甘守》诗，而卷12《纪年录》作“淳祐元年辛丑（1241），公年五十五，圣恩以蜀难，进士免入对，赐公同进士出身”，卷12《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作“登淳祐辛丑进士第”则不确。
② ［宋］阳枋《字溪集》卷6《通新绍庆守王座主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7页。以下凡引《字溪集》皆出自此版本，不另详注，只在行文中标注卷数、篇名及页码。
③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5页。按：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纲领》：“果斋（名蒙卿，字景正，鄞人）先生早师常德小阳先生（名，号字溪）、大阳先生（名枋，号存斋）。阳先生师涪陵先生（名渊，字亚夫），先生师朱子。”据《字溪集》，阳枋号字溪、阳号存斋，《经义考》著录为阳枋《存斋易说》、阳《字溪易说》，盖据程端礼之说，显误。
④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7页。
⑤ ［宋］程迥《周易章句外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7页。
⑥ “明道先生曰：思无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见［宋］朱熹《近思录》卷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又，“杨士训尹叔问：‘思无邪，毋不敬。’曰：‘《礼》言毋不敬，是正心诚意之事；《诗》言思无邪，是心正意诚之事。盖毋者，禁止之辞，若自无不敬，则亦心正意诚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子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今若祗守着两句，如何做得？须是读了三百篇，有所兴起感发，然后可谓之思无邪，真个坐如尸，立如齐，而后可以言毋不敬。’”见［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6页。
⑦ ［宋］朱鉴《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卷12《系辞上传》，通志堂经解第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315上页。
⑧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7《跋诚斋先生易传》：“南渡之君臣，优柔寡断，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纲不正，国耻不雪，日复一日，而沦胥以亡，识者谓刚健足以救之。”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4页。
⑨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4《字溪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07页。
⑩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200，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77页。按：《字溪集》卷12《附录·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长子少箕，从子（昆）［昂］、醴，族孙恪、义方，后先类省奏名，壬戌入对，同时唱第。”故时当在理宗三十八年，即景定三年（1262）。
(11) ［宋］王申子《大易缉说》卷1《先天或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页。按：《经义考》卷48作“杨氏”，《四库全书总目》卷4《大易缉说提要》已辩其误。
(12) ［宋］王申子《大易缉说》卷2《太极图或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页。
(13)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大易缉说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页。
(14)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4页。
(15) ［元］脱脱等《宋史》卷423《史弥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638页。
(16)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87《静清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10页。按：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3《先君子蚤承师友晚固艰贞习益之训传于过庭述师友渊源录》：“史蒙卿，乙丑进士，拙程文，默诵五经。其学喜奇说，礼部尚书王公（应麟）多传授之，卒以奇，不合于王公。”
(17) ［元］邓文原《巴西集》卷下《静清先生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6页。
(18) 按：《宋元学案》卷87《静清学案》引［清］全祖望《静清书院记》云：“清容（袁桷）言静清（史蒙卿）尝与深宁（王应麟）说经，每好奇，以是多与深宁不合，则又可知静清虽宗主朱学，而其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13页。
(19) ［元］黄溍《文献集》卷9下《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程先生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2页。
(20) ［元］黄溍《文献集》卷9下《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程先生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2页。
(21)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70《沧洲诸儒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47页。
(22)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27《韩君美经历赋孟夏草木长五诗示仆因写鄙怀通呈阮使君君美时与诸公讲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2页。
(23) ［宋］陈著《本堂集》卷33（赠郡经历韩君美（名居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5页。
(24) 明初章懋称“自程朱后，不必再论，只遵闻行知可也”，薛瑄说“自考亭以后，斯道大明，无烦新著”，乃至明初《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皆是，说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明初的理学·概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