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新理论的思维特征——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思维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8)04-0005-07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国内外学术界都在研讨30年来发生的“中国奇迹”，探讨导致奇迹发生的“中国魔法”。魔法来自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回答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中国奇迹”得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遵循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作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使之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观。笔者将之称为当代实事求是观。之所以称为当代，是因为这一实事求是观面对当代新的世界图景定位“实事”，在当代中国创新实践中“求是”，并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中践行“实事求是”，它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当代气派。
一、面向新的世界图景定位“实事”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P801)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一次完整理论表述。
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对实事的定位，何谓“实”、何谓“事”，何谓“实事”，这是需要首先确定的问题。如果脱离历史的时空、脱离中国现实来谈事，或者把未来要做的事当做现在要做的事，把“他”时空的事(即外域的事)当作“己”时空的事，那么实事就不实，“求是”就没有意义；如果把主观臆想、虚拟幻想作为事，那么“求是”也就成为痴人说梦；退而言之，即使把过去做成功的实事都视为今天该做的事，也是脱离当下实际情况的。
因此，对“实”与“事”的定位，归根结底，是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自觉”问题。对“实事”的认知与确定，既反映了人们对自己现实存在状况的理解与认知，也反映了人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图景的理解与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就是在时代主题转换后党对世界图景有新的自觉、清醒认知的基础上，来界定作为执政党所面临的“实事”的。面对粉碎“四人帮”之后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邓小平曾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2](P258)“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2](P259)总结30年建国经验时，他又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从中国这一现实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现实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P227)正是在对人民生活现状、社会发展状况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工作中心”转移的历史性决策，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当代实事求是观的一次“闪亮登场”。反思其出场路径，至少有三个明显特征：其一，它对“实事”的认知，不笼统视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而是首先指向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时空中的事物，指向当下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其二，它不但是当下的现实存在，而且是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所需要的事物。在此，需要的现实性、迫切性成为衡量“是”与“虚”的重要尺度；其三，它是有限时空中的有限事物，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它的变动性，“实事”的定位将随“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那么，在当代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是如何定位“实事”的呢？
1.面对新的世界图景定位“实事”
邓小平强调，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一定要从当前的、现实的、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实际出发，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当代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二战以后，世界掀起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高科技与高资本的结合，使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扩张的态势，由经济全球化所牵引出的文化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征兆初现，因特网、信息高速公路、跨国公司、好莱坞、肯德基、麦当劳、博客与黑客、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欧盟东扩……一连串新概念描绘出一幅当代社会的新的世界图景。这一新图景，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特征之一，这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高技术压缩了时空，使资本与资源可以不依赖大炮、军舰而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这些流动日益显现出金融社会的特征，金融业与单纯的制造业不同，上午在资金交易中出现一个小错，下午就会引起几千亿元的损失。“蝴蝶效应”已不容人小视，近期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例。特征之二，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发达国家通过资本与技术输出，向尚处于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渗透，使原来以民族、国家为经济发展的“社会整体单位”的一元化格局，向以跨国公司、互联网、多元化为基点的格局转化。特征之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人才、信息、科技、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方式来控制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其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在这一新的世界图景面前，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双重危险，如果拒绝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往以保持独立，那么，就可能被世界大势边缘化；如果投身于全球化，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何以应对尾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也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此，“闭关自守”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将不足取。这一新的世界图景告诉我们，各民族各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已大不同于二战之前甚至二战刚结束时的状态，这是由世界之光普照下的地域性。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已不可能在孤立半孤立状态下独立运行，而是一个内部因素和社会基本矛盾世界性运动的交互作用下的发展进程。其主导权之基础，归根结底，在于先进生产力。正是基于对这一世界图景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在对欧、美、日本做了考察之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变化的条件下，不以新思想、新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又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P143)历史证明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伟人的切肤之痛。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明的说法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定了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对新的世界图景定位“实事”，使党的中心任务的确定合世界之大势，合人民之期盼，具有了新时期特有的光芒。
2.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着眼定位“实事”
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前，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如何应对呢？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实例，研究表明三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将出现三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方式是全盘引进“西方模式”，最为典型的是巴西。上世纪50年代末，巴西接受了联合国“拉丁美洲委员会”的“拉美复兴计划”，到60—70年代，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跻身于工业16国。但20年后，到80年代，巴西仍是“农民极度贫困，社会两极分化”，1.3亿人口中有7000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第二种方式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取。当初为维护民族独立，割断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剥削本国的魔爪，对抗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它们都长期实施内向型的贸易战略，但最终并没有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是拉大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第三种方式以亚洲“四小龙”为典型，它们抓住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果断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并在交往中积极弘扬本民族文化、本土特色，结果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4]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存在着某种一般规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经济结构是不会在短时间内可以内生的，为缩短差距，可以先从外部输入基本的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结构，然后根据本国实际进行扬弃。如果把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作为“原发性道路”，“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作为“后发性道路”，可以看到，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行“市场机制”是两大成功的法宝。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可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它具有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从而可以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而科学技术作为信息社会的骄子，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学习”、“移植”而直接掌握，可以免去开发技术所付的各种代价，以此推动本国现代化进程。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规律性现象，抓住了“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两大法宝，英明地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判断，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3.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出发定位“实事”
认清“历史方位”，就是认清我国在“世界总图景”中所处的社会时空位置。自然时空与社会时空是有区别的。自然时空在全球乃至宇宙具有同一性，即我们都处于世界自然时空发展的某一个时空“点”上，而社会时空则是指社会事物所处的发展阶段，各社会事物小到现实的人，大到现实的社会，其与同类事物作横向比较，并不一定处于同等发展水平、同一社会时空之中。
在当代世界图景中，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的英明判断。他不但指出了这个初级阶段，而且还指出，这个初级阶段的长期性，需要我们通过十代、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渡过。这就是“基本国情”。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实际。
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理论成果的指引下，江泽民根据已有的实践，将之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即“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还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5](P41)
当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投入了世界发展洪流之后，全球化的“双面刃”效应也显现出来。全球化引起的全球问题，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和资源的矛盾问题，以及贫富差距问题，中国不但受到世界波及，同时，其中不少问题也成为我国发展进程中内生的问题，因此，确立保障社会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使其在我国城乡真正贯彻落实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成为新的“实事”，被定位于“新世纪的工作目标”之中。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党的十七大，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作了新部署。
马克思早在制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初期就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与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6](P55)。从以上三方面对“实事”的定位，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扫在此以前的充满“左”倾浪漫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成分的阴霾，而真正具有了令人信服的“此岸性”，紧紧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些“实事”，顺应世界之大势，合乎人民之期盼，具有新时期特有的色彩。
二、在解放思想、实践创新中“求是”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提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时，就指明了“求是”的根本方法是调查研究，即深入社会基层实际，做周密的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并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通过全面地客观地分析综合，得出科学的结论。
当代实事求是观，正是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组成部分内在必有之意，在开拓创新中“求是”，从而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践创新中“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事求是观的又一当代特色：
1.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
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首要前提，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这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待“实事求是”的最显著的特点。邓小平说：“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又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3](P141)。邓小平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3](P143)。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旧思想要从三个方面解放出来的具体要求，即“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充分必要条件，实际上就是把优化实践主体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的问题，作为贯彻实事求是思想的内在要求。所谓思维方式即一定时代人们的理性认识方式，是按一定结构、方法和程序把思维诸要素结合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思维运行样式。所谓认知结构即在人的各种意识要素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中，直接担负认识功能的是主体的理性结构，即人的现实的认识结构。这种认识结构是在主体先行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一旦建立，就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框架或模式，构成人从事认识活动的一种前提张力和准备状态。由此可见，只有使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结构达到“三个解放”，才可能真正践行实事求是。前已论述，经济全球化以及由经济全球化所带动的某种程度的文化全球化，使世界呈现出与二战之前及二战刚结束头几年(50年代)十分不同的景象。一个西方学者曾如此描述他的生活状态：“我们生活在一种运动、流动性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这一运动、流动的过程把我们投入无休止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旋涡之中。”[4](P129)因此，实践主体、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的优化成为正确认识世界之必需。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社会而言，还面临着克服毛泽东晚年错误、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的艰巨任务，真是到了不解放思想就迈不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步的境地，解放思想成为“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是”的实际前提。这正如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P191)
2.在实践创新中“求是”
“求是”不仅需要“观念更新”，更是个立基于现实的实际行动。当代实事求是观的另一个鲜明时代特色是鼓励“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精神、探索精神、进取精神，在实践创新和创新实践中探求对规律的认知与把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他特别强调，规律的探索，即“是”的探索，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更是实践论的问题。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7](P372)这是邓小平对社会规律特点的“点睛之笔”。因为社会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它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显现出来。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就是要直面现象世界。在社会历史领域，无实践活动就无现象显现，那就谈不上什么“是”的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观强调在创新实践中“求是”，表现了其对社会规律本质的深刻把握。
3.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求是”
这是当代实事求是观又一个鲜明的时代特色。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因为现代民主，通过它的公开性、广泛性、程序性、公正性使真理性认识得到鉴别与保护，这是一般的某些带有“人治”痕迹的调查研究所不及的，更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扎根串联”所无法做到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共识”。邓小平就是带头拿起“民主”这一法宝的政治家。早在60年代，他在谈到如何尽快恢复因自然灾害而被破坏的农业生产时就讲道：“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7](P323)
在此，邓小平采取“让群众讲话”的方式，使群众民主选择适合农村现实的生产关系形式。他的这段著名的话语，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场震荡全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理论源头。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人民群众率先创新，学术理论界奔走呼吁，政府认可定制”成为许多新事物的出场模式。毛泽东早就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常常是幼稚可笑的。历史的经验是，只有过保守的官员和理论家，而没有过守旧的人民群众，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之流不断。
以上三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观的“求是”之道，以其对解放思想的强调、实践创新的强调与民主方式的强调而更具现代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三、坚持用“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践行“是”
坚持用“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践行“是”，是当代实事求是观的又一个鲜明时代特征。邓小平说，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3](P312)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这些话生动有力地表明了当代实事求是观的价值取向：以为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而“求是”，以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评判“是”。
反思30年的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当代实事求是观对于“是”的价值评价，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具体体现为以下三点：
1.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所要求的最大的“是”
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就是为了解放全世界千百万受苦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许许多多人仅仅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与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8](PP19-24)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初衷，就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达到这一最终目的的历史性手段，它并不是目的本身。但是，谁也未曾预料到，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中国，建国30年后却仍旧贫困。邓小平在批判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时，严正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贯穿邓小平全部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建立一种科学的能真正改善每个人的生存状况，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幸福而提供良好条件的社会制度保障，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事实上，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在探寻和践行造福人民大众，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2.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与“非是”的基本价值尺度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评判我们实践、探索成果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此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这一“三项式”中，前两项都是为了第三项，其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基础，综合国力的提高是物质保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结果，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三个有利于标准”内涵的精髓就是以人民为本，以民生为本，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马克思说：“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6](p122)。“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p86)。离开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谈不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实事求是观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是”的价值标准，抓住了共产主义学说的本质。
3.日益重视对中观和微观社会规律的探索与践行
就社会规律领域而言，所谓宏观社会发展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运动规律；所谓中观社会规律，是指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单位的社会发展规律，如可持续发展规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微观规律则是指某一具体领域的规律，如工业发展规律、都市发展规律、政治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等等。中观和微观社会规律更贴近人的现实生活，是人日常生活活动的规律，它的方方面面，与人的日常生活直接相连。就以工业发展规律为例，工业发展规律不仅是工业本身各产业、各部门的内在联系，它还涉及社会职业构成、人们投资取向，个人职业生涯设计、大学专业设置、课程模块设计，乃至城市街区布局、路桥设计、交通规划、商业物态、城市气候变化、风险灾害防御等等，可见中观和微观社会建设规律的被关注正是“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也表明了思维重心与工作重心的下移，是求真务实工作思路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回顾这30年，在求真务实思想的主导下，我们对规律的探寻呈现出从分到总又从总到分的探寻趋势：所谓从分到总是指起初从对经济增长规律的关注后来到分配规律、环境保护等规律的关注，最终都汇集为一个总的思想，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出台；所谓从总到分是指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抓好方方面面的建设，如在对科学发展总体研究中提出了“四位一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社会建设规律的研讨与探索在各地各领域形成了热点，社会大系统中各子系统的规律最终又触及到系统本身运行的优化问题。当前，国家机构的改革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务院大部制的推行就是一例。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适应国情与时代，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而发展，始终兴旺发达。”过去30年的辉煌成就，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也是当代实事求是观的胜利，我们坚信它将引领我们夺取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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